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逝世两周年纪念专栏‖主体间性、功能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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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著名语言学家M. A .K. Halliday发表了一系列主题相同的论文，全面论述他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后来这些论文被整理成集出版，书名为《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1978）。社会符号学理论试图解释人类交际与社会过程中的变化、不规则和不和谐，试图解释社会结构的符号特征，包括社会阶级、权力等级系统、社会冲突各个方面的语义特征。同时，社会符号学还试图解释社会成员构建社会符号、社会现实被塑造、限制、修改的过程。而这些过程对社会现实的构建并不如理想所描述的那样，相反，往往会对短视、偏见、误解视而不见甚至制度化（Halliday, 1978, p. 126）。自社会符号学理论提出以来，在过去的30年中，它被广泛的运用在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教育学以及儿童语言研究等诸多领域。可是社会符号学理论对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也许还有更深的意义。正如G. B. McKeller这位美国加州Casa Colina康复医院的医学研究学者所言，“历史行将证明，（社会符号学理论）将对正在兴起的关于人类本质的重新解释，也就是说对于关于人的科学的各种纷繁芜杂的问题的理解将做出重大贡献”（McKeller, 1987, p. 528）。本章首先对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做一回顾，然后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功能进化论（evolutionary function）、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三个方面总结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以及McKeller（1987）对社会符号学理论的评价。我们的目的在于置社会符号学理论于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视野之中，重新挖掘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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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在Halliday（1978）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中，有六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中包括语篇（text）、情景（situation）、语域（register）、语码（code）、系统（system）和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这六个概念是构成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基石。

语篇：语篇是人们所从事的语言交际的范例，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它可以大致的理解为一种“超句子”（supersentence），但是这一说法最好理解为语篇是被编码于句子之中，而不是由句子组成。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是不断的意义选择的结果，是意义潜势的一种实现。语篇一方面被体现为较低的语言系统（词汇语法和语音），同时又是较高的符号结构（语境、体裁）的体现。语篇同时还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符号过程，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各种意义进行交换的符号过程。

情景：社会符号学的情景是指赋予语篇以生命的环境。这一概念的传统可以上溯至Malinowski（1923, 1935）、Firth（1935, 1950, 1957）和Bernstein（1971, 1973, 1974, 1975）。从本质上说，社会符号学的情景概念是一种符号结构，是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的意义集合体。这一符号结构可以解释成由语场（field）、语旨（tenor）与语式（mode）三个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分别指伴随语言正在进行的社会活动、所涉及的人物角色以及语言所采用的符号或修辞手段。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人们交换意义的社会符号环境。

语域：语域这一概念被用来指语篇变体最早是Reid（1956），后来被Ure（1971）发展。Halliday用它来指语篇的语义变体。他区分了两种语言变体，一种是方言，另外一种就是语域。前者是基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变体，取决于语言使用者是谁，后者是基于语言使用的语言变体，取决于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时要做的是什么。语域是某一种文化成员通常赋予某一社会语境的语义资源配置，是某一社会语境可以得到的意义潜势。通常我们可以感受到与某种语境相联系的词汇语法形式，但这只是语域概念的实现形式。语域是按意义来定义的，而不是按词汇语法来定义的。

语码：社会结构对语言学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结构赋予人们交换意义的各种社会语境以意义。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交际网络（语旨），同时也决定人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语场）。甚至我们所说的语式也源自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会生成符号冲突以及表达它们的修辞风格和体裁。其次，社会结构决定交际的家庭类型，规定与特定社会语境相联系的意义与意义风格。社会结构决定文化传承的关键性语境，并以此来决定儿童社会化的形式与途径。再次，社会结构通过社会等级来对语言产生影响。比如说，社会方言就是社会等级最典型的符号表达。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会表现为语义系统的模糊、不对称、不完美、不平等。对于社会符号学来说，社会结构绝对不是语言研究的装饰背景，而是它研究的本体之一。

