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假银元救了这位战士的命：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

早上看电视纪实频道，电视里说的是，在1949年太原战役前夕，一位上街办事的解放军战士遇到街上一个换到了假银币的小贩在失声痛哭，他出于同情心，回营房把自己的一块真银元换了小贩的做生意时收来的假银元。在他看来，反正就要打仗了，部队又是供给制，留着银元没有什么用，能帮助这位可怜的老乡，也能解人家一家之难。没有料到的是，战斗打响以后，当这位解放军怀着假币向敌阵冲锋时，他突然感到胸前有重重的一击，差一点跌到，胸前还有滚烫的感觉。后来一看才发现，原来敌人有一颗重机枪子弹不偏不倚，正击中在他胸前口袋里的这块假银元上。这块不值钱的假币，居然救了这个战士一条命。如果不是它，子弹就真接射进他的心脏了。这位当年的老战士在电视里向观众展示这块救了他性命的假银元。假银元币面的中央，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机枪子弹打出一个小坑。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为他感到庆幸。

这是个人命运中最奇特的偶然性的一次体现，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太多的偶然性。

我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我姑姑作为一个上海中央银行的旧职员，解放初集中学习结束后，将重新分配到新疆去工作，在宣布去新疆的名单前几天，正巧一位隔壁同事到她宿舍来聊天，她得知姑姑虽然患上了肺病，却因为老实，并没有向组织报告。这位同事说，“你不说，我来帮你说。”她自告奋勇地去向组织反映了姑姑的病情。这才让我姑姑没有被派往新疆，而是继续留在上海。后来，她在上海开了刀，并极为幸运地被根治了，（姑姑还告诉我，由于当时手术水平太差，她前面动同样的肺切除手术的六个人，全都在手术台上死了。）她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她后来对我说，以她的病，如果分配到了医疗条件很差的新疆，肯定活不过两年。

她留在上海后，就把我从河北邢台志愿军第十二军部队托儿所接到上海家中，与她一起生活。七岁的我从此就成为她的养子。这才有了我在上海生活的一切。可以说，我的人生经历完全是由这位我根本不知其名的热心女同事改变了的。我至今不知道这位恩人后来的情况如何。只知道她本人也去了新疆，从此与姑姑失去了联系。

这样的偶然性，在我一生中还经历了许多，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断地被别人不经意地改变着，而生活中的每个人，也不经意地改变着别人命运。

不止个人是如此，放大到一个民族的历史，难道不也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在浏阳被反动民团抓住后，那时离民团总部只有几百米，一旦送到那里，他就要被反动民团处死，就会成为大革命中牺牲的无数烈士中的一员。如果不是他身上正好有几块银元，让他贿赂了民团押送他的人，如果此刻不是在夜间，又恰路过小池塘，让他机灵地泅水逃脱，如果不是那收受银元的民团押送者也趁机放了他一码，故意放空枪，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从此重写。

又如，毛岸英当年正在志愿军总部房间里炒全日成送给彭德怀总司令的鸡蛋做早饭。情恰遭到美军燃烧弹轰炸，如果他能直接从窗口逃出，而不是钻到床底下去，或者，如果能早一分钟出门，或者，如果当年金日成送给彭德怀的不是一篮鸡蛋，而是一篮苹果，他就不会牺牲。毛主席老人家就不会失去爱子。说不定建国后的中国的历史也可能会重写。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无数个……。

既然生活中充满如此多的偶然性，那么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必然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例如，二次大战盟军的胜利是必然的吗？我的看法是，一种历史大趋势是诸多有利于事件向此方向如此发生的因素不断增加积累的结果，越到战争后果，有利盟军胜利的因素越来越多，那时，盟军胜利的概率就越来越主同，相反方向的偶然性发生的概率就越来越低。

那么个人在历史大潮流中会是怎样的命运？我想，如同数学中的大数定律中的具体分子一样，历史中的个人，在面对巨大的潮流时，他的命运是被种种偶然性决定着的，但无数个体生活中的偶然性，在总体上，却显现出另一种更高层面的大概率性。（而不是必然性）即大数的概率性。例如，对于每一个家族来说，降生到这个家庭的孩子是男是女，确实是偶然的，这完全取决于哪个精子与卵子最早相遇。但总体上显现出男女之比为100:104则是恒常的。从个体看是偶然的，从整体看是大概率的，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来说，也同样如此。不过，这个看法还值得进一步思考。（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