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两药企董事长被查，须实质/制度性合规-部委课题组支招
标题
头部两药企董事长被查，
须实质/制度性合规-部委课题组支招
原标题
医药工业、零售上市公司董事长被查，
合规建设敲警钟、不可拖
作者
梁嘉琳
“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创办人、研究员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委托
“医疗医药反腐倡廉长效机制”课题原负责人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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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连续半个月内，国内在医药工业、医药零售领域的两家头部上市公司董事长被查处，引起医药产业震动。医药合规到了不能再存任何侥幸心理、不能再有任何拖延怠惰的地步。
上市公司一把手前后被查
医药反腐无穷期
7月22日，广药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李楚源辞去公司的所有职务。据第一财经报道，李楚源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家族成员也被调查。在2023年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系列榜单中，广药集团在中药企业榜单中排名第一。
7月31日，上市公司“老百姓”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谢子龙被湖南省监察委员会留置并立案调查。在2023~2024年度中国连锁药店综合实力百强榜中，老百姓大药房排名第四位。
李楚源、谢子龙被查一事，发生在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称“医药反腐整治”）工作即将收官之际。2023年7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十部委联合发起医药反腐整治，并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作为配合机关予以“督战”。
过去一年，头部医药上市公司老总一个接一个被查。
在国有企业方面，上海医药董事长周军、原副总裁潘德青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原董事长杨晓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在民营企业方面，山西顾得医药董事长马卫军被实施留置，沃华医药董事长赵丙贤被留置16天。
在民营医疗方面，华夏眼科董事长苏庆灿被监委实施留置；
在数字健康方面，卫宁健康董事长周炜被监委留置一个多月。
在医药行业，作为对政府、对医院的涉嫌行贿方，或者招标采购等其他领域涉嫌违法方，并非每个被查的企业家都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有的企业还会被解除措施，并恢复行使职权。但光是公司一把手失联后，通过发布公告“官宣”一事，就可以让该上市公司股价大跌，并对公司今后同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多个中央部委近期密集出台政策，打破了医药行业关于反腐“到期即止”的预期。4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会议，对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行动员部署。会议要求，这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是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的大事。
对涉及范围广、影响恶劣的问题，要从严查处、查清查透；
对反映具体、条件成熟的，要果断立案，迅速突破；
对疑难复杂以及干扰多、阻力大的案件，纪委书记要直接指挥，集中攻坚。
5月，国家卫健委牵头14部委联合发布年度工作文件，继续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文件非常有针对性地指出：
紧盯项目招采、目录编制、价格确定、项目申请、新药申报、回款结算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医药领域风险；
聚焦虚开发票、虚假交易、虚设活动等形式违规套取资金用于实施不法行为；
严查假借各类会议、捐赠资助、科研合作、试验推广等形式捆绑销售、“带金销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当前，十部委的医药反腐整治专班，囊括了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等部门的骨干力量，而之前部分地区纪委监委取消的专班也已经恢复。
上述部门之间实现了办案线索的相互移交、监管数据的互通共享等机制。“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在‘裸泳’。”只要监管部门愿意查，没有哪种医药腐败行为、哪个医药腐败主体可以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举个例子，过去，部分医务人员从医药利益链中的不法所得，来自医药企业套取出来的产业链各环节资金，在本轮反腐整治启动后，有的企业动起了“给现金”的歪点子。
然而，这部分“黑钱”依然需要从医药企业及其利益关联方“实账”支出：
假如滥设名目、窜换项目，就存在财务会计质量被财政部门查处的风险；
假如上述交易方避开个人所得税，就存在偷漏税被税务部门查处的风险——上述风险都涉及刑事责任。
近日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创新医疗卫生监管手段。
全会闭幕后，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解读，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持续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创新行业监管手段，尤其是加强穿透式监管和智能监管，持续整治腐败问题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过去一年，一些医药企业采取药品器械压货、医药代表休假、营销费用囤积等措施，认为只要熬过这一年反腐整治，就可以继续实施“带金销售”，随着党中央明确医药反腐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这一心思沦为了泡影。
