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推进医防融合,基层医护仍“轻公卫,重临床”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能力。”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2024年7月18日
标题
三中全会推进医防融合,
基层医护仍“轻公卫,重临床”
原标题
中国基层卫生工作者对公共卫生服务
的投入与工作积极性之间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input on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nd work motivation among primary health workers in China
作者
JiaLi12,YahangYu12,
LupingHei12 and BeibeiYuan1
李佳12 于亚航12 黑璐萍12 袁蓓蓓1
1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政策与管理系
来源
《BMC Primary Care》
2023年1月
关键词
公共卫生服务
内在工作动力
基层卫生工作者
中国
摘要
背景:为更好地管理可预防疾病,将公共卫生服务纳入基层医疗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提倡和实践。中国的卫生政策制定者已优化整合公共卫生服务和临床服务的改革,但中国的公共卫生服务在基层卫生系统中仍被忽视。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基层卫生工作者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及其与内在工作动力的关系。
方法:数据来自2019年进行的一项横断面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中国7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803名基层卫生工作者。调查内容包括对临床和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的投入以及内在工作动力。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内在工作动机与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时间之间的相关性,用广义线性模型检验了该模型的稳健性。
结果:发现内在工作动机与卫生工作者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呈负相关(β:-1.01,p<0.05),并用广义线性模型检验了其稳健性。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和乡镇卫生院组,差异性显著。其他因素与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有显著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卫生工作者是护士而非医生(p<0.01)、是家庭医生团队成员(p<0.01)、对临床服务相对重要性的认识(p<0.01)以及对更好的外部支持的看法(p<0.01)。
结论:在内在工作动机较高的情况下,基层卫生工作者倾向于在公共卫生服务上花费较少的时间。这反映出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和护士仍将临床医疗服务视为其主要工作职责和职业价值的来源。组织支持和制度政策应引导基层卫生工作者提高对公共卫生服务重要性的认识,培养他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在兴趣,以确保我国基层卫生系统公共卫生服务的持续投入和绩效改善。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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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背景
随着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将预防服务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教育和定期随访)纳入基层医疗服务,成为控制和管理慢性疾病的关键。基层医疗指的是“由临床医生提供综合的、可获得的医疗服务,他们负责解决大部分个人医疗需求,与患者建立持续关系,并在家庭和社区的背景下开展工作”。
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基层医疗往往更重视针对个体病人的临床或医疗性保健,而忽视了人口健康和公共卫生服务。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慢性病负担的增加,促使基层医疗从被动的疾病诊断和医疗向主动的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转变。对慢性病而言,控制危险因素,进行疾病全过程的健康管理,与疾病的临床医疗服务具有同等价值。
公共卫生被定义为“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和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
根据美国公共卫生职能指导委员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Functions Steering Committee)的定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常包括十项内容,如监测健康状况以发现和解决社区健康问题,就健康问题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赋权,动员社区合作和行动等。
在不同的卫生系统环境中,都提倡将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相结合,因为人们认为一体化保健能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服务,并有助于更好地管理社区疾病。
然而,中国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将这两种服务区分开来,公卫服务和医疗服务由不同的筹资系统报销。与此同时,卫生机构的医生和护士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近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多个政府文件强调将疾病预防和管理纳入基层医疗的常规疾病医疗服务,并在多个省份开始试点不同的整合模式。
然而截至目前,政策实施的进展和效果有限。
一些研究分析了阻碍中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两种服务整合的障碍。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系统或组织层面的安排,包括两种服务的资金来源分割和管理部门分离。很少有研究分析了基层卫生工作者个人层面的障碍,特别是他们的工作动机,因为工作动机决定了基层卫生工作者的行为方向和舒适程度。
工作动机被定义为“从个人内部或环境中产生的一种能量或力量,影响工作行为,并塑造这种行为的形式、强度和持续时间”。工作动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偶然关系被许多不同的理论所研究和解释,包括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ed theory)、成就目标理论(achievement goal theory)和工作特征模型(job characteristic model)。
在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各种专业人员中,激励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持卫生工作者高质量工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卫生服务的提供过程、服务质量、效率和公平都与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关。
