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APEC｜郑永年：如何探寻中美长期“正确相处之道”？

编者按 · 2023.11.14

习近平主席于今日飞往旧金山。11月14日至17日，中美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拜登将在全球期待和瞩目下会晤。这是拜登任期内第二次与习近平会面，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自年初“气球事件”以来首次会面。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旧金山拉开帷幕，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首次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机制设立30周年。

中国是“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去旧金山进行两国元首会晤的。就两国关系的现状来说，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就中国而言，投降主义、放弃发展自主权行不通，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激进路线也行不通，中国要克服此前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障碍困难和对抗情绪，重新调整对美长期竞争合作的外交姿态。就美国而言，压力阻力同样不小，拜登政府克服了国内两党反华势力对其“投降主义”批评的压力，克服日韩澳菲等传统盟友对中美关系的转折变化的存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来之不易。可以说，双方在时代的转折点重新厘清双边关系十分重要。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1月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时提出，“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什么是中美长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本文指出，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明的视角出发，来寻求国际关系中大国的相处之道。通过践行“五个意识”——“反霸不称霸”意识、开放意识、全球化意识、良性竞争意识、包容共赢意识，来促成中美双方“非零和博弈”，推动中美关系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这是中美两国的要求，更是世界的要求。

本文由IIA战略与安全研究团队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讨论整理而成。

尽管历经多轮曲折反复，但中美关系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目前，中美两国人口总量之和超过世界人口的1/4，经济总量之和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1/3，两国制造业增加值对全球贡献率已接近1/2。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两国2022年的军费总和已超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总体来看，今天的中美两国关系早已经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影响全球安全稳定的世界性关系。没有中国或没有美国，国际秩序的改革和重建，是不成立的。没有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单独肩负起维护当今世界秩序的重任。中美关系搞不好，不仅不利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对世界其它国家和现有国际秩序带来了极大冲击，这是当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和国际社会的共识。

2022年世界各国军费开支占比图

（图源：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在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时提出“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什么是中美长期正确的相处之道？

冷战期间，中国在中美苏的大三角博弈的合纵连横关系之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战略位置。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权力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美两国也开始探索两国的相处之道。例如，1996年，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就曾组织会议，讨论美国与中国共存（living with China）的问题。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处于急速的变局之中——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对华实行战略接触政策（Strategic Engagement）之后，美国也在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最为激进的变化始于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对华态度在情绪化外交与理性外交间不断交织，两国关系犹如过山车。尽管今天有了中美两国的旧金山会晤，但美国依然在探索对华关系的最佳方式。中国亦然。两国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要“通向旧金山”？

中美两国关系近几年经历了自由落体式下滑，在两国精英和民众中间，出现了两种认知观点：第一种是认为美苏冷战之后，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了，甚至最终的热战也不可避免。一些有识之士，包括今年访华的百岁老人基辛格博士提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认为中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会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第二种则乐观地认为中美关系应当也有可能回归到贸易争端以前的常态。此次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会面，让持这部分意见的人又看到了希望，期盼中美关系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地说，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因为双方依然在摸索着一条长期稳定的相处之道，至少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如此。

一直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迷惑着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看法。比较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关于历史上的霸权国面临崛起国挑战而发生战争的宿命论假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16世纪以来，新兴强国跟现存强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冲突和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历史地看，权力转移理论关乎“一个国家是否屈服于另一个国家”，说穿了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一山不容二虎”的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近期西方流行的“中国顶峰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达顶峰，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衰退。美国只需要足够的时间，就能在中美之间的大国马拉松长期战略竞争中拖垮中国，犹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美国拖垮苏联那样。同样，中国方面的一些人也秉持美国霸权衰落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都是历史大趋势。这些观点都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面，中国应当竭力搞好中美关系，为长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还是要去跟美国接触、协商和谈判，两国间不交往、彼此孤立并不可行，很容易自动滑向冷战乃至热战。在国际层面，如果两国不交往，整个世界都无力承受，因为有太多的国际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不交往，整个世界都要遭殃。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美关系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今年中国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香山论坛、上海进博会等，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来参加，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大国外交在中美关系之外的广阔发展空间。但即使是这样，也并不代表中国要放弃搞好中美关系。中国不是前苏联，不是要脱离美国“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国际秩序来和美国对抗。

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历届政府也在探索与中国的相处之道，但这种探索受到美国内政的深刻制约。受困于两党政治极化和民粹政客的问题，美国在缺乏稳定政治主体的情况下，难以保持稳定的对华战略。明年就是美国的大选之年，两国领导人见面的机会难得，这次“旧金山”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那么，这次会晤能否奠定中美未来长期稳定相处的基调？在中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人们对这一问题应当有更深刻的思考。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并不取决于任何一方的能力和意志。对中国来说，对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难度要有足够的认识。

