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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强 | 警惕你正被“疫情”驯化

强道逻辑 强道世事 2022-05-19


警惕你正被“疫情”驯化


文|方 强



三年的疫情,带给我们的,除了肉眼可见的经济萧条,和焦虑压抑的情绪之外,最大的创伤是疫情“对人的驯化”,这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长久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纵观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疫情就算结束,也会出现巨量的人已不再适应没有疫情的生活,自杀轻生者众的现象。这种现象,称之为“驯化综合症”。


疏理各类骇人听闻的新闻,你会发现,人们对防疫措施对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渐渐不自觉地拉低了接受的底线。最初防疫“变相强制”要求你打疫苗,你觉得不合适,直到后来让你每隔48小时测核酸,觉得打疫苗能接受;到了让你静默呆家别动,你觉得测核酸还算人道;你对动不动封小区开始有意见,后来觉得只要有白菜吃肚子不挨饿就能接受;直到有人开始不经许可撬门破窗随意“消杀”,你又觉得只要不撬门,一切也能接受……


这就是致命的驯化。大多数人在不自觉中完成了“驯化历程”。这种驯化的致命之处在于:拉低了社会文明的底线,让你逐渐接受沦为“贱人”的正当性,并对外部的粗暴干涉认为是理所当然,且不自觉地为身处“道德洼地”自行辩护



驯化的第一层境界:被驯化者,会自我消解暴虐状态下的屈辱感。对于外部世界灾难给予的压力,受害者会将最初的恐惧,从心理上寻求接受的角度,他们试图说服自己,承认灾难的烈度很正常,从而消解自己处于暴虐状态的屈辱感。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约六天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受挟持的银行职员,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有一名女受害者,因为一名绑匪给了她一个面包,觉得很有爱,想嫁给他。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案件激发了全世界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他们最后研究得出结论:人性能够承受的压力,有条脆弱的底线,当遭遇残酷对待,却又无能为力时,而此时施暴者成为唯一面对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会认为,他们能活着,吃的每口饭,每一滴水,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给予的恩惠。


该种症状,在法律上又叫“人质效应”。一般情况下,这种症状会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一、面对突然袭来的外部伤害,本能地恐惧与排斥;二、在恐惧不安的情绪中,身心受到煎熬,并接受自己无力改变;三、对施害者的行为,自我说服,认为对方也是身不由己,授命在身,合理化施害行为;四、帮助施暴者继续施害,对施害行为进行主动配合,替加害者说情,并美化施害者。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到不寒而栗。大疫当头,你到了第几个阶段?我深信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第二阶段,还有相当些人已到第三阶段,当然也不要过于对人性的脆弱感到颓丧,到第三阶段为止,这种症状还没让你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真正需要警惕守住底线的是,要用坚强的毅力阻止自己走入第四阶段。


如果到了第四阶段,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被驯化,成为光荣的“斯德哥尔摩患者”。譬如:前些天有人写了篇大概意思是“法律要让位于防疫”文章的那位作者,就是典型的该症状病入膏肓者。他认为,撬锁破窗防疫,不遵守法律,这是为了所有人好,不仅不该批评,还需要赞美。



驯化的第二层境界:从受害者中,选择相当比例的受害者,转化为“施害工具”。对这些被选择的“工具人,赋予其施害权力,进行现实情境下的角色替换,例行角色扮演,混淆善恶,进而消解其抵触情绪,瓦解其消极意志。

1971年,一个名叫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启动了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想看看人在社会环境里的反应,他的初衷原本只是想探讨一下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善恶。

他以每天15美金的报酬招募愿意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当时有近百人前来报名,基本都是美国的大学生,最后通过心理测试,选定了24名“心理健康,没有疾病,并且性格特征几乎完全类似”的学生,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监狱模拟实验。

这些学生被随机地分成了两组,9名学生扮演囚犯,9名学生扮演看守,其他6人替补,津巴多教授本人扮演监狱长。在长达两周的角色扮演中,看守由于有着管治犯人的绝对权力,他们在摄像机下,开始了疯狂的虐待行为。“看守”们的学习能力很强,惩罚方式也越来越离谱。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囚犯会得到特权,被分到更好的牢房和更好的伙食。直接导致其中一名扮演囚犯的大学生精神崩溃,沦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实验进行到这里,这群原本心理正常、性格接近的大学生,都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自己的定位:有的变成了施虐成瘾的管教,有的变成了自怜自哀的囚犯。这个实验当时备受争议,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案例,后来被许多社会学家命名为“致命的驯化”,其中揭示的道理令人细思恐极……