另一些医药企业家认为，可以在本公司与营销外包公司（CSO）之间建立防火墙，或者将“带金销售”违法行为转嫁给一线员工甚至外部代理商，然而，自从《刑法（修正案）》、中央纪委等文件提出“行贿受贿一起罚”“机构/法人双罚制”以及对“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在社会保障……医疗等领域行贿”等行为从重处罚，任何医药企业一把手甚至外籍院士李楚源、全国劳模谢子龙，都没有“免死金牌”。
“一体两翼”推进
医药行业须迈向
实质性、制度性合规
2022年起，笔者团队承接原最高行政机关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委托的《医疗医药反腐倡廉长效机制》课题。本研究团队通过梳理100多种类典型腐败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实践、卫健委的行风整治实践，首创提出高通用性的“医药腐败三定律”：
首先是受贿方必须直接或间接享有医药产品准入权；
其次是行贿方必须将其行为与医药产品的销售量/销售额挂钩；
最后是超出市场公允尺度。
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无论医药腐败如何隐形变异、翻新变种，其本质都必须遵循这一“万能定律”。
过去一年来，监管部门在查处医药腐败的过程中，确实不拘泥于形式，而是注重“利益输送”这一实质特征，构建了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天罗地网”：
全领域：是指在大健康产业格局中，医药反腐整治从传统的“医疗机构—医药企业”核心关系，延伸到非医药领域作为“白手套”的互联网医院、大数据公司，以及作为“共谋者”的民营医院（“院边院”）、民营药店（“院边店”），等等；
全链条：是指在医药全产业链上，医药反腐整治从购销环节的直接“带金销售”，延伸到生产环节的通过虚增原料药采购成本、生产成本套取资金“带金销售”，再延伸到研发环节的通过虚增研发成本套取资金、做高专利转让费用于“带金销售”，以及医保报销环节通过过度医疗、用药、用械侵害医保资金安全等行为；
全覆盖：是指在大健康产业从业人员中，医药反腐整治的违法违纪处置对象，从传统的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关键岗位”“关键少数”，延伸到存在医药市场准入中存在寻租腐败的监管官员、担当“腐败中间人”的医疗界、医药界的学会、协会、商会、基金会，以及第三方的营销外包公司（CSO）、生产外包公司（CMO）、研发外包公司（CRO）、医生经纪公司等负责人。
在“三全”的全息化监管态势下，广大医药企业再也不能把合规视为一种应付监管部门的权宜之计，更不能要求合规部门与营销部门合谋规避监管，甚至实施监管套利。
须知，对于“搞政治对抗”“违法顶风作案”的“首恶分子”，特别是“钻空子”方法的发明者，“钻空子”行为的最大受益者，将面临党纪国法的从严从重从快处罚，甚至企业和负责人将面临灭顶之灾。
当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医药腐败利益链条被连根拔起，当部分细分行业的腐败问题被一网打尽，广大医药企业要从被动应对查案抓人，转向主动推进合规转型。为此，作为一名健康政策研究者和商学课程设计者，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推进实质性合规。
合规体系不是应付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检查的“面子工程”，更不是给长期存在、普遍触犯“历史共业”盖的“遮羞布”。以医药企业普遍开展或资助的医学学术会议为例：
在本质层面，不应陷入讨论“给医生多少劳务费、资金经过多少道中间方，才不会出事”等技术问题，而应当讨论医药企业如何戒断“假借学术会议实施利益输送”的路径依赖。须知，只要各监管部门实施全息化、穿透式监管，跟医药产品或商保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挂钩的支出费用，都涉嫌违法违规。
在技术层面，无论是虚构会议资料“开假会”，还是代医生手写签名搞“假发言”；又或者是试图将线下会议转为线上社群，通过“刷单”“刷分”虚构点击量、转发量、点赞量，或是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虚构讲课次数与时长，又或是通过设置实名认证环节规避大数据网络抓取私域流量的医生客户信息——上述做法都很难逃脱互联网监管部门的法眼，只要作为一种“创新营销”模式被更多医药企业采纳并传播，迟早会被监管部门“抓典型”“抓现行”。
因此，实质性合规万变不离其宗，没有捷径可走，永远要求必须符合“真人”“真服务”“匹配服务价值的劳务费”这三准则。
二是要推进制度化合规。
为推进全公司自上而下抓合规、横向到边与纵向到底推合规，合规体系建设不应当只是技术性规范，而应当上升到公司战略层面，作为公司“一把手工程”，要由公司董事长担任合规委员会主席，由总裁担任合规行动小组组长。
合规准则不应当是企业审计部门、法务部门唱的“独角戏”，而被市场营销、市场准入部门视为“洪水猛兽”，要推进企业合规部门、业务部门的长效化联动机制，特别是合规教育要告别枯燥的思想教育、晦涩的法条诵读，要更多引入职场辩论、情景模拟、上机实操等机制实施“行动学习”，让广大企业员工可感、可信、可得。
为消除制度差、监管差，广大医药企业可以借鉴党政机关的反腐倡廉经验，在新员工入职、管理者上任等关键人群全覆盖开展合规培训，将管理者升任、离任、调任等关键时点全覆盖纳入合规审计，对企业党组织建设中纳入反腐倡廉“一岗双责”“一票否决”机制。
三是要推进医疗—医药一体化合规。
医药行业作为产品供给方，医疗行业作为产品使用方，双方理应共同致力于患者获益与人民健康。未来，只有“同向合规”才能防止先进者担心“鞭打快牛”、落后者把先进者“拉下水”，只有“同等合规”才能防止有人利用跨行业、跨部门、跨层级“制度差”违规套利，只有“同心合规”才能防止监管对象同监管者玩“猫鼠游戏”甚至大搞“监管博弈”。
因此，笔者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等主管部门尽快统一内外资医药企业的合规准则/指引等行业标准，并力争上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标准；
中央深化医改主管部门（国家卫健委）可会同各部委尽快推进医疗—医药合规“一体化”建设，将医药行业的合规与反商业贿赂标准，同医疗行业的医院党建/法治医院/清廉医院（行风建设）等建设标准，尽快实现“书同文、车同轨”。
合规激励：
政府、医院、企业须协同发力
今后，为全面构建与践行合规体系，需要医药企业从只注重过程合规转型至兼顾过程合规与结果合规，从只注重组织合规转型至兼顾组织合规与行为合规，从只注重形式合规转型至兼顾实体合规与形式合规。
要实现中国医药产业的这一历史性转型，光靠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机制，光靠自外而内的“政策、法规施压”，远远不够。我国迫切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与管理模式，构建医药企业“自发合规”“自主合规”“自治型合规”的持续动力机制。为此，笔者建议：
一是各地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防止医院层面反腐整治“一刀切”与“层层加码”误伤创新药械的合规推广。
