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是我们国家人权最好的证明”

“国家的孩子”长大后回望幼年，才发现自己身上满是时代的痕迹与奇迹。

文 | 李楚悦

编辑 | 宰飞

敕勒川，阴山下。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不到3小时就能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再向北驱车100公里即可抵达隶属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61年前，来自上海的孩子们，乘坐绿皮火车，经历了漫长的旅途，才来到这里。

旗，是自治区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只有21万人口的四子王旗，得名于成吉思汗胞弟后代的四个王爷。四子王旗的羊杂汤堪称一绝，而这里更知名的，是草原额吉都贵玛。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街景。司占伟 摄

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地区大饥荒，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孤儿院里涌入大量幼儿。在政府的安排下，这些孩子被送往物资相对丰富的北方。从1960年初至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多地先后接纳了3000余名孤儿。

孩子们从上海启程的时候，刚刚被聘为四子王旗保育院保育员的都贵玛，也从脑木更苏木跨上马背出发了。一路辗转，孩子们抵达的时候，她已在乌兰花镇上等候。那时她才19岁，对即将开启的新工作充满期待。

照顾28个婴幼儿的重任，让这个尚未成家的姑娘有些手忙脚乱。而对于那些南方来的孩子来说，从此以后，命运将在草原上重启。饥饿、疾病与贫寒将成为久远的记忆。半生过去，伤痛抹平，关于幼年的坎坷，这些儿孙满堂的老人，已能平静笑谈。

孙保卫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三千分之一，他笃信自己是幸运的人。“孤儿”的称呼早已不再贴切，命运中被褫夺的父母之爱，很快，在1800公里之外，被一些力量重新赋予。“国家的孩子”长大后回望幼年，才发现自己身上满是时代的痕迹与奇迹。

在央视录节目的时候，“国家的孩子”扎拉嘎木吉告诉主持人，“我有4个母亲：亲生母亲、都贵玛额吉和两任养母。”

孙保卫纠正他，“不对，是5个。”“怎么是5个？”扎拉嘎木吉急了。“党不是我们的母亲吗？”孙保卫问。

视频编导：卢芳明；视频摄制：司占伟

人民楷模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去北京之前，都贵玛准备了那套她最常穿的蒙古袍。紫色衣服配橙色头巾和腰带，在大多数公开场合，她总是穿这身。旗里打算给她做几套新的，她拒绝了。衣服好好的，干干净净，做什么要新的。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即将举行。10点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与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一同步入会场，依次落座。都贵玛掏出手帕，擦了好几次汗。

▲宝德（左一）、都贵玛女儿查干朝鲁（左二）、四子王旗民委干部图格拉格（右一）陪同都贵玛（右二）在北京领奖。（受访者供图）

▲领奖后，都贵玛看着“人民楷模”奖章，小心翼翼地触碰。（受访者供图）

领奖的前一夜，都贵玛有些激动。在酒店房间里，伸手摩挲着即将穿上领奖台的蒙古袍，眼神里满是期待。她快80岁了，陪同一起去领奖的四子王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图格拉格，担心老人因为情绪激动而血压上升，叮嘱她早些休息。

“明天咱们什么都不带，您就换好蒙古袍就行了。”图格拉格安抚老人。

“那党员徽章可以戴吗？”都贵玛问。1974年，都贵玛提交入党申请，成为共产党员。

人民大会堂里掌声雷动，都贵玛从左侧缓缓上台。习近平给都贵玛颁奖，叮嘱她保重身体。转身合影的时候，发现老人行动不便，习近平搀扶了一把。图格拉格看到，都贵玛领完奖走下台时步伐轻盈。

“这是我一辈子难忘的时刻。”都贵玛说。

颁奖次日，都贵玛和其他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起，来到天安门观摩国庆阅兵仪式。老人一人前往，回来的时候，图格拉格发现她左手攥着什么。拿出来一看，是小饼干的包装袋。因为长时间攥着，塑料包装纸已经被汗水浸泡得变了形。

她在车上吃了小点心，下车没有找到扔包装纸的地方，怕给别人添麻烦，就塞在了自己手里。图格拉格看着都贵玛额吉那双手，鼻子发酸。

在四子王旗，大家都称呼都贵玛为“额吉”，蒙古语额吉是母亲的意思。在牧区操劳一生的额吉，现在从牧区搬到了旗里，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楼房。

在家的时候，她喜欢坐在饭厅的餐椅上。正对座椅的墙上，挂着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抬头就能看见。都贵玛也常常在手机上看新闻关注国家大事，或者和宝德等她抚养过的孤儿微信聊天。

