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数字领域如何实现“全面开放、有效管理”？

导读 · 2023.12.11

12月9日，第二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暨“数字湾区发展论坛”在广州南沙召开。本次论坛以“数智驱动合作创新，打造全球数字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湾区”为主题，政府领导、专业学者、企业代表等近500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粤港澳三地数字化协同共治、助推大湾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建设之路献计献策、凝聚共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受邀参加论坛并作“数字湾区如何辅助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主题演讲。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讨论数字湾区讲几点我的看法。因为我是学社会科学的，我不是数字技术的专家，这里很多人都是专家，因此，我想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谈几点我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不见得成熟，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数字湾区领域，我们国家尤其是广东省在过去很多年里有非常大的建树，我刚才看到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已经讲了所取得的成就，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我今天想围绕着“数字湾区如何辅助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个题目来讨论。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是我和研究团队这几年提出来的。我们发现在过去工业化以来的250多年间，如果一个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而成为发达经济体，就必须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可持续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去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但是我们算了一下，自近代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还不到10亿人口，我们14亿人口要实现现代化，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就技术发展而言，我们现在刚好处于一个“中等技术水平”的阶段。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先进的领域。在军事技术、航天航空等一些领域中国还是蛮领先的，赶上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从整体民生经济领域来说，我们还是处于一个中等技术的水平。“中等技术水平”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从“0-1”的原创还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是应用来自西方或者美国的技术。第二，就应用技术而言，如果我们用“1-10”的刻度来说，无论是从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来看，我们还处在“3-7”的水平。例如就制造业来说，美国还是第一梯队，欧洲和日本属于第二梯队，而我们处于第三梯队。

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搞系统“脱钩”，想把我们的技术水平固化在中等水平。“中等技术水平”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的数字经济情况。就数字经济发展而言，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几个模式。美国模式是非常具有进攻性的模式，到现在为止还是自由放养的模式，其重点是发展而不是监管。从特朗普时期到现在，就对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监管争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有效的监管方式出现。争论很多，但是落实到法律法规层面则很少。我们认为，美国放养式的发展唯一目标是想在数字经济领域确立其世界霸权地位。放养式发展是反对政府提前介入这个领域，更不能从任何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过早建立法律法规来管理、监管数字经济显然会限制其发展。不管怎样，在美国，企业还是数字经济的主体。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图源：IC photo）

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今天世界上的竞争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当然，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也有很多企业想参与竞争，但都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竞争。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绝对的前沿技术、前沿经济的位置，其他所有国家都处于追赶或者赶超的位置。用我们前面所设定的定义，美国拥有的是从“0-1”的原创，而其它国家都是“1-10”的技术应用。欧盟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很难和美国竞争，因此欧盟采用的是防御性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把欧盟庞大的市场转化成为规则和规制。亚洲一些经济体，包括新加坡和我们的邻居越南，他们尽管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但也一直想嵌入互联网革命，因此他们发展出了另外一个模式，人们可以称之为“全面开放、有效管理”。今天，像新加坡、越南等一些国家的数字领域或者人工智能领域，都是全面开放的，在全面开放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管理。

我们国家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有些西方学者说我们是“有限开放、无限管理”，就是说开放度还不够，但是管理技术很领先。用我们传统“矛盾”概念来说，美国侧重的是“矛”，而中国侧重的是“盾”。不同模式有不同的优劣。美国监管不足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民粹主义影响政治和社会，社交媒体时代的民粹主义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监管过度也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在国际层面。作为国际政治学者，我担心的是美国会成为“一神教”。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是多元化的，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崛起，不同的西方国家都实行过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应当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是多元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今天，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人们担心美国一霸独大。日本、欧洲几乎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现实地说，只有中国能够采取有效的政策去追赶和赶超美国，有条件对美国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如果中国在这方面不能赶上，成为另外一极力量，那么在可预计的未来，美国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神教”，即美国成为唯一的一极。如果那样，那么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互联网是当代和今后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基础，它涉及到人类生活（包括思考）的方方面面。如果让美国的互联网来主导物质和精神的世界，那么美国就获得了统治全世界的能力。

数字经济领域

中国有很大优势

在数字经济领域，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优势。首先是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存在。到现在为止，互联网公司基本上为中美两国所拥有。前些年，两国几乎到了旗鼓相当的水平，尽管现在美国比我们强大，但是互联网企业基本上还是中美两家，欧洲没有，日本没有，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有。

图中显示了2022年度，美国科技巨头在中国的营业额占比。尽管美国政府在过去五年中努力与中国脱钩，但大多数美国科技巨头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图源：QUICK-FactSet）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缺少监管，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更大的开放。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的特点就是技术加数据。算力、算法是技术方面，数据包括数量和质量。技术和数据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技术越发达，就可以收集量级越大和质量越高的数据；反过来，量级越大和质量越高的数据又会促进算力、算法的提高。我们和美国的差异在哪里？且不说技术层面，数据层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量级问题。尽管我们有14亿人口，数量也不小，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的开放体，无论是政府还是它的企业有能力在全世界到处收集数据。对人工智能来说，数据意味着应用场景。我们一个国家的应用场景很难和美国全世界的应用场景相比较。二是质量问题。我们数据量级不够，所拥有的数据相较而言也是不整合和碎片化的，因此质量并不高。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我们各个城市和区域的数据融合还远远不够，即使是同一个城市的数据也并不整合。这导致数量不够、质量碎片化的问题。当然，我们早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在努力加以改进。今天我们出台的《“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引领中国的数字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最有条件。一是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就在大湾区内，包括腾讯和华为都在大湾区。二是我们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以内通过提升粤港澳三地的数字流通和融合来提高数据的量级和质量？这是非常有可行的，因为这样做是可控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加快一点步伐。我们不应当把三个行政单元和三个关税区看成一个阻力，恰恰相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动力。如果粤港澳三地的跨境数字流通和融合发展好了，就可以复制和扩散到其他各个地方，如此，大湾区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的抓手。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已经提出和确定了未来数据经济的发展目标，如南沙等地提出要对标CPTTP，尤其是要对标DEPA。我们要抓紧申请加入这些聚焦规则和规制的国际贸易组织（包括跨境数据流动）。即使谈判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先做起来的，即根据我们发展的需要进行单边开放。

2021年9月16日，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11月1号又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图源：National Press Foundation）

在美国和西方想封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实现精准的单边开放或者单方面开放。比如这次的签证政策，我们对一些欧洲国家和亚洲的马来西亚实行单方面开放，单方面开放马上引出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国家也已经向中国公民开放签证了。

这种单边开放政策能不能应用到更多的领域？对中国来说，中国经济量很大，在对很多较小国家开放时，显得很不对称。而单边开放，例如向东盟较小国家的开放，就不至于对后者构成对等开放那样的压力。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也就没有了市场。在数字经济领域，即使我们是对标DEPA，如果比较一下，美国现在所做的远远超过了DEPA。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数字湾区，如果能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讨论，就不仅要考量到广东的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更需要为我们国家数字发展和数字治理探索出一个可复制、可扩散的模式，这样我们做起来就会有更大的意义。可以预计，这样做可以导向亚洲一些国家所践行的“全面开放、有效管理”。实际上，如果从我们的管控体系及其能力而言，我们已经具备了“全面开放”的条件。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大湾区各方面是最具有潜力的，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所有基础设施和要素，只要有有效的政策来引领，就能够把这些要素整合起来，赶上甚至赶超美国的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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