11月7日在美国旧金山拍摄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场地外宣传海报（图源：新华社）

美国要改善对华关系并不容易

美国开展对华关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约与挑战，要充分认识到美方的实际制约因素：

1. 功能失调（dysfunction）和“行动赤字”

尽管我们想改善双边关系，但美国面临很多困难。我们批评美方存在“行动赤字”，提出“重返巴厘岛”，言下之意就是美方言行不一致。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要意识到，这并非美国领导层刻意“说一套做一套”。这和美国存在的两党斗争和政治极化问题有关。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称，“由于两党内斗造成的国内政治极化，美国已经成了功能失调的霸权，国家行动滞后于语言，无法有效凝聚力量开展与中国等国家的战略竞争”。这是美国的真实写照。我们要理解美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难以践行其许下的诺言。美国政界有人揶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除了不反对“反对中国”，其它什么都反对。今天，这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克服国内对中国的遏制共识，迈出重新接触中国这一步，中国应当理解。习近平主席接受邀请就是对美方的肯定。当然，这并不是为美方辩护，或合理化其“行动赤字”，我们需要理解和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现实。

2. 霸权的国际能力局限性

物质方面，虽然美国仍然保持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但其相对优势已不如以往明显。一是客观上，美国的实力不如以前那么强了。美国在二战以后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形塑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欧洲、日本、中国等在经济和科技上相继崛起，国际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就力量的横向比较来说，美国面临着被中国追赶的风险，客观上对其唯一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二是主观上，随着国家主权观念强化，各国对外妥协的难度加大，因为国内民众都难以认同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妥协行为。在美苏冷战格局下，美国的盟友、众多中小国家，都有着“选边站”以寻求美国安全庇护的需求。在冷战期间，面临外部敌人，美国的盟友不得不听从美国支配。但当外部威胁解除，各国的主权意识、独立自主的意识就愈发强烈，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本来就对美国存在疏离情绪，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愈发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国家利益，不再无条件地追随美国。所以美国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掌控国际局势、支配他国，美国对国际秩序掌控能力的局限性显现出来。

3. 被“套牢”的霸权联盟包袱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名言，“国家的伟大，意味着责任”。在过去，有一个形象说法，叫“白人的包袱”，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其所谓的“包袱”。“白人的包袱”当然是西方为自己赤裸裸殖民主义行径做种族主义的辩护，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外交的反映。美国要比英国更“文明”一些，不再使用那样赤裸裸的话语，而是使用盟友、伙伴国等新概念。但实际上，美国要维持霸权，笼络、维系好自己的联盟体系，负担的确非常重。至少二战以来，美国力量深度嵌入到各个区域的秩序中，深陷其中、难以脱身。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警示，指出霸权撤退所可能引发的全球领导权力真空和混乱。他认为，若美国撤出现有国际秩序，全球有可能再次出现30年代“灾难的十年”的失序局面。

事实上也是如此。美国已深陷“金德尔伯格陷阱”。当美国相继从北约、中东回撤，俄乌冲突、哈以冲突接踵而至。作为深度嵌入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美国一旦退出，就会对整个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已经无法从现有的国际和区域中秩序中退出，被迫维持着成本高昂的联盟包袱。特朗普政府短暂的“退群行为”给美国盟友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因此，拜登政府快速地对此进行了纠正和补位，重返美国外交的结盟传统。但今时不同往日，“再结盟”的沉重包袱使得美国力不从心。

4. 美国对霸权护持的“情结”（complex）

如果借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美国也存在着一种“霸权情结”。美国从19世纪末登顶世界最大经济体，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人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均位居世界第一。直到二战后彻底确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老大”地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霸权的衰落还是退出，都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在美国之前，英国实现了所谓的“优雅的退出”（graceful exit），但这种有序退出是有条件的，英国把国际秩序的领导权转交给它的盟友——美国。英美两国信仰同一个上帝，同一个种族，同属一个文明，具有同样的政治体系。而美国如今的霸权衰落情形完全不同于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面对一个文明、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美国充满了困惑和恐惧感。美国根本无法接受一个完全不同的崛起国挑战自己的霸权。尽管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但美国在主观层面已经有了保护“霸权”的情结。这类似晚清。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官员仍未反躬自省，总以为英国是野蛮人，而自己依然文明。直到甲午战争被往日中国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真正地反思。如今的美国也是一样，还未能从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去认识中国的发展是包容性的、和平性的，而深刻陷入到了对霸权的依恋和保护思维中。