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每个好人都有可能变坏,而善恶的转化,就只在于社会赋予角色的一瞬间。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完全由“设计者”决定。当设计者认为,某一类人不配被当做人来看待时,那么就会助长其它被设定为“好人”内心的恶。

回到现实中,你会发现,在防疫的当下,任何稍微违反或不服从防疫规定者,被设计者定性为“万恶之人”,于是你小区平常可怜巴巴低声下四的保安都开始对你不可一世了,那些被赋予了“大白”角色之人开始对你颐指气使了,某些人只要穿上防护服,就敢于做出任何出格动粗的事了。那些人平常是坏人吗?不是的。但他们却突然露出可憎的一面,且非常享受。

与此同时,由于“违反防疫者”被设计者设定为“万恶之人”,于是平常送医就诊的医生与病患家属,都可以同时眼睁睁看着亲属断气死亡。事实上,无论是突然不可一世的保安,还是不接收病人的医院,不敢就诊的医生,不敢吱声的家属,都是驯化的受害者,可怜虫,只不过两者扮演的角色不同,导致的境遇不同。


驯化的第三层境界:被驯化之人,失去了任何个人的求生本能,失去了自我救助的内心冲动。他们在碰到侵犯自己个人权利的事时,本能地等待设计好的死板的救助轨道,唯一排斥的是自我拯救。

这些年,苦难的我们,碰到了很多天灾人祸,而最让我触目惊心的片段是:去年郑州地铁水灾,当时流传网络上的一张图片让我心灵震撼,一群地铁乘客在车厢等待救援,水漫到了脖子上,都还一动不动,他们连挣扎一下都没做,有些人就这样告别了赖以生存的人间。旁观者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在洪水袭来瞬间,想过徐图自救,至少,也该努力一下吧。

还有那些因医院拒诊导致家属死亡的案例。那些患者的家属,真的值得同情吗?我看未必,暂且不说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的“紧急避险权”,至少在确保不违反防疫规定情形下,家属完全可以求助医生取出器具在医院门口拯救病人,如果真有自救本能,还有多种办法避免灾祸。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被驯化的优质产品,他们已经丧失了连动物都该有的求生本能。他们已被“格式化”的脑袋里,只有固定的正确答案,他们在一条被设定好的轨道里通行,人生祸福全依赖运气。

我一直很庆幸,父母尽管都是农村人,但他们从小就不希望子女“太听话”,不让我们做唯诺的应声虫,从小带我到屋后大山里,学会怎样躲过小兽的侵袭,怎样逃避泥石流的灾难,并静下来耹听花开的声音。他们从小教育我们,要有独立见解,凡事都该质疑。我妈教育我们子女,最后总是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们参考一下”。这一句话,就胜过无数道貌岸然的教育家。他们可能说不出太多道理,但行动教育了子女避免被社会完全驯化。

你发现这个巨大的事实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小时候那些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很少成为未来某个领域的卓越人才。很大意义上,那些人成绩越好,代表驯化程度越高。外界的驯化一旦成功,就像给大脑带上了镣铐,哪怕给你自由自主的权力,也不会去做没做过的事。就如被驯化的动物,意识里失去了“原野”这个概念。


从历史上看,战争与瘟疫,往往导致社会群体道德的大馈败。根据以往的经验,重大事件过后,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会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受影响人群的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的。


疫情后期,三类精神心理问题可能会比较突出,第一类是应激障碍,第二类是躯体形式障碍,第三类是慢性焦虑障碍。 这些心理疾病会大面积蔓延,表现形式是对未来失去希望,自杀现象会显著增多。


我希望每个人都要保持住定力,不要被疫情驯化。记住,保持希望,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在我们心里,有一样东西是驯化不了的,那样东西叫希望。无论在何种境遇下,何种世道,不要作恶,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并保持自我清洁,仍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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