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马智全：从絮到纸：以汉简为视角的西汉古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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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絮到纸：以汉简为视角的西汉古纸考察*

马智全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摘  要：传世史籍记载了东汉蔡伦造纸，但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有古纸。对于西汉古纸的研究，除了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的考察外，汉简对西汉古纸的记载同样值得重视。悬泉汉简中“赤絮五氏”“绪絮十氏”的记载，说明西汉古纸来源于絮。汉代絮的广泛使用与多样形态，是絮向纸过渡的重要原因。史书记载的“赫蹏”，与简牍中的“赤蹏”“赤絮”类似，都是指西汉的一种赤色絮纸。东汉蔡伦造纸，丰富造纸原料，改进制造技术，扩大造纸影响，为纸张替代简牍作好了物质准备。

关键词：絮  纸  汉简  蔡伦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文献中将纸的发明权归于东汉的蔡伦，可是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中却发现了不少西汉时期的古纸，[1]特别是敦煌悬泉置出土数量众多的西汉古纸，更加引人关注。[2]关于西汉古纸的性质认定、制作方法、具体用途等引发了广泛讨论，其中也还有不少异议。[3]

考察西汉古纸研究的视角，一是传世文献的记载，研究者已有细致考证，但材料的缺乏仍是制约因素。二是出土实物的考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鉴定古纸成分，目前的研究已有很大的推进，存在的难点是时代的判定与性质的确认。其实关于西汉古纸的研究还应考虑第三个视角，那就是西汉时期的人是如何记录与使用这些纸张的，在简牍发现以前，或者说在有证明价值的简牍资料发现以前，这一视角缺乏有力的支撑。而西北汉简中数枚与西汉古纸使用相关的简牍，对于西汉古纸形成过程的考察和性质判定等均有重要意义，是研究西汉古纸的珍贵文献。

一、纸源于絮

关于早期纸的源起，汉代文献有纸源于絮的记载。《说文解字》：“纸，絮一笘也。”段玉裁注改“笘”为“”：“，各本讹笘，今正。”并说：“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荐而成之。”[4]《说文》：“，蔽絮箦也。”[5]可见《说文》认为纸是因漂絮而形成于箦中的蔽絮。《说文》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许慎子许冲于安帝建光元年（121）上奏。[6]而蔡伦造纸，史载“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7]元兴元年为公元105年。蔡伦造纸的材料主要是“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8]与《说文》所说不同。许慎如此解释，与《说文》的释义原则有关。许慎说《说文》编撰的方法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9]其实就是从字形出发考察本义。段玉裁说：“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叚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叚借。则本义乃叚借之权衡也。”[10]段玉裁指出许慎《说文》据形以考察本义的特点，而《说文》关于“纸”的解释，正是依据字形对本义的说明。

此外，东汉服虔《通俗文》的记载也值得关注。《初学记》卷二一：“服虔《通俗文》曰‘方絮白纸’。”[11]《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纸。’”[12]对于两种文献记载的歧异，段书伟《通俗文辑校》作：“方絮曰纸。”校语：“‘曰’《初学记》作‘白’，疑字误。”[13]服虔，《后汉书》有传，[14]为东汉后期人，著述颇多。服虔时蔡伦造纸已广为流传，但《通俗文》仍说“方絮曰纸”，应是有文献上的传承。

《说文解字》与《通俗文》均指出纸源于絮，与汉代絮的广泛使用有关。絮作为衣物的填充材料，有御寒装饰之用，汉朝在养老、振恤中常以絮作为赏赐物资。如汉文帝前元年（前179）诏令：“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15]十三年（前167）诏书：“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16]西汉赏赐匈奴用絮动辄以千、万斤计，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来朝，赐絮六千斤。[17]次年又赐絮八千斤。[18]河平四年（前25）复株累单于入朝赐絮二万斤。[19]元寿二年（前1）乌珠留单于入朝，赐絮三万斤。[20]汉代絮的产量及广泛使用由此可见。

