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28）追忆我的父亲（二）
（1962年，在省党校学习结束后留影。二排中间高个，穿浅色中山装为作者父亲）
追忆我的父亲(二）
梅子｜文
那年大跃进搞得如火如荼。父亲随市里的宣讲团在农村做大跃进宣讲工作，亲眼目睹了许多造假现象.照这个势头搞下去，到处浮夸风气，如不及时遏制，饥饿的灾难不久将会蔓延到城市，乃至全国……
10月的一天，父亲在《太原日报》头版，以笔名发表时事评论。此文发表后的直接后果是父亲被免去报社一切职务，文章撤下，报纸收回。父亲被定性为右倾分子，就差一顶右派的帽子，随后父亲离开报社，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0年的事实证明，父亲的观点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写下申诉材料，母亲帮父亲拿上材料与市委交涉。当时给父亲定性的市委书记，对申诉不予理睬，继续打压。父亲性情耿直，以后再不申诉。
曾听母亲说，那时父亲人很瘦，脸黢黑，脚和腿肿得发红，皮肤晶亮，是父亲的战友苏平阿姨看不过去，不久就调父亲去了当时一个机关的报刊社工作。
1961春天，当时的山西省省长卫恒，偶然机会得知父亲的状况。于是亲自点名，他说，这样的好干部，市里不用就到省里吧，正是缺人的时候。就这样，曾是父亲的老战友老上级卫恒伯伯，排除来自市里的干扰，直接将父亲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给予极大的信任。至此，扣在父亲头上的右倾主义的不实之词终于解除。
（1961年作者父亲结束下放后的留影）
1961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这段时间，过来的人都知道，因为经历了大饥荒，国家经济，人民生活亟待改善。虽然四清运动仍不消停，但主要在农村，城市受到的波及小，国家经济比之前几年有所好转。
这段时间也是父亲工作最繁忙的时候。父亲先后在省委办公厅、省委工业部、省委工交政治部担任职务。
父亲那时已经50多岁了，工作很忙回来很晚，但下班回家，仍精力充沛，一步跨两个台阶进家门，身上洋溢着洒脱与激情，时常感染着我们。那些年，作为父亲的子女，能够感受到父亲精神状态的轻松。
七、
当时我们家的现状是，我的两个哥哥都有自己的家庭子女，另外生活。我们姐妹三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按说经济条件充裕，可我们也只能过年穿新衣服，都是买来布自己做。
那年过年，十四岁的我实在不想再穿手工做的衣服过年，便和姐姐说，非常想要一件细条绒的外套，做工精致，样式也好看，价格在十七八元。家里平时是母亲操持的多，但遇到大点开支，要经过父亲同意。
我把想法和父母亲说了以后，等了好几天，眼看过年临近，才得到答复同意买，于是姐姐领着我，一刻不耽误地跑到五一路的先锋商场，买下那件我心仪已久的衣服。
我只顾自己高兴，穿到漂亮衣服，却没想到，父母亲这个年又要在许多事情上精打细算。
按说我们家的收入即使在东大楼也算高的（东大楼，即当时的市委市人大宿舍楼，三层高，六个单元，共39户人家。）可是我们总感觉吃的穿的都不如别人家的孩子。那时，我的确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后来，我明白，我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五口之家，父母亲需要操心的不止我们姐妹仨，原来我们是一个超大的家庭。
我的奶奶在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县里工作。二哥后来组成家庭，人员不断扩大，成了八口之家。二哥一家八口人，就挤在老家的老祖屋里，为解决住房问题，二哥提出想盖五间房。于是，父亲每个月的收入，有一部分寄回老家资助二哥盖房。
小时候我们也有怨言，知道父亲一心为儿子着想，但并理解不了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那份疼爱有多深。长大为人父母后，才深切体会到，不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又有生活上的艰难，是让父母多么操心，心疼的事啊！
而母亲作为妻子，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从始至终都默默支持父亲，直到二哥把房子盖起来。
母亲这边因为姥姥去世后，二姨农闲时，就来我们家帮母亲料理家务，在生活上母亲就接济二姨多些。老家的五舅，也是子女多，要盖房子，母亲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她最小的弟弟盖起房子。
每次二姨、舅舅们从乡下来，都尽自己最大能力，给母亲带头茬善面（小麦磨出的头次面粉）、鸡蛋、各种瓜菜。所以，我们从小吃的也比别人家都丰富。而父亲延续十几年的早饭，油烹蒜沾片子，正是有了二姨舅舅们的接济，从未断过。
