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诊员来了，但他们走得远吗？

专营陪诊是一条艰难的路。

文 | 郑子愚

编辑 | 宰飞

“哇”的一声，小古当着医生的面哭了起来，一旁的陪诊员赶忙安抚。在到医院前，小古和陪诊员只是素未谋面的网友。

不少像小古一样的患者，去医院就诊时需要有人陪同，他们或是害怕独自看病，或是异地就医人生地不熟，或是年老失能……又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身边没有亲友可以陪同。于是，陪诊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陪诊员帮忙领路、挂号、排队、收费……可以省去患者很多时间与精力。

看上去需要陪诊的人很多，应该是个大市场。但陪诊这个行当有难处：很多陪诊员找不到目标客户，有需求的患者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陪诊员。有人找到了所谓的陪诊员，却发现他们是“黄牛”。需求和供给难以对接，不少人想到了建一个陪诊平台。2015年前后，陪诊平台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可很快就成为资本的弃儿。他们发现，提供正规陪诊服务的平台也很难。

另一道光

9月3日11时许，陪诊员徐乃珍穿上制服背心，跨上助动车，来到苏州市民许惠明的家。徐乃珍是许惠明在网上预约的陪诊员。2018年，苏州市“相伴医路”平台就已上线。有需要的家庭，通过平台微信公众号或者12345便民服务热线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由陪诊人员按照预约指定时间和地点上门，进行就诊全程陪伴服务。每次陪诊付费120元。

徐乃珍进了屋，一眼就看到墙上的挂钟停在了4时45分，“许老师，你家的钟停了。”徐乃珍提醒了一句。许惠明掏出手帕捂着流泪的眼睛，说：“唉，看不见，什么时候停的也不知道。”因为病情并发青光眼等，许惠明的眼睛怕光还会不断流泪，视力也直线下降，右眼几乎完全失明，左眼视力0.04，能够感知微弱的光，出个门都举步维艰。

今年56岁的许惠明身有残疾，每周需前往当地医院做3次检查和血透，一个人前往医院是件难事，而家人也因为各自工作脱不开身无法陪同。

徐乃珍逐一检查了就诊所需要的证照物品：血透记录卡、残疾人证、墨镜，还有一只大号的手电筒。即使是大白天，许惠明也需靠手电的光来找到下一个落脚点。徐乃珍这样的陪诊员是许惠明眼中的另一道光。

大概从去年开始，徐乃珍成了许惠明固定的陪诊员。无论刮风下雨，徐乃珍都会准时出现在许惠明家门口。有一次，徐乃珍叩响许惠明家门，但未得到他的回应，这可把她急坏了。她赶紧骑上电动车赶往医院，发现许惠明并未到医院。需要接受血透治疗的病人耽搁一次就可能会有危险，她和护士沟通联系上了许惠明家人，后来才发现，许惠明与家人沟通不畅内心抗拒治疗，躲在家生闷气。经过劝说，许惠明才重新开始治疗。

街上，许惠明左手紧紧搭着徐乃珍的肩膀。一路上，徐乃珍诉说着眼前看到的东西，来指引许惠明。“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许惠明停住脚步问。

“是个广场。”徐乃珍答。正值阴天，天光映在广场上，在许惠明眼里是白茫茫的一片。徐乃珍顺势踢开许惠明脚前的小石子，滚动的小石子窸窣作响。许惠明循着声音扭头，继而迈开步子。碰到有台阶的地方，徐乃珍也会再次放缓脚步，提醒许惠明。

许惠明和徐乃珍走进地铁站。郑子愚摄

到了医院后，徐乃珍替许惠明完成一系列的手续，从预约治疗、测量体重血压,再到把许惠明扶到病床上接受血透。这一套流程，她谙熟于心。血透治疗用了4个小时。徐乃珍守在病房外寸步不离。

身患抑郁症的小古代表着另一类需要陪诊员的群体。23岁嘉兴姑娘小古此前因抑郁症到上海就医。小古在陌生人多的地方会焦虑，在焦虑情绪控制下甚至会自伤。她期待有人陪诊。而小古家人身在外地，对医院电子化的就诊系统也不熟悉，能够找到一个同龄陪诊员无疑是个更加周全的选择。