汉代絮的材质，主要有丝、麻、毛等。从絮的得名来看，早期的絮是指丝絮。《说文·糸部》：“絮，敝绵也。”段玉裁注：“敝绵，孰绵也，是之谓絮。凡絮必丝为之。”[21]《说文》解释的絮，是敝败的丝绵，段玉裁认为就是丝作的絮。《急就篇》卷二：“绛缇絓䌷丝絮绵。”颜师古注：“渍茧擘之，精者为绵，粗者为絮。今则谓新者为绵，故者为絮。”[22]絮也是指丝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帛里，丝絮五斤装。”[23]说明丝絮作衣物填充的功用。

以麻为絮，汉代文献记载了纻絮、枲絮、布絮等名称。纻絮，《史记·张释之列传》：“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24]纻为纻麻，纻絮是麻絮，以作填充之用。枲絮，悬泉汉简“马枲絮廿毋”（Ⅰ90DXT0110①:28）。[25]枲为大麻，枲絮是麻作的絮。布絮，汉桓宽《盐铁论·本议》：“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26]《说文》：“布，枲织也。”段玉裁注：“古者无今之木绵布，但有麻布及葛布而已。”[27]则布絮用麻作成。用麻作的絮较为粗糙，为身份低微的人所服用。

以毛为絮，可用于服装填充。汉简记载有橐絮，如居延新简：“第八隧卒魏郡内黄右部里王广，贳卖莞皁绔橐絮装一两。”（EPT51:125）[28]该简记载所贳卖的裤子为“橐絮装”，是用骆驼毛作的絮。汉简中骆驼常作“橐他”，汉代边塞多骆驼，用驼毛作絮符合边地实际。

絮的广泛使用及多种材质，是絮向纸转变的物质基础。絮除了用作衣物填充外，还呈现一些特殊的形制。如在治絮过程中，敝絮堆积于箦底，形成片状物，就成了《说文》所言“纸，絮一箦也。”这类絮或有意加工成方形以供使用，就成了《通俗文》所言“方絮曰纸”。呈片状的方形的絮，正是汉代古纸的源头。

二、从絮到纸

传世文献记载了纸源于絮，但从絮到纸经过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汉简中的一些记载为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出麦八石赤絮五氏  出麦廿石曾贱䊮石三百八十三  △  出麦三石    Ⅰ91DXT0310③:10A[29]

这枚汉简记载了“赤絮五氏”，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赤絮，赤色的絮。五氏，是数量单位。氏，可读为纸。氏为禅纽支部，纸为照纽支部，二者韵部相同，声纽相邻。纸从氏得声，《说文》：“纸，从糸，氏声。”因此从声韵角度看二者可通假。又汉简常见字形省简的写法，[30]读氏为纸，也可理解。再从语义分析，“赤絮五氏”，氏用作“赤絮”的量词，用以统计絮的数量。

这枚汉简记载了“绪絮十氏”，同上，“氏”也应读为“纸”。简文内容是对以纸为量词的絮的统计。绪絮，是絮的一种名称。绪本义为丝头，《说文》：“绪，丝耑也。”段玉裁注：“抽丝者得绪而可引。”[31]在其他汉简中，也有绪絮的记载：“绪絮一斤亖两未入。”（EPT59:342）[32]绪絮的材质，依“绪”的本义，应是丝质。不过文献中也有“绪”读为“纻”的用法，《墨子·非命下》：“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孙诒让《间诂》引毕沅曰：“绪，纻字假音。”[33]而纻为麻属。从简文“绪絮十氏直卅”的记载来看，絮以“氏”即“纸”来计量，反映出絮加工成了片状，“十氏”就是十片纸，这些片状絮应该是叠放在一起的。再从价格来看，“绪絮十氏直卅”，每一片绪絮的价值三钱，并不是特别昂贵。

以上两枚汉简的时代，均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第③层，依据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该地层为西汉时期堆积，从纪年简来看，以元、成时期居多。[34]因此这两枚汉简是西汉古纸存在状态的记载。简文记载的“赤絮五氏”“绪絮五氏”，是以“纸”为计量单位对絮的统计，絮正是西汉古纸的早期形态，呈片状的絮以纸来计量，正是从絮到纸重要转折的记载。