我们受父母的影响，父母亲去世后，我对二姨和大舅妈关照多些，经常回乡下看望她们。二姨把我父母亲对她的好，全部无私地传递到我们身上。每次回老家，像待客一样，拿出最好的，这也同时让我们不安，但劝说没用，二姨与舅舅们都始终坚持这么做。姐姐妹妹一直与我的五舅保持来往，每年都要回去几趟，关照他们的生活。
1997年，我的大舅妈是最后一次来到我家，那时大舅去世，他生前会针灸，给人看病有点生活来源。我知道大舅妈手头紧，她走时吃的穿的带好，给她带些零花钱。她说，没想到老了，老了，能得到你的帮助。但那次走后，没几年大舅妈就去世了。
父母亲就这样接济家庭每个成员，从未考虑过自己用这些钱，来改善伙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八、
高中毕业那年，我面临上山下乡，开始不愿去。多年后，成家的我为此深深内疚。如果当时一毕业就打起背包下乡，不要有烦恼顾虑，父母亲不至于在我下乡后那般地牵挂与担忧。
（1971年，在襄垣县下放劳动时的留影。左一为作者父亲）
父亲那时刚刚从襄垣的农村“解放”回城不久。人生的几次起起落落，有历史时代的原因，也与父亲生性有关。父亲一生性情耿直、做事做人认真坦诚、不说谎，不昧良心做事，更不会趋炎附势，做落井下石的龌龊事，自然路就走得艰难。
耿直的父亲那些年在襄垣农村，多亏村里热心善良的乡亲多方照顾。但我知道，父亲的苦和痛是思想精神上，但无论多难，父亲从未对我们吐露过半个字，所有的事都是一个人扛。
有些事，是这次准备写父亲的时候，听姐姐说的：1970年从“中办”学习回来的干部，大部分都安排下放，但有许多人是名去，人不去。就是说，组织关系去了下放地，而人仍在省城的家中，在下放地只是挂个号。父亲没这样做，做事认真的父亲，因此累垮了身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中办”。
“中办”是中共中央办的省直机关干部学习班的简称。文革期间的1969年7月，中央为解决山西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将山西省直机关的干部，还有各造反派头头集中起来（还有其他派系斗争激烈的省份），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文革中存在的问题。
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这批学习班成员先集中于北京，后移到石家庄，集中学习，与外隔绝，学习班严苛规定“五不准”：不准串联、不准开小会、不准亲属朋友探望、不准外出、不准通信。
我清楚记得，母亲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父亲去了北京。她去北京托那里的老乡战友打听，仍没消息，后来听说这个学习班已移到石家庄（在某高校），母亲于是转去石家庄。
多年后，从母亲处我们知道，当时她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情绪极为消沉，连常年在我家照顾我们的二姨也没告诉，就独自上京。
炎炎夏日，中原酷暑难耐，母亲等了近一天，大门紧锁不让进，更不能见人。
母亲在墙外逗留到下午，等到出操的时候，排列整齐的队伍，从操场绕圈过来时，远远的，母亲一眼看到队伍里的父亲，高个头，脸黢黑，瘦了许多。
几天后母亲从石家庄回来说，看见人在，还活着，就放心了。
姐姐说：父亲从中办回来不久，就去襄垣了。父亲走的那天，是傍晚，下着大雨，她冒雨去车站送父亲，依依不舍，送走父亲后，一个人在车站痛哭不已。
她说，后来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病，其实去襄垣时，已经有了征兆。但那时不懂，她说，要再懂点事，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是死活不会让父亲上那趟车的。
当时近六十的父亲，独自去农村下放劳动，条件艰苦，还忍受着深深的心灵伤痛。如果不是去下放，父亲身体的不适，会得到及时医治，不会那么早就离开我们。
姐姐说，每当想到这件事，心就痛。我写到此，心在流泪。
九、
父亲去了三年，1973年又回到省城，被安排在省委党校。1974年我插队的地方和父亲上班的党校都在市区南面。
我记得，是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生产队利用农闲平整土地。那时我已习惯了乡下生活。下工后，兴致勃勃地扛着工具，回到我住的村民小院里。
刚进院子，我突然站那儿不动了，心咚咚跳，我不敢相信，此刻我的父亲穿着绿军大衣，就站在房东屋子旁边低矮的墙垛外面，看着我。
等我反应过来，扔下工具跑向父亲。冲到父亲面前，仍是快言快语的我说：“爸，你怎么来啦，怎么找到这儿的？是怎么过来的？吃饭了没？”
“爸看看你就走。”
“爸，进来和我吃了饭再走，房东一家人很好。”
父亲说，他在单位吃过了，倒了一趟车，在新建路上坐13路过来的。以父亲的资格，单位出趟车是可以的，父亲没这样，就连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治疗，也是自己坐公交车去的医院。
那天，我就这样，与父亲隔着低矮的墙垛说话。其实，都是我滔滔不绝的说下乡几个月来所见所闻所感，寡言的父亲默默听，但我能看出，这几个月我的适应与进步，使父亲很欣慰。
