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云 邓晓霞 丁枘宇||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研究||《世界农业》2022年第2期

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研究

作者：

杨晓云1 邓晓霞1 丁枘宇1

作者单位：

1.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

文章刊发：杨晓云，邓晓霞，丁枘宇.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研究[J].世界农业，2022(2)：15-27.

1 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淡水资源抽取量增加了约7倍，随着气候变化、人口扩张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这一趋势还将延续，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压力日益严峻。基于农产品生产在全球水资源耗费中的重要地位，Allan将虚拟水（Virtual Water）定义为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水资源数量，并认为虚拟水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从水资源丰沛地区流向了匮乏地区。Hoekstra和Hung拓展了虚拟水的适用范围，将其囊括了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所需的水资源数量。Mekonnen 和Hoekstra的研究表明，农产品及其衍生品的虚拟水贸易占全球虚拟水贸易的76%，这意味着农产品贸易仍是虚拟水流动最重要的载体。Hoekstra在虚拟水基础上提出了水足迹（Water Footprint）的概念，水足迹可以从个人、家庭、部门、行业、城市或国家层面计算生产或消费的产品中包含的虚拟水数量，以及何时何地产生了这些水足迹，更利于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201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了ISO 14046《环境管理水足迹原则、要求和指南》，为水足迹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技术依据。ISO 14046将水足迹定义为量化水资源使用及其对潜在环境影响的方法，当在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水资源需求与补给缺口的情况下探讨该问题时，则称为水稀缺足迹（Water Scarcity Footprint）。鉴于全球水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水稀缺足迹的研究视角为识别虚拟水贸易流动对产品产地的水资源环境影响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框架。有水足迹的相关文献中，特定产品或区域的水足迹核算是近年来国际水足迹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农产品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中国成为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净进口国，农业部门成为中国外部水足迹的重要来源部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资源使用国之一，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人均淡水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4。通过进口食品和农产品，一国可以应对全球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但也对国外水资源的可利用性形成依赖。一方面，中国在大规模农产品进口中获得了节水效应；另一方面，这也客观地对国外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状况产生深刻影响，一些大量使用水资源生产出口农产品的国家正日益加剧缺水问题。以因“有益健康”而刺激全球需求急剧增长的鳄梨为例，号称“耗水之果”的鳄梨种植对其产地环境带来了潜在的灾难性影响，已导致秘鲁的旱情和墨西哥的河流缺水。长此以往，进口国对外部水资源的依存将难以为继。如果无法精确量化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潜在影响，将无法持续支撑中国扩大农产品进口，并对中国的粮食和食品保障，以及制造业的农业原材料供给形成长期制约。

基于此，本文依据1999—2019年高细分度的农产品贸易数据考察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水稀缺足迹，研究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影响效应，揭示其演变轨迹，量化主要农产品种类和主要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比重，旨在从水资源视角为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策略分析。

2 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在有关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和水足迹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对摩洛哥和荷兰、荷兰、欧盟、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计算了农产品贸易引起的跨国虚拟水流动量。然而仅量化农产品生产的水耗费不足以判断其对农产品产地水资源状况的影响程度，国家或地区间的虚拟水消耗量缺乏可比性，较高的耗水量对于水资源丰裕的国家或许并无大碍，而较低的耗水量对于水资源稀缺的国家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在量化水资源耗费的基础上，还需借助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差异的特征因子以实现国家间或产品间的可比性。