很显然，受上述这些矛盾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也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既需要中国，又要防备中国；既要中国合作，又要和中国竞争；既要和中国对抗，又要设置“护栏”。实际上，如果美国的霸权情结不去，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处于长期的“mission impossible”状态。

美国旧金山莫斯康中心外景 

（图源：南方财经全媒体）

中美关系的“中国文明观”

当下舆论场中，热战、冷战、缓和的观点都有所偏颇，也未能正确理解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文明观。美国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对华认知战，企图系统地塑造一套对华定性的认知话语体系。政治上，拜登政府炒作中美竞争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经济上，美国炒作“中国顶峰论”“外资撤离潮”“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投资之地”等唱衰中国的说法；军事上，美国持续炒作南海、台湾问题，以代理人方式对东亚安全实施离岸操纵；文化上，美国吹捧其民主制度为“历史的终结”，并通过社会科学话语垄断的方式把美国式现代化打造为“普世社会科学”的唯一公式。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华认知战旨在塑造“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新冷战格局，把中美关系拖回到过去的美苏对峙关系。

这一认知战的最大缺陷就在于，美国不理解中国的文明，不理解中国外交中的文明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要跳出美国的思维定性和话语体系。在社会层面，我们普遍接受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话语，将其作为主流圭臬。如果那样，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找到中美长期的“正确相处之道”。至少从我们自身立场来说，要找到与美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作为一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在对外交往中存在着美国所不具备的诸多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一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世俗文明，没有宗教介入支配政治的负担。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与宗教发展有着根源性关系。其实，宗教对西方公共事务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尽管西方近代以来主张政教分离，但宗教冲突到如今还在发生。塞缪尔•亨廷顿更是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将人类冲突提升到文明冲突的层次，而文明的核心在于不同的信仰系统。不过，这一论断在今天的中东部分地区应验，但并不适用于中华文明。中国的儒家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很好地描绘了中国的世俗文明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即宗教信仰归信仰，世俗事务归世俗，信仰是个人事务，世俗是公共事务。这实现了中国政治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私人信仰与公共事务的合理分离。

在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世俗性质曾经长时间被错误认为是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源。无论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还是像英国哲学家罗素那样的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的“不敬神”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近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世俗性质，传统中国的政治始终没有被宗教所支配。中国人不需要在不同的上帝、不同的神之间做简单的选择，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的宗教冲突，更不用说宗教战争了。可以说，中华文明避免了公共事务的宗教化，有效地实现了政治文明与宗教文明的和谐共处。这种文明特质使得中国在调解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处理由宗教因素造成的国际纠纷中具有比较优势。

二是中国文明中所包含的“大国大责任”概念。中国传统践行的“朝贡体系”本质上是单边市场开放和普惠式庇护外交，为周边提供了区域共同市场和公共安全秩序，是客观存在的等级秩序下的一种区域公共产品。近代以来，西方批评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总是纠结于中国是霸主，周边各个附属国对中国是臣服和纳贡关系，中国利用强大的国家能力对邻国实施霸凌压制。西方更是妖魔化朝贡体系为“磕头政治”。的确，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观念认为，在内政，人生而平等；在外交，国家基于主权之上而平等。但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东方传统则不一样。东方传统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但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公平。在外交上也如此。传统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并不平等，不同国家间通过礼制确立了其在朝贡体系中的等级地位，形成了以主要国家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从而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了一个等级化的和平的区域秩序。中国如此，日本也如此。就中国的朝贡体系而言，这一秩序本质上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实施了单方面的开放，是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向周边国家开放了市场，在促成周边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同时催生了当时的“共同市场”的形成。不同于西方，中国很少通过武力扩张强行打开别国市场，而是通过单方面开放促进市场形成。更为特别的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纳贡”从来不是剥削性的，回赠朝贡国或藩属国的远多于纳贡，用今天的概念来说，体现了中国在这一等级秩序中的“普惠式”外交理念。回到今天，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上海进博会，都富含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单方面开放和普惠式外交的智慧逻辑，与西方资本扩张所伴随的“铁与血”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所缺失的地缘政治概念。近代以来，世界格局源自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先是欧洲人主导，后是美国人主导。当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地缘政治现象。明朝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使用侵略的手段，也没有将所到之处政府成为中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处了几千年，没有把哪个东南亚国家变成殖民地，而西方人一来没多久，整个东南亚就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西方的罗马帝国跟中国的秦汉帝国有交往，但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和经贸人文交流实现了帝国之间的良性关系，而非霸权之间的“注定一战”。特别是在上述“朝贡体系”下，中国尽管有时也通过武力帮助周边国家维持国内政权的稳定和免受外部侵袭，但中国的武力行为在于维护区域各国的和平发展，而非借此实现殖民占领。在当代，中国的崛起过程也是亚洲的和平发展过程。在中国崛起之初，人们普遍相信，“中日必有一战”。但实际上怎么样呢？今天的中国GDP超过日本的三倍，但中国依然没有对外扩张。今天，人们又普遍相信，“中美必有一战”。不过，“必有一战”是西方的经验和西方的逻辑。中国是根据自己的文明逻辑而非西方的逻辑而崛起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明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崛起，也需要从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中寻找未来中美关系长期正确的相处之道。

