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不是当前主要矛盾,政策应加大力度激发内需
当前我们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需要与长期的新发展格局相结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使得经济恢复的底盘更加稳固
文|徐奇渊
近期,有一些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在正常轨道,因此并不需要宏观政策加力。
具体来说,反对政策加大力度有两点根据:第一,认为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特别是从外国的输入的角度,美国已经这么高,中国的通胀形势接下来会不会像美国那样;第二,我们现在出口和外需很强,我们不用刺激也可以使得增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笔者认为这两点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
下半年出口增速可能出现回落
过去一年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强劲复苏与欧美国家的供给、需求缺口维持在高位有关。一方面欧美的宽松政策和对个人的大力救助,使得总需求维持在相对较为稳定的水平。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供给能力受到冲击。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海外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中国的出口持续走强。但是,海外市场的需求缺口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一,下半年欧美等国家将实现疫苗普及,生产秩序、供给能力也将得到恢复。预计下半年,欧美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将显著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业率有同步下降),从而欧美国家的供给、需求缺口将显著缩小。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为6.5%,是1989年以来的最高增速,甚至略高于2000年。在救助政策支撑下,个人就业意愿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而9月美国个人救助政策到期后不再延续,界时美国的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劳动参与率也将显著上升,其供给能力将得到显著恢复、改善。
第二,需求方面,欧美等国家的宏观政策扩张难以再现去年的力度。6月24日,拜登对参议院的《两党基建框架》表示支持并呼吁国会通过。此基建方案计划在未来五年投资一万亿美元,已经较最初的2.3万亿美元大幅缩水。同时,由于近期通胀压力的持续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两难。随着疫情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宏观政策也相应正在恢复到边际上较为稳定的状态。
第三,下半年欧美国家的需求恢复将以服务业恢复为主,而不是工业品。仍以美国为例,在2020年的强力救助政策背景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结构当中:服务类消费支出同比下降5.4%,耐用品、非耐用品的个人消费支出则分别上升了5.5%、2.1%。其中,服务业类消费支出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萎缩。
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控制显著冲击了服务类消费,但是耐用品、非耐用品的消费则维持在比较正常的水平,甚至耐用品支出增速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高值。在此背景下,一旦疫苗普及、疫情得到控制,个人消费支出的恢复将以服务类消费为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复苏对中国的出口提振作用相当有限。
第四,疫情期间,欧美无法及时为中国供货,推动了中国进口替代型的工业生产。相反,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欧美的生产恢复可能对中国的进口替代型生产活动带来冲击。在这方面,汽车发动机是典型的代表性行业。
2020年全年,中国汽车用发动机进口增速为-30.2%,同期中国汽车用发动机出口增速为39.2%。在此背景产下,该行业的进口替代生产活动也十分明显。2020年全年,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2337亿元,较2019年上升4200亿元,增速达19.7%,大幅好于2018年有数据以来的零增长、负增长水平。相应地,汽车用发动机行业的利润在2020年增幅为15.0%,也大幅好于前两年的表现。对于这类行业,海外生产秩序恢复之后,预计其国内进口替代、出口均将受到显著冲击。
可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海外生产秩序全面恢复之后:服务业这种不可贸易品部门的需求将引领下一阶段的海外需求复苏;海外需求缺口也将明显收窄、从而对中国出口造成影响;这还将影响到中国暂时较为活跃的进口替代型工业生产。
当前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显著超出过去的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出口份额出现回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需要稳住内需,从而对出口增速的回落提供缓冲,避免因为出口的波动而影响到国内经济稳定。在此背景下,工业部门将同时面临国内行业分化,以及国外形势变化带来的需求和供给冲击。
在全球的可贸易品部门中,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是中国的确定性。相反地,外部的确定性,就是中国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不但对工业部门如此,对于国际收支甚至对于大类资产价格可能都有相同意义。
过度依赖出口不可取,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即使出口增速维持高位,甚至超预期走强,这也不是可取的增长方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2020年初疫情冲击之前的较长时期,中国内需增速持续快于外需,外需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持续下降。
但是疫情冲击之后,外需经历短暂下行之后出现了强烈反弹。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一季度,外需增速、内需增速差值越来越大。我们将出口作为外需、GDP减去出口值作为内需。2020年二季度,外需增速比内需增速高出1.3个百分点(4.2%减2.9%),2021年三季度两者差值扩大到20.9个百分点(38.7%减17.8%)。尽管上年的基期效应有一定解释力,但仍然难以完全解释这种内外需增速的背离。
疫情以来外需扩张持续强于内需
其中对于出口贸易增速大幅上升的原因分析较多,一方面这与疫情相关的医用产品出口有关,一方面与前文提到的海外供求缺口有关。其自然的结果是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大幅上升。2020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为5269亿美元(海关口径),较疫情之前的2019年上升了1059亿美元。2021年前4个月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579亿美元。
相应地,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程度有所上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一直维持在2%以下。2020年前低后高,后三个季度的经常账户顺差GDP占比在2.4%到3.1%之间,2021年一季度这一占比暂时回落到了1.8%,后续变化仍待观察。在此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会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压力。
同时,经常项下大幅顺差的镜像结果,便是资本与金融项下中国海外资产的增加。这有一定积极意义,疫情期间确实是加大对外关键产业、技术投资的机遇期。但是,经常项下巨额顺差所对应的海外资产大幅增加,这一点也带来了下面三点隐忧和风险。其一,在中美冲突背景之下,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面临一定政治风险。其二,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的过度宽松货币政策也使得海外资产的投资收益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其三,更多的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仍陷于疫情的困扰之中。
事实上在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中的投资项净收益为-1071亿美元,较之前的年份有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追求出口和顺差的大幅增长,这不应成为中国的宏观政策目标。即使出口增速持续走强,我们也不宜回到过度依赖外需的老路上去。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更多要着眼于扩大内需战略。
中国内需依然偏弱,需要宏观调控政策加力
从同比来看,内需增速似乎已经走出了疫情冲击的阴影。2020年二季度中国内需名义值同比增长1.6%,实现了正增长,之后逐步回升,到2021年一季度中国内需名义同比增速为18%。但是疫情冲击带来了较强干扰,使得同比增速受到基期效应的较大影响,因此我们使用月度季调环比增速(实际值口径)来观察2021年前4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并将其与疫情之前的增速情况进行对比。
主要指标月度季调环比、实际增速平均值:三个时期的对比
首先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指标在2021年1月至4月的季调环比、实际增速平均值为0.2%,低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平均值(0.4%),更低于有数据以来2011年至2019年的月度均值(0.8%)。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其在三个时期的表现与前者完全一致。而出口增速则与前两者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2021年1月至4月的季调环比实际增速平均值为2.1%,大幅高于2019年的平均值(1.0%),更是高于2011年至2019年平均增速(0.7%)。
因此,从季调环比增速的平均值角度来看,2021年前四个月的内需表现明显弱于疫情之前的常态,而出口部门的表现则相反。可见,尽管当前的社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尚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季调环比增速、以及考虑了物价因素的实际口径显示,内需不但显著弱于外需表现,而且也弱于疫情之前的常态表现。在此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有必要加力而不是过快地“转弯”。
2021年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
现实挑战:行业分化加剧,中下游、中小企业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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