小古在微博上发了帖子，很快就有网友来应征。他们约定，双方不会有金钱来往，也不会过多地互相打听私事，在陪诊结束后，小古则请吃火锅来回报。

就诊时，小古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难以克制地情绪崩溃，在诊室里号啕大哭。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小古寻求陪诊的最大原因也是在此。在她看来，医生需要接诊的病人很多，不应该为病人个人情绪负责，特别是在情绪崩溃的时候直接会对排队就诊的后来病人造成影响。这时候，小古招募的陪诊员站到了身边，抚慰着她，给医生和小古减轻了负担。

“散装”的陪诊员

小古在国外留学时曾接触过当地的陪诊。在购买医疗保险后，针对某类病症或需要帮助的人群，挂号、看病、取药都会有社工陪同。这档服务与医保挂钩，不用额外支付费用。回国后的小古也明白，诸多现实问题导致他山之石不可能适配国内的就诊环境，她也无奈只能通过网络招募陪诊员，自己也做过陪诊员。

此前，小古的一个朋友去医院就诊，病情和小古相似，便找到小古询问能否陪诊。就诊时，小古的作用体现了出来，她自己就对这类病情十分了解，能够把朋友的病史理顺，再转述给医生。这让医患之间的沟通畅通很多。

眼下，有陪诊需求的人不知道去哪儿找陪诊员，陪诊员们也找不到目标客户。陪诊员们像是“散装”的。各地鲜有规模化的陪诊员预约平台。除了零星几座城市以外，患者一般只能借助某二手交易平台预约陪诊员。不少陪诊员服务挂靠在高端理财产品之下，作为其增值服务，与其说是陪诊员，不如说是管家。

身在上海的宋金刚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日常接受医院取药等跑腿类单子。2019年，他收到一位女客户发来的信息，家中有个6岁的孩子要看病，由于日常工作脱不开身，而家里老人不熟悉医院的环境，只能拜托宋金刚跑一趟。宋金刚答应了下来。

这位母亲先完成线上预约挂号，并要求宋金刚先到家中取幼童的就诊卡等证件，下午1时先去医院开单、付费、排队等。等检查时，再通知母亲卡点带孩子前来就诊。等到所有流程走完，已是晚上6时。

整整陪诊一下午，宋金刚只收到80元，这远远低于他的预期。但他觉得是个商机。不久后，他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了自己提供陪诊服务的消息。他看到平台上各色人等提供价格相差悬殊，低的198元/次，高的达2000元/次。他把价格定在半天400元，全天700元，超出时间按小时另计。此外，他特意注明，不接急单。他解释，这个要求给了自己挑选客人的机会。

在网络平台上，宋金刚发现，自己是这个行业里的少数，他的陪诊服务前提是由病人自己挂号。一些开价明显虚高的陪诊员则会提供挂号服务，有些更直白地声称自己在医疗机构工作，可以加塞和代挂号。这些人对高价陪诊费的理由都讳莫如深，对于这些“黄牛”，陪诊只是附赠品。

挂号是宋金刚接单的雷区。曾经一次，有人一开腔就问：“有没有某某专家的号？”宋金刚当即回绝了。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不干“黄牛”这档子事儿，另一个是陪诊供需双方该是平等地位，需要陪诊的一方如果是个态度不好的人，后续服务会滋生诸多麻烦。

提及态度的认识，来源于一次陪诊服务。一个女青年找到了宋金刚。宋金刚了解到，这个女孩罹患肿瘤，家人暂时不方便陪诊。到了医院检查，女子对普通门诊医生开出的检查项目颇有微词，转而让宋金刚去挂专家号重诊。

按照宋金刚的经验，医生开出检查单自有道理，就诊初期无须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支出。女孩坚决不同意，宋金刚拗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挂了专家号。

可就诊时，专家对着宋金刚大吼：“这个科室的医生都是我带出来，你质疑我的学生就是质疑我，另请高明吧。”宋金刚听得出来，专家也是照顾到女孩的情绪，多有指桑骂槐的意味。宋金刚也是自我定位为医生和患者之间桥梁，却承受着医患之间“拉扯”的无奈。

