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在纸张发明、普及前，简牍是中国最普通、最常用的书写载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简，牒也”，“牍，书版也”。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
甘肃是文物大省，历史上历代遗存下来的文物异常丰富。简牍能在甘肃保存，有赖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把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敦煌和居延木简、故宫明清档案列为四大发现。20世纪80年代，简牍研究成为国际显学，甘肃简牍在这门显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甘肃不仅是近代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也是百年来出土简牍最多的地方之一。
甘肃简牍以秦汉简为主，出土数量达7万枚，大体由5部分构成：
1986 年 3 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今麦积区）党川乡境内的放马滩一号秦墓。竹简按形制可分为甲乙两种。
放马滩秦简的主要内容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的《日书》。甲种简内容单一；乙种简内容较复杂，除部分内容与目前已公布各批《日书》基本相同或大体类似外，尚有大量篇幅为其他《日书》所未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放马滩秦简以日数、时数占卜疾病、盗贼，以十二律配三十六禽占卜疾病等占卜术，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时期术数体系的认识；有关二十八宿距度的记录，是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珍贵原始资料；有关十二律数、生律法的记载、表述比《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更明确，为我们最终解决早期音律学中声律次序究竟为“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居延地区指黑河中下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管辖。近百年来居延地区出土了3万余枚汉代简牍。具体出土地点有30处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遗址。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以及个别文献典籍。居延简牍内涵丰富，除了汉简外，还有个别西晋简牍。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遗址坞墙外层土坯夹缝中就曾出土一枚晋武帝“大（太）康四年”纪年简。这枚西晋简的出土，证明了居延地区有魏晋遗存存在和中原王朝经略古居延地区的延续性，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它是1907年以来在今酒泉境内的敦煌、瓜州、玉门、金塔北部汉晋边塞及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的总称，由于其中汉简占绝大多数，故经常被学界概称为“敦煌汉简”。
从内容、性质来说，敦煌汉晋简牍与居延汉简基本一致，同是当时边疆地区军事屯戍的遗物。从出土地来说，主要出土于疏勒河沿岸长城烽燧遗址，其中大部分烽燧属汉代敦煌郡管辖，小部分属酒泉郡。敦煌汉晋简牍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汉晋边疆军事屯戍和河西历史地理的认识。与作为军事重镇的居延相比，敦煌还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简牍不仅代表了边塞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还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意义非常特殊。
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1990年—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内容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学界称之为“敦煌悬泉汉简”。悬泉汉简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六种。字体有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及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早期楷体字。悬泉汉简的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都可推为近百年西北简牍之最。悬泉汉简的发掘拓宽了汉代邮驿制度、汉羌关系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
从1945年武威剌麻湾木简出土至今，武威已近十次发现汉晋简牍，总计600余枚，其中主要有“仪礼简”“王杖诏书令”“武威医简”等对推动学术研究有极大意义的简牍材料。主要有：1.剌麻湾木简。1945年11月夏鼐、阎文儒在武威县（今凉州区）南剌麻湾掘得有字木简7 枚。2.磨嘴子6号汉墓简。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发掘位于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的6号汉墓，出土简牍近500枚。这批简牍是西汉后期之物，主要内容是《仪礼》的部分篇章。武威仪礼简的出土和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二十世纪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3.磨嘴子18号汉墓“王杖十简”。在该墓出土了松木简10枚。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内容即是汉代养老尊老、尊礼高年“受王杖者”的规定，故被称为“王杖十简”。4.磨嘴子征集汉简“王杖诏书令”。内容类似“告地册”，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关。5.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这批简牍应是东汉初年之物，内容主要是律令条文，其中有些律文与优抚高年、保障农时、度田有关。
武威简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与其学术、文化价值有关外，还与其特点有关。武威出土简牍主要是随葬用的墓葬简，为丧葬目的而有意埋藏的墓葬简，其出土简牍历时丰富，跨越的时代较多。武威简牍包含有较丰富的语言材料，除有汉语材料外，还有西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
是指甘肃其他地方零星出土的简牍，主要有：
1.甘谷汉简
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的一座东汉墓中。松质木简共23 枚。简正面抄录正文，墨书隶体。现存简文 964 字，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宗正刘柜因为宗室特殊权益不断受侵而上报皇帝的奏书，而后又以诏书形式于次年颁行天下，要全国一体遵行。甘谷汉简虽有残断，但首尾基本完整，反映了东汉后期宗室贵族和地方豪强官吏之间的矛盾。
2.永昌水泉子汉简
2008年出土于甘肃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汉墓群M5。经初步整理，简牍较为完整者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大约1400枚。水泉子汉简的主要内容是七言本《仓颉篇》和《日书》。
3.临泽黄家湾晋简
临泽黄家湾晋简于2010年出土于张掖市临泽县，有37枚，是一份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间对一起“兄弟争田”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完整记述了一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简文内容涉及汉晋时期的占田制度、家庭与宗法制度、占物入官制度等若干经济史问题，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4.玉门花海晋简
200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花海乡毕家潭五凉十六国墓地发掘，出土木牍9枚，内容为衣物疏。
