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樊锦诗与敦煌学研究
我与樊锦诗先生相识多年，平时也有比较多的交往。值此“樊锦诗星”命名之际，谈谈我所了解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
■2006年9月，在南京博物院看敦煌文献，左一为樊锦诗，左二为作者。作者/供图
公私分明 淡泊名利
樊锦诗先生几乎得到了人文学者的所有荣誉，如2018年12月18日，樊锦诗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樊锦诗先生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但我知道，樊先生自己看待这些荣誉非常理性，她觉得这些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属于全体莫高窟人的，她只不过是代表研究院、代表大家获颁奖章。
面对荣誉，樊先生始终保持着淡然的心态，她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不过是接住个接力棒，我不能把一个不好的棒传下去。
2019年10月4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在香港举行颁奖典礼，樊锦诗获“正能量奖”。值得一提的是，“吕志和奖”正能量奖，不仅要求获奖者具备世界性的成就和贡献，还特别注重对获奖者作为精神道德榜样的考量，强调鼓舞人们在艰辛和逆境中追求建设性的改变，在推动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中的无私奉献。
樊先生所获“吕志和奖”的奖金2000万港币，兑换人民币1800多万元。还有她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100万港元，再加上个人的积蓄包括住房公积金，累积为2000万元人民币，她给北京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各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
2021年9月，我在敦煌研究院开会期间，于25日上午到樊先生家看望她，我们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在聊天中谈到了“吕志和奖”，樊先生说：“我得了奖，自认为并不是给自己的，敦煌从常书鸿、段文杰以来七十多年，不论是保护还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都属于全体敦煌人，所以得到的奖金，也不能个人享用，要全部捐赠。”樊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常人的眼光和心态来说，如果按樊先生所说，奖金属于全体敦煌人，捐出还可以理解的话，个人的积蓄包括公积金，就没有必要捐出了。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包括说服家人，并取得家人的同意和理解。
樊锦诗除了整体捐出2000万元外，平时还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遇到困难和需要帮助的研究院职工捐款，而且许多还是不留名的。
除了捐款，樊锦诗和彭金章老师平时的生活也是公私分明，不沾公家的光。莫高窟地处大漠深处，距离敦煌市25公里，日常出行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国家允许可以使用公车，但樊锦诗和彭金章夫妇如果因个人事务用到公车，每次都是把汽油费交给车队。
踏实做事 低调做人
2005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拟于2006年在南京举办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的“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经费和接待力量的限制，决定会议正式代表60名，其中中国大陆30名。邀请名单中自然有樊锦诗先生，但樊先生一再强调自己不研究文献，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所以不参加会议，让我们把宝贵的名额留给其他学者。在我不懈努力和邀请下，樊先生答应参会，但仅以敦煌研究院院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的身份致辞，没有提交论文。
2007年，我拟邀请敦煌学界的专家对百年来敦煌学发展的成绩、问题及以后努力或加强的方面进行总结，由于敦煌学涉及的学科实在太多，就从我所从事的历史学入手，想先组织一组文章进行尝试。年轻的学者选定了郝春文和荣新江教授，老一代学者则邀请了樊锦诗先生，还有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和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开始樊先生也是推辞的，我就向樊先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敦煌学产生已经100年了（我当时将1909年定为敦煌学的起始），我们应该“对前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进行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现状进行评析，对以后研究的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加强的方面、方法、理论等进行规划、展望”。并强调说，我们现在有条件做这项工作，该我们这一代来承担和完成的工作，不应该留给下一代。樊先生听了我的说明后，不仅愉快地答应约稿，而且还帮忙说服了姜伯勤先生，从而有了“敦煌学笔谈”的第一组史学稿件，即池田温《敦煌写本伪造问题管见》、樊锦诗《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一点思考》、姜伯勤《宿白先生论敦煌遗书研究始于中国——读〈敦煌七讲〉》、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荣新江《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刘进宝《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6篇文章。这组笔谈稿件的完成，使我更有信心，从而扩大范围，邀请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50位学者撰文，于2009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一书。