Earle、Pfister等、Hoekstra等、Berger等和Boulay等测度了全球异质性的水资源稀缺水平。其中，Boulay等的特征因子（Characterization Factor）量化了各个地区（国家或流域）单位表面积在不同时点（月或年）满足人类和生态环境的水资源需求后，剩余水资源的相对可获性，作为一种最新的水稀缺特征因子，适用于ISO 14046标准的水稀缺足迹测算，并受到欧盟委员会产品环境足迹（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评价方法的推荐。利用Boulay等提出的特征因子，Finogenova等和Dolganova等分别计算了德国和欧洲农产品进口贸易的水稀缺足迹，并进行了进口产品及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比较分析。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从研究脉络来看，一是关注重要的农产品种类，如棉花和粮食作物等；二是关注国内特定区域，如浙江、新疆、山东等；三是关注重点贸易伙伴国，如东盟、俄罗斯、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雷玉桃和蒋璐、张晓宇等、黄敏和黄炜、陈秀莲和郭家琦运用投入产出技术测量了中国整体的虚拟水贸易情况，仅将农业部门作为一个子行业进行分析。林桂军等、朱启荣和杨琳考察了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流量，但并未上升到水足迹研究层面。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具有以下局限：一是研究视角皆定位于农产品贸易对中国国内水资源状况的影响，未考虑对进口来源国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仍停留在虚拟水消耗量的直接比较阶段，忽视了虚拟水耗费量缺乏直接可比性的客观事实；三是研究对象多限于作物类初级农作物，且研究种类不齐全，对动物类农产品更显探讨不足。随着中国居民对农产品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研究对象的种类缺失有扭曲研究结论的可能。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性体现在：第一，相较于其他行业部门的水足迹评价研究，关于农业或农产品水足迹核算的报道相对较少，2012年以来，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在农产品进口贸易量激增的背后必然是进口来源地的大量水资源耗费。本文在核算中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流量的基础上，结合异质性的进口来源地水稀缺特征因子，率先量化了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影响程度，研究视角有所创新。第二，本文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初级农作物和牲畜产品，还覆盖了农产品的衍生产品，符合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产品结构升级趋势，研究对象更加全面。第三，本文的研究基于高度细分的微观产品数据，涵盖了1999—2019年中国从137个来源地进口381个HS 6位数产品的农产品贸易样本，避免了针对典型农产品分析的种类缺失问题，以及运用行业层面投入产出技术带来的加总偏差问题，在研究手段上更为细致，研究结论也更为可靠。

3 指标计算和数据说明

3.1 水稀缺足迹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构建

3.1.1 核算方法

水足迹的核算方法主要包括“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自上而下”法利用国家、群体、区域的整体投入产出情况分析水资源消耗，“自下而上”法汇总产品生产各流程的水资源消耗，得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水资源总耗费量，再进一步衡量区域、国家的水足迹。投入产出技术将大量农产品数据高度集聚在部门层面，忽视了不同农产品种类之间巨大的水资源耗费差异，增加了计算结果的不确定性。鉴于此，结合本文的样本数据特征，文中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核算使用了最为广泛应用的环境影响量化方法——产品生命周期（Life Cycle Assessment，LCA）评价法。

水足迹通常被分解为蓝水、绿水和灰水足迹3个二级账户：①蓝水指储存在河流、湖泊、湿地以及含水层中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由于可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机会成本较高，具有管理的价值。②绿水指附存于土壤非饱和含水层中的土壤水，只能被占用土地的农产品利用，无法输送到其他地区，也无法用于非农用途，鉴于其与土地的不可分离性，在农产品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研究中，更应视其为土地资源。③灰水是将废水中的污染物含量稀释到自然本体浓度时消耗的水资源。灰水耗费量的计算依赖于一定的假定前提，如将氮视为唯一污染物，农作物在一国内部每公顷土地上被施以相同的氮肥量，且每升肥料淋失10毫克土壤硝态氮等。考虑到除氮肥外，磷肥和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均会产生绿水耗费，灰水足迹核算会因其苛刻的假设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所考察的水稀缺足迹为蓝水的水稀缺足迹。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源于4个数据库：①中国进口HS6位数代码农产品的重量信息（单位：吨）出自CEPII-BAC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9—2019年。②农作物及其衍生品的蓝水耗费量（单位：米³/吨）出自Mekonnen和Hoekstra。Mekonnen和Hoekstra基于30年的平均气候条件、10年的平均农作物产量和平均灌溉面积，计算了1996—2005年国家尺度下的农作物及其衍生品生长所需的水资源消耗量。由于生产农作物的具体地理信息缺失，本文采用农作物在进口来源地国内不同地区生产所需蓝水消耗量的平均值。③畜禽及其衍生品的蓝水消耗量（单位：米³/吨）出自Mekonnen和Hoekstra。Mekonnen和Hoekstra在考虑不同生产体系（放牧、混合式和工业养殖）和不同饲料构成（粗料和精料）的基础上，提供了畜禽及其衍生品在各国生产的水资源耗费量，本文采用各进口来源地国内3种生产体系蓝水耗费量的平均值。④各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特征因子（CF）出自论文AWARE。水稀缺特征因子的计算过程采用了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标准化，取值范围为0.1～100，其数值与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程度成正比，单位为米³世界当量/米³。为与文中贸易数据相匹配，本文使用了国家-年度层面的水稀缺特征因子。