在一年期的医药反腐整治进程中，全国范围内全面叫停医药企业直接赞助医院学术会议，或者只允许医药企业赞助/捐赠由卫健委系统内未脱钩的学协会（如医学会、医师协会、医院协会）发起的活动/课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提高合作门槛、便利党政监管，达到反腐败“遏制增量、清理存量”的目标。
如今，随着医药反腐整治从专项工作转入常态化治理，医生为医药企业提供咨询、讲课等服务就不宜“一刀切”叫停，甚至在国家标准“办会备案制”基础上“层层加码”为“行政审批制”。
作为替代方案，国家卫健委可以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台相关“医疗机构—医药企业”不同合作场景的合规标准——学术会议类、指南共识类、健康科普类、互联网服务类、社会办医类、学协会合作类——为监管服务对象“亮红线”“划边界”。
与此同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医生阳光薪酬法案》，立法强制医生必须申报与各类企业（不仅限于医药企业）的合作事项，采取“如实及时申报可免责，瞒报漏报须追究刑责”的奖惩机制，通过设立国家级“院企合作”申报平台，倒逼广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合作项目、劳务收入对监管部门“阳光化”。
二是破除“非黑即白”的合规认定，构建行业自律、行政监管、纪法整治三重“防火墙”。
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医药反腐整治过程中出现“一罚了之、以罚代管”“层层加码、行政滥罚”等问题。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行为，罚没金额4000余万元。
然而，今年以来，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执法力度明显高于往年。例如，中部某省地级市，在一个月内就对至少两家大型医药企业公开处罚：
6月13日，江苏复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因学术活动劳务费违规被罚没400万元；
7月8日，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因虚假学术活动，共涉及46名医生讲课费86.02万元，被罚没2550万元。
不可否认，这种超强度的“惩罚性罚款”可以显著提高其违法成本，并且对其他同行企业形成有效震慑。然而，许多医药企业反映，在上述地级市的罚款依据中，其“违法所得”口径是一家企业过去三年在当地所有产品的销售额，而非在当地的涉嫌违法违规产品的销售额。
这种扩大化执法一旦被其他地方、其他部门借鉴，恐怕加重医药企业的经济负担，而且会被纳入医保招采信用评价“黑名单”并影响其省级招采挂网资格。
事实上，“法”与“不法”之间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而是一系列连续变量形成的“光谱”。如果我们客观公正地复盘一家医药企业、一个医药人陷入“带金销售”的堕落史，或者基于大数据梳理有关司法判例、党纪通报对各类违法违纪行为的定性，就可以归纳出，“带金销售”至少应当被区分为四类：轻微违规行为、一般违规行为、严重违规行为、违法犯罪行为。
对轻微违规行为（比如：形式不合规但并未产生高频、巨额的“带金销售”结果的），应当交由医疗界/医药界的行业共同体内部的自律组织实施“家法”，有关行政机关不应为了追求案件数量、金额，架空行业组织，滥用行政执法权。
对一般违规行为、严重违规行为（比如：出现实质不合规，但涉案金额、违法次数并未达到违法标准、量刑标准的），应落实党中央关于“管行业必须管行风”要求，夯实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行风建设主体责任，优先由卫健委、药监局、市场监管局等开展行政执法，而不应当绕过行业监管，滥用司法权。
只有对于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公检法机关才应当第一时间介入，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
因此，笔者建议，为推动监管关口前移、反腐防微杜渐，可在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的行业自律机制中探索“合规信用分”机制，并争取纳入以下政策机制中：
卫健委指导/主导的执业医师信用评价、医疗机构绩效评价，医保局指导/主导的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同医师执照续期、医疗机构执照续期/等级评审/财政资金支持、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支付等“铁饭碗”“钱袋子”挂钩。
具体实施机制可包括：由有关医药行业协会、医院协会/医师协会发起行业自律公约，签约单位、个人视为自愿加入“合规信用分”体系。
对轻微违规行为、一般违规行为实施信用扣分并允许通过合规整改恢复分数；
对严重违规行为“一票否决”判定为“不及格”；
对违法犯罪行为直接开除出行业组织。
同时，“合规信用分”应当纳入中央部委的“信用中国”建设体系，对“不及格”与“被开除”的企业、个人实施跨部委、跨行业联合惩戒。
三是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合规不起诉”试点经验，推进“行刑衔接”，探索卫生、医保、药监行政监管“合规整改减免处罚”。
2020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并在部分省市的地方检察院试点开展“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也就是说，在涉企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同时，督促涉案企业积极整改。
在“行贿受贿一起罚”“机构、法人双罚制”的当下，合规不起诉试点有助于保护企业家免受“牢狱之灾”，并确保企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精神。
近年来，合规不起诉试点在医药行业应用按下“加速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牵头18家医药大健康领域的行业协会，共同配合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医药行业反商业贿赂合规管理指引》，完善非涉案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整改与第三方评估，以及附条件合规不起诉相关的标准、措施、程序、方法、路径、工具等。
然而，跟刑事领域的合规不起诉相比，行政领域仍缺乏类似的“行业自律+政策激励”机制，在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脱节的情况下，对于轻微、一般违规行为，无法形成医药企业自主合规整改的内生动力。
《决定》明确要求，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下一步，笔者呼吁，应加快研究医药企业“合规整改的行政和解（减免处罚）”政策，在各级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率先试点实施。