2013年我从南京师范大学调入浙江大学，2015年开始策划《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作者包括目前在浙江生活、工作的学者和在外省生活、工作的浙江籍的学者，作为杭州籍和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的樊锦诗先生自然是当然的人选，而如果没有樊锦诗的一卷，《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也是不完整的。我于2015、2016年连续几次向樊先生约稿，她都是推辞的。有次她来杭州，我们在西湖边吃饭时，我又以当年邀请她参加南京会议的办法，一次次地找理由说服她，可能是碍于众人的情面，也可能是我的执着，她当时是答应了。后来由于彭金章老师生病，我没有再催她。2017年7月29日，彭老师因病在上海去世，31日上午，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由于樊先生不让通知，也坚持简单办理，赴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很少，除樊先生家里的亲人外，敦煌研究院只有院长王旭东、副院长赵声良等11人，敦煌市代表1人和我。
虽然樊先生不让大家来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但见到我时还是由衷地表示感谢。2017年8月23日，是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2017敦煌论坛：传承与创新——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高窟大礼堂举行。会议结束后，我与樊先生、赵声良有近两个小时的聊天，我们也讨论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樊锦诗卷”的编辑体例和收文范围。樊先生非常诚恳地说：“我既然答应你了，我就要认真地编，有些内容我还要修改，你不要催我。”我听了很高兴，内心的石头算是落地了。
2017年10月4日是中秋节，我给樊先生发信息，祝她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樊先生回复说：“谢谢刘教授。亦祝您和全家节日愉快，生活美满！我已年老体弱，您关心要编我的论文集，望不要催得太紧。甘肃编的《陇上学人文存·樊锦诗卷》，我自己没有下功夫，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深入研究，虽然我自认为确实自己没有什么学术水平，我真心认为不值得出论文集，再三推辞也推不掉，当时我没有时间，也未下一点功夫，难为（赵）声良编了出来《樊锦诗卷》。这次您又再三要重编，其实我还是不想出，理由很简单，我长期忙于敦煌研究院的管理工作，耽误了研究，可说研究上着力太不够，我自己也深为研究的耽误而感到遗憾和自责。既然学术上无什么成就，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出版没有什么价值的论文集。这还是我真心的实话。但丑媳妇还得见公婆，您诚心的数次劝说，我只得从命。这次我既答应了您，我想应下一点力气，作些整理修改。可惜我现在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希望您不要催得太紧，请理解。樊锦诗。”读到这些话，我深为樊先生的谦逊、质朴的胸怀所感动，我回复说：“樊院长好！我完全理解，看您的身体和时间安排。我个人认为，您将一生献给了敦煌，对敦煌研究院的贡献是巨大的，将会载入史册。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当您将精力和时间都放在管理上时，肯定会影响个人的研究。全国、全世界能写敦煌学论著的人很多，但能将敦煌研究院带到今天、走向世界的只有樊锦诗。所以您根本没必要遗憾和自责，应该感到欣慰。刘进宝上。”
此后，我再没有催樊先生。后来由于疫情，我们的联系也比较少。2021年9月25日，我去家里看望樊先生时，由于前段时间她做了手术，正在恢复中。我们聊天中，她主动说到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编写，她看了已经出版的其他学者的论著，感觉都很厚重，是真正的学术著作。而她自己学术水平不行，缺少高质量的论文。聊天中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两个“半吊子”，即管理和研究都不是专长，自己也不敢说是一个敦煌学家。她从70年代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是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在管理岗位上干了四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管理工作。
2023年7月9日，我应敦煌研究院邀请，赴敦煌参加“樊锦诗星”命名、樊锦诗基金设立、《樊锦诗文集》发布暨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晚上樊先生请大家吃饭。我们提前到了餐厅，恰好我坐在靠门口的座位，她进来看到我，拉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抱歉，我给你耍赖了。”她是说答应为我们主编的《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樊锦诗卷”，但没有完成，而是让研究院编了《樊锦诗文集》。在吃饭中间我过去给樊先生敬酒时，她又说：“抱歉，对不起，我给你耍赖了。”并指着对面的赵声良说，就是这次的《樊锦诗文集》，我也是不想出的，是他（赵声良）编的。后来我听赵声良书记说，院里提出编《樊锦诗文集》的计划时，她并不同意，也是不让编的。但他说这也是研究院工作的一部分，研究院需要总结，她才勉强同意了。我看到《樊锦诗文集》上她的自序：“从事业务和管理六十年，回头看这几十年写的文章，钻研不深，水平不高。由于缺少积累，才疏学浅，文集中收录的一些篇目谈不上是什么治学，有些只是粗浅的感悟、思考和介绍而已，希望能给诸君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恳请给予批评指正。”这是她内心真实的写照，也反映了她表里如一、襟怀坦荡的人生信念。她说：“作为管理者，是个人写文章重要，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重要？当然是后者。为此，我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业务。”