关于工作动机的研究还侧重于其与工作感受的相关性:
一些探讨工作动机影响的研究调查了工作动机与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倦怠和离职意向之间的密切关系;
还有人提出,工作动机会影响工作满意度,从而影响工作绩效。
在尼日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乡村卫生工作者在公共卫生服务(主要是妇幼保健领域)中表现较好,和较高的工作动力有关,后者通过自信感和成就感体现。
由于人们更加重视外部激励调节因素,如经济激励和环境支持,卫生工作者内在激励的作用仍是一个鲜有关注的领域。Karatepe和Tekinkus证实,高水平的内在动机会带来高水平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对组织的有效承诺。
在卫生部门,有证据表明,内在动机和工作热情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绩效有积极影响。从理论上讲,作为工作态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内在动机将是公共卫生成功融入基层医疗的一个潜在影响因素。
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工作动机与卫生工作者在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之间的偏好或选择之间的关系。
只有Valaitis等人进行了一项解释性研究,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对成功开展基层医疗与公共卫生合作的看法,发现个人内在的倾向如个人价值观、信念和态度,是建立和维持基层医疗与公共卫生合作的影响因素。
关于基层卫生工作者在将公共卫生服务纳入其医疗工作时的选择和行为的决定因素,目前还缺乏证据。此外,以往关于促进中国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行政、财政和技术支持因素,缺乏对个人工作动机影响的关注。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并补充更多关于基层医疗机构整合护理的个体层面决定因素的证据,本研究利用横断面调查的实证数据,展示了中国基层卫生工作者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中的投入情况,探讨了其与卫生工作者内在动机的关联,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为鼓励公共卫生服务更好地融入基层医疗提供了相关建议。
二、方法
01
研究环境和参与者
本研究利用的数据来自2019年4月至10月对中国6个省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的横断面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整个抽样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抽样过程和方法
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
东部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其GDP所占比例最高;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位于中等和最低。
此外,三个地区的卫生系统发展也存在差异。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
东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医疗卫生机构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比例最大;
西部地区这两项指标占比最低,分别为31.0%和28.7%。
研究选取了东部地区的江苏省、福建省和广东省,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西部地区的贵州省和青海省,作为代表中国不同经济水平和卫生系统发展水平的样本省份。
在每个省份中选择一个样本县,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两个区/县。在这两个被选中的区/县中,我们采用分组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12家基层医疗机构,包括6家位于城市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ommunity healthcare centers,CHCs)和6家位于农村地区的乡镇卫生中心(township healthcare centers,THCs)。
如果抽样城市所辖范围内没有农村地区,则12个基层医疗机构全部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抽取。本次调查共调查了75家基层医疗机构,其中包括47家城市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8家农村地区的乡镇卫生中心。
调查当天,75家公共医疗机构的所有在岗医务人员(包括437名医生和366名护士)均被要求填写一份自填问卷,其中包括一系列有关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他们对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意见以及工作动机量表等问题。
最终样本包含803名卫生工作者,其中60.2%来自东部地区,9.9%来自中部地区,29.9%来自西部地区,远高于原动机量表中每项至少10名受试者的建议样本量。
02
指标和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基层卫生工作者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表现,我们使用了“上个月公共卫生工作的时间比例”这一替代指标。
在调查问卷中,卫生工作者被问及他们从事的公共卫生活动项目,包括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管理、行为指导等。同时,他们还被要求填写在所从事的每项公共卫生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比例。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卫生工作者的内在工作动力水平。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编制的工作动机量表共15个项目,涵盖并评估了工作动机的五个维度,其中3个问题与内在动机维度有关(如“因为我喜欢每天的工作”)。
该工作动机量表的中文版已经过测量并验证了其信度和效度。内在工作动机水平由三个量表项目测量:
我的工作动机源于我喜欢我每天的工作;
我的工作动机源于我喜欢我的工作任务;
我的工作动机源于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
每个项目都被赋予0-10分,分数越高,表示该项目对受访者越重要。内在动机水平可以用三个项目的平均分来表示,因为这些项目表明内在动机因素的强度相似。
除关键自变量外,本研究还纳入了其他一些必要的控制变量,包括: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类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农村乡镇卫生中心);
卫生工作者是否参与家庭医生团队;
公共卫生工作的外部支持以及卫生工作者对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相关重要性的认识。
外部支持主要是指是否有信息系统、绩效评估和指南来支持将公共卫生服务纳入临床工作。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询问提供临床医疗服务时:
是否有健康记录;
是否通过公共卫生服务的绩效增加收入;
是否有将公共卫生服务纳入路线工作的指南