[35]

这枚汉简出自居延甲渠候官（A8），简牍时代约在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前期。据纪年简分析，甲渠候官建武八年（32）之后记载少见，李均明先生考证：“甲渠塞受到全面破坏，时或发生在建武八年，此后直到东汉中期间甲渠塞的屯戍活动似已停顿，或至少规模缩小。”[36]又同一简牍包号214的纪年简主要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元延等，所以这枚汉简的时代应是在西汉后期，至少要早于蔡伦造纸以前。简文所记是边塞领取物品的记录，其中出现了纸的记载。“二纸自取”，“”字上部残缺，依据上述悬泉汉简的记载，该字应该是“絮”字。“二纸”是对絮纸数量的计量，性质与上两简相似，同时也可证上述简文读“氏”为“纸”的正确。从简文内容来看，边塞吏卒从阁领取衣物、丝绸、絮纸，可知絮纸是边塞常用的物资。

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汉代“纸”的词性变化。上述简文中的“赤絮五氏”“绪絮十氏”“絮二纸”，纸是以量词的身份出现，而量词和名词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王力《汉语史稿》说：“一般来说，单位词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成，并且他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他们的本来意义引申的。”[37]就以纸来计量絮的记载看，当絮的义项弱化时，纸的名词化倾向更加明显，汉简中正有这样的例子：

五十一纸重五斤  306.10[38]

这枚汉简出自地湾（A33），地湾汉简的时代大致在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前期，以2018年出版的《地湾汉简》为例，纪年简时代最早者为元凤六年（86EDT15:3），最晚者为建武三年（86EDT6:4），主体还是以西汉后期为主，时代上要早于东汉蔡伦造纸。这枚汉简的形制为签牌，上部呈半圆形，有编绳契口，可见是标明物品的楬。简文记载的内容与常见的实物楬的内容如“官箭二百枚”（EPT49:67）、[39]“六石具弩一完”（EPT51:166）[40]略有不同，对比类似的楬，会发现楬要先登记物品名称，而后记载具体数量，但“五十一纸重五斤”在数词前面却没有记载物品名称。从汉代的数量表述方式看，“纸”应是量词，与前述汉简中的“赤絮五氏”“绪絮十氏”的计量方式一样，“五十一纸”是数量的统计，而略去的内容，也应是类似“绪絮”“赤絮”的名称。不过考虑到该楬形状完整，并不存在简文缺失的情况，而且楬多是系连或悬挂在物品之上，标示作用明显，看到“五十一纸重五斤”的签牌就会明白标示的物品，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在以“纸”计量的“絮”的关系上，絮的义项正在弱化，纸的义项正在强化，呈片状能计数的絮已经被称之为纸，这就是从絮到纸的重要转变。

此外，对于“五十一纸重五斤”，我们还可以考察纸的质量。汉代一斤为今248克，五斤为1240克，每一纸的质量是24.3克。现在普通A4纸每张质量约为4-5克，那么汉代每张纸约为现在5张A4纸的重量。考虑到以絮为纸的粗糙性，以及纸张薄厚大小的不同，这些絮纸已充分体现出纸张的特性。

三、汉纸名称：赫蹏、赤蹏、赤絮

关于史籍中汉代纸张的记载，以往研究关注最多的是“赫蹏”的名称，现在结合汉简记载也可以有新的认知。

《汉书·外戚传》：“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41]

这是汉哀帝时司隶解光上奏赵昭仪逼杀曹宫事件。中宫史曹宫得幸于成帝生子，被赵昭仪发现后以药毒杀。这段文字记述，宫内有人将一个密封的小绿盒子交给掖庭狱丞籍武，嘱咐将盒子中的药物与书信交给狱中妇人曹宫。籍武打开盒子中的物品，一是裹药二枚，一是赫蹏书，书信内容是让曹宫饮药而死。关于赫蹏书，旧注家已指出实为汉代纸张，《汉书》颜注如下：

