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系统功能描写到语言类型学——回顾和展望
从语言的系统功能描写到语言类型学
——回顾和展望
秦 勇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六大核心思想为基础，分析了系统功能类型学的主要范式和方法。本文认为，实例化维度是系统功能类型学的主要理据性之一，其理论框架中渐变体和概率的概念是其独具普适性的关键之一。在比较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功能话语语法、角色和指称语法、西海岸功能主义等五大类型学研究学派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系统功能类型学因其语法范畴的统一性、语言类型的全面性、语言描写的精准性、个体语言的规模性而极具优越性。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既为系统功能类型学带来机遇，同时也是其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实例化；概率
一、引言
韩礼德（Halliday）所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不仅继承了弗斯（Firth）的语境化思想、韵律分析和系统-结构理论，而且融合了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的功能主义，同时也受到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参见丁建新 2016）。从系统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就意味着把语言看作一个具有语义潜势的选择系统（system），看作一个功能的变体（functional variation）；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有功能标签，系统和语法结构的连接使语义的循环得以实现；在特定的时空中，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和人类同时进化；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能够阐释人类的经验、建构人类的现实，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能够促进人类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能够衔接言语的内部和外部，从而使语义得以体现（Halliday 2015）。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六大核心思想——纯理功能的思想、系统的思想、层次的思想、功能的思想、语境的思想、近似的或盖然的思想（胡壮麟 1990）——照亮了现代语言学，对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实证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系统功能的语言描写和语言类型学密不可分。早在1957年，韩礼德就指出语言普遍理论原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普遍的句法特征既是个体语言描写的源泉，也是其归属（Halliday 1957）。与此同时，语言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不同精密阶（scale of delicacy）上的语言作基本的普遍描写以发现语言行为固有的类型（Halliday 1964）。这种源自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研究流派的思想，使得描写语言学贯穿了韩礼德思想的全部话语实践。韩礼德不喜欢当时流行的古典语言研究，中学时阅读的第一本语言学著作就是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语言学入门》（Bloomfield 1914）。在中国求学期间，他的研究兴趣更是发生了从历时语言学到共时语言学和现代汉语方言的转变。他继承了弗斯和王力两位导师的研究传统，认为语言变体具有重要的价值，每种语言都应该对其作特定的描写。早年在岭南大学求学期间，他就致力于珠江三角洲方言的田野调查。需要指出的是，包括翻译研究、语言比较研究和语言类型学在内的所有多语言研究（multi-lingual studies）（Matthiessen et al. 2008）都是以对特定语言的全面描写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从系统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类型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语言类型学的源泉
“语言类型学”这个术语是在1928年左右被创造出来的（Greenberg 1974：13）。对多种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始见于Schlegel（1808）的著作。20世纪上半叶初步形成了语言类型学的雏形，但其研究的重点是词法。例如，Sapir（1921：62-65）提出，词法的结构包括两个具有区别性的参数变量：合成和融合。同一时期，也有语言类型学的实证研究，如布拉格学派的语言特征学（Vachek 1975：11）。而真正标志着语言类型学研究进入语言学研究日程的是1961年在纽约举办的一次主题为“Universals of Language”的研讨会。Greenberg（1963）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语言的普遍性》（Universals of Language）。在该论文集中，学者们阐述了一些人类语言所共有的句法规则。例如，Greenberg（1963：74）认为，如果作主语或作宾语的名词和动词保持性的一致，那么形容词就会和名词保持性的一致。又如，Weinreich（1963：117）提出，零语素是转换过程的音段标记。会议论文集经修订又发行了第二版（Greenberg 1966），其第四版（Greenberg 1978）则是斯坦福大学研究“隐含的普遍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的智慧结晶。之后，语言类型学理论的研究不断增多，如Comrie（1976）、Hopper & Thompson（1980）、Givón（1983）、Dryer & Haspelmath（2013）等。语言类型学是一门日益兴旺的语言分支学科，尤其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其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尽管其提出的句法规则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其精髓——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具有普遍的句法特征——成为语言类型学的发展基础。