——来衡量这些外部支持。
受访者对“与预防性公共卫生服务相比,临床服务对改善人口健康状况的作用更大”这句话的态度反映了卫生工作者对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认可程度。
卫生工作者的其他个人社会人口学和工作特征包括:
性别(男性或女性);
教育背景(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或硕士及以上);
长期就业状况(是或否);
职称(副高级及以上、中级、初级及其他);
执业资格(是或否)。
03
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对基层医疗机构卫生工作者的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然后以医务人员个体为单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医务人员内在动机水平与公共卫生服务行为之间的关联。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在该回归模型中,下标i表示个人身份。
β和δ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参数,用于描述Yi与模型中可能影响Yi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方向和强度。
NNERi代表医生和护士的内部工作动机得分。Xi代表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Te误差εi代表影响Yi的非观测随机因素。
为了检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机构进行了分层,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表了城市的情况,而乡镇卫生服务中心代表了农村的情况,因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体系是不同的。
除上述多重线性模型外,本研究还使用了利用广义线性模型的Logit连接函数的和二项分布进行稳健性检验。因变量(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时间比例)和关键自变量(内在动机)的缺失值采用多重估算法进行了填补。其他独立变量的缺失值,连续变量用平均值填补,分类变量用模式值填补。
在所有数据分析中,P值小于0.05即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17.0版(StataCorp,CollegeStation,TX,USA)进行。
三、结果
01
描述性结果
表1列出了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医生和护士的特征。本研究共调查了437名医生和366名护士,即803名卫生工作者。其中一半以上在社区健康中心工作,50%以上为女性。
他们的最高学历大多为本科或以下,显示基层医疗机构卫生工作者的教育背景相对较低。参与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的医生和护士共有587人,占73%。结果显示:
其中489人(61%)拥有长期工作身份。
大多数医生(97%)和护士拥有执业资格。
表2显示了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平均工作时间百分比:
所有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平均百分比为(38.98±29.82)%。
护士和医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5.64±32.82)%和(32.99±25.43)%。
我们可以注意到,护士平均花费在公共卫生工作上的时间多于医生。
表3预先列出了内部工作动机和相关三个项目的平均得分。所有基层卫生工作者内在工作动机的平均得分为6.59±2.48分(10分为最高内在工作动机)。
表1 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和护士的基本信息:n(%)
表2 用于公共卫生活动的平均时间百分比活动
表3 内在工作动机项目的平均分
02
内在动力与公共卫生服务
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公共卫生服务时间比例的影响因素被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基层卫生工作者内在工作动机越高,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比例越低(β:-1.01,p<0.05)。
该结果还表明,与护士相比,医生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更多时间的概率较低(β:-13.57,p<0.01)。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工作者比农村乡镇卫生中心的卫生工作者更有可能在公共卫生活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β:14.20,p<0.01)。
是否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也可能与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有关。与未参加签约团队的医生相比,参加签约团队的医生在公共卫生服务上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多(β:17.27,p<0.01)。
此外,长期聘用的医生和护士的公共卫生服务时间比非长期聘用的医生和护士平均多9.40%(β:9.40,p<0.01)。不同职称的医务人员的公共卫生活动时间百分比没有明显差异。是否拥有资格证书也与他们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无关。
基层卫生工作者对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对改善健康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也与他们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行为有关。认为预防保健比临床治疗对改善人口健康影响更大的人,可能会在公共卫生活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β:-11.06,p<0.01)。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外部支持。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时,是否有更多的外部支持与卫生工作者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呈正相关(β:5.04,p<0.01)。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N=803, R-squared=0.228, F=15.903
***p<0.01, **p<0.05
注:“临床-预防认可度”是指受访者对“与预防性公共卫生服务相比,临床服务对改善人口健康的影响更大”这一陈述的态度: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完全同意
0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多元线性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了广义线性模型。广义线性模型的结果还显示,较高的内在工作动机与花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的时间比例呈负相关,因为内在工作动机对时间比例的边际效应为-0.05(p=0.155)。
这意味着,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内在工作动机每增加1分,基层医疗工作者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就会减少5%,其相关方向与多元线性模型的结果相似。