系统：Halliday认为，在社会语言学的语境下最重要的语言系统是“语义系统”（semantic system）。Halliday的语义系统借鉴了Lamb（1966, 1971）层次语法中的“语义系统”（semological system），但视角有所不同。前者是一个功能的概念，后者是一个认知概念。语义系统由三个功能成分（即元功能metafunctions）组成，“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表现的是说话人作为观察者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编码文化经验以及说话人个人经验的语义成分。人际功能表现的是说话者作为语境闯入者的意义潜势力，是说话者表达判断、态度、施加影响的语义功能。语篇功能表达的是说话者构建语篇的意义潜势，说话人通过它来使语篇与语境具有相关性。任何语篇都是这三种意义的交织，是一个多声的组合体（polyphonic composition）。

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对语言学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结构赋予人们交换意义的各种社会语境以意义。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交际网络（语旨），同时也决定人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语场）。甚至我们所说的语式也源自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会生成符号冲突以及表达它们的修辞风格和体裁。其次，社会结构决定交际的家庭类型，规定与特定社会语境相联系的意义与意义风格。社会结构决定文化传承的关键性语境，并以此来决定儿童社会化的形式与途径。再次，社会结构通过社会等级来对语言产生影响。比如说，社会方言就是社会等级最典型的符号表达。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会表现为语义系统的模糊、不对称、不完美、不平等。对于社会符号学来说，社会结构绝对不是语言研究的装饰背景，而是它研究的本体之一。

Halliday（1978, p. 125）曾经这样论述以上六个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社会交往通常体现为语言形式，社会符号学称之为语篇。语篇是许多次意义选择的结果，由词汇语法结构来体现，社会符号学称之为措辞（wording）。语篇所处的环境是情景语境，它属于一定类型的社会语境。情景类型是一种符号构建体，体现为语场、语旨与语式，分别指产生语篇的活动、参与者的角色关系以及修辞类型。这些情景变量分别与语义系统中的概念（ideational）意义、人际（interpersonal）意义和语篇（textual）意义相联系。某一特定情景类型的符号特征，也就是说语场、语旨与语式的结构决定其语义配置，社会符号学称之为语域。语域实际上是特定情景类型所特有的意义潜势。它被体现为“语言变体”。这一过程通过“语码”来调节。语码是组织代表某一亚文化的社会意义的符号原则。亚文化变体反过来又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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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

Halliday社会符号学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它的“主体间性”（McKeller, 1987）。Halliday认为要认识语言的本质，我们最好还是回到语言与人的社会（人际）环境：作为“社会人”（social man）的人以及作为活生生的、口头的、主体间的社会符号。Halliday所谓的社会人并不是与个体人（individual man）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是指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个体人。Halliday认为如果不考虑社会人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考虑语言，因为语言是人类赖以交往的工具。除了考虑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更好的研究语言的途径。当然也可以从生物体内部（intra-organism）的组成的角度来考虑语言，将语言作为人脑中的一种“知识”（knowledge）来考察，研究人说话过程中所涉及的大脑过程。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主流语言学的一贯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严重地忽略了人的社会环境。而Halliday希望扭转这种语言研究方法的不平衡，将说话人看成一个整体，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研究语言。这种途径Halliday自称是一种生物体（inter-organism）之间的方法。也就是说，是将语言视为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将语言与社会人一起来考察的方法。

Halliday的社会人的概念“不单单指人相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这一抽象的实体而言，而且是指人与其他人而言”（1971, p. 165）。这样一来，Halliday“从物理的视角转移到人类环境的视角”（1974, p. 8）。在这其中，“个体被看成是人类关系复合体的交集点，而恰恰是这些关系一起定义了这一个体社会行为的环境”（1971, p. 165）。而最重要的是，Halliday的这样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语言研究的新视角。人类行为相对于社会环境的根本部分在于其“语言行为”。因此，社会人的研究本身就预设着研究语言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Halliday（1978, p. 90）曾经这样将“主体间性”纳入其社会符号学模式：

我们有必要更多地用主体间或社会创造性的概念来解释语言发展。学会表达意义是一种社会或主体间的创造性。学会表达意义是一种创造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儿童或成人通过与其周围的人交往构建符号（意义）潜势。而这一潜势引导我们通往构成社会现实的意义大厦。