三、系统功能的语言描写
本文认为，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系统功能描写的语言类型学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据性。所有以系统功能理论为框架的语言研究都包含关于某一特定文本的某一项或某些项的描写性语法陈述。从宏观方面来看（图1），对若干个体语言的系统描写能够抽象出人类语言的普遍理论。普遍语言理论是个体语言描写的抽象化，个体语言描写是普遍语言理论的表层实现（realization）。系统功能的个体语言描写和普遍语言理论从本体论上来讲，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系统功能的个体语言描写包括所有的范畴化，是对具体个体语言的描写，因而是有差异的；系统功能的普遍语言理论是抽象的人类语言的理论，因而是共有的。不同语言的范畴之间并没有对应关系，其语法意义是由它们在特定语言中的内部关系决定的（Firth 1957b）。系统功能的个体语言描写和普遍语言理论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普遍语言理论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符号系统空间，其结构投射到具体的个体语言中。而多种个体语言的描写能够普遍化，成为描写性的主题和描写类型学，而描写类型学经过进一步的抽象化可以成为系统功能类型学（Systemic Functional Typology）的假设和原则。从微观层面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把所有的个体语言都作为一个拥有多维空间的符号系统（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21）。其中一个维度——实例化（instantiation）是获取个体语言共同规则和原则的关键所在。在个体语言实例化的渐变群中，由情景语境产生了作为实例化的文本，由文化语境产生了作为语义潜势的系统，它们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定词汇语法和语义选择在文本中的存在价值在于每一个语言使用的实例对整个系统的贡献”（Caffarel 2010：804）。而位于渐变群中间的是由情景类型产生的语域（register）类型，它既可以说是一种亚语言潜势，也可以说是一种由相似文本构成的族群。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普适性。历史见证了系统功能语言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类型学齐头并进的客观事实。韩礼德开创了系统功能语言描写的先河。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1957a）这本书是弗斯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部专著，它标志着包括韩礼德在内的新弗斯学派（Neo-Firthian School）的诞生，同时也是系统功能类型学发展的里程碑。书中，弗斯不仅揭示了用语言学理论描写语言的根本性任务，而且在“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Firth 1957b）这篇文章中，为特定语言的描写总结了普遍语言理论的17条原则。在这本书中，Halliday（1957）提出了如何对没有历史的语言，甚至没有手稿的语言，以及暂时无法确切划分语系的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韩礼德和埃利斯（Ellis）共同撰写了关于多种语言时体研究的论文，这篇本应当成为他处女作的论文最终没有被期刊录用。众所周知，系统功能语言学包含对汉语的研究，韩礼德的博士论文以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为语料清晰地揭示了古汉语的特点。实际上，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被韩礼德的博士生、追随者广泛地用于对各种不同语系、多种个体语言（例如越南语、日语、阿拉伯语等）的描写。这足以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不是仅适用于英语的理论，而是具有普适性的类型学理论。
语言类型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众多应用领域之一。与语言类型学的其他理论框架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巧妙之处在于，系统的思想从宏观的角度提供了跨语言的比较标准。寻找跨语言的可比性是所有语言类型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虽然其他学派也意识到因句法结构不同而造成的可比性问题必须脱离句法结构本身，必须求助于语义，但其仍然停留在个体语言范畴化的描写层面。例如，Greenberg（1966：74）指出，某种个体语言中名词所表达的语义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可能成为动词。系统功能语言学升华了抽象的普遍语言理论，采用范畴化渐变体的概念囊括了所有的个体语言。先决条件的不同思路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Croft（2003：14）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标准”研究范式：首先是确定所要研究的语义结构或情景类型；其次是考查用于编码的形态句法；最后是寻找包括外在功能在内的其他语言因素。可以看出，这种研究范式仍然没有脱离结构本身，未能反映语言作为“宇宙发生”（cosmogenesis）的类型系统（Caffarel et al. 2004：9）。以麦蒂森（Matthiessen）为代表的众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区别了具体个体语言和人类抽象语言的描写和类型化。从系统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类型学中的个体语言，意味着摒弃笛卡尔的成分分析法，采用制图学的整体分析法对语域之间的关系进行映射，凸显语境和系统结构。他们的研究范式以个体语言的元功能分析为基石，描写小句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以此决定系统的概率选择（Caffarel et al. 2004）。而针对人类抽象语言理论，Matthiessen（2015b）的研究范式被不同学者广泛地应用在理论引导、类型引导、迁移比较、语域样本分析、语言咨询等五个方面。