古代绘画中外国使节来朝的场景

（图源：澎湃新闻）

“五个意识”导向

中美非零和博弈

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最难跳出的当属签署“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不仅很多美国人相信，国内很多人也相信。部分国内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最终要以打败美国为目标。这是不正确的。像中美这样的大国，除非是自我击败，不会是被对方击败的。这样的观点在流行，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明确中美关系的目标是什么。无论是接触、交流、竞争、合作，甚至对抗或者战争，这些都是处理双边关系的方法，而非目标。今天，美国有力量跟中国竞争和斗争，中国发展到今天也有力量跟美国竞争和斗争，但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呢？我们只关注了要和美国合作或者斗争的上半段，但还没有想清楚下半段，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

美国因为其国内政治分化等原因，目前还不太可能达成关于中美关系的共识和目标。但中国能不能确立自己的中美关系目标呢？这不仅可能，而且也已经隐含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了。习近平主席提出“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我们首先践行我们自己认知的“正确之道”。从我们所践行的外交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五大意识”，这些意识反映的是中国文明智慧，引导和规制着未来的中美关系，甚至是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一是反霸权而不争霸意识。尽管美国和西方少数人总认为中国在挑战美国“以规则实现统治”（ruled by rules)的秩序 ，但中国的关注点不在于“ruled”（统治）而是在于“rules”（规则）。中国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秩序重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和平、普惠、公平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大国本身（中国深刻意识到美国同盟的成本），更加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反霸而不争霸，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原则，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反霸权，邓小平表明中国要“永不称霸”，或者“永不当头”。今天，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体现了中国与他国和平共处的决心。不管是美苏对峙还是美国霸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中国本身都深受国家霸权主义之苦，中国绝不希望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或者“美国”。

二是开放意识。中美这样的大国，其本身的开放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国际公共品。就国际公共品的提供而言，大国天然地具有主要责任，小国无力承担国际公共品的供给而只能选择“搭便车”（free rider）。中国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崛起的，开放促成了当代中国，开放也使得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之其他大国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对未来的开放比任何国家都坚定。去年20大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的制度型开放。从政策开放到制度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么就开放而言，竞争的是谁比谁更开放，而不是谁比谁更封闭。历史地看，那个更加开放的国家会赢得竞争。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既是中国历史的深刻教训，也已经是中国开放文化的有机部分。

　这是2021年12月拍摄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全景，该港口城投资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典范（图源：新华社）

三是全球化意识。中国得益于过去的40年的全球化浪潮。今天，当全球化遇到困难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之时，中国不仅没有关起门来，而是在加大力度推进全球化。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八项新措施，包括中国进口博览会等机制安排，都体现出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化甚至主动推进单边开放的思路。

四是良性竞争意识。美国（西方）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其本质是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恶性竞争关系。而中国追求的是以竞争促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中国不怕竞争，也欢迎竞争。例如，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美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一带一路”，G7集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些，中国在积极对待，欢迎任何能够推动当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中国的方式好不好，应当由当地社会说了算，而不是美国和西方说了算。中国所要避免的是聚焦于地缘战略摩擦、军备竞赛的恶性竞争。

五是共赢意识。在中美竞争中，两国在推动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多边主义。美国在推动的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是针对第三国的；而中国在推动的是包容性多边主义（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针对成员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前者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而后者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促进。在其他国际事务领域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中国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可以共赢。世界之大，各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栖息之地。

　这是2023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普哇加达拍摄的一列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是中印尼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图源：新华社）

结语

美国大选在即。如果拜登继续当选，中美关系将相对稳定。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么两国关系可能会再度进入震荡期。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令中国恐惧。中国有足够的能力，足以在美国内部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政治变化面前展现自身的韧性。对中国而言，两国关系要想发展，关键还是要探索一条非零和博弈的相处之道。美国如今的对华方略离不开所谓“三分法”——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该对抗的地方就对抗、该竞争的地方就竞争。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6月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所提出的，“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

未来世界秩序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概念“和谐”一词来理解。要承认这个世界是“和而不同”的，和平与秩序是建立在“不同”之上的。这并不难理解，尽管大家都不同，但大家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是越来越小，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文稿整理

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

袁浩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黄紫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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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祺丰 覃筱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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