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省党校学习结束后留影。二排中间高个,穿浅色中山装为作者父亲)
追忆我的父亲(二)
梅子|文
那年大跃进搞得如火如荼。父亲随市里的宣讲团在农村做大跃进宣讲工作,亲眼目睹了许多造假现象.照这个势头搞下去,到处浮夸风气,如不及时遏制,饥饿的灾难不久将会蔓延到城市,乃至全国……
10月的一天,父亲在《太原日报》头版,以笔名发表时事评论。此文发表后的直接后果是父亲被免去报社一切职务,文章撤下,报纸收回。父亲被定性为右倾分子,就差一顶右派的帽子,随后父亲离开报社,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0年的事实证明,父亲的观点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写下申诉材料,母亲帮父亲拿上材料与市委交涉。当时给父亲定性的市委书记,对申诉不予理睬,继续打压。父亲性情耿直,以后再不申诉。
曾听母亲说,那时父亲人很瘦,脸黢黑,脚和腿肿得发红,皮肤晶亮,是父亲的战友苏平阿姨看不过去,不久就调父亲去了当时一个机关的报刊社工作。
1961春天,当时的山西省省长卫恒,偶然机会得知父亲的状况。于是亲自点名,他说,这样的好干部,市里不用就到省里吧,正是缺人的时候。就这样,曾是父亲的老战友老上级卫恒伯伯,排除来自市里的干扰,直接将父亲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给予极大的信任。至此,扣在父亲头上的右倾主义的不实之词终于解除。
(1961年作者父亲结束下放后的留影)
1961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这段时间,过来的人都知道,因为经历了大饥荒,国家经济,人民生活亟待改善。虽然四清运动仍不消停,但主要在农村,城市受到的波及小,国家经济比之前几年有所好转。
这段时间也是父亲工作最繁忙的时候。父亲先后在省委办公厅、省委工业部、省委工交政治部担任职务。
父亲那时已经50多岁了,工作很忙回来很晚,但下班回家,仍精力充沛,一步跨两个台阶进家门,身上洋溢着洒脱与激情,时常感染着我们。那些年,作为父亲的子女,能够感受到父亲精神状态的轻松。
七、
当时我们家的现状是,我的两个哥哥都有自己的家庭子女,另外生活。我们姐妹三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按说经济条件充裕,可我们也只能过年穿新衣服,都是买来布自己做。
那年过年,十四岁的我实在不想再穿手工做的衣服过年,便和姐姐说,非常想要一件细条绒的外套,做工精致,样式也好看,价格在十七八元。家里平时是母亲操持的多,但遇到大点开支,要经过父亲同意。
我把想法和父母亲说了以后,等了好几天,眼看过年临近,才得到答复同意买,于是姐姐领着我,一刻不耽误地跑到五一路的先锋商场,买下那件我心仪已久的衣服。
我只顾自己高兴,穿到漂亮衣服,却没想到,父母亲这个年又要在许多事情上精打细算。
按说我们家的收入即使在东大楼也算高的(东大楼,即当时的市委市人大宿舍楼,三层高,六个单元,共39户人家。)可是我们总感觉吃的穿的都不如别人家的孩子。那时,我的确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后来,我明白,我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五口之家,父母亲需要操心的不止我们姐妹仨,原来我们是一个超大的家庭。
我的奶奶在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县里工作。二哥后来组成家庭,人员不断扩大,成了八口之家。二哥一家八口人,就挤在老家的老祖屋里,为解决住房问题,二哥提出想盖五间房。于是,父亲每个月的收入,有一部分寄回老家资助二哥盖房。
小时候我们也有怨言,知道父亲一心为儿子着想,但并理解不了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那份疼爱有多深。长大为人父母后,才深切体会到,不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又有生活上的艰难,是让父母多么操心,心疼的事啊!