系统功能类型学的技高一筹之处还在于其以语料为基础，融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省力原则（Zipf 2000）是语言统计学的三大定律之一，其主旨是在特定的语料中，任意词项出现的频率和频率排名的乘积大致是一个常数。省力原则因此成就了系统功能类型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融合。在词汇层面，功能词项和实义词项分别位于词汇语法渐变体的两个极点，词项的具体位置由其出现的频率决定；在小句层面，除关系（relational）小句之外的所有小句，其过程类型出现的频率与其词汇语法的复杂程度成反比（Matthiessen 2015a）。
四、系统功能类型学的优越性
生成主义类型学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假设从本质上决定了其根本无法统一所有语言的范畴。Chomsky（1957, 1965）认为语言是自治的，可以脱离语义和语用，主张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内部语法，因此语法结构的研究和语法规则的普遍化可以脱离语境和语义。生成主义以句法结构为研究导向，其固有的缺陷是，个体语言因范畴化和语法化不同而造成的句法结构差异往往使得它们丧失可比性。虽说生成主义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句法结构、研究语言的普遍性，但其只是基于为数不多的个体语言，采用的是理性主义的演绎法，因而是片面的（partial）。例如，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类型学组（Leningrad-St. Petersburg/Typology Group）和巴黎学组（Paris Research Group）（参见Lazard 2001）的研究范围未免过于狭窄，多数是诸如形态句法、谓词参数之类的分析。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功能主义提倡人类语言的差异是有范围的、有约束的。同样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句法结构、研究语言的普遍性，功能主义基于的是众多的个体语言，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归纳法，因而是全面的（holistic）。然而，生成主义和功能主义不同的研究传统和研究途径却存在相同之处，可以互补。Croft（2003：80）指出，“从原则上讲，生成主义用（绝对）普通语法参数解释的两个句法性质的任何关系，都可以用类型学的普遍规则进行确切表达和验证”。实际上，建立在大量语言研究基础之上的功能主义可借用建立在少量语言研究基础之上的生成主义所论证的大量句法结构关系。
（二）语言类型的全面性
系统功能类型学与布拉格学派一脉相承，都主张语言类型的全面性。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很多理论思想都来自于布拉格学派。布拉格语言类型学是由斯卡利奇卡（Skalicka）（布拉格学派成员之一）创立的。Skalicka（1966）的基本立场是，语言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应当是一个概念，而应当是一组按照不同维度进行组织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在逻辑上相互独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概率，特定的个体语言属于某一种语言类型只是表明它更接近某个极点（Skalicka & Sgall 1994）。占主要地位的语言类型应当具有可预测性，所依据的语言结构的任意性应当为跨语言的差异性和以此进行的语言特征分类提供广阔的空间。斯卡尔（Sgall）是布拉格语言类型学的追随者。Sgall（1984）主张，某种语言特征有时会同时具有种类不同的两个极点，这必然使得具备相同种类的两个极点的个体语言特征更有利于分辨共同的语言特征；这种语言特征的不对称性关系（asymmetry）往往使得一些语言特征对于详述某一种语言类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Sgall（1984）认为语言的基本特征应当是语音表达词汇意义的方式和语音表达语法功能的方式的关系。与此同时，布拉格语言类型学是多层次的，例如，Skalicka（1979）的研究包括词汇特征、句法特征、语言特征等方面。布拉格语言类型学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在大量的语言样本上展开系统的研究。Croft（1990）的句法类型学研究也是以功能主义为导向的。Croft（2003）创立了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采用格式塔（Gestalt）的方法研究语言的类型。激进构式语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主张语言的普遍性应当来源于个体语言的研究，重视语义对形式的投射。然而，激进构式语法的缺陷是句法关系被语义关系所替代，抹杀了语法范畴化的思想。
（三）语言描写的精准性
功能主义的其他三个学派——功能话语语法（如Hengeveld & Machenzie 2008; Keizer 2015）、角色和指称语法（如van Valin & Foley 1980；van Valin 1993, 2005）、西海岸功能主义——虽说都源于布拉格学派，都沿用了功能主义的描写语言，享有共同的理论原则，如语法化、聚合结构、元功能等，同样具有语法范畴的统一性和语言类型的全面性。但经过比较分析，综合考虑各学派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范围、评判标准等诸多方面，本文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的描写更为精准，更为全面，是更具有普适性和有效性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西海岸功能主义虽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同源于布拉格学派，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详见Butler 2003a, b），但其存在很多弊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未能对小句作系统的结构分析。结构分析重视结构-功能-语义的紧密关系，把组合轴作为焦点，因而是一种极具优势的分析方法。