这种社会的、符号的主体间性的后果有两方面。首先是对系统中意义的重视。其次是强调语言对现实的社会构建作用。二者结合起来，是认为人不可能被其皮肤束缚（Human beings cannot be bound by his skin），相反，社会创造思维，思维创造社会。社会人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意义人、社会符号人，是社会意义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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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进化论 

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将社会环境而不是个人置于儿童语言学习的核心位置。个体的语言潜势被解释成为其建立、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的方式。这样一来，社会符号学理论势必采取一种功能主义的语言和语言发展观。它关心的是儿童以及所有的人用语言能做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并通过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探索来用语言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功能来进一步解释语言的本质：它的内在组织和型式。

        Halliday（1978）讨论了长期以来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天赋论者（nativist）和环境论者（environmentalist）之争。前者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学习，它与其它的学习能力不一样。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使小孩具有一套关于语言结构的预制的、详细的蓝图。学习母语的过程只不过是将他所听到的语言的型式套入他所已经拥有的框架。而环境论者则认为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与其它类型的学习能力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有赖于儿童所有学习过程都要用到的思维能力。环境论者并不承认在儿童的基因构成中有一套天生的、普世的机制。儿童的语言学习更多地依靠环境：他所听到的语言及其产生的语境。Halliday（1978）认为天赋论者对于语言规则（句法）的重视以及对于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表现（performance）的严格区分实际上反映了关于语言研究的哲学—逻辑传统。而环境论者反对理想与现实的严格区分、将合乎语法性定义为可以接受性、将语言看成是一种表达意义的资源、将意义定义为功能等等思想都反映了其人种学、社会学的本质。而社会符号学理论关于语言发展所持的是环境论的观点。“功能理论不是关于母语学习中所涉及的思维过程的理论；而是关于母语学习中所涉及的社会过程的理论”（Halliday, 1978, p. 18）。社会符号学功能主义的语言发展观将语言学习解释为语言个体掌握行为潜势的过程。语言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互动，而语言学习也是通过这种互动来进行的。儿童学习语言是以功能为动机的。对于儿童来说，语言是一种达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这种目标对于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寻求儿童学习语言的目的，除了功能以外恐怕不再会有其它理由。Halliday通过对他的儿子Nigel语言学习的观察，认为儿童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可以完成七大功能：工具功能（我想要）、规范功能（按我的做）、互动功能（我和你）、主体认同功能（我来了）、探索功能（告诉我为什么）、想象功能（让我们扮演）、资讯功能（我想告诉你）。儿童到18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对以上的七大功能运用自如。而随着他的逐渐长大，他的词汇、语法等方面会有更大、更快的进步，语言更多的成为他的学习手段。而要使语言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儿童必须进一步学会用词汇和结构编码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包括对他周围的人的认识，以及更进一步的学会使他所说的与其环境具有相关性。这就是Halliday所说的成人语言的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社会符号学研究语言的功能方法对于我们认识语言的本质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语言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它不得不完成这样的功能”（Language is as it is because of what it has to do ）（Halliday, 1978, p. 19）。关于语言之所以这样进化，而不那样进化，并没有先验的原因。在这一进化的过程中，“如果人类所处社会的环境没有对语言做出一系列的普世性的要求，我们的头脑也许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Halliday, 1974, p. 19）。这就是McKeller（1987）说社会符号学是功能进化论的主要原因。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和语言发展的理论不可否认地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语言的本质同样是不无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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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学

Mckeller（1987, p. 523）认为，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都一直在构建一种关于人性自足（autonomy）和独立的理念，将人区别于其它人（社会自足），人区别于其它生命形式(生物自足)，人作为心理的“真实自我”区别于人体的自然机制（心理自足）。这种“简约主义”（reductionism）的观点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固然清晰有加，但是它所产生的是许许多多相互不联系、不完整、武断任意的理论和描述碎片。在这些理论中，世界独立存在、人只是被动的处理者（processor）。人类语言只不过是外部世界一套简单的象征性表征机制，是外部世界被动理解的物化抽象。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Comte，Dilthey，Lewes，Durkheim，Mead，Saussure，Schuts，Wittgenstein 和John Hughlings Jackson等的研究中，关于人性的概念出现了一种激进的、深刻的转型，其中研究的视野广至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言语病理学和有关语言紊乱的研究。这种转型的要旨在于拒绝以往关于语言研究以及外部世界的静态的、自动的、心理的解释，取而代之以动态的、进化的、社会生物学的方式来看待语言。这一转型立即改变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提供了整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一基本原则。