参照许统生和方玉霞的匹配方法，本文将CEPII-BACI数据库提供的农产品HS6位数代码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进行匹配。处理步骤为首先将HS6位数农产品代码与联合国公布的《产品总分类》代码（CPC 1.0）相对接，再将《产品总分类》代码与《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相对接。经统计，1999—2019年中国进口农产品共涉及381个HS6位数代码，118个CPC代码和38个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中类）。

由于鱼类、水生动植物和花所需的水耗费数据不可获，本文剔除了相关产品样本。文中数据处理涉及多个数据库之间的匹配，会因其中某个数据库中缺失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引起样本损失，但本文样本汇总的农产品贸易量占中国全部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平均占比达到97.87%，仍不失代表性。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整体演变趋势

本文加总计算了1999—2019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量（单位：百万吨）、进口农产品在进口来源地生产的虚拟水消耗量（CWU，单位：千米³）和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WSF，单位：千米³世界当量），绘制于图1中。加入WTO后，随着兑现入世承诺，中国进口贸易壁垒大幅降低，农产品进口量经历了初期的激增期，并在2003年后总体呈现出较平稳的上升趋势，其间仅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出现过下浮波动。对比可见，进口农产品的蓝水消耗量与贸易量的变动轨迹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这是由于进口农产品的蓝水消耗不仅取决于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也受农产品进口种类及其在不同生产地耗水量的影响。这说明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进口有着较强的产品种类扩张和进口来源地多元化倾向。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从加入WTO到2009年次贷危机经历了第一个起伏期，在次贷危机后至2018年经历了第二个起伏期，并在2018年后再次呈现出反弹趋势，样本期内的峰值出现在2012年。

进一步，分析中国进口农产品的节水效应。由于不同国家生产同一农产品的水资源耗费有所差异，进口农产品在国外生产的耗水量并不能直接作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节水量。作物生长过程中的蓝水消耗取决于该地区是否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人工灌溉以弥补绿水的不足。牲畜产品的水资源耗费与其产地采用的生产体系有关，例如由于荷兰主要采用工业养殖生产体系，荷兰生产大部分牲畜产品的水足迹低于美国和印度。由此，本文依据“替代效应”原则计算了中国若自产进口农产品的蓝水耗费量（中国CWU，单位：千米³），这些水资源因进口替代国内生产而得以节约。加入WTO以来，中国通过进口农产品获得的节水效应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间仅在2005—2006年、2014年和2018年有过下跌（图1）。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中国进口农产品对国内水资源压力的缓解程度。本文将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的水资源耗费量乘以中国的水稀缺特征因子得到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中国WSF，单位：千米³世界当量）。如图1所示，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形成的水稀缺足迹与进口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在2004年之前的变动趋势一致，但在2004—2008年、2010—2015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其背离程度与中国CUW与CUW的差异水平较为相符，说明水资源耗费量是形成水资源压力的关键因素。由于水稀缺足迹具有可比性，可以看出在除2001—2002年和2016—2018年之外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因进口农产品缓解的水资源压力小于带给进口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压力，尤其是在中国自产进口农产品水资源耗费大于进口来源地水资源耗费的1999—2000年、2003—2004年、2009年和2015年，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产品来源地中可能有较多比中国水资源匮乏程度更高的国家。如果将水资源视为生产要素，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水资源丰裕国家应向水资源稀缺国家出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贸易在水资源要素上存在着类似于“列昂惕夫悖论”的现象。刘庆林和段晓宇在解释水资源“逆比较优势”之谜的研究中发现虚拟水流向最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预期的是农、林、牧、渔业，与本文的结论较为一致。