宝德在红格尔苏木的草原上生活了60年，家里养着三五百只羊。2021年3月15日，受蒙古国沙尘暴影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也经历了十年不遇的恶劣天气。都贵玛惦记着牧区的孩子们，在微信上问宝德，家里有没有受影响。

▲宝德家的羊群。司占伟 摄

▲宝德家的牛群。司占伟 摄

成为母亲

与远在1800公里之外的上海相比，杜尔伯特草原安静宽阔，四野茫茫。从乌兰花镇到红格尔苏木的路上，偶有牛羊群穿过马路，汽车停下等待。大羊走至一半，扭过头，看着走在身后的羊羔。阳光穿越头顶的树叶，落在洁白柔软的羊背上。

从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驱车1小时，在草原深处，能找到宝德的家。宝德60年前从上海来到草原。在这里，她遇见了都贵玛。

“当时我年纪小，听说自己要去旗里照看孩子，能从牧区出来工作，觉得很新鲜。”都贵玛回忆道。1960年，在四子王旗保育院里，她见到了宝德、孙保卫和其余26个孩子。

“孩子是医院派了大夫接回来的，我们四子王旗接了28个。”都贵玛记得初见孩子们的模样。他们都太瘦小了，像小羊羔一样。最大的不过5岁，有两个最小的尚未满月。舟车劳顿，孩子们哭成一片。

保育院的土房里，都贵玛和另一位姑娘负责28个孩子的生活。做饭、洗衣、煮牛奶、教蒙古语、和孩子们一起玩、哄孩子们入睡……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

“一开始觉得很有劲头，后来发觉，照顾孩子是白天黑夜都要看着，哪儿也去不了。”都贵玛缓缓地说。她也有过厌烦的时候，但想起孩子们的身世，总能咬着牙坚持下来。和28个孤儿相似，都贵玛幼时双亲去世，她在外婆与姨妈的照顾下长大。

几个月后，孩子们的身体调理好，领养工作转至牧区。都贵玛一人，在脑木更苏木的蒙古包里，和孩子们一同等待来接他们回家的第二任父母。

在草原上，19岁的都贵玛，成了28个孩子的额吉。

她把自己的床铺安置在蒙古包的中央，孩子们的床铺则围成一圈，这样夜里起身照看的时候，离每个孩子都尽量近一些。在成为保育员之前，都贵玛在四子王旗接受了几天的培训，保育员职责要求细致，不能打骂孩子、不能让孩子尿在被子里……

孩子们陆续冒出新牙、学会走路、喊第一声“额吉”。他们长大了，日子也溜走了。相处500多个日夜后，分别的时刻到来。每隔几天，就会有养父母带着新缝的蒙古袍来接孩子。离愁像草原上的云，轻轻柔柔压在都贵玛的心上。

她期待每一个孩子都平安健康，和养父母们离开，开始新的人生。离别之际，又难免感伤。她不放心孩子们在养父母家的生活，有时候骑着马去偷偷地看，远远地望。扎拉嘎木吉的第一任养父母，不太会照顾孩子，都贵玛发现后把他接回了自己家，直至找到能够胜任父母职责的第二任养父母。

都贵玛照顾了近一年后，宝德被红格尔苏木的养父母接走。他们只有宝德一个女儿，视若珍宝。宝德不喜欢放羊，但她热爱草原。成为牧民的女儿后，她重获了父母之爱。

▲宝德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国家的孩子”

宝德总是笑。从大衣柜里找出珍藏的邀请函和登机牌，说起陪同都贵玛额吉去北京领奖的经历，她在笑；穿上宝蓝色的蒙古族特色风衣，对着镜子照，她在笑；指着30年前和养父母在家门口的合影，她在笑；望向窗外，日光和煦，丈夫和儿子正在照顾羊群，她在笑。

八九岁的时候，宝德听说了自己的身世。下乡的知识青年说她是“上海娃娃”。宝德不信，跑回家向爸妈求证。父母如实告知，她仍是不信。虽然条件艰苦，但养父母对宝德向来疼爱有加，从不让她干重活。

为了照顾养父母，中学毕业的宝德选择放弃继续考学，她不愿离开草原。20岁的时候，宝德嫁给了大她4岁的达瓦。为了不离开宝德的养父母，达瓦做了上门女婿。结婚那天，达瓦赶着牛羊，骑着骏马，来到红格尔苏木。在草原上，他们育有一儿二女，牧羊为生，现在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