人类环境是一个双面的环境。其中不仅包括物体及其过程，而且包括其他人。因此人性绝对不是简单的生物的人性，也不是简单的进化的、生物的人性，而是进化的社会生物的人性。Mckeller（1987, p. 524-525）认为，与这样的视角相伴相随的是以下的一些关键性的后果：

首先，面对外部现实，人不是被动的处理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他与其他人共同创造意义系统，而意义系统构成了他内部世界的许多语境，同时也构成了他的社会语义环境的许多方面，还构成了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方方面面。

其次，语言本身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一个关于意义、编码与相互关系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为创造性的解释、控制以及调整外部世界（包括其他人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进化的和功能的机制。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创造性解释，语言创造性地解释、控制了个体本身。

再次，在进化的社会生物的大的结构方面以及内部的处理机制方面，我们都有必要采取一种“建构主义”（constructionalist）的途径：整体并不一定要拆分为部分，而通常是先于部分出现或由部分生成。因此，我们所采用的进化的社会生物学的方法同时又是建构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学一直是以Noam Chomsky为代表的TG语法。这一语法范式以构建高度形式化（理想化）的语言理论为目标，是一种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为本的研究方法，是关于语言与思维的理性主义路径，重视中性的说话者/听话者（speaker/ listener）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也就是说他们关于语言的知识。但是这一理论模糊了活生生的语言的真正本质，忽略了语言在广泛的、整合的社会生物系统中的实现以及语言的社会、语义和功能进化基础。这一语言学范式由于它长期它以来占据西方语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也就模糊了上个世纪下半叶日渐兴起的另外一种基于人类经验与行为、基于整合的社会生物学和功能进化论理念、以主体间性为己任的、建构主义的语言研究途径对西方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的重大贡献。这一语言研究路径就是以M. A. K. Halliday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这一理论使我们摆脱了以往静态的、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tic）的语言观，进入一种动态的、过程的语言观。这样的语言观联系了社会环境的需要，并通过这样的途径进一步联系到活的语言的结构以及进化功能的、神经心理学的复杂系统（McKellar, 1987, p. 535）。

Mckeller（1987, p. 524）认为，自从十七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成果，首先是对自然与生理的解释，然后是进化论的宏伟理论，直到后来社会学、人类学与语言研究的各自领域的成果，直到我们所处的年代已经堆积成了一副关于人类本质的完全不同的图景。人性的自足（社会的、生物的、心理的）不再存在。像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每一人体结构，无论是生理的、神经的、神经心理的，还是神经行为的，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它为完成一定的功能而不断进化使然。这些人体结构必然独一无二地、集体地定义人性。可是它们决不能自足地定义人性，因为它们逐渐进化而形成的功能远远地超出了单个的生物体而涉及到了其它同类的生物体。当代社会思潮中关于人性的重新概念化引入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视角：社会-人际的视角。其中吸取了社会学、语言学和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社会生物学如果能够实现，将会切断人类和生物科学与形而上学思辨（metaphysical speculation）的最后联系，同时也会打破以往各个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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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自M. A. K. Halliday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1978）出版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我们置社会符号学理论于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视野之中，重新挖掘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上个世纪下半叶日渐兴起一种基于人类经验与行为、基于整合的社会生物学和功能进化论理念、以主体间性为己任的、建构主义的语言研究途径。这一途径对西方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都有十分重大贡献。其要旨在于拒绝以往关于语言研究以及外部世界的静态的、自动的、心理的解释，取而代之以动态的、进化的、社会生物学的方式来看待语言。正如McKeller（1987）所言，这一路径改变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提供了整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一基本原则，为人性的重新概念化引入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视角：社会-人际的视角。而以M. A. K. Halliday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恰恰是这一思潮在语言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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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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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研究

文章选自

丁建新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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