4.2 进口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 

4.2.1 进口产品层面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趋势

为揭示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产品特征，本文按照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中类）进行集聚，分别测算各类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占比，以样本期内间隔5年为时间节点进行比较分析。表1列示了相关年份水稀缺足迹占比排名前十的农产品种类，其在相应年份的水稀缺足迹累计占比分别达到93.85%、95.42%、94.76%、92.69%和92.14%，说明取前十位农产品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水稀缺足迹的产品集中度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各主要作物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轨迹如下：①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的水稀缺足迹曾在1999年排名第一（29.68%），之后逐步下降，2014年下降至第十位（1.99%），2019年略微回升至第八位（4.75%）。②植物油及其制品的水稀缺足迹始终位列前五，位次由1999年的第二位（15.87%）逐渐降低至2019年的第五位，截至2019年的占比为5.45%。③棉花的水稀缺足迹在2004年及以后一直位于首位，WSF占比最高为2004年的70.70%，WSF占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过程，并在2014年后降幅明显。④棉、化纤纺织及印染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在2009年及之前的排名居于前十，WSF占比最高达到2009年的第四位（5.34%），但2014年及之后跌出前十。⑤豆类的水稀缺足迹始终居于前十，WSF占比由1999年的第七位（4.86%）攀升至2009年的第二位（10.69%），后逐渐下滑到2019年的第六位（5.26%）。⑥水果及坚果的水稀缺足迹除在2004年排名第十一位，其余年份均进入了前十，尤其在2014年之后的上升幅度明显，至2019年达到第三位（11.49%）。⑦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的水稀缺足迹在2009年及以前的排名未能进入前五，WSF占比最高仅为2004年的第七位，但到2014年和2019年的排名已稳定在第二位。⑧麻纺织品的水稀缺足迹在2004年、2009年和2019年进入了前十，WSF占比最高达到2004年的第六位（2.99%）。⑨谷物的水稀缺足迹波动较大，WSF占比最高为2004年的第四位（3.78%），最低降至2009年的第十四位。⑨油料的水稀缺足迹排名快速上升，WSF占比在1999年仅列第二十位，至2014年已达到第五位（3.44％），2019年虽下滑至第七位，但WSF占比上升到4.81％。

各牲畜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轨迹如下：①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的水稀缺足迹在2014年排名第七位（2.98%），后快速攀爬到2019年的第四位（8.64%）。②禽畜产品的水稀缺足迹在2009年及之前位列前十，但在2014年和2019年已分别下滑至第十二位和第十九位。③半成品革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始终位于前十位，WSF占比由1999年的8.91%降至2014年的2.87%，2019年又反弹到3.43%。

4.2.2 影响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

2014—2019年，水稀缺足迹上升的主要农产品按增幅排序依次为水果及坚果（17.55），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11.86），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11.51），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5.78），油料（3.67），麻纺织品（3.36），植物油及其制品（2.64）和半成品革（2.02）。水稀缺足迹下降的主要农产品按降幅排序依次为棉花（25.34）、畜禽产品（2.28）和谷物（1.13）。影响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产品进口依赖度。2019年，棉花，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植物油及其制品，油料的水稀缺足迹占据了当年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56.31％。依据朱晶等的研究，棉花、谷物、油籽、植物油均是中国自给率下降较快的大宗农产品种类，对进口的依赖使得上述产品的水稀缺足迹比重较大。这意味着如若这些产品因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而减产，将加大中国农产品供给保障的不确定性。因此，提升农产品自给能力仍是确保中国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根本途径。

