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你正被“疫情”驯化
文|方 强
三年的疫情，带给我们的，除了肉眼可见的经济萧条，和焦虑压抑的情绪之外，最大的创伤是疫情“对人的驯化”，这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长久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纵观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疫情就算结束，也会出现巨量的人已不再适应没有疫情的生活，自杀轻生者众的现象。这种现象，称之为“驯化综合症”。
疏理各类骇人听闻的新闻，你会发现，人们对防疫措施对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渐渐不自觉地拉低了接受的底线。最初防疫“变相强制”要求你打疫苗，你觉得不合适，直到后来让你每隔48小时测核酸，觉得打疫苗能接受；到了让你静默呆家别动，你觉得测核酸还算人道；你对动不动封小区开始有意见，后来觉得只要有白菜吃肚子不挨饿就能接受；直到有人开始不经许可撬门破窗随意“消杀”，你又觉得只要不撬门，一切也能接受……
这就是致命的驯化。大多数人在不自觉中完成了“驯化历程”。这种驯化的致命之处在于：拉低了社会文明的底线，让你逐渐接受沦为“贱人”的正当性，并对外部的粗暴干涉认为是理所当然，且不自觉地为身处“道德洼地”自行辩护。
驯化的第一层境界：被驯化者，会自我消解暴虐状态下的屈辱感。对于外部世界灾难给予的压力，受害者会将最初的恐惧，从心理上寻求接受的角度，他们试图说服自己，承认灾难的烈度很正常，从而消解自己处于暴虐状态的屈辱感。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约六天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受挟持的银行职员，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有一名女受害者，因为一名绑匪给了她一个面包，觉得很有爱，想嫁给他。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案件激发了全世界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他们最后研究得出结论：人性能够承受的压力，有条脆弱的底线，当遭遇残酷对待，却又无能为力时，而此时施暴者成为唯一面对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会认为，他们能活着，吃的每口饭，每一滴水，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给予的恩惠。
该种症状，在法律上又叫“人质效应”。一般情况下，这种症状会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一、面对突然袭来的外部伤害，本能地恐惧与排斥；二、在恐惧不安的情绪中，身心受到煎熬，并接受自己无力改变；三、对施害者的行为，自我说服，认为对方也是身不由己，授命在身，合理化施害行为；四、帮助施暴者继续施害，对施害行为进行主动配合，替加害者说情，并美化施害者。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到不寒而栗。大疫当头，你到了第几个阶段？我深信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第二阶段，还有相当些人已到第三阶段，当然也不要过于对人性的脆弱感到颓丧，到第三阶段为止，这种症状还没让你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真正需要警惕守住底线的是，要用坚强的毅力阻止自己走入第四阶段。
如果到了第四阶段，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被驯化，成为光荣的“斯德哥尔摩患者”。譬如：前些天有人写了篇大概意思是“法律要让位于防疫”文章的那位作者，就是典型的该症状病入膏肓者。他认为，撬锁破窗防疫，不遵守法律，这是为了所有人好，不仅不该批评，还需要赞美。
驯化的第二层境界：从受害者中，选择相当比例的受害者，转化为“施害工具”。对这些被选择的“工具人，赋予其施害权力，进行现实情境下的角色替换，例行角色扮演，混淆善恶，进而消解其抵触情绪，瓦解其消极意志。1971年，一个名叫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启动了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想看看人在社会环境里的反应，他的初衷原本只是想探讨一下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善恶。他以每天15美金的报酬招募愿意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当时有近百人前来报名，基本都是美国的大学生，最后通过心理测试，选定了24名“心理健康，没有疾病，并且性格特征几乎完全类似”的学生，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监狱模拟实验。这些学生被随机地分成了两组，9名学生扮演囚犯，9名学生扮演看守，其他6人替补，津巴多教授本人扮演监狱长。在长达两周的角色扮演中，看守由于有着管治犯人的绝对权力，他们在摄像机下，开始了疯狂的虐待行为。