在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中心进行分层后,内在动机与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之间的显著关系仅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出现(β:-1.65,p<0.01)。
乡镇卫生中心分层中,内在动机与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之间也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明显(β:-0.29,p=0.66)。
四、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内在工作动力与其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发现,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生和护士的内在工作动力水平越高,其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就越少。
根据分层分析,这种负相关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中比在农村乡镇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中更为显著。
从理论上讲,内在动机水平越高,对工作的投入就越多,这似乎与本研究的结论相矛盾。根据文献综述,内在动机水平较高的医务工作者可能会受到内在激励,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已被证明是良好绩效和工作持续性的助推器。
然而,由于工作动机量表中的问题没有区分医生和护士对预防性服务或医疗服务的热情,内在工作热情与投入公共卫生工作时间之间的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医生和护士认为医疗服务而不是预防性服务是其工作责任和职业认可的主要来源。
换言之,较强的内在动机表明他们更倾向于提供医疗服务,因为这类服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并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成就感。
一项研究也明确指出,医生内在动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临床医学对其知识好奇心的挑战。由于预防性服务和医疗服务的不同特点,与针对人群、以预防疾病为目标的公共卫生工作相比,医务工作者可以从医疗和治愈疾病中更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对患者健康所做贡献的反馈。
还有证据表明,医生更关注医疗服务的结果,而对预防服务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因此,高内在动机可能表明医务工作者更重视医疗服务,从而减少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如本研究所示。
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与农村乡镇卫生服务中心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较好的支持环境、较高的薪酬水平和较好的职业发展路径可以吸引更多具有较高学历和较高职称水平的医务人员,而较高职称的医务人员通常更倾向于临床工作而非预防保健工作。
对于农村乡镇卫生服务中心组来说,由于城市医院对病人的吸引力较强,医务人员提供临床服务的机会有限,同时他们面临的公共卫生工作的工作量也相对较大,这些都逐渐增强了他们对公共卫生工作的职业认同,削弱了他们对临床工作技术发展的追求和动力。
总体而言,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以医疗为导向的倾向较为严重,这主要源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以下特点:
首先,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拨款有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收入主要靠自收自支。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收入与覆盖人数密切相关,增收空间有限。因此,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不得不通过提供更多的临床医疗服务来增加收入。
其次,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只负责提供医疗服务,因为基层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部门是单独设置的,一揽子公共卫生服务通常由公共卫生部门的专业公共卫生工作者承担。尽管提倡将医疗服务和预防性服务结合起来,但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卫生工作者的观念和行为。
第三,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分为两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医生或护士主要是临床医学专业出身,对公共卫生服务的了解和认识有限。
第四,根据目前公共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晋升标准,他们在临床医疗方面的专业技能可以直接带来更多晋升职称或医院更高层次的机会。
最后,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一揽子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大量的信息记录和重复程序。在临床与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系统整合不完善的情况下,与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建档工作导致工作量大、人力投入多,会抑制他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积极性。
对医疗服务的重视和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忽视也反映在现有的工作动机研究中。
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层卫生工作者工作动机的影响因素。
其他关于内在动机后果的研究大多选择一般工作绩效作为结果,或选择短期临床指标如手术时数、接触病人频率、文书工作质量、撰写报告时数等作为绩效衡量指标。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服务的结果和指标被忽略,而公共卫生服务是医疗服务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他一些因素也与公共卫生活动投入的时间相关。更全面的外部支持是一个与公共卫生工作投入更多积极相关的影响因素。
其他研究也证实,信息提供、指导原则制定和经济激励措施也有助于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服务,因为这可以为医生和护士提供必要的指导,鼓励他们参与公共卫生服务。
结果还表明,护士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相对多于医生,这可能是由于公共卫生机构的卫生工作者人数有限。公共卫生机构的护士被分配了更多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以确保医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医疗服务。
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与医生相比,护士的问诊时间更长。护士参加随访的频率更高,这意味着护士在与病人沟通方面做了更多工作。