甘肃简牍是秦汉时期的原始档案，几乎涉及人类文明、文化的各个层面，既有两千年前的文献典籍，又是古人孝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书法文化的体现。甘肃简牍的价值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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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简牍尽管历史久远，很多残缺不全，但是它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呈现了当时社会的原貌，具有补史、证史和正史价值。首先，甘肃简牍可以补充历史文献记录的不足。如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是一份追查西汉广陵王刘胥集团谋反案的协查令，所记载的内容与《汉书》记载基本一致。但《汉书》内容很简略，而简牍则有较大补充，提供了追捕涉案人员的细节及广陵王集团成员与盖长公主集团成员之间的某些联系，为我们研究西汉中期上层政治集团内部的竞争提供了新的线索。其次，甘肃简牍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某些历史事实。如20世纪初，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殷先公先王绩考》等就利用简牍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准确性。20世纪晚期学术界利用新出郭店楚简《缁衣》证明了今本《礼记》的可靠性，大大推动了近二十年儒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步伐。第三，甘肃简牍可以修正某些史书的记载。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晋史籍，大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受书写者个人观念及辗转传抄的影响，部分内容存在错论在所难免，我们可利用汉晋时期的原始档案去纠正古籍错论。
悬泉汉简
中国古代，尤其是纸质文献出现之前的文献形态、书籍形态，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简牍作为魏晋之前最普遍的书写载体，显然具有至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甘肃简牍内容丰富，有官方文书、私人信件、法律档案，更有《仪礼》《论证》《孝经》等书籍材料，最大程度保存了汉代简册书籍的原貌，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简册制度、书籍制度，认识古代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甘肃简牍中最为系统的书籍无疑是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简，该批简牍涉及七篇《仪礼》材料，它们的内容以及编写、书写、削改、题记方式都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居延汉简主要出土于边塞候望、关卡遗址，其中也仍有不少书籍简，如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另外，还有《算数书》《九九表》、医药方、《仓颉篇》《急就篇》《论证》等书籍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等，都为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武威汉代仪礼简
相当一部分甘肃汉简在汉代即是作为档案保存的。河西屯戍汉简中有一种被称“楬”的简牍，顶端被削尖并涂以黑色或画上网格纹，中间穿孔，有的孔中还系有麻绳，这些楬即是挂于笥上以提示笥中物品的标签。通过这些标签上书写的“建昭二年十月书三年九月吏受府记”“鸿嘉二年五月以够吏会入官刺”等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标签所系连的笥中存放的物品正是甲渠候官这一机构中的文书档案，标签起到了对档案分类、标识以便核查的作用。而甲渠候官简牍中的一些出土于灰坑且明显被火焚烧过的简牍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定期档案销毁制度。通过这些，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的基层行政、社会风貌，更可以了解汉代的档案形成、保管、销毁的细节，这无疑可以补充我们对中国古代档案史的研究。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在文字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时期的文字材料不能够互相佐证。而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无疑为我们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汉代文字资料，从而有力地推动汉代隶书及早期草书文字的研究。汉字是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号系统，其成熟不晚于商代，到今天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形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总体趋势是形体由多变到稳定，笔画由繁到简，书写由随意到定型，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汉字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大体来说，汉代以前为古文字阶段，汉代以后为今文字阶段。汉代处于两个阶段的交替过程中，主要字体为隶书，辅助有草书和行书。通过对甘肃简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形体演变的轨迹——篆、隶、草、行、楷。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在中国文字变化较大的汉代完成了汉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等字体。
汉字是方块形体，有基本固定的笔画组合，但书写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改变形体结构，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这就有了书法，并逐渐形成为一门艺术。汉代的书法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碑刻、题字及残留的比卷中，看到它的风采，从文献记载的描述中，想象它的风格。甘肃简牍反映了当时文字的演变和书写水准，真实地保留了当时的原貌，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汉代书法演变的情况。
甘肃简牍记录了汉晋时期西北地区的璀璨文明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点滴细节，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目前发现的甘肃简牍，从时间上看，贯穿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十六国前凉、唐、宋、西夏、元等时代；从语言文字看，既有汉语，又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吐蕃文、西夏文等；从出土地点看，既有墓葬简，又有遗址简，其中遗址的性质也丰富多样，不仅有居延、敦煌那样的屯戍烽燧遗址，也有悬泉置、肩水金关那样的邮驿、关卡遗址；从具体内容看，既有各种行政文书，也有《仪礼》《论语》《仓颉篇》等文化典籍，及《日书》《遣册》、药方等反映民间神秘主义文化和社会生活礼俗的资料。这种时代、语言、内容的多样性，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土简牍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现有资料,甘肃有秦、汉、晋、唐、西夏五个时代的竹木简牍6万余枚。一个世纪以来这片神奇土地上出土的众多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既有大漠孤烟、丝路驼铃，也含礼仪信仰、衣食住行。作为研究古代西北文化和秦汉魏晋历史的重要资料，其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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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赵引弟
审核 | 常睿琦
审阅 | 洪帅
来源 | 甘肃日报、 “这里是甘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