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封控楼下的无名“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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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巨大的防疫体系中最基层的执行者。

文 | 夏杰艺

编辑 | 王潇

5月8日凌晨1点，“特保”李为发躺在行军床上，被“扑哧扑哧”的响声惊醒，听上去像是某种警报。他起身打开手电筒，走到帐篷外面扫了一圈，发现一辆蓝色电动车正在冒烟。

他走上前，打算将情况录下来发给交警，一束橘色的火焰突然“嘭”地窜出，大口吞没了半个车身，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一排汽车和电动车。“完了，自燃了！”李为发不禁喊道，没来得及害怕，他冲上前抱住电动车后座的车箱，将它拽到了旁边无人的空地。

火势很快，车头烧得只剩焦黑的骨架，他赶紧跑到附近的水管处，将管头对准电动车浇水。在水的攻势下，火焰终于一点点熄灭。整个过程不过三分钟，李为发却感觉浑身被汗水浸透。

如果不是这件“英雄事迹”，小区业主恐怕没人知道李为发的名字。他原是一名机械厂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疫情后因收入下降，到浦东一所小区里做“特保”。

在疫情中，“特保”常指协助防疫工作的非正式保安，他们大多需要24小时蹲守在确诊病例或封控楼的门口。因为穿着“大白”，他们有时被居民们误认为是医务人员、社工、志愿者、警察或疾控人员，而实际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补充人力而向社会临时招募的人员。

“特保”的收入一般为“一天400块”左右。但收入的背后常常是风餐露宿，是凉掉的盒饭、潮湿的被子和四面漏风的帐篷。他们是巨大的防疫体系中最基层的执行者，也常常被夹在居民和受雇佣的部门之间，左右为难。

自燃的电动车被李为发拖到一旁的空地。图由受访者提供

1 生存

李为发一只手拿着水管灭火，一只手拿起手机拨打119。这是他第一次遭遇如此失控的场面——电动车毫无预警地自燃了，突然爆发的熊熊火光照亮了周边的一排汽车和电动车。

10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火已经被李为发浇灭了。消防队员拆掉焦黑的电动车骨架，拿出仍在冒烟的电瓶，将整架车处理掉。

地上还残留黑色的辙痕，还原了李为发将电动车拉出的轨迹。他回忆那一瞬间，“我也害怕，但是不拉出来怕它爆炸，你碰见了，没有办法”。大家很快听说了李为发的“壮举”，同一特保队甚至有人开始称呼他“英雄”。

第二天，一位轿车车主特意来感谢，原来他的车前一天刚加满了油，停靠位置刚好紧挨着自燃的电动车，如果不是李为发出手相救，后果不堪设想。他问李为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要给你送锦旗。李为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没有单位，我就是政府雇佣的有偿志愿者。

李为发是安徽阜阳人，今年33岁，和哥哥一起在上海某机械厂工作，平时住在集体宿舍。他从2007年起到上海务工，至今已经15年，他习惯了上海的一切，“气候刚刚好”。偶尔回老家阜阳，3小时高铁就能抵达的路程，他却总乘10余小时的红皮车，因为“普快的票价只有高铁的三分之一”。

3月中旬上海疫情反弹后，李为发所在的机械厂停工了。街道的物资按户配发，1件喂不饱宿舍里8个人。3月29日，李为发看到微信群里的招募特保的消息，一天460元，“工资还挺高的，当时我们区域还没封控，就赶紧出去了。”

当上特保后，他竹竿一样瘦高的身体不再被饥饿困扰，“干特保太好了，我们一天三顿，早上有两个包子、牛奶、鸡蛋，中餐和晚餐都是给两盒饭，还发水果，吃的管够。”这让他工作起来格外卖力，他所在的特保队队长庞保平发现，每次见李为发，他都在巡视或搬运物资，“真的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小伙子”。一个多月以来，李为发在不同的4所小区做过特保，平均每个小区10天，见证了各区域逐步解封、转为防范区的过程。

救火特保李为发（左）和其队长庞保平。图由受访者提供

特保的收入和待遇，吸引了不少像李为发一样经济困窘的人。

陈林刚刚加入李为发所在的特保队，来自四川，今年31岁，过去一个月在上海三所不同的小区做过特保。他原本是一名酒店管理，疫情开始后酒店歇业，每月只能拿到2590元的上海市最低工资，对于在外务工的人意味着不小的经济损失。

为了做特保，他应聘了某生鲜电商的保供人员，对方给他开了一纸复工证明。凭着这张证明和核酸检测阴性结果，陈林终于“逃出”小区。不过，他没有去这家生鲜电商工作，因为“一天才300元，太少了”，而是转头在本地招工微信群里联系了一名中介，到浦东的一所小区做特保。他独自骑行了15公里来到这里，期间将32寸行李箱搭在共享自行车窄小的车筐上，路上还摔了一跤，“那叫一个狼狈啊”。

特保的待遇是每24小时460元，包三餐，可以睡觉，他很满意，因为“一顿给两份盒饭，管饱”。他的全部配置是一顶帐篷、一套桌椅、一张刚刚齐肩宽的行军床、一叠被子、一个消毒用的喷水器。他的任务是24小时守在封控楼门口，不让居民走出封控线。

成为特保后，陈林发现，这一群体比他穷困得多，“（有些人）皮鞋跟都是破的，衬衫也发黄了”。在聊天中他了解到，其中不少人都负债累累，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当他从他们口中听到这些数字，不由得心里一惊。