有研究还发现,签约家庭医生团队中的医生和护士需要与社区成员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在疾病管理方面提供了更多的预防服务。换句话说,与患者的稳定关系和沟通时间都有助于提供更多的预防和健康管理服务。
将公共卫生服务融入基层医疗对于应对慢性病挑战至关重要。然而,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的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生和护士仅将38.98%的时间投入到预防和健康管理服务中。
此外,我们还从研究结果中推断出,医务人员,尤其是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仍然将医疗服务视为其主要职责和努力工作的主要内在驱动力。
为了激发公共卫生机构医生和护士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在兴趣,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公共卫生服务上来,保持他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努力强度和持续性,可以根据本研究结果提出系统的综合措施:
在组织层面,增加与医生和护士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绩效挂钩的收入比例。这样,可以激励他们提供更多的健康管理护理和预防服务,而不是过多的医疗服务。可利用中国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契机,设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将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服务相结合。同时,还可以设计和提供相关指南,方便医务人员执业。
在制度层面上,政府和行政部门可综合施策,减轻医务人员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工作负担。地方政府应继续努力,增加对公共卫生信息员的财政支持。完善卫生信息系统,加强医疗信息系统与公共卫生系统的整合。此外,公共卫生服务的评价方法可以从程序指标转向更多的结果指标。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研究的观察性质限制了我们从研究结果中得出因果推论的能力。研究结果只能解释内在工作动机与公共卫生服务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动机提供一些提示。
其次,对公共卫生服务时间投入的测量是基于自我开发式问题。因此,客观性和代表性不足。
最后,本研究的分析基于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会因卫生工作者的记忆而产生偏差。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时间有限。他们的内在工作动机与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呈负相关,这种关系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为显著。
对内在工作动机的测量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共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认为临床疾病医疗服务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也是他们工作的内在动力,往往忽视公共卫生服务。
应不断完善和实施制度层面的支持和组织层面的激励措施,以激励公共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将公共卫生服务纳入其日常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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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一期《医保、医院、医生:如何跳出“猫鼠游戏”》:徐毓才(卫健管理)、蔡海清(医保管理)、邹新春(医院管理)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二期《医疗、医保、医药:患者参与和权益保护》:段涛院长(公立医院患者委员会/患者体验部)、瞿晓颖主任(外资医疗机构患者服务)、王立新秘书长(大型患者组织)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三期《医改重点:“保大病”“保小病”还是“保预防”》:顾雪非主任(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咨询专家)、康韦女士(原研药行业协会RDPAC执行总裁)、徐华锋先生(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四期《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如何全面落地?》:赵淳会长(中国社会办医领域协会领导)、廖志仁会长(大型三甲民营医院创办人)、周萍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五期《如何保护医疗数据安全、患者个人隐私?》:俞思伟主任(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叶荔姗主任(试点城市数据管理专家)、宁宣凤律师(数据安全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六期《反商业贿赂,国家医保局医药招采信用评价解读》:王宏志专家(国家医保局课题负责人)、姚洪副秘书长(协会分管医疗健康信用工作领导)、范可律师(药品招采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七期《后疫情时期:如何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苗艳青研究员(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专家)、尹朝霞主任(深圳“罗湖医改”基层医疗重要贡献者)、李杰(基层诊所产业专家、信息化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八期《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将健康融入城乡治理》:孔灵芝女士(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卢永研究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王兰教授(同济大学健康城市实验室)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一期《国家医保局生物制品带量采购前瞻》:张斌院长(武汉医保局胰岛素带量采购试点)、朱斐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抗体制剂带量采购)、洪飞先生(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创始人)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二期《从医联体到健共体:医疗/医保政策如何协同?》:国家卫健委医共体指导专家林枫教授(部委专家)、浙江玉环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董寅(医院集团)、健共体(南平)互联网医院院长宋斌(数字健共体)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三期《全人全程的全科医学服务展望》: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袁蓓蓓教授(部委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联合工作委员会主席杜兆辉医生(全科管理者)、北京儿童医院童缘网负责人苏小虎(儿科全科服务平台)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四