牧区刚刚结束最忙碌的时节，年初的这两个月是羊羔出生的高峰时间。以前没有温室大棚的时候，宝德和达瓦会轮流值班，一个人看守上半夜，一个人负责下半夜。一旦有母羊生产，需要有人照看，保证小羊羔能够温暖地存活下来。

▲“国家的孩子”宝德。司占伟 摄

在草原上，迎接新生命到来是尤为艰辛的事，都贵玛深有体会。1974年，她参加了四子王旗医院的培训，成为一名助产士。30年前，“国家的孩子”扎拉嘎木吉的妻子即将临盆。都贵玛刚好路过，机缘巧合，接生了扎拉嘎木吉的三女儿。命运蜿蜒缠绕，守护的人总会在身旁。

2006年，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之际，政府组织了“国家的孩子”参加纪念活动。他们重又相聚。相同的经历，让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家庭。线上线下，几乎每天都有交流。因为养父母都是蒙古族，宝德会说蒙古语，还会唱许多蒙古语歌曲。在“国家的孩子”微信群里，总能听见宝德的歌声。

“国家的孩子”彼此相认，还曾相约去看望都贵玛额吉。2007年，额吉还住在牧区。孩子们去的时候，她早已煮好奶茶，做好手把肉等着儿女回家。这是他们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都贵玛看着孩子们过来，激动得双手颤抖。她拉着孩子进屋坐下，吃饭的时候，要亲手把肉割好，喂给孩子们。

孙保卫总是难忘额吉的那双手。因为住在镇上的缘故，这些年，他常有机会去看望都贵玛，每次去，额吉总是一把攥住他的手，絮絮叨叨说上许多家常。

▲孙保卫看望都贵玛额吉。（受访者供图）

▲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活动，宝德和孙保卫都参加了。（受访者供图）

幸运儿

孙保卫个头超过一米八，会说地道的内蒙古方言，看起来是个标准的北方汉子。“别人问我哪儿人，我不用想，内蒙古的。”年过花甲的孙保卫，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上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孙保卫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养父是退伍军人，在司法系统工作，他自幼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小时候，我兜里永远有糖。戴红领巾，布的是一毛八一条，绸的是三毛五一条，我从来没戴过布的。”回忆起童年生活，孙保卫至今觉得幸福。他不愿意称呼“养父母”，这些年接受采访为了作区分才这么说。

孙保卫是在儿时玩伴的口中得知自己身世的。“小孩闹别扭打架，人家就说我是抱来的。”他跑回家告诉大人，妈妈要拉着他去找人家理论。孙保卫不敢跟她再提这件事，“再有人说我，我就打架，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拉倒。”

身份证上写着1960年11月14日。孙保卫是四子王旗28个“国家的孩子”里年纪相对小的，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确认自己的出生日期。没有人不好奇自己的来处，这与后来的生活状况无关。

名字是身份的关键信息。和其他“国家的孩子”联系上之后，孙保卫知道有人去查过资料。仅存的档案显示，福利院里的孩子们统一姓党，后面跟着一串数字。有些孩子一辈子沿用了党姓，也有姓国家的国。

▲“国家的孩子”孙保卫。司占伟 摄

▲孙保卫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1979年，孙保卫第一次去上海出差。城市庞大而陌生，孙保卫结束手头工作，打听到福利院的地址，独自前往。他没有打算进去，也不准备寻找查证什么，他只是在门口站了许久。

他仍觉得自己拥有幸运的一生。

“如果没有来内蒙古，我大概是个上海人，但是饥荒灾害，我能不能活就不知道了。”孙保卫说。来到内蒙古，遇见都贵玛额吉，遇见养父母，在孙保卫看来，是个奇迹。“这是咱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我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就想跟抹黑咱们的外国媒体对质，我自己就是证明，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是我们国家人权最好的证明。”兽药店柜台后，孙保卫拍着胸脯说，有些激动。

宝德也觉得自己幸运。“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这么好的父母和达瓦。”她觉得日子甜蜜，幼年时代的颠沛流离，早已被太多人的爱抹平。

她刚参加完呼和浩特的聚会回到草原。每次聚会，宝德都要骑摩托穿过草原到相邻的村庄，搭车去镇上，再辗转至呼和浩特。路途并不轻松，但宝德并不觉得麻烦。

“老乡聚会！”她满脸笑意，展示着手机里的照片，“我们都是内蒙古老乡。”宝德说。

宝德说的老乡，是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的“国家的孩子”。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带着儿孙相聚。饭桌上，有人唱起蒙古族的长调，悠扬舒缓。全桌人开始轻声相和，音韵绵长。

“这是歌颂母亲的歌。”宝德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往期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