第二，进口农产品结构升级。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和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农产品进口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一是在谷物、禽畜产品（主要为整张生皮）等未加工农产品的进口水稀缺足迹下降的同时，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半成品革的进口水稀缺足迹相应上升。二是水果和坚果等副食品，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等肉类产品的进口水稀缺足迹显著提高。由于加工制成品的单位水耗通常高于原料产品，单位质量的动物产品水足迹普遍高于农作物，进口农产品的结构升级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农产品进口水稀缺足迹变动的重要原因。

第三，农产品进口来源国转移。由于农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耗水量差异以及水稀缺程度的不同，同品类进口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国转移也会引起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显著变化。以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为例，其最大进口细分产品为籼米精米，2014—2019年，越南的供给占比由60.29％下降至17.24％，巴基斯坦的供给占比由10.73％上升到25.39％。由于巴基斯坦种植籼米精米的单位蓝水耗费为3162米³/吨，远高于越南的231米³/吨，加之巴基斯坦的水资源更为稀缺，导致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的进口数量下降的同时，水稀缺足迹却在上升。

4.3 进口来源地层面水稀缺足迹

4.3.1 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足迹演变趋势

为了揭示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来源地特征，本文按前述方法以相同的时间节点测算了各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占比，表2列示了相关年份水稀缺足迹占比排名前十的进口来源地，其相应年份水稀缺足迹累计占比分别达到89.53%、91.43%、91.46%、89.10%和83.05%，可以看出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足迹集中度同样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并在2014年之后显著降低。

各主要进口来源地水稀缺足迹的演变轨迹如下：①巴基斯坦的水稀缺足迹在1999年位居第一位（26.12%），2004年下滑至第九位（1.30%），后稳步回升到2019年的第一位（19.66%）。②美国始终居于全部进口来源地水稀缺足迹的前三位，并在2009年位居第一位（25.55%），但此后逐渐降至2019年的第三位（10.93%）。③澳大利亚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同样显著，位次一直居于前五，WSF占比最高为2014年的26.47%，最低为2004年的11.03%。④乌兹别克斯坦的水稀缺足迹由1999年的第四位（5.55%）上升到2004年的第一位（34.88%），此后逐渐降至2019年的第五位（6.77%）。⑤哈萨克斯坦的水稀缺足迹在1999年排名第五位（5.31%），至2009年已降到第十九位（0.34%），并于此后逐步回升到2019年的第十位（2.46%）。⑥印度的水稀缺足迹在1999年和2004年位居第六位，2009年上升到第三位（15.04%），到2019年下降至第六位（5.25%）。⑦泰国的水稀缺足迹在1999—2014年徘徊在第五至第七位，至2019年降到第十一位（2.19%），尽管位次和占比下滑，但其水稀缺足迹上升。⑧伊朗的水稀缺足迹曾在1999年、2009年和2019年进入前十位，WSF由1999年的0.41千米³世界当量上升到2019年的6.19千米³世界当量。⑨埃及的水稀缺足迹位次均保持在前十位，WSF占比最高曾达到2004年的第四位（4.84%），2019年WSF占比排名第七位（5.09%）。⑩西班牙的水稀缺足迹在2004年和2014年排名第十位，2019年WSF占比上升到第八位（3.45%）。苏丹的水稀缺足迹2014年排名第七位（2.08%），其WSF占比快速上升至2019年的第四位（7.13%）。除上述国家外，古巴、叙利亚、意大利、墨西哥和越南的水稀缺足迹也曾排名比较靠前，但均未在2019年进入前十。