期《医疗“好差评”模式:医院/医师信用评价与监管》:汪剑锋(福建医保局稽查处副处长)、刘日记(苏州卫健委综合监督处处长)、史岩(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评价部副主任)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五期《民法典对患者、医院医生、医药行业的影响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郑雪倩(医事法)与刘炫麟(医药法)、公益律师韩晓晨(患者服务)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六期《医药/医疗反垄断政策前瞻》: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成员孟雁北(政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反垄断法分析)、律师万江(反垄断案例分析)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一期《医药代表合规转型》:上海药监局原局长唐民皓(政策解读)、彭天曜律师(合规指引)、张廷杰总监(准入策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期《医疗/医药反腐动向》: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王岳(政策解读)、资深医药准入专家点苍鹤(药企策略)、孙超律师(合规指引)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三期《健康政策半年展望会》: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健康产业政策)、国家发改委咨询专家宋新(数字健康政策)、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姚岚(医保商保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四期《DRG除外支付》:国家医改云南玉溪DRG项目专家刘芷辰(DRG政策)、“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DRG对商保与药企影响)、资深政务副总裁陈炳澍(企业DRG实操)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五期《公立/民营医院亏损治理》:湖北省医改办原副主任阮小明(新冠疫情对医院影响)、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专家刘宏伟(公立医院亏损建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领导余小宝院长(民营医院亏损建言)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六期《医保按疗效(健康效果)付费》:国家卫健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上海医保局试点)、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茁(美国欧盟案例)、徐州医保局待遇医药处处长杨义森(医保配套法规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七期《中成药集采:政策解读与应对策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谢雁鸣(价值评估与真实世界研究)、“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集采竞标:准入路径与报价策略)、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政策体系:打破三大惯例,洞察五大趋势)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八期《惠民保:政企关系与多层次保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咨询专家朱铭来(价值评估模型)、成都市医保局医疗保险处副处长廖凌(“惠蓉保”)、某商保公司部门副总严霄(“共保体”设计)、镁信健康前高管蔡卓(创新药准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九期《创新药放弃医保创新高:标内/标外、院内/院外哪个香?》: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宣建伟(中美对比与价值评估)、上海医保局咨询专家(医保药品落地机制)、准入培训专家徐川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期《打击欺诈骗保:政策动向与操作规程》: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信用评价专家龚忆莼(过度医疗判定)、国家医保局医保法规咨询专家张卿(欺诈骗保判定)、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医保飞行检查常见争议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专家张群(医院医保质量管理)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一期《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DRG/DIP政策咨询专家杨燕绥(为健康付费与健康绩效评估),国家医保局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化专家指导组组长(医药/医疗类编码进展),国家医保局DRG付费技术指导组临床论证组组长郭默宁(DRG临床质量管理),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支付+”创新医保政策,支付方式改革六大动向)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二期《医学指南/共识:医政管理变局与对策》: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专家共识—医学指南—国家诊疗规范:行政监管逻辑)、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联合发起人、《实用内科学》主编王吉耀(医学指南制定:方法学前置性审查与“推荐意见”合理性评价)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三期《六部委试点城市医疗集团:动向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县域医共体咨询专家林枫教授(镇江模式与分级诊疗)、国家医保局DRG/DIP咨询专家何继明教授(支付方式改革与三医联动)、深圳卫健委陈瑶博士(深圳罗湖模式)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四期《医保个人账户改革/门诊统筹: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政策咨询专家王超群、法律咨询专家娄宇、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连锁药店专家黄修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五期《药品招采“二次议价”卷土重来:是非与利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专家房志武、医药产业大V涂宏钢(Dr.2)、商业贿赂案件资深律师左玉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六期《北京长峰医院大火:卫生综合监管与防灾须知》:北京城市规划院马良伟老院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杨海宇副总建筑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健院长、社会办医专家张苏华所长