角色和指称语法与功能话语语法虽然融合了结构分析，但也存在诸多缺陷。角色和指称语法采用结构分析法，借用词汇解构法，研究语义表征和句法表征如何在语用中实现连接以构建图式，但其结构层次比较简单、粗糙。相比之下，功能话语语法的结构层次更为复杂，它是由概念成分、语法成分、语境成分和结果成分组成的系统。言语交际行为是通过三个过程来完成的：表达过程、编码过程、发音过程。表达过程首先是把语言概念层面的交际意图和对应的心理表征转化成语用人际表征和语义表征，然后是经过编码过程映射到恰当的形态句法表征和语音表征，最后是包含恰当发音规则的发音过程。然而，相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西海岸功能主义来说，角色和指称语法与功能话语语法较为简洁。两者都是基于一定数量的语言样本，自上而下地从社会交际意图出发，先分析语法系统中语义、语用和句法的相互关系，再分析语义表征的研究范式。其对多种个体语言进行描写，仅作语言类型的理论陈述，评判的标准是类型模式的恰当性。角色和指称语法甚至认为应当“和心理学对语言表达（习得、加工、生产、诠释和记忆）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Dik 1991：248）。角色和指称语法是以句法表征为唯一核心的单层理论，研究范式极为单一，元功能的多样性是隐含的，词汇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未能得以体现。功能话语语法研究的四个层面——人际、表征、形态句法、语音——应用的是同样的分层结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没有全面地体现出来。每一个表征层次都对语境成分产生影响，使得随后进入话语的事体（entity）能够随即成为指代；反过来，表达者能够根据语境成分，利用可用的先行词和可见的指称对象对随后话语行为的构建产生影响。然而语篇功能是片面的，衔接词和衔接手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可以看出，功能话语语法与角色和指称语法虽然都研究小句的多维度功能表征，但未能把三大元功能的分析融入其中。因此，个体语言的功能描写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这必然给相同族群语言的转移比较造成困难。作为语言功能描写的理论框架，这两个学派的另外一个弊端是将类型学的理论和语言的普遍化混为一体，不作区分。也就是说，通过对若干个体语言描写所提炼的规则难以系统地经过演绎、真正地进行普遍化，实现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目标。
（四）个体语言的规模性
语言类型学的终极目标是发现人类语言共有规则的内在规律，发现人类语言普遍化原则和规则的实质是对大量个体语言进行全面的描写。实际上，这是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传统（详见Sgall 1995），也是系统功能类型学的研究传统。系统功能类型学不断地从真实语境中提取自然语言，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充分考虑其自身的语域和体裁。
系统功能类型学的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呈现出规模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其他的类型学派无法比拟的。其研究的语言种类有几十种之多，如汉语（Yang 2007, 2011）、日语（Thomson 2005; Teruya 2007）、越南语（Van 1997）、法语（Caffarel 2006）、非洲语言（Heine & Derek 2000）等。研究的领域也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如主位（Teruya 2009）、语篇意义（Thomson 2005）、语法隐喻（Yang 2011）等。
尽管如此，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语料库语言学在为语言类型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丰富语料、带来广阔前景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系统功能类型学虽然能够发挥计算机语言学的优势，借助语料库进行定量研究，但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个体语言数量的大小和数据的规模。语料样本大小的选择不仅需要明确人类语言的确切数量，而且需要确定各种个体语言的具体地理分布。如何划分语系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据世界权威出版物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Simons et al. 2021）的统计资料，迄今为止，全球现存语言7139种，其中2800多种语言濒临灭绝，且使用者不到1000人。即便是依据强大的数据库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Dryer & Haspelmath 2013）所作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其语料样本所包含的语言数量也就1500多种，而其描写的语言特征也仅仅适用于100多种语言。
五、结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门极具全面性和普适性的学科，其影响力是任何单个研究领域无法比拟的。实例化维度是系统功能类型学的主要理据性之一；其理论框架中渐变体和概率的概念是其独具普适性的关键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肩负着诸多研究应用的使命，如在符号学、翻译研究、比较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多模态（如秦勇、丁建新 2019）、文体学、教育学中的应用。语言类型学的成长史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史的一个音符。从系统功能描写的角度研究类型学别具特色：作为一种独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其前提假设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处于多维空间的意义潜势，把语言的普遍化建立在以意义为导向的、全面语言描写的基础之上。同样是把语言当作系统的系统，同样是表层实现的不断修正，与表征语言普遍假设的结构主义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更胜一筹的地方是其承认语言可变性的本质，认为类型化是特定语言的普遍化，因此更具辩证性和客观性。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消亡和语言的发展同步。当今全球化在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同时，也加快了去本土化的步伐，非主流语言族群和亚文化逐渐濒临灭绝。语言类型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语言类型学的基因研究是对历史文化的考古挖掘，是对人类文明的克隆繁衍。从系统功能的角度研究类型学，不仅能够统一语法范畴，而且能够使语言类型全面化，语言的描写精准化，对个体语言的研究规模化。因此，与其他学派相比，从系统功能的角度研究类型学极具优越性，语言广阔的未知领域更是为它提供了浩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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