4.3.2 影响进口来源国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

2014—2019年，水稀缺足迹上升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按增幅排序依次为巴基斯坦（18.91）、苏丹（10.07）、埃及（7.17）、伊朗（5.93）、西班牙（4.50）和哈萨克斯坦（3.31）。水稀缺足迹下降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按降幅排序依次为印度（9.59）、乌兹别克斯坦（9.04）、澳大利亚（5.13）、美国（2.60）和越南（2.21）。影响进口来源国层面水稀缺足迹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进口来源地的市场依赖度。中国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进口来源排名前五的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对中国出口额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使得美国、澳大利亚长期在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来源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2018年以后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加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也带动了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稀缺足迹上升。

第二，进口来源地的农产品水资源密集度。一是出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和地区会相应形成较高的水稀缺足迹，如水稀缺足迹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主要水稀缺足迹产品来源均为棉花、精梳棉、棉籽等水资源密集型产品。二是相同产品在不同国家种植的水资源密集度差异也会导致单位水耗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产生大量水稀缺足迹。2019年，伊朗98.46%的水稀缺足迹源于开心果。由于伊朗种植开心果的单位水耗高达13374米³/吨，远高于同年中国进口开心果的其他来源地美国（2158.24米³/吨）、巴基斯坦（1509.18米³/吨）和土耳其（743.77米³/吨），导致伊朗以0.03%的进口数量占比产生了3.33%的蓝水消耗占比。

第三，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程度。从2014—2019年水稀缺足迹上升较快的国家来看，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的水稀缺因子位次分别为巴基斯坦（第153位）、苏丹（第177位）、埃及（第200位）、伊朗（第138位）、西班牙（第140位）和哈萨克斯坦（第130位），均为水资源匮乏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意味着中国农产品进口对极度贫水的埃及和苏丹构成了较大的水资源压力，其未来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更可能受到水资源脆弱性的制约。

第四，进口来源国地的产品转换。同一进口来源地的产品转换改变了产品水资源密集度，进而引起来源地水稀缺足迹的变化。2014—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水稀缺足迹产品来源均为棉花，但占比由2014年的94.64%降低至2019年的72.49%，而葡萄干的占比上升到12.62%，同期，泰国对中国水稀缺足迹的主要产品来源由籼米精米（单位蓝水耗费为541.89米³/吨）转化为天然橡胶（单位蓝水耗费101.06米³/吨）。由于主要出口农产品向单位耗水量更低的产品转换，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均有下降。

5 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1999—2019年高细分度的农产品贸易数据研究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水资源可获性的影响效应，从演变轨迹、产品结构和进口来源地结构三个维度对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展开特征统计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整体层面看，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呈现阶段性变化，从加入WTO到2009年次贷危机经历了第一个起伏期，在次贷危机后至2018年经历了第二个起伏期，并在2018年后再次呈现出反弹趋势，样本期内的峰值出现在2012年。中国因进口农产品获得的节水效应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因进口替代缓解的水资源压力小于带给进口农产品产地的水资源压力，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在水资源要素上存在着类似于“列昂惕夫悖论”的现象。

第二，从进口产品层面看，2014年以来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产品集中度呈现下降趋势，水稀缺足迹占比排名靠前的农产品种类主要包括棉花，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水果及坚果，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植物油及其制品，豆类，油料，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半成品革和麻纺织品，谷物，上述产品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总和超过95%。由于棉花、谷物、油籽、植物油均是中国自给率下降较快的大宗农产品种类，如因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而减产，将加大中国农产品供给保障的不确定性，提升农产品自给能力仍是确保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根本途径。从各类产品水稀缺足迹的变动幅度来看：水果及坚果，碾磨谷物及谷物加工品，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糖、加工糖及制糖副产品，油料，麻纺织品，植物油及其制品，半成品革的水稀缺足迹上升势头较强；棉花，畜禽产品和谷物的水稀缺足迹降幅较大。产品进口依赖度、进口农产品结构升级和农产品进口来源国转移是影响产品层面水稀缺足迹的主要因素。