健康治理系列第十七期《五部委打击骗保,医保/医院/药企应对策略》: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飞行检查”专家任克华、国家医保DRG临床论证专家冷家骅、湖北医保局政策法规咨询专家于长永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八期《2023医保国谈:前瞻与对策》:知名药物经济学家胡善联、RDPAC高级总监李京帅、“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九期《2023医保飞行检查:重大变化与院企对策》:某省医保系统基金监管专家王昊昀、某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二级调研员周鹏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陶剑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期《医疗/医药反腐整治:医院/药企如何研判/应对?》:公立/民营医疗机构主委级专家宋冬雷、世界50强药企前高管丁利华、原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相关课题组负责人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一期《反腐之后,如何倡廉:公立医院薪酬绩效改革论辩》:中央推广的“三明医改”卫健委领导周显葆、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宿小满、知名医院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秦永方、有关部委医疗反腐课题组长梁嘉琳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一期《医疗/医药双轨制的秘密》:原国家食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李国庆、江苏卫健委原副主任李少冬、上海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芬研究员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二期《机构/散户投资人的政策素养》:科技部、工信部生物医药领域评审专家郑玉芬、医疗健康投资50人论坛(H50)2020年度轮值主席杨瑞荣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三期《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动向与对策建议》:海南省原卫生厅长白志勤(省级试点)、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基层视角)、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和经纬(港台启示)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四期《剖析医保报销堵点:国家医保局大排查》:江西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医保政策视角)、安徽蚌埠医保中心原主任秦鹏(医保经办视角)、《医院管理能力探讨》作者诸任之(医疗管理视角)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五期:《医保-医院-药企“三角债”上榜:成因与对策》:中国劳科院原副院长谭中和(“医保-药企直接结算”与医保局考核)、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姚宇(地方医改真实痛点破解)、西交大一附院医疗管理专家左煌(医院运营管理&合规建设)
茗谈书友会第一期《寻找政策与传播“黄金分割点”》: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传播咨询专家梁嘉琳(健康战略传播)、中央网信办咨询专家刘灿国(政策宣传指引)、创新生物制药公关联盟发起人张辉(传播实战经验)
茗谈书友会第二期《中国药品监管史》:北京大学药物政策专家韩晟《中国药品价格监管20年》、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市级集采:合理吗?能行吗?管用吗?》、口腔医院院长/国际牙医师学院fellow王聿明《种植牙价格专项治理:医保新政的行业影响与应对》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一期《为乡村医疗卫生能做点什么?》:全科医学主委潘志刚教授(政策解读)、县域健康共同体董寅总院长(区域级一体化管理)、英国伯明翰大学姚弥博士(海外经验)、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郭发刚全科医生(基层院长建言)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二期《为医疗/医药反腐能做点什么?》: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咨询专家王洁教授(医院内控体系)、国务院医改秘书长课题组组长梁嘉琳(制度体系与政策工具)、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评定优秀医保局王敏科长(医保定点医师/护师/药师/技师管理)、跨国医药企业协会(RDPAC)合规负责人敬礼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三期《中央发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影响与对策》北大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乃子、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所长韩涵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四期:《国家卫健委推一体化诊疗“专病中心”:问题与对策》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魏来、北大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薛冬、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专家张立强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一期《罕见病公共政策体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顾问李定国(罕见病监管史)、国家人社部/中国银保监会咨询专家郑秉文(罕见病创新筹资与支付)、国家药监局咨询专家杨悦(罕见病立法与监管科学)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二期《脊髓损伤患者综合保障》(倡议书首发):国家重点医院康复专家许涛(诊疗认知)、前中国体操冠军桑兰(国际经验)、公益组织创办人潘美好(国内现状)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三期《保生育健康:“三医”政策能做什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人口战略)、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程利南(妇幼健康)、宁波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伟院长(“生育友好未来社区”前沿探索)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四期《学生心理悲剧多发,构建公平/优质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心理危机干预)、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程文红(精神心理治疗)、中央文明办等“心理专家讲坛”主讲任苇(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
梁嘉琳 | 审稿
李佩 |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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