医药合规专家林冉向笔者具体描述了可能的实施机制：通过企业自我披露、第三方评估机构认证或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核验等方式，对医药生产经营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情况建档，并定期迭代数据。
企业合规信用档案应作为发生违规事项时行政执法的重要参考要素，如经认定企业已在合规体系建设和执行方面尽到勤勉责任，并能够在规定时间和行政监督下完成整改，应在行政处罚中触发合规行政和解程序。
长期以来，由于医药行业普遍存在“带金销售”现象，造成“守法合规者吃亏、违法违规者得利”的逆淘汰现象。
按照党中央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奖惩分明、疏堵结合”方法论，为激励医药企业持续合规、实质合规，需要在现行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基础上，引入正向激励机制，让“合规信用分持续高位”“合规整改到位有大提升”的企业获得“真金白银”的好处。
比如：给予这类企业医保优先挂网资格，并在参与政府采购、申请财政补助、获得税收减免等方面获得优待。
如果说过去一年的“医药反腐”更多是“破”，显示出霹雳手段，斩断了利益勾连纽带，遏制了反改革动机和势力，那么未来一年“医疗廉政”更多是“立”，须体现系统思维，抓紧查缺补漏，抓紧建章立制，构建医疗医药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期盼医药界、医疗界联手，有关主管部门政策协同，还医药产业一个风清气正的大环境。
（本文仅代表发言专家个人观点，与其所供职单位或“健康国策2050”官方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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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三期《科普专家/患者组织建言专病防控政策体系》：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支修益（癌症）、罕见病患者组织发展网络黄如方（罕见病）、上海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督导专家费超（认知障碍）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四期《机构改革落子“健康中国”：“三医”并立：前瞻与对策》：原国务院医改办监察专员赖诗卿、原省级卫生厅处长孟立联、国际医疗/社保体系专家邵晓军、“一体化监管”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五期《国家科技部/知识产权局/大数据局/乡村振兴局改革：对健康科技/数据/资金的影响》：国内最大临床转化机构前领导朱同玉、国家卫健委数据治理专家曹艳林、农工党中央健康扶贫专家周峰、“三流合一”治理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六期《老龄事业统筹：从卫健委到民政部的影响》：全国政协常委阮诗玮（养老服务）、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胡继晔（养老金融）、国家老龄研究基地副院长杨一帆（养老监管）
“追寻理想中国”第七期《2023-2024卫生/医保政策：展望与对策》：王宗凡主任（个人账户改革与门诊统筹解读）、高雪主任（耗材与IVD集采解读）、刘晓云主任（中央医疗卫生体系文件解读）、王仲（中央全科/专科医疗文件解读）、娄宇（医保立法与执法解读）
新“学术战疫”第一期：破解新冠就医用药难：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委迟春花（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韧性）、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原会长郭泰鸿（新冠物资应急储备）、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系主任张屹立（新冠疫情省份“脆弱度”排名）
新“学术战疫”第二期：医疗韧性与药品可负担：江苏基层卫生协会书记夏迎秋（基层医疗机构韧性）、同济医学院卫管学院副院长陶红兵（医疗体系整合）、天津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吴晶（新冠药物定价）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一期：启动仪式&专题讲座：医疗管理学大家刘庭芳、卫生法学大家王晨光、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韩布新、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石琦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二期：疾控体系改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流行病学大家曾光（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三期：卫生应急管理：曾三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应急管理大家薛澜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四期：医药创新：中国药促会会长宋瑞霖、国家药监局专家库成员宋华琳、国家药审中心原首席科学家王刚（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五期：小微企业、普通市民/患者保障：广东卫生厅原巡视员廖新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袁伟、杭州“城市大脑”首席技术官申永生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一期《中央《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解读》：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二期《“新基建”背景下的未来医疗健康产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及《新型健康服务业监管模式创新》《互联网医疗示范项目指标体系》两项重大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首发式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一期（疫情防控篇）：流行病学大家曾光、美国UCLA公卫学院副院长张作风、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德国德中卫生