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巨头卖菜惹众怒！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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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慕峰

┃来源：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

┃备注：原文7300字，整理后约4800字。部分字句和段落有修改

从未像今天这样，互联网巨头们追逐风口之举，遭遇如此多质疑。需要科技创新的地方那么多，互联网巨头们却盯上了“卖菜”的生意。这也引来了官媒的批判。

其中的背景是，以阿里、京东、拼多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商巨头们纷纷入场社区团购。滴滴的“橙心优选”、美团的“美团优选”、拼多多的“多多买菜”等多个APP都在今年上线，京东的“京东优选”即将加入。阿里组建盒马优选事业部，国美开设首家社区生鲜电商门店，有消息传出字节跳动将成立“今日优选”“今日买菜”或“跳动优选”。

下沉社区终端，将线上流量与线下供应链整合，加大优惠补贴力度，用价格优势换流量，用户下单就能等菜上门……在“鹭鸶腿上劈精肉”的生意上发力，或许又是一个互联网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改变生活的精彩故事。但舆论场上也有许多不同声音，除了对于菜贩群体利益深刻改变的讨论外，也有不少思考指向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期待。

互联网巨头们前期靠着大力补贴烧钱来扩大规模，后期就很可能形成寡头市场，那么消费者还会从中受益吗？亦或是被“割韭菜”呢？毕竟我们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现在无论是点外卖、乘坐网约车、共享单车以及共享充电宝等，无一不涨价的。

这次的舆论风向几乎一边倒支持被挤压的传统商贩，指责互联网巨头们吃相难看。

从民众对互联网经济的热衷、支持，到政府寄予厚望、加以扶持，再到遭受普遍的质疑、批评乃至痛骂，不过匆匆数年时间……问题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网约车殒命，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监管不力……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去分析中国互联网经济各类问题的根源。）

一、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

科技进步从整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对一个社会的某个具体时点而言，却很难说清利弊。

英国等西欧国家，是按照“农业革命—工业（交通）革命—医疗卫生革命”的次序发展的。而处于“追赶”状态的农业国，都是在没有完成农业革命的状态下，直接进入到工业化追赶和医疗卫生技术普遍使用的阶段。工业化完成后，农业仍是局限所在。

直接引入外来科技虽然可以带动本国在某些领域快速发展，但尚未发展的那些部分，仍将掣肘未来发展。

所谓“弯道超车”，最终是一种补贴或者取舍状态下的局部追赶或超越，长期来看，那些“局部之外的部分”，正是未来的局限性所在。今天欠的债，以后总是要还的。正如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无论从连接数量、使用人群和覆盖面来讲都堪称全球领先，但技术本身不会带来全方位的进步，以往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看似新的问题，说到底，仍然是遗留问题。

二、经济结构失衡下“弯道超车”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下，中国选择继续以基建、地产拉动经济，本应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未能坚持。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制造业升级。政策层面对于就业的担忧，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

2008年开始的基建大笔投入、电信业改革为互联网快速发展提供了运输物流、网络基础。快速城市化导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教育和医疗资源在未来十年出现严重不足，为互联网线下平台模式的推开提供了契机。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挤压了制造业和传统卖场的利润空间，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

基建的完善为物流提供了基础，因外需乏力和地产经济挤出效应所导致的制造业不振，使得大量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成为冗余，为快递、仓储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劳力资源。电商产品的山寨化，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信贷泡沫之下，大量实业主转向证券和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2008年前，中国互联网以线上的游戏和广告业务为主。2008年后，电商平台迅速扩张，成为互联网企业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开端。此后，中国互联网经济在各细分领域快速实现了垄断。这种垄断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利润吗？

发达国家，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快速扩张一般是在“去工业化”之后，也就是制造业占就业份额峰值过后。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才会过渡到零售、餐饮等低附加值的消费类行业中，从而解决科技创新所导致的冗余劳动力问题。

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达到峰值，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对后发国家而言，这时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要么选择继续跟随，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正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坚持，才在制造业峰值期实现了汽车、船舶、半导体、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全球领先。

