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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到2041:他们所看见的外滩

组委会 看不见的外滩 2021-12-20




对于上海名片“外滩”,你印象中看到了什么?又有什么是你看不见的?


在开展前,策展人曾韦豪采访了4位见证了上海和外滩20余年变迁的嘉宾,他们包括了展览的三位学术顾问刘宇扬、乔争月苏运升,还有M on the Bund西餐厅(位于外滩5号)的创始人Michelle Garnaut这4位老朋友分享了与上海的奇妙缘分,并就二十年前的“大上海乐园计划”和二十年后的外滩,提出了他们的见解与畅想。



图为曾韦豪与Michelle Garnaut对谈,位于M on the Bund





刘宇扬

建筑师、策展人。早年在美国求学,师从著名荷兰建筑师Rem Koolhaas,完成了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研究;自1997年起,先后在北美、香港和上海从事建筑实践、研究和教育工作;2007年,在上海成立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曾韦豪:你是哪一年搬来的上海?


刘宇扬:我是1999年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2007年正式搬到上海。但其实这8年间一直在酝酿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给我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从小在台湾长大,而我父亲那一辈是从上海离开去到台湾的,所以回想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



曾经五原路上的刘宇扬建筑事务所,现已搬至梅园路



曾韦豪:你之前也在香港生活过,你怎么看上海和香港这两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呢?


刘宇扬:香港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而上海则非常的平坦。但恰恰因为有了黄浦江,沿江两岸的城市发展模式与香港非常相似。香港的CBD先从港岛开始,再后来发展到九龙和新界;而上海一开始先从外滩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浦东才开始逐步被规划开发,而这恰恰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和机会。这种新与旧的对比和变化有着非常强的映射关系。


另外,香港有一种城市集体记忆,像王家卫的电影里也描绘了很多的城市场景。近年来上海借城市更新的契机重点打造一江一河两侧的贯通和提升,人们也开始重新关注城市与景观基础设施的关系,让人与城市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连结。



上海民生码头水岸景观及贯通项目 |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曾韦豪:你对我20年前提出的“大上海乐园计划”,还有印象吗?


刘宇扬: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看到这个提案,一下把我带回到90年代的纽约,那时候库哈斯所写的《癫狂的纽约》,里面讲到一个叫Coney Island的地方,是纽约最早的游乐园,他就在讲城市和游乐园之间的关系,而在你的提案里这两者也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放在上海外滩,我觉得是个非常wild的想法。

尤其是我知道此次展览,是你和几位年轻的建筑师合作,希望经由他们年轻的视野去看同样的题目,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现在中国城市发展这么快,大部分人是在做非常务实的东西,但真正纯粹的创意上的,我们说fantasy architecture,一种带有想象力的、未来性的,从一个不可能变为可能,才叫真正的进步,它的价值是巨大的。



左:库哈斯《癫狂的纽约》

右:库哈斯在1976年为Coney Island做的Dreamland项目



曾韦豪:我们刚才谈到二十年前,那如果让你展望二十年后,你对外滩有怎样的想象呢?


刘宇扬:我习惯于先回想,再往未来想。我记得二十年前,整个外滩的道路是非常宽的,八车道,直接把人跟江的距离隔开了。当时上海组织了一个国际竞赛,最后是由哈佛城市设计学院的系主任Alex Krieger赢得了竞赛,他的想法是把中山东一路的道路完全做成下沉式的,人就可以直接从外滩走到江边,一个完全步行化的设计。但最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被缩水成今天看到的一半道路、一半步行,我觉得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但我希望,在未来二十年能够实现当时这个非常超前的方案,同时也有可能把游乐园的设施这些有趣的东西,带到里面。




乔争月

上海日报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主任记者,上海市建筑学会委员,长期从事城市和建筑历史的中英文大众传播工作。著有《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上海武康路建筑地图》等,译有《邬达克》、《绿房子》。



曾韦豪: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搬到上海来生活是什么原因呢?