健康管理协会中国主任徐洪波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二期（社会保障篇）：中国社科院陈秋霖主任、美国医保中心蔡立明博士、英国国王大学杨维教授、德国医保专家邵晓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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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三期《医改重点：“保大病”“保小病”还是“保预防”》：顾雪非主任（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咨询专家）、康韦女士（原研药行业协会RDPAC执行总裁）、徐华锋先生（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四期《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如何全面落地？》：赵淳会长（中国社会办医领域协会领导）、廖志仁会长（大型三甲民营医院创办人）、周萍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五期《如何保护医疗数据安全、患者个人隐私？》：俞思伟主任（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叶荔姗主任（试点城市数据管理专家）、宁宣凤律师（数据安全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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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七期《后疫情时期：如何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苗艳青研究员（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专家）、尹朝霞主任（深圳“罗湖医改”基层医疗重要贡献者）、李杰（基层诊所产业专家、信息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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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一期《国家医保局生物制品带量采购前瞻》：张斌院长（武汉医保局胰岛素带量采购试点）、朱斐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抗体制剂带量采购）、洪飞先生（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创始人）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二期《从医联体到健共体：医疗/医保政策如何协同？》：国家卫健委医共体指导专家林枫教授（部委专家）、浙江玉环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董寅（医院集团）、健共体（南平）互联网医院院长宋斌（数字健共体）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三期《全人全程的全科医学服务展望》：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袁蓓蓓教授（部委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联合工作委员会主席杜兆辉医生（全科管理者）、北京儿童医院童缘网负责人苏小虎（儿科全科服务平台）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四期《医疗“好差评”模式：医院/医师信用评价与监管》：汪剑锋（福建医保局稽查处副处长）、刘日记（苏州卫健委综合监督处处长）、史岩（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评价部副主任）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五期《民法典对患者、医院医生、医药行业的影响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郑雪倩（医事法）与刘炫麟（医药法）、公益律师韩晓晨（患者服务）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六期《医药/医疗反垄断政策前瞻》：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成员孟雁北（政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反垄断法分析）、律师万江（反垄断案例分析）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一期《医药代表合规转型》：上海药监局原局长唐民皓（政策解读）、彭天曜律师（合规指引）、张廷杰总监（准入策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期《医疗/医药反腐动向》：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王岳（政策解读）、资深医药准入专家点苍鹤（药企策略）、孙超律师（合规指引）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三期《健康政策半年展望会》：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健康产业政策）、国家发改委咨询专家宋新（数字健康政策）、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姚岚（医保商保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四期《DRG除外支付》：国家医改云南玉溪DRG项目专家刘芷辰（DRG政策）、“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DRG对商保与药企影响）、资深政务副总裁陈炳澍（企业DRG实操）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五期《公立/民营医院亏损治理》：湖北省医改办原副主任阮小明（新冠疫情对医院影响）、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专家刘宏伟（公立医院亏损建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领导余小宝院长（民营医院亏损建言）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六期《医保按疗效（健康效果）付费》：国家卫健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