事后，女孩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无礼，朝着宋金刚大发脾气。不欢而散后，女孩与宋金刚断绝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宋金刚也没见女孩上过线。

宋金刚还有些单子是不接的，比方说老年人。有一次，他在医院帮人跑腿，眼见一位老人就诊时出现了不适，家属和院方有了矛盾。虽然，宋金刚也知道，陪诊惠及老年人，但他很担心，因为没有相关法律条例的保护双方，一旦出现纠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是回温的风口吗？

最近，又有数个提供陪诊平台出现在市面上，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的风口。事实上，陪诊员算不上新职业。2015年前后，陪诊软件风靡一时，市场上涌现了一批提供陪诊服务的平台，其中不乏获得千万元融资的。当时一家名为“安心陪诊”的平台，在仅成立一年后就获得A轮融资3000万元。陪诊员职业受热捧，吸引不少医疗机构人士辞职下海。而如今这些平台已悉数关停或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2016年中的一份通知有关。2016年5月3日，当时的国家卫计委联合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八部委发布了《关于印发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通知严禁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这暗示了一个结论：专营陪诊是一条艰难的路。

2019年，60岁的徐乃珍在人才市场看到了“相伴医路”项目招聘陪诊员。这是她第一次听说陪诊员这个职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报了名。经过岗前培训，徐乃珍正式上岗。一次陪诊服务结束后，徐乃珍能有80元的收入。

听说她要做陪诊员，家人不解还有点介意：一把年纪的徐乃珍总是要往医院跑，简直受罪。“做事也是怕得老年痴呆，很多地方七老八十的人还在做事的。”徐乃珍不依。第一次陪诊，徐乃珍问得很清楚，对方是否有传染病等。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她，“没有传染病，所有接受服务的对象都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才让徐乃珍和家人放下心来。

“相伴医路”项目负责人汤小兵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此前是公益活动，自2018年开始商业化运作，其中涉及政府购买。陪诊服务每次120元，其中80元归陪诊员。根据后台的数据，超过50%的人第一次听说陪诊员这个服务时都不认可。理由很简单，觉得自己一个人能行，也不愿额外支出费用。但使用过一次陪诊服务后，回头率很高。可是，相对稳定的客源仍无法让平台的运营收支平衡。汤小兵希望陪诊员最好是年轻人、有基础医疗知识、熟悉电子设备操作，此外，他也希望平台能通过陪诊服务赢利。可这些都难以实现。

除了价格以外，行业规范的缺失是不可回避的。

网上对陪诊员毁誉参半。有人认为陪诊员有可能坑害患者，引发医患纠纷，医院应对陪诊员实施必要监管。比如，设立进院陪诊的基本门槛和收费标准，并在医院建档登记，取得许可，持证上岗。还有人建议，监管部门必须作出详尽规范，防止陪诊员与“医托”勾结，让不法分子钻了这个行业的空子；防止陪诊员成为医院利益的代言人，忽悠患者接受滥检查、大处方。

另据新华网报道，早在2006年，某地一家政公司在病人就诊时，派出专业“陪诊人员”。这些陪诊人员是一些从医院退休下来的老医生，工作职责就是为病人出主意，以“打破医患不对等的关系”。但是，“陪诊服务”的建议与医生作出处方产生矛盾时，究竟谁更有权威？当地卫生部门回应，“陪诊人员”是否真正为病人做参考？又该由谁来监督？如果因为“陪诊人员”删改处方造成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9月3日晚，许惠明治疗结束后，在回家路上有些兴奋。他不断地和徐乃珍分享新近发生的时事新闻，虽然不少新闻也是徐乃珍早就了解到的，但她还是会耐着性子倾听。许惠明偏重，徐乃珍在陪诊过程多少有些吃力。平台问许惠明是否需要换一位男性陪诊员来照顾，许惠明不肯。在他眼里，这份安全感来之不易。

许惠明和徐乃珍。郑子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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