乔争月: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带我来上海,记得当时就是到外滩,还在外滩和南京路的丁字路口拍了一张照片,我也没想到,后来跟这两个地方这么有缘分。1996年我来到上海读书,之后毕业、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喜欢的事业,就定居下来了。



乔争月所著的两部上海建筑地图作品



曾韦豪:你写了一系列跟上海有关的历史建筑,总是有一些别人收集不到的信息和有趣的故事,这是怎么做到的?


乔争月:我最初在一家叫Shanghai Daily的英文报社工作,偶然间知道了上海这座城市,是先有英文报纸后有中文的,最早是在1851年就有了第一份英文报纸。后来我到徐家汇的藏书楼,发现那里居然有100多年前我的同行们写的各种语言的报纸,里面有大量关于上海历史建筑的原始报道。比如外滩,他们会在几乎每一座建筑奠基或落成的时候,写一篇图文并茂的深度报道,有大量的细节,有些甚至很啰嗦,但都非常真实,我就把这些点滴都收集起来了。

 

另外,写历史建筑我都一定要到现场看看,当年为了敲开每一座外滩建筑的大门,也是很不容易。有了历史的挖掘,和现场的实地考察相结合,报道就会更加的真实且生动。



上海第一份英文报纸(来源:Global Times)



曾韦豪:你最中意的外滩建筑是哪一个呢?


乔争月:外滩建筑每一个都很精彩,但我仍然有一个特别钟情的楼,就是外滩23号的中国银行大楼。因为只有它,是有中国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它有云纹,有斗拱,有漏窗,把中国风格跟现代建筑很自然的融为一体,我觉得它在外滩的一排楼里真的太酷了。



外滩23号 中国银行大楼



曾韦豪:我当年跟你分享过“大上海乐园计划”,你还有印象吗?


乔争月:很深刻,我觉得非常creative,你是在用一个新鲜的视角来看待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外滩。你的一些创意,比如留更多的滨江空间给行人,这些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它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引力,能够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把他们新鲜的创意和想法融入到这个城市,并把上海当作他们的第二个家。


曾韦豪:如果让你想象二十年后的外滩,会是什么样的呢?


乔争月:2041年的时候,我希望外滩还是保持它今天的优雅,这些历史建筑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保持整体的风貌,但一些便民设施,和适合公众的商业服务设施,以及一些文化项目,可以更加丰满起来。




苏运升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注册规划师,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全程深度参与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规划和设计,之后还参与过安哥拉、俄罗斯近10个国际城市的规划项目。多次受邀在全球TED、腾讯WE大会、央视一人一世界等场合,主讲未来智能城市创新的主题。



曾韦豪: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的上海。


苏运升:我93年到上海,那个时候浦东还是平的。我考到同济大学,认识了我们福建的一个老乡,是建筑学博士,他同宿舍的人当时正在画东方明珠的施工图,然后你就看着浦东逐渐成长起来。



90年代的浦东



曾韦豪:你深度参与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当时对于浦江两岸,你们有没有过什么讨论?

 

苏运升: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世博会,最初选址是崇明岛、临港新城和现在这个位置,最终我们选择了市中心,这也是世博会第一次在市中心举办。利用世博会来做城市更新,来做浦江两岸的开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至今,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上海整个发展的意义。

 

当时我们通过交通的模拟计算,发现如果世博会举办期间,外滩的交通状况还是当时情况的话,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同步的开始改造外滩隧道。后来我们有一个大数据的跟踪,用所有苹果手机在上海市拍照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张图,发现2008年到2010年之间拍照的非常少,但在2010年外滩隧道打通之后,整条外滩就成为画面上最红的一块,甚至同步拉动了豫园的旅游。这个可能是世博会给上海带来的一个额外礼物。



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



曾韦豪:你毕业后有这么多年规划改造的实践,对于外滩这样具有特定代表意义的历史场所,你觉得重点是在于保护还是创新,或者有什么别的方向吗?