而母亲作为妻子,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从始至终都默默支持父亲,直到二哥把房子盖起来。
母亲这边因为姥姥去世后,二姨农闲时,就来我们家帮母亲料理家务,在生活上母亲就接济二姨多些。老家的五舅,也是子女多,要盖房子,母亲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她最小的弟弟盖起房子。
每次二姨、舅舅们从乡下来,都尽自己最大能力,给母亲带头茬善面(小麦磨出的头次面粉)、鸡蛋、各种瓜菜。所以,我们从小吃的也比别人家都丰富。而父亲延续十几年的早饭,油烹蒜沾片子,正是有了二姨舅舅们的接济,从未断过。
我们受父母的影响,父母亲去世后,我对二姨和大舅妈关照多些,经常回乡下看望她们。二姨把我父母亲对她的好,全部无私地传递到我们身上。每次回老家,像待客一样,拿出最好的,这也同时让我们不安,但劝说没用,二姨与舅舅们都始终坚持这么做。姐姐妹妹一直与我的五舅保持来往,每年都要回去几趟,关照他们的生活。
1997年,我的大舅妈是最后一次来到我家,那时大舅去世,他生前会针灸,给人看病有点生活来源。我知道大舅妈手头紧,她走时吃的穿的带好,给她带些零花钱。她说,没想到老了,老了,能得到你的帮助。但那次走后,没几年大舅妈就去世了。
父母亲就这样接济家庭每个成员,从未考虑过自己用这些钱,来改善伙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八、
高中毕业那年,我面临上山下乡,开始不愿去。多年后,成家的我为此深深内疚。如果当时一毕业就打起背包下乡,不要有烦恼顾虑,父母亲不至于在我下乡后那般地牵挂与担忧。
(1971年,在襄垣县下放劳动时的留影。左一为作者父亲)
父亲那时刚刚从襄垣的农村“解放”回城不久。人生的几次起起落落,有历史时代的原因,也与父亲生性有关。父亲一生性情耿直、做事做人认真坦诚、不说谎,不昧良心做事,更不会趋炎附势,做落井下石的龌龊事,自然路就走得艰难。
耿直的父亲那些年在襄垣农村,多亏村里热心善良的乡亲多方照顾。但我知道,父亲的苦和痛是思想精神上,但无论多难,父亲从未对我们吐露过半个字,所有的事都是一个人扛。
有些事,是这次准备写父亲的时候,听姐姐说的:1970年从“中办”学习回来的干部,大部分都安排下放,但有许多人是名去,人不去。就是说,组织关系去了下放地,而人仍在省城的家中,在下放地只是挂个号。父亲没这样做,做事认真的父亲,因此累垮了身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中办”。
“中办”是中共中央办的省直机关干部学习班的简称。文革期间的1969年7月,中央为解决山西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将山西省直机关的干部,还有各造反派头头集中起来(还有其他派系斗争激烈的省份),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文革中存在的问题。
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这批学习班成员先集中于北京,后移到石家庄,集中学习,与外隔绝,学习班严苛规定“五不准”:不准串联、不准开小会、不准亲属朋友探望、不准外出、不准通信。
我清楚记得,母亲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父亲去了北京。她去北京托那里的老乡战友打听,仍没消息,后来听说这个学习班已移到石家庄(在某高校),母亲于是转去石家庄。
多年后,从母亲处我们知道,当时她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情绪极为消沉,连常年在我家照顾我们的二姨也没告诉,就独自上京。
炎炎夏日,中原酷暑难耐,母亲等了近一天,大门紧锁不让进,更不能见人。
母亲在墙外逗留到下午,等到出操的时候,排列整齐的队伍,从操场绕圈过来时,远远的,母亲一眼看到队伍里的父亲,高个头,脸黢黑,瘦了许多。
几天后母亲从石家庄回来说,看见人在,还活着,就放心了。
姐姐说:父亲从中办回来不久,就去襄垣了。父亲走的那天,是傍晚,下着大雨,她冒雨去车站送父亲,依依不舍,送走父亲后,一个人在车站痛哭不已。
她说,后来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病,其实去襄垣时,已经有了征兆。但那时不懂,她说,要再懂点事,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是死活不会让父亲上那趟车的。
当时近六十的父亲,独自去农村下放劳动,条件艰苦,还忍受着深深的心灵伤痛。如果不是去下放,父亲身体的不适,会得到及时医治,不会那么早就离开我们。
姐姐说,每当想到这件事,心就痛。我写到此,心在流泪。
九、
父亲去了三年,1973年又回到省城,被安排在省委党校。1974年我插队的地方和父亲上班的党校都在市区南面。
我记得,是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生产队利用农闲平整土地。那时我已习惯了乡下生活。下工后,兴致勃勃地扛着工具,回到我住的村民小院里。
刚进院子,我突然站那儿不动了,心咚咚跳,我不敢相信,此刻我的父亲穿着绿军大衣,就站在房东屋子旁边低矮的墙垛外面,看着我。
等我反应过来,扔下工具跑向父亲。冲到父亲面前,仍是快言快语的我说:“爸,你怎么来啦,怎么找到这儿的?是怎么过来的?吃饭了没?”
“爸看看你就走。”
“爸,进来和我吃了饭再走,房东一家人很好。”
父亲说,他在单位吃过了,倒了一趟车,在新建路上坐13路过来的。以父亲的资格,单位出趟车是可以的,父亲没这样,就连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治疗,也是自己坐公交车去的医院。
那天,我就这样,与父亲隔着低矮的墙垛说话。其实,都是我滔滔不绝的说下乡几个月来所见所闻所感,寡言的父亲默默听,但我能看出,这几个月我的适应与进步,使父亲很欣慰。
前天下了一场雪,墙垛上厚厚的积雪还未融化,兴奋的我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戳那松软的积雪……
父亲说,“手冷吧?”