远大理想 幸福人生
什么是幸福？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答案。何兆武先生在他的《上学记》中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樊锦诗先生对幸福也有类似的回答：“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从大漠中的无人区到世界瞩目的研究院，几代莫高窟人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文化艺术，付出了青春和毕生的精力。对我来说，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正是有这样远大的理想，她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并一再强调：敦煌是值得大家奉献的地方。她说：“敦煌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服务敦煌是我终生的夙愿，千年莫高窟是值得奉献的地方。一生能以自己的所学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是我的幸运。60年来，我有幸参与、见证并为敦煌文物事业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大家群策群力、鼎力支持下，敦煌文物事业已真正迈上科学的保护、研究、弘扬、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学探索，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但敦煌文物保护利用弘扬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是‘永久’的事业。”
樊锦诗先生的幸福，还在于她有一个真心相爱而贴心的伴侣。樊锦诗与彭金章老师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樊锦诗分配到了敦煌，彭金章则被分配到武汉大学。虽然相隔几千里，但爱情是没有距离的，他们于1967年1月15日结婚。分居19年，樊锦诗说，在这中间，“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为了成全樊锦诗，彭老师离开了他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于1986年调到敦煌。据樊锦诗自述，如果老彭不主动提出调来敦煌，“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为什么我们俩经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又是同学，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
在彭老师病重期间的2017年初，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请樊锦诗参加节目，樊锦诗开始是拒绝的，但彭老师爱看这个节目，他就鼓励樊锦诗去参加。为了彭老师，她才决定要上《朗读者》。要上《朗读者》节目，需要他们两人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由于他们在北大读书时成了恋人，在武汉大学结婚，晚年又一直生活在敦煌，所以就写出了“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聚莫高窟”的人生总结。当樊先生到北京后，感觉到“相聚”不太好，就将“相聚莫高窟”的“聚”改为“守”，成了“相守莫高窟”。她回到上海将改动告知彭老师后，彭老师很赞同，认为改得好。樊先生对我说，这里的“相守”并不是她和彭老师两个人，而是指一代代敦煌人的坚守。
樊锦诗说：“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坏事，成人后能自立，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正因为对孩子有这样的要求，她才将所获奖金全部捐出，没有给孩子们留一部分。起初，樊锦诗计划捐款时，有人让她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把奖金一分为三，北大、研究院、家人各一份。樊锦诗经过与孩子商量，两个孩子表示，奖金是奖给妈妈的，怎么用由妈妈自己决定，我们不要。最后她决定不自留，将奖金分两份全部捐出。樊先生这样甘于奉献的精神境界是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令人敬佩。
我对樊锦诗先生的印象是：真实率真，谦逊质朴，境界远大，人格崇高。她对自己的认识很清楚，定位很准确。能够站在同时代人的前列，而且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十年、二十年。前瞻性地提出科学保护的理念并具体实施，制定莫高窟保护条例，打造“数字敦煌”，编著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管理与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最终开创了敦煌模式，铸就了敦煌质量品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物保护模式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国际。”她作出了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的卓越贡献。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张云华，新媒体编辑：闫勇 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