第三，从进口来源地层面看，2014年以来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来源地集中度显著降低，水稀缺足迹占比排名靠前的进口来源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美国、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埃及、西班牙、伊朗、哈萨克斯坦、泰国和越南，上述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贡献度总和超过87%。从各进口来源地水稀缺足迹的变动幅度看，水稀缺足迹上升较快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苏丹、埃及、伊朗、西班牙和哈萨克斯坦；水稀缺足迹降幅较大的国家包括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美国和越南。对进口来源地的市场依赖度、进口来源地的农产品水资源密集度、进口来源地的水资源匮乏程度和进口来源国地的产品转换是影响进口来源国层面水稀缺足迹的主要因素。

5.2 趋势分析

产品层面和进口来源地层面的水稀缺足迹分析不仅有利于追溯水稀缺足迹的形成和变动原因，也是判断未来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演变趋势的依据。

第一，中国因从巴基斯坦、美国、澳大利亚、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进口棉花、精梳棉、棉籽等高度水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形成大量的水稀缺足迹，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对棉花及其衍生品的需求中有相当部分为引致需求。随着全球纺织品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东南亚和南亚的纺织服装产业正在崛起，不仅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份额被快速挤占，中国国内的纺织服装企业也在“走出去”投资设厂。因此长期来看，中国进口棉花及其衍生品的水稀缺足迹将会逐渐降低，相关产品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也将下滑。

第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带动居民的膳食结构升级，肉类食品消费量快速增加，饮食也趋向多元化，反映在农产品贸易上，表现为畜禽肉、油脂及食用杂碎，水果和坚果的进口规模增长，对动物性食品的需求扩张还会连带形成对豆类中的大豆和谷物中的玉米等饲料粮食的进口需求，因此膳食结构升级可能会推动相关产品的水稀缺足迹上升，同时欧盟、巴西等肉类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智利、泰国等水果和坚果主要进口来源地，巴西、美国、加拿大等大豆和玉米主要进口来源地的水稀缺足迹地位也将得到提升。

第三，中国小宗农产品种植分散，产业链条不完善，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且由于不涉及粮食安全问题，未得到主粮作物补贴或价格支持等相关政策保障。小宗农产品在进口贸易方面也未设置保护性措施，自由化程度较高，现已全面处于净进口状态，并且进口量还将持续增加，因此杂豆、杂粮、油籽类小宗农产品的进口水稀缺足迹还将保持上升趋势。巴西、美国、阿根廷、乌兹别克斯坦等干芸豆、干豌豆、干绿豆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美国、乌克兰、加拿大等大麦、高粱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印度、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等亚麻籽油、葵花籽油的进口来源地也存在水稀缺足迹增长的潜力。

5.3 政策启示

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国在利用国际市场补缺国内供给，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也在客观地消耗进口来源地的淡水资源。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水资源压力，避免因农产品产地水资源枯竭增加粮食、食品和制造业农业原材料外部来源的不确定性，当前应积极实施以下策略。

第一，提升农产品自给率。持续推行粮食安全战略，把握农产品供给主动权，实现更高层次的供给保障与安全体系。在水资源紧张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推广滴灌灌溉（Drip Irrigation）和亏缺灌溉（Deficit Irrigation）等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突破农业生产的水资源瓶颈，显著增强棉花、谷物、油籽、植物油等重点农产品品种的自给能力，从供给侧减轻对国外农产品的依赖。

第二，拓展海外水资源利用广度。当前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列昂惕夫悖论”现象表明，中国进口来源地仍较多地集中于水资源匮乏国家，因此除了稳定与美国、澳大利亚等传统农产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联系，也应拓宽海外水资源利用广度，积极从巴西、加拿大、马来西亚、俄罗斯、乌克兰等水资源较丰裕的农业大国挖掘农产品进口来源，将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渠道由缺水地区转向富水地区，同时谨慎进口来自埃及、苏丹等水资源极度匮乏国家的高水耗农产品。

第三，拓宽农业国际合作渠道。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泰国和苏丹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是中国进口农产品水稀缺足迹的重要来源地，在与上述国家深化贸易联系的同时，也应拓宽农业国际合作渠道，加强农业技术交流和农田水利建设，增强其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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