上海医保局试点）、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茁（美国欧盟案例）、徐州医保局待遇医药处处长杨义森（医保配套法规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七期《中成药集采：政策解读与应对策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谢雁鸣（价值评估与真实世界研究）、“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集采竞标：准入路径与报价策略）、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政策体系：打破三大惯例，洞察五大趋势）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八期《惠民保：政企关系与多层次保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咨询专家朱铭来（价值评估模型）、成都市医保局医疗保险处副处长廖凌（“惠蓉保”）、某商保公司部门副总严霄（“共保体”设计）、镁信健康前高管蔡卓（创新药准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九期《创新药放弃医保创新高：标内/标外、院内/院外哪个香？》：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宣建伟（中美对比与价值评估）、上海医保局咨询专家（医保药品落地机制）、准入培训专家徐川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期《打击欺诈骗保：政策动向与操作规程》：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信用评价专家龚忆莼（过度医疗判定）、国家医保局医保法规咨询专家张卿（欺诈骗保判定）、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医保飞行检查常见争议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专家张群（医院医保质量管理）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一期《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DRG/DIP政策咨询专家杨燕绥（为健康付费与健康绩效评估），国家医保局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化专家指导组组长（医药/医疗类编码进展），国家医保局DRG付费技术指导组临床论证组组长郭默宁（DRG临床质量管理），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支付+”创新医保政策，支付方式改革六大动向）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二期《医学指南/共识：医政管理变局与对策》：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专家共识—医学指南—国家诊疗规范：行政监管逻辑）、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联合发起人、《实用内科学》主编王吉耀（医学指南制定：方法学前置性审查与“推荐意见”合理性评价）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三期《六部委试点城市医疗集团：动向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县域医共体咨询专家林枫教授（镇江模式与分级诊疗）、国家医保局DRG/DIP咨询专家何继明教授（支付方式改革与三医联动）、深圳卫健委陈瑶博士（深圳罗湖模式）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四期《医保个人账户改革/门诊统筹：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政策咨询专家王超群、法律咨询专家娄宇、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连锁药店专家黄修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五期《药品招采“二次议价”卷土重来：是非与利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专家房志武、医药产业大V涂宏钢（Dr.2）、商业贿赂案件资深律师左玉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六期《北京长峰医院大火：卫生综合监管与防灾须知》：北京城市规划院马良伟老院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杨海宇副总建筑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健院长、社会办医专家张苏华所长
健康治理系列第十七期《五部委打击骗保，医保/医院/药企应对策略》：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飞行检查”专家任克华、国家医保DRG临床论证专家冷家骅、湖北医保局政策法规咨询专家于长永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八期《2023医保国谈:前瞻与对策》：知名药物经济学家胡善联、RDPAC高级总监李京帅、“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九期《2023医保飞行检查：重大变化与院企对策》：某省医保系统基金监管专家王昊昀、某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二级调研员周鹏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陶剑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期《医疗/医药反腐整治：医院/药企如何研判/应对？》