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遭遇国际外需放缓，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以及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这种转移，是应对08年危机的产物，而不是制造业发展到顶峰的结果。它没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也不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

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并未解决。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在于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新兴科技如ICT领域，站在全球的视角看，大都没有进入高附加值阶段，在全球产业链长期处于中低端。而在阶段性信贷宽松的背景下，资金不断空转套利，低端产能却在不断堆积，债务不断扩大。这些问题十年前如此，延续至今。

中国大陆所欠缺的，正是自主创新的关键阶段。当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大量的赞誉声中“弯道超车”时，在中国制造业尚未达到顶峰就开启服务业转向的大门时，那些曾经的局限性，曾经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因素，一个也没有减少。很显然，互联网经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扩大了低附加值工业制品的消费规模（也就是将廉价产品通过网络卖给更多的人），以及实现了低附加值服务业的规模化效应（家政、餐饮、外卖和出行等），而这些工业制品和服务行业的利润率其实是非常低的，规模化并不能直接改善其利润率。尤其是互联网平台上获客成本越来越高，平台对低附加值行业的盘剥还会进一步加重。

而在其他很多领域，信息技术对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的贡献甚微。在高附加值产业类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术连与高附加值产业结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谈何以信息化促进创新？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其实只是在基础网络、公共交通这些举国投入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本国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的规模化，互联网平台模式本身不会带来真正的高附加值创新。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因此，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某种程度上，由于金融资本广泛介入，将规模化低附加值行业的平台模式包装成各种“革命性创新”，通过各种政策加持甚至财政补贴，最终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这种经济形态让整个社会的资金分配进一步扭曲。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长远看，这与继续投入地产领域能有多大本质区别呢？而低附加值工业品的恶性竞争，继续造成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从而使这个关键阶段所需的资本，不能进入它应该进入的创新需求领域。劣币继续驱逐良币。

中国电商与美国电商生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GMV的数额，也不在于利润的差异，更不在于能否用无人机或无人车送货，而在于这些电商平台背后那些制造业主和服务业主，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机会的快递小哥在未来的生存状态。

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今天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现实价值，但它的确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和强大，更不要将各领域的创新重任寄希望于由它们来承担。平台本身只是一个规模化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也不配拥有非常高的估值。以金融资本堆积出的所谓“创新企业”，最终将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时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在进行的金融去杠杆，将对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重估，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三、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及其成因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十分类似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这种自由放任，导致市场经济法治基础的制度统统归于无效

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本国低质低价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平台现金流的根基，如果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去驱逐山寨，那么规模化就会遭受打击。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在这个生态链之下，无论是工业制成品还是现场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要受到消费者的苛责，另一方面还受到垄断平台的盘剥。在平台趋于垄断后，不只是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制造商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失去了选择权。

任何时代，市场中居于优势地位者都会成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拥趸，总会猛烈的抨击传统制度在抑制“创新”。但我们细察历史，会发现自由放任总是与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相伴相生，而所谓纯正的“自由放任”，则世所罕见。当时“人吃人”的圈地运动者，正是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而反对圈地运动、保护社会底层的，却是代表封建落后的都铎王室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室。

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而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台”，并非最终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认为自己应当承担“平台”以外更多的责任。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是，今天整个经济正是围绕“平台”而展开。平台可以筛选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筛选消费者、甚至可以替消费者筛选产品。但平台两端的人们，却无法选择离开平台。直到有一天，当所有人认为需要去改变平台时，平台会告诉政府，所有改变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包括经济的下滑和大量的失业。

既然平台还只是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的工具，既然平台本身不会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既然平台无法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既然平台为了私利不断的破坏本就建立不易的各种市场规则和社会保护机制，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如何将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保障、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深深的嵌入到互联网经济之中，是今天所有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现实课题。

反思整个互联网经济，并不在于批评大而强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无法依靠互联网企业去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向高附加值产业迈进，就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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