如果邓丽君没有逝去，此时或许已是银发满鬓了。如果她还活着，是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还是隐居在往昔的光影里？
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曾说：“在邓丽君之前，没有邓丽君，在邓丽君走之后，也不会再出现一个邓丽君。”邓丽君的歌和很多人的人生故事联系在一起。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听过她的歌，无论何时歌声响起，人们都会想起那段岁月。这很珍贵，许多观众觉得他们既是在听邓丽君的歌，也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这就是人们爱她的原因。对台湾人薛进友来说，邓丽君这个名字留下了不同于其他人的深刻记忆。 1981年秋，21岁的薛进友在台湾军中服役。一天，他接到上级的电话，说有人要来劳军，让他和兄弟们去码头迎接。他们到了码头，看到走下小渔船的军装女子居然是大家的梦中情人邓丽君。薛进友说：“大家乐疯了。”
邓丽君的父亲是军人，从小在军眷居住的围村长大。6岁刚刚学唱的她就随着康乐队四处劳军。邓丽君的家人说，年纪小小的邓丽君一定要听到掌声才肯走下舞台，获得的酬劳也不是钱而是糖果。邓丽君成名后仍然经常到边防军营中劳军，坚持不拿酬劳。她的家人对台湾《联合报》说：“在她心中劳军是很神圣的事情，怎么可以拿酬劳？”
薛进友记得，那天下午阳光灿烂。邓丽君没带经纪人，没带乐团，一个人往草地上一站，40多个士兵围在她身边。她唱起了《军在前哨》、《小城故事》……一唱就是两个小时。薛进友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薛进友说，那时，每晚熄灯前，营房里都会播放邓丽君的《晚安曲》。她的歌声勾起了士兵们的思乡之情，许多人在黑暗中默默流泪。得知有位年纪很小的士兵因为站岗不能来听歌，邓丽君特意跑到那位士兵站岗的地方，为他唱了一首歌。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摄影师开玩笑说“亲一个”，薛进友赶快把脸凑上去，邓丽君大大方方地亲了一下。 照合影的时候，入镜的十几位军人中，只有薛进友把手搭在了邓丽君肩上。“那天连长、副连长都不在，我最大！”薛进友说，原本一旁的士官长也伸手想揽邓丽君，“被我打掉了”。 如今，61岁的薛进友是台湾信鼎公司业务处协理。他乐于回忆当时与邓丽君的“亲密接触”，这些照片一直伴着薛进友。有了智能手机后，薛进友把邓丽君合照放进手机。一方面是将她视作家人，一方面是因为他多次往返两岸。他发现邓丽君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话题，他只要拿出手机展示与邓丽君的照片，就立刻拉近了和大陆朋友之间的距离。“她的歌声有一种温暖的渗透力，让听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薛进友说，“她是台湾第一位也是永远的军中情人。”在《邓丽君全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邓丽君走了，她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背影，是一个从贫穷到富裕的台湾，是一个由政治禁忌到渐次开放的大陆。邓丽君歌声之外的故事多于歌声本身。邓丽君的歌，给了多少人无穷的暗藏的欢喜，多少人的青春在她的歌声里放开了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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