孟康曰：“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邓展曰：“赫音兄弟阋墙之阋。”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晋灼曰：“今谓薄小物为阋蹏。邓音应说是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今书本赫字或作擊。”[42]

颜注所引诸家之说，孟康、应劭二家皆认为赫蹏就是纸，得到了后世注家认可。王先谦《汉书补注》又引沈钦韩与周寿昌二家为证：

沈卿韩曰：《玉篇》：“㡗，赤纸也。”周寿昌曰：“据此，西汉时已有纸可作书也矣。赫状其色赤，蹏状其式小，孟说未为非也。”[43]

诸家肯定了《汉书》记载的“赫蹏”是西汉古纸，但仍留下了待解的疑惑，因为汉代既然有纸这一名称，为什么又有“赫蹏”的称谓呢？王念孙《广雅疏证》对此有考证：

《广雅·释器》：“㡗谓之。”王念孙疏证：“《广韵》引《埤仓》云：‘㡗，赤纸也。’……《说文》‘繫、’二字注并云：‘繫也。’赫蹏、繫蹏、繫，并与㡗同。”[44]

王念孙指出《汉书》中的“赫蹏”与《说文》中的“繫”含义相同，这就为理解“赫蹏”的语义提供了思路。关于“繫”，王筠《说文释例》的考证也很有意义：

下云：“繫也，一曰维也。”《玉篇》“一曰絓也”，然则“絓”讹作“维”，而又捝“”字也。“一曰”犹云“一名”，谓“繫”又名“絓”也，仍是叠韵字。“絓”下云“茧滓絓头也”，是知“絓”仍是恶絮，特呼之者不同之词耳。[45]

王筠考证指出“繫”又称为“絓”，其含义就是恶絮。又《说文》：“繫，繫也，一曰恶絮。”[46]再联系王念孙的考证，就可以形成这样的认知，“赫蹏”“繫”“絓”的含义相同，都是指恶絮。由于在这类恶絮上可以写字，其功用已与纸相同。

至于“赫蹏”一词的具体含义，特别是“赫”字的理解，以上诸家之说也可梳理。颜师古注所引孟康说，认为“染纸素令赤而书之”，是将“赫”理解为了“赤”，《说文》：“赫，火赤貌。”[47]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但颜师古以当时所见的他本“赫蹏”作“擊蹏”而否定了孟康说。不过王念孙已指出“赫蹏”与“擊蹏”同为一事，那么孟康说就不能轻易否定。孟康将“赫蹏”之“赫”释为赤，以表颜色。王念孙指出“赫蹏”与“繫”同，而《说文》又说“，繫也”，那么，“赫蹏”之“蹏”当读为“”即“繫”，义为恶絮。“赫蹏”一词的含义，就是赤色的恶絮，是西汉时期制作的一种絮纸，这一解释，现有汉简可以作证：

正月十六日，因檄检下赤蹏与史长仲，赍己部掾  敦974A[48]

这枚汉简出自敦煌马圈湾，马圈湾汉简的纪年最早为宣帝本始三年（前71），最晚为新莽始建国地皇二年（21），以平帝及王莽时期最多。[49]简文中有“赤蹏”这一称谓，裘锡圭先生指出“赤蹏”即文献记载的“赫蹏”，就是早期的纸，[50]胡平生先生对此进一步考证，认为本简是说“在檄简与封简之间，夹有‘赫蹏书’，出土简牍文物与历史文献完全吻合。”[51]裘先生、胡先生指出“赤蹏”即是“赫蹏”，是早期的纸，是非常敏锐的见解。将“赫蹏”与“赤蹏”相联系，还可印证上面所论“赫蹏”之“赫”为赤色之义，而“赤蹏”的含义，也应与“赫蹏”相同，就是赤色的絮纸。

理清了“赫蹏”“赤蹏”的含义，再联系悬泉汉简中“赤絮五纸”的记载，就会发现三者在内容上的相关性。“赫蹏”“赤蹏”“赤絮”，都是指赤色的絮纸，是汉代文献记载的西汉古纸的具体名称。