苏运升:外滩毫无疑问应该是上海最重要的需要保护的地段,不只是景观本身,我觉得它的中西合璧、精神创新,包括这些故事,都需要去挖掘和保护,去保持它那种延年益寿的状态,修旧如故。

 

当然我们也看到外滩它持续的还在做创新的努力,像外滩源内部的街区,圆明园路的一些商业复苏,我们保护的是这种创新的精神,所以城市的内容和价值,是可以不断提升的。



上海外滩源



曾韦豪:那你当时对我分享的“大上海乐园计划”,是什么感受呢?


苏运升:我把你的作品当成是一个观念性的作品,我觉得会触发很多人的思考。当时印象很深刻,你让过山车以一种俯冲的方式,一种加速度,去极致地接近外滩建筑,然后在一种眩晕的情况下体验历史,这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另一方面是以最轻的装置介入,我们可以计算盈利模型,它完全可以比伦敦眼还要轻,在回收成本或者达到一定观念上的转变后,再拆除挪去城市其他地方进行巡回,这个也是印象很深刻的。



伦敦眼



曾韦豪:如果让你想象20年后的外滩,会是什么样子?


苏运升:我特别期待的是现在一个很火的词,叫“元宇宙”。它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自己认为的外滩,自己心目中的外滩,我们可以把历史建筑建成在这个模型里面,但是每个人参与的时候,可以有一种新的展示。它的基础是一样的,但每个人都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和世界观,这个我觉得会非常有趣。也许未来,我们也会以三维的存在继续对谈。




Michelle Garnaut

出生于澳大利亚,1989年在香港开创了M at the Fringe餐厅,成为最早一批香港当代高端餐饮的代表,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99年,M on the Bund在外滩5号开业,其美味精致的料理、独一无二的位置,和Michelle前卫的经营理念,使得它成为外滩发展过程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独立高端西餐厅。



曾韦豪:先分享一下,你第一次来上海是什么时候?


Michelle:第一次是1985年,来上海看望一些朋友,后来我在香港开了M at the Fringe,基本每年都会来一两次。直到90年代中期,我想是时候去上海开一家餐厅了。



M at the Fringe



曾韦豪:1999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外滩的历史建筑里开了这家餐厅呢?


Michelle:96年的时候,我在和平饭店做了一次pop-up,当时外滩跟现在很不一样,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活动,我觉得这里并不适合开餐厅,那时认识一些本地人,他们都觉得在外滩开餐厅完全是疯子的行为。

 

直到后来遇到一个朋友,她说外滩5号有个空间,还包括了一个大露台,我应该去看看。当时大楼的空间状况很糟糕,我爬了7层楼梯上去,然后顺着一个小门走到露台,忽然间,刚才一切的混乱都被打破了,你可以看见黄浦江在你眼前,整个上海在你眼前。当时,上海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像这样站在城市之上,感觉自己是城市的主人,而且你可以看到浦东,在一点点的建设起来。当下的感觉,就是这里了!



M on the Bund



曾韦豪:能分享在这过程中的一两件趣事吗?


Michelle: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但我觉得真正有趣的,是在这里见证着浦东的发展。人们很喜欢在我们餐厅的露台上拍照,而这10年间,照片中的景象已经完全改变了,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仍然在变化。



M on the Bund团队在餐厅露台的合影



曾韦豪:你记得当时我跟你分享的“大上海乐园计划”吗?那时候的第一感觉如何?


Michelle:过山车真是太疯狂了,但我觉得那很棒。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会听到许多不同的建议,这使得外滩始终保持着生命和活力。


曾韦豪:如果让你想象20年后的外滩,那会是怎样的?


Michelle:当下的世界变得很割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难,但我相信这会过去的。在未来,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是会来到上海,外滩仍然会成为大家聚集的场所,因为从我在这里的二十年里,它就一直如此。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无论外滩之后的样子如何变化,我认为它依然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精神。




特别感谢M on the Bund西餐厅对本次拍摄的支持。更多信息及活动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看不见的外滩」公众号。





内容策划 | 黄沛

视频制作| OUO Films  编辑 | 傅晓君

视觉设计 | 黄灿灿

除特别注明外,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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