我说“不冷。”
父亲说着脱下他的手套,执意要给我留下。
我解释说,不是没有手套,是用不着。我用手抹了一下额头说,爸,你看干活干得都是汗。父亲这才信了。过后提醒我快回去吃饭,房东要等急了。他要去等车,下午还要上班。并嘱咐我,回去不要和房东说我来了。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他担心自己的到来,打扰房东一家。
站在墙垛前,我依依不舍,与父亲相见十几分钟,父亲没说几句话,可神态、眼睛里无不流露着对女儿的慈爱担忧和牵挂。
我深知“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
从心里真不想让父亲走,就说,“不急。”可父亲说,他下午还要开会,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于是我含着泪只好转身,走了两步回头看,见到的是父亲转身的侧影。父亲在山上劳作几年,明显苍老,我眼里的泪不由滚落下来……
十、
1975年的秋天,父亲从省委党校调到省文教部工作。一年后,文革结束,经过近十年的艰难坎坷,终于稳定下来。
父亲的工作和生活进入正常的状态,也是父亲又开始忙碌的时期。也是我在父母双亲的陪伴下,度过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1978年改革开放后,是每个人新的人生的开始,改革的春风激荡在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那时父亲从省委党校调到省文教部,开始筹备文革后的第一次全省文化教育工作大会。他的工作也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忙碌阶段。
那时的我,仿佛又回到小时候,每晚父亲房间不灭的灯光,还是那张伴随我们全家用餐的小木桌,父亲伏在上面,通宵达旦,起草会议文件,修改大会发言稿,旁边仍是用了二十年的烟灰缸,里面的烟蒂像绽开的花朵,仍然是手里的烟蒂忘记扔掉,烧伤手指,衣服上留下无数焦黄的小洞。
父亲工作非常忙。有一阵,我感觉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后很疲惫,但他从来不说。
我家住在一楼,上了台阶距离家门之前,有一片不小的空间,父亲就利用这块空地,用邻居给的木质旧鸡窝,重新改造后准备养鸡,希望让全家人都能吃上鸡蛋。
当时票证供应的鸡蛋很有限,母亲总是嘱咐我们,家里好的营养食物,都要先孝敬父亲。父亲1973年下放回来后,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医生诊断说,营养不良。这点我们都知道,父亲吃下去,我们心里踏实。
姐姐说:那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她在太原理工大开始了三年半的学习。上学后,吃住在校,周日回家一次。食堂的饭粗粮多,细粮少,油水更少的可怜,加上功课紧张,还有许多学校的工作要完成,一段时间身体吃不消,体重减轻,身体乏力。
周日回到家,父亲看在眼里,不多说,把他的那份早餐——牛奶荷包蛋让我吃掉,那是父亲这个病人需要吃的呀,我居然就吃了,想想都很惭愧。父亲总是把他的爱无声地送给子女。
后来,鸡窝搭好了,父亲号召全家人养鸡。正好那天,有一挑担卖鸡崽的路过门前,我们随父亲兴高采烈地挑选了七八只。
鸡崽稍大些,要为它们拌鸡食,父亲教我们在一只不用的铁锅里,把菜帮剁碎,蛋皮捣碎,再撒一把粗玉茭面在火上煮熟,只要有时间,都是父亲亲自喂养,还给他们都起了名字,大黄、黑点子、歪脖子等。
父亲偏向歪脖子,它最弱小,晚上在鸡窝被力气大的几只鸡,挤下支架,把脖子窝坏的。那几只鸡对父亲都很有感情,每天父亲下班回来,只要一拐进回家的二巷路口,它们全都雀跃的闪着翅膀跑来,我们是没有这样待遇的。
父亲总是先照顾跑在最后的歪脖子,等它吃了食,才让其它鸡吃,其余几只很强壮,互相争抢,都不会吃亏,在父亲的带领下,这几只母鸡为我们家餐桌上的营养做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渐渐的,父亲下班回来,再无心关照他们。那时教育工作会议已接近尾声,从筹备到即将结束,近四个月的时间,父亲一直处在紧张忙碌状态,几乎没有休息日,身体透支的很厉害。那时父亲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但还是一直坚持到了大会圆满闭幕。
之后放松下来的父亲,身体的不适和病痛仿佛一夜之间就加重许多。睡不好、吃不下、精神体力大不如从前。但仍坚持工作,直到病情严重了,才回家休息。至此,父亲办了正式的离休手续,开始了看病养老的这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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