前天下了一场雪，墙垛上厚厚的积雪还未融化，兴奋的我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戳那松软的积雪……
父亲说，“手冷吧？”
我说“不冷。”
父亲说着脱下他的手套，执意要给我留下。
我解释说，不是没有手套，是用不着。我用手抹了一下额头说，爸，你看干活干得都是汗。父亲这才信了。过后提醒我快回去吃饭，房东要等急了。他要去等车，下午还要上班。并嘱咐我，回去不要和房东说我来了。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他担心自己的到来，打扰房东一家。
站在墙垛前，我依依不舍，与父亲相见十几分钟，父亲没说几句话，可神态、眼睛里无不流露着对女儿的慈爱担忧和牵挂。
我深知“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
从心里真不想让父亲走，就说，“不急。”可父亲说，他下午还要开会，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于是我含着泪只好转身，走了两步回头看，见到的是父亲转身的侧影。父亲在山上劳作几年，明显苍老，我眼里的泪不由滚落下来……
十、
1975年的秋天，父亲从省委党校调到省文教部工作。一年后，文革结束，经过近十年的艰难坎坷，终于稳定下来。
父亲的工作和生活进入正常的状态，也是父亲又开始忙碌的时期。也是我在父母双亲的陪伴下，度过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1978年改革开放后，是每个人新的人生的开始，改革的春风激荡在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那时父亲从省委党校调到省文教部，开始筹备文革后的第一次全省文化教育工作大会。他的工作也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忙碌阶段。
那时的我，仿佛又回到小时候，每晚父亲房间不灭的灯光，还是那张伴随我们全家用餐的小木桌，父亲伏在上面，通宵达旦，起草会议文件，修改大会发言稿，旁边仍是用了二十年的烟灰缸，里面的烟蒂像绽开的花朵，仍然是手里的烟蒂忘记扔掉，烧伤手指，衣服上留下无数焦黄的小洞。
父亲工作非常忙。有一阵，我感觉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后很疲惫，但他从来不说。
我家住在一楼，上了台阶距离家门之前，有一片不小的空间，父亲就利用这块空地，用邻居给的木质旧鸡窝，重新改造后准备养鸡，希望让全家人都能吃上鸡蛋。
当时票证供应的鸡蛋很有限，母亲总是嘱咐我们，家里好的营养食物，都要先孝敬父亲。父亲1973年下放回来后，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医生诊断说，营养不良。这点我们都知道，父亲吃下去，我们心里踏实。
姐姐说：那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她在太原理工大开始了三年半的学习。上学后，吃住在校，周日回家一次。食堂的饭粗粮多，细粮少，油水更少的可怜，加上功课紧张，还有许多学校的工作要完成，一段时间身体吃不消，体重减轻，身体乏力。
周日回到家，父亲看在眼里，不多说，把他的那份早餐——牛奶荷包蛋让我吃掉，那是父亲这个病人需要吃的呀，我居然就吃了，想想都很惭愧。父亲总是把他的爱无声地送给子女。
后来，鸡窝搭好了，父亲号召全家人养鸡。正好那天，有一挑担卖鸡崽的路过门前，我们随父亲兴高采烈地挑选了七八只。
鸡崽稍大些，要为它们拌鸡食，父亲教我们在一只不用的铁锅里，把菜帮剁碎，蛋皮捣碎，再撒一把粗玉茭面在火上煮熟，只要有时间，都是父亲亲自喂养，还给他们都起了名字，大黄、黑点子、歪脖子等。
父亲偏向歪脖子，它最弱小，晚上在鸡窝被力气大的几只鸡，挤下支架，把脖子窝坏的。那几只鸡对父亲都很有感情，每天父亲下班回来，只要一拐进回家的二巷路口，它们全都雀跃的闪着翅膀跑来，我们是没有这样待遇的。
父亲总是先照顾跑在最后的歪脖子，等它吃了食，才让其它鸡吃，其余几只很强壮，互相争抢，都不会吃亏，在父亲的带领下，这几只母鸡为我们家餐桌上的营养做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渐渐的，父亲下班回来，再无心关照他们。那时教育工作会议已接近尾声，从筹备到即将结束，近四个月的时间，父亲一直处在紧张忙碌状态，几乎没有休息日，身体透支的很厉害。那时父亲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但还是一直坚持到了大会圆满闭幕。
之后放松下来的父亲，身体的不适和病痛仿佛一夜之间就加重许多。睡不好、吃不下、精神体力大不如从前。但仍坚持工作，直到病情严重了，才回家休息。至此，父亲办了正式的离休手续，开始了看病养老的这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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