四、蔡伦造纸的再审视

文献与实物证明了西汉已经出现了古纸，但史书却将纸的发明权归于蔡伦，就需要思考蔡伦造纸的意义究竟何在。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52]

这段文献对“纸”的记述需要辨析。所谓“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说明东汉以前文字书写载体主要是简牍与帛书，这已经为近世大量考古发现所证明。但“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却是比较笼统的表述。汉代在缣帛上书写，即现在所说的帛书，与后世所称的纸并不相同。但将制作缣帛之余的“敝绵”也就是絮加工成片状，如《说文》所说“纸，絮一笘也”，《风俗通》所说“方絮曰纸”，以及汉简记载的“赤絮五氏”“绪絮十氏”“絮二纸”，说“其用缣帛者谓之纸”，也有一定道理。不过絮的材质多样，除了缣帛的丝质类外，还有麻、毛之类。况且造纸的絮多为恶絮，絮纸并没有广泛应用于书写，这与帛书还是有所不同。

基于对西汉已有絮纸的肯定，史书关于蔡伦造纸的记载，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造纸的材料。西汉的絮纸，从文献来看应有丝絮与麻絮，由于丝贵而麻贱，应用广泛的还是麻絮。蔡伦则显著扩大了造纸的材料来源，如树肤、麻头、敝布、鱼网，其中最重要的是树肤，亦即树皮。后世纸张制作，楮树等树皮广泛使用，是大规模造纸的重要材料。麻头取材便捷，敝布、鱼网可以提高纸的质量。《集韵·纸韵》：“纸，古以捣絮，蔡伦后以敝网树皮为之。”[53]正是对这一改变的记载。悬泉置遗址发现的西汉古纸，据研究者测试其成份是大麻，树肤与鱼网并没有明确使用，[54]可见蔡伦造纸在西汉古纸基础上显著扩大了材料来源，是造纸术能广泛推广的重要原因。

第二，造纸的工艺。汉代造纸工艺史籍记载并不具体，史书说蔡伦“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可见蔡伦精于制造，在纸张的制作工艺上应有重要改进，才会“自是莫不从用焉”。唐张怀瓘《书断》“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55]说的正是此意。有研究者考察悬泉古纸的制作方法，指出：“这些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古纸，绝大多数应采用麻纤维作为造纸的原料，纸张主要为厚纸类型，表面粗糙，纤维分布不均，有曲绕现象，无帘纹，说明制作工艺为浇纸法造纸。”[56]但悬泉置后期的个别纸张，却发现有明显的条状帘纹，说明是用抄纸法制造。从浇纸法到抄纸法，是纸张制造史上的重大变化。浇纸法来源于絮的加工模式，造成的古纸质量粗糙，产量较低。抄纸法则是全新的造纸方法，纸张均匀，产量增加。悬泉置古纸显示从浇纸法到抄纸法的转变正是发生在两汉之际，而从蔡侯纸使用树肤等材料来看，应该实现了从浇纸法到抄纸法的重要转变，这正是蔡伦造纸在制作工艺上的重大改变。

第三，造纸的影响。任何一种发明，都有从初创到成熟再到推广应用的过程。西汉古纸以片状絮的面貌出现，用以填充、衬垫、包装、书写等使用，[57]目前发现的西汉古纸，制作总体粗糙，使用还不够广泛。汉成帝时出现的“赫蹏”，是否为宫廷所造还不得而知。而东汉的蔡伦以“尚方令”的身份造纸，汉代尚方属少府，给天子供养，尚方制造天子所用器物，必极天下精美，所造纸张，也应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蔡伦造出的纸张于元兴元年（105）奏上，得到了和帝褒扬，从此纸张得到了广泛使用。

综上，汉代简牍文献为认识西汉古纸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说文》为代表的汉代文献记载了纸源于絮，絮在汉代的广泛使用是古纸产生的物质基础。汉简记载的“赤絮十氏”“绪絮五氏”“絮二纸”，絮以纸的方式计量，正是西汉从絮到纸转变的重要证明。汉简“五十一纸重五斤”的记载，反映出纸从量词转变为名词的状况。汉代文献记载的“赫蹏”，与敦煌汉简中的“赤蹏”、悬泉汉简中的“赤絮”内容一致，都是指西汉的絮纸。东汉蔡伦造纸，丰富了造纸原料，改进了造纸工艺，扩大了造纸的影响，为纸张代替简牍书写作好了物质准备。正是基于汉简对汉代纸张的记载，西汉从絮到纸的进程才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附记：本文蒙张德芳、郭伟涛先生指正，特此致谢！