这些负债者中，刘漠然便是其中一个，他曾和陈林在相邻两栋楼工作。刘漠然今年刚满30岁，来自辽宁沈阳，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他身负十余万的信用卡债务，急需还债。三年来，他一直在北京从事特保相关工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日结、高薪、条件艰苦。他曾经为了执行任务睡在天桥，没有床褥也没有被子，“夏天下雨，晚上地面还湿漉漉的。冬天北方贼冷，风特大，冻得人直哆嗦。”4月初，看到微信群里上海招募特保的消息后，他从北京坐绿皮车到达上海后，在街头和桥洞流浪了四天才找到了目前的工作。

陈林的帐篷。图由受访者提供

2 雇佣

陈林在浦东一所老旧小区干了15天，离开时中介说，今天微信转账的额度用光了，你们先走吧，晚上12点之后我再转给你们。当时陈林看到，特保队的13个工友相顾无言，“他们不懂法律，不吭气，差点就接受中介的提议。”

这些特保几乎都是外地务工人员，在微信群中看到招工需求，联系中介后来到小区工作。对于招聘中介，他们一无所知，除了微信上的昵称和头像。

陈林站了出来，他努力用镇定的语气说，这样吧，我们报警留个底，不然走了之后，你要是不付钱，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他看见中介慌了神，立刻掏出手机把钱结算给大家，用的正是微信转账。

在陈林看来，特保的招募是一个较为随意的过程，无论是招募的渠道、岗位待遇、薪资结算方式，处处都透露着“不正式”。

同属一个小区的三名特保陈林、潘奇、刘漠然分别由不同的中介介绍过来，日结工资分别为460、470、440元，前两人是每日三餐，刘漠然则是每日两餐。

刘漠然只能空着肚子，望着旁边的特保吃早餐，他感到格外不公平。在他看来，特保的薪资标准就像一个“黑箱”，得靠“碰运气”。他不理解，“为什么没有正式公开的招聘渠道，为什么不能统一中介的抽成比例？”

刘漠然正在消杀楼道。图由受访者提供

对于自己的管理者是谁，特保们也是“一头雾水”。刘漠然认为自己是归属物业管理，陈林认为自己属于中介和物业共同管理，而潘奇则认为他应由居委会负责，当结束最后一天的工作后，他直奔小区居委会要求结算，对方却表示，其工资应由中介结算。

特保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他们与小区之间的关系相当脆弱，无所凭依。而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居民和居委会对他们的双重轻视。

有部分居民认为，特保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在陈林所在的小区的业主群里，有人发信息呼吁应该聘请有上海户籍十年以上的人协助抗疫，“不得选用没有户籍的人员来担任协警、城管、保安”。

没有正式的岗位和赋权，居民常常将特保的劝阻当成耳旁风。

早晨，上了年纪的居民都喜欢聚集在楼下聊天，不仅无视陈林的劝说，还主动和他搭话，“小伙子哪里人？多大了？吃早饭了吗？”还有一名成年男性居民，经常带着女儿下楼闲逛，并理直气壮地说，“我女儿脑子瓦特了，不下楼就要在家里大叫的！”有一次，陈林忍不住大声呵斥他回去，对方气鼓鼓地在警戒线3米处来回走动，“可能伤到他自尊了，所以故意挑衅我”。

在日复一日的周旋中，陈林也培养了一些与居民相处的“智慧”。有一名迟迟没被转移至方舱的确诊病例，是小区里的烫手山芋，“快七十的老太太，一天至少下楼五六趟”。陈林只能依靠“智取”，他先是将志愿者送给自己的两箱牛奶免费送给她，等她再次下楼的时候，陈林撒娇般地和她说道，“阿姨，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呗。”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老太太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减少了下楼的次数，“从五六趟变成两三趟”。

但这种好不容易培养的良好关系很快就被迫结束——15天之后，中介通知陈林，他在这一小区的工作结束了。而该小区居民向记者透露，陈林所在的同一特保岗位，一个半月以来换了三名特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 夹在中间

作为小区公认的“模范大白”，刘漠然是这所小区里唯一会把物资送上门、把垃圾带下楼的特保。不仅如此，他还每天主动消杀楼道，帮孤寡老人买菜、配药。在他负责看守的两栋封控楼内，居民基本做到了“足不出户”。

在大多数居民看来，刘漠然已经做到了120分，但他仍然感觉自己夹在居委会和居民中间，两边为难。

在他驻守的封控楼里，一户老人因浑身起红疹痒得睡不着觉，居委会干部承诺代配药物，半个月过去仍旧没送来，于是老人每天打电话催促刘漠然。

“一接到电话我就特别头大，天天问我什么时候来，我跟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负责，一天解释一遍，他不管，照样天天来问我。”

刘漠然只好每天打电话给居委会干部询问配药进度，但对方“根本不接电话”。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人去居委会“要说法”。在他的描述中，老人到居委会之后便拉着主任不肯走，“大哭大闹”一番之后，当天下午药就送到家了。

为了解决居民买菜、配药的困难，刘漠然趁着居委会主任穿着防护服经过楼下时将他拦住，把主任请到楼里回答居民的疑惑，“也让他头大一回”。结果，还没听两句，主任就急忙要走，“我现在有点急事，一会再回来给你们解决”，骑着自行车一溜烟跑了。最后，大家再也没等到他回来。

曾在同一小区站岗的陈林也对此深有感触。一方面，他被封控楼的居民视为居委会的化身，恳求、不满、敌意尽数投射于他；另一方面，他没有正式的组织支撑，居委会干部经常无视他的存在，当他想传达居民的需求和意见时，对方总是拒绝沟通。他向记者展示自己手机里的通话记录，15天内给居委会干部的去电足足有101通，几乎全部被拒接。

他们总是夹在中间，两边受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