：公立/民营医疗机构主委级专家宋冬雷、世界50强药企前高管丁利华、原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相关课题组负责人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一期《反腐之后，如何倡廉：公立医院薪酬绩效改革论辩》：中央推广的“三明医改”卫健委领导周显葆、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宿小满、知名医院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秦永方、有关部委医疗反腐课题组长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二期《大型医院巡查方案公布：前瞻、问题与对策》：国家卫健委法律咨询专家、反腐倡廉政策咨询专家，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干部，知名医院管理研究所专家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一期《医疗/医药双轨制的秘密》：原国家食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李国庆、江苏卫健委原副主任李少冬、上海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芬研究员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二期《机构/散户投资人的政策素养》：科技部、工信部生物医药领域评审专家郑玉芬、医疗健康投资50人论坛（H50）2020年度轮值主席杨瑞荣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三期《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动向与对策建议》：海南省原卫生厅长白志勤（省级试点）、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基层视角）、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和经纬（港台启示）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四期《剖析医保报销堵点：国家医保局大排查》：江西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医保政策视角）、安徽蚌埠医保中心原主任秦鹏（医保经办视角）、《医院管理能力探讨》作者诸任之（医疗管理视角）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五期：《医保-医院-药企“三角债”上榜：成因与对策》：中国劳科院原副院长谭中和（“医保-药企直接结算”与医保局考核）、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姚宇(地方医改真实痛点破解)、西交大一附院医疗管理专家左煌（医院运营管理&合规建设）
茗谈书友会第一期《寻找政策与传播“黄金分割点”》：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传播咨询专家梁嘉琳（健康战略传播）、中央网信办咨询专家刘灿国（政策宣传指引）、创新生物制药公关联盟发起人张辉（传播实战经验）
茗谈书友会第二期《中国药品监管史》：北京大学药物政策专家韩晟《中国药品价格监管20年》、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市级集采：合理吗？能行吗？管用吗？》、口腔医院院长/国际牙医师学院fellow王聿明《种植牙价格专项治理：医保新政的行业影响与应对》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一期《为乡村医疗卫生能做点什么？》：全科医学主委潘志刚教授（政策解读）、县域健康共同体董寅总院长（区域级一体化管理）、英国伯明翰大学姚弥博士（海外经验）、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郭发刚全科医生（基层院长建言）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二期《为医疗/医药反腐能做点什么？》：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咨询专家王洁教授（医院内控体系）、国务院医改秘书长课题组组长梁嘉琳（制度体系与政策工具）、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评定优秀医保局王敏科长（医保定点医师/护师/药师/技师管理）、跨国医药企业协会（RDPAC）合规负责人敬礼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三期《中央发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影响与对策》北大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乃子、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所长韩涵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四期:《国家卫健委推一体化诊疗“专病中心”：问题与对策》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魏来、北大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薛冬、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专家张立强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一期《罕见病公共政策体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顾问李定国（罕见病监管史）、国家人社部/中国银保监会咨询专家郑秉文（罕见病创新筹资与支付）、国家药监局咨询专家杨悦（罕见病立法与监管科学）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二期《脊髓损伤患者综合保障》（倡议书首发）：国家重点医院康复专家许涛（诊疗认知）、前中国体操冠军桑兰（国际经验）、公益组织创办人潘美好（国内现状）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三期《保生育健康：“三医”政策能做什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人口战略）、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程利南（妇幼健康）、宁波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伟院长（“生育友好未来社区”前沿探索）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四期《学生心理悲剧多发，构建公平/优质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心理危机干预）、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程文红（精神心理治疗）、中央文明办等“心理专家讲坛”主讲任苇（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
梁嘉琳 | 审稿
李佩 |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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