“看守”们的学习能力很强，惩罚方式也越来越离谱。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囚犯会得到特权，被分到更好的牢房和更好的伙食。直接导致其中一名扮演囚犯的大学生精神崩溃，沦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实验进行到这里，这群原本心理正常、性格接近的大学生，都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自己的定位：有的变成了施虐成瘾的管教，有的变成了自怜自哀的囚犯。这个实验当时备受争议，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案例，后来被许多社会学家命名为“致命的驯化”，其中揭示的道理令人细思恐极……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每个好人都有可能变坏，而善恶的转化，就只在于社会赋予角色的一瞬间。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完全由“设计者”决定。当设计者认为，某一类人不配被当做人来看待时，那么就会助长其它被设定为“好人”内心的恶。
回到现实中，你会发现，在防疫的当下，任何稍微违反或不服从防疫规定者，被设计者定性为“万恶之人”，于是你小区平常可怜巴巴低声下四的保安都开始对你不可一世了，那些被赋予了“大白”角色之人开始对你颐指气使了，某些人只要穿上防护服，就敢于做出任何出格动粗的事了。那些人平常是坏人吗？不是的。但他们却突然露出可憎的一面，且非常享受。与此同时，由于“违反防疫者”被设计者设定为“万恶之人”，于是平常送医就诊的医生与病患家属，都可以同时眼睁睁看着亲属断气死亡。事实上，无论是突然不可一世的保安，还是不接收病人的医院，不敢就诊的医生，不敢吱声的家属，都是驯化的受害者，可怜虫，只不过两者扮演的角色不同，导致的境遇不同。驯化的第三层境界：被驯化之人，失去了任何个人的求生本能，失去了自我救助的内心冲动。他们在碰到侵犯自己个人权利的事时，本能地等待设计好的死板的救助轨道，唯一排斥的是自我拯救。这些年，苦难的我们，碰到了很多天灾人祸，而最让我触目惊心的片段是：去年郑州地铁水灾，当时流传网络上的一张图片让我心灵震撼，一群地铁乘客在车厢等待救援，水漫到了脖子上，都还一动不动，他们连挣扎一下都没做，有些人就这样告别了赖以生存的人间。旁观者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在洪水袭来瞬间，想过徐图自救，至少，也该努力一下吧。还有那些因医院拒诊导致家属死亡的案例。那些患者的家属，真的值得同情吗？我看未必，暂且不说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的“紧急避险权”，至少在确保不违反防疫规定情形下，家属完全可以求助医生取出器具在医院门口拯救病人，如果真有自救本能，还有多种办法避免灾祸。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被驯化的优质产品，他们已经丧失了连动物都该有的求生本能。他们已被“格式化”的脑袋里，只有固定的正确答案，他们在一条被设定好的轨道里通行，人生祸福全依赖运气。我一直很庆幸，父母尽管都是农村人，但他们从小就不希望子女“太听话”，不让我们做唯诺的应声虫，从小带我到屋后大山里，学会怎样躲过小兽的侵袭，怎样逃避泥石流的灾难，并静下来耹听花开的声音。他们从小教育我们，要有独立见解，凡事都该质疑。我妈教育我们子女，最后总是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们参考一下”。这一句话，就胜过无数道貌岸然的教育家。他们可能说不出太多道理，但行动教育了子女避免被社会完全驯化。你发现这个巨大的事实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小时候那些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很少成为未来某个领域的卓越人才。很大意义上，那些人成绩越好，代表驯化程度越高。外界的驯化一旦成功，就像给大脑带上了镣铐，哪怕给你自由自主的权力，也不会去做没做过的事。就如被驯化的动物，意识里失去了“原野”这个概念。
从历史上看，战争与瘟疫，往往导致社会群体道德的大馈败。根据以往的经验，重大事件过后，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会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受影响人群的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的。
疫情后期，三类精神心理问题可能会比较突出，第一类是应激障碍，第二类是躯体形式障碍，第三类是慢性焦虑障碍。 这些心理疾病会大面积蔓延，表现形式是对未来失去希望，自杀现象会显著增多。
我希望每个人都要保持住定力，不要被疫情驯化。记住，保持希望，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在我们心里，有一样东西是驯化不了的，那样东西叫希望。无论在何种境遇下，何种世道，不要作恶，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并保持自我清洁，仍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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