注释

* 本文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秦汉简帛书信语词研究”（2021YB097）阶段性成果。

[1] 目前发现的西汉古纸有1933年发现的罗布淖尔纸（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央研究院，1948年，第168页）、1957年发现的西安灞桥纸（田野〔程学华〕）：《陕西省灞桥发现的西汉纸》，《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1973年发现的肩水金关纸（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纸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1978年发现的扶风纸（罗西章：《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和古纸》，《文物》1979年第9期）、1979年发现的马圈湾纸（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1986年发现的天水放马滩纸（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2期）、1990—1992年发现的悬泉纸（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1998年发现的玉门关古纸（张德芳、石明秀主编，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编：《玉门关汉简》，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289页）。

[2] 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 肯定西汉纸的意见如：潘吉星：《从考古新发现看造纸术的起源》，《中国造纸》1985年第2期；潘吉星：《西汉工匠发明了纸》，《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李晓岑、王辉、贺超海：《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时代及相关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李晓岑：《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的再研究》，《考古》2016年第10期。否定西汉纸的意见如：陈淳：《“西汉纸”质疑》，《湖南造纸》2002年第3期；王菊华、李玉华：《二十世纪有关纸的发现不能否定蔡伦发明造纸术（一）》，《中国造纸学报》2003增刊《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王菊华、李玉华：《二十世纪有关纸的发现不能否定蔡伦发明造纸术（二）》，《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第2期；李玉华：《蔡伦发明的是“造纸术”》，《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王菊华等：《尊重历史 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 专家谈蔡伦发明造纸术》，《造纸信息》2022年第12期。

[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影印本，第666页上。

[5] 许慎撰，许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影印本，第92页下。

[6] 许慎撰，许铉校定：《说文解字》，第321页下。

[7]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13页。

[8]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3页。

[9] 许慎撰，许铉校定：《说文解字》，第321页上。

[1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92页上。

[11] 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一《纸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7页。

[12]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724页。

[13] 段书伟辑校：《通俗文辑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14]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下》，第2583页。

[15] 《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页。

[16]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5页。

[17]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第3798页。

[18]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第3799页。

[19]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第3808页。

[20]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第3817页。

[2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66页上。

[22] 张传官：《急就篇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42页。

[2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160页。

[24] 《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31页。

[25]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60页。

[26]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页。

[2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365页上。

[28] 张德芳主编，李迎春著：《居延新简集释（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

[29]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410页。

[30]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8页。

[3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50页上。

[32] 张德芳主编，肖从礼著：《居延新简集释（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

[33]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4页。

[3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第9-10页。

[35]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年，第21页。

[36] 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264页。

[37]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34页。

[38]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叁）》，第263页。

[39] 张德芳主编，杨眉著：《居延新简集释（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40] 张德芳主编，李迎春著：《居延新简集释（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41]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91页。

[42]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92页。

[43] 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85页。

[44] 王念孙著，张其昀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68页。

[45] 王筠：《说文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45页上。

[46]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278页上。

[47]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212页下。

[48] 张德芳主编，张德芳著：《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25页。

[49]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

[50] 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12页。

[51] 胡平生：《渥洼天马西北来，汉简研究新飞跃——读〈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6页。

[52]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3页。

[53] 丁度等编：《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07页。

[54] 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5] 张怀瓘撰，石连坤评注：《书断》卷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56] 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7] 刘志一：《纸的发明与包装考》，《株州工业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以纸来包药，悬泉置出土纸张有典型实物，参见马智全：《汉代西北边塞的“市药”》，《简牍学研究》第7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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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玉婷

审核：马玉倩

来源：“出土文献”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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