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爷的剑：告密之殇
告密之殇
三少爷的剑｜文
十多年前看某期《铿锵三人行》，节目组邀请的嘉宾是作家查建英和前文化部部长王蒙。话题是“十年”期间作家怎样告密。
王蒙提到那时候有个口号叫“把一切献给d”，自己的隐私、朋友、交情全部交出去。他也一样，把日记和未发表的小说交给组织，赤裸坦诚地面对组织。还有作家张弦，似乎受到时代力量的巨大感召，觉得自己写的小说对不起组织和人民，主动上交自己的小说稿——自己密告自己。
告密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在那个时代却似乎登峰造极。这种深入到灵魂深处的忏悔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但是现在看来却令人不胜唏嘘。
王蒙还提到诗人聂绀弩被人告密，以“现行反革命”罪嫌被捕入狱。但在此之前，聂同样作过批斗胡风的报告，而且相当贬损。我觉得他肯定是被动员、被教育、被怂恿过，大时代背景下的身不由己，想说的说不出来，不想说的却被逼着说出来，每一个字都泡在血肉里，像翻滚的沙砾一样绞痛身心，却无可奈何。
聂绀弩有两句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字字重千斤。但是，告密者怎么会相信他“拥护革命”的表态和说辞？周恩来曾戏称他是“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这个称呼似乎可以管窥他的性格，更可以反衬他被人告密的必然性。
儒家文化几乎主导中国道德体系，对告密行为深恶痛绝。孔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这里的“讦”，即告密。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可见儒家对告密行为相当唾弃，这种暗中放箭，打击别人的恶行直接挑战人性道德底线，而亲友之间的告密行为，则更是突破人伦底线。
《凤凰卫视》采访的那个揭发自己母亲，导致母亲被批斗致死的男人，余生只在痛苦中度过。我们也许没有资格批判他，但他的所作所为带给我们一个沉重的警示：在人伦道德面前，告密必然是最卑劣的行径，一个连自己亲人都出卖的人，还有什么邪恶之事做不出来？而他自己在忏悔的道路上越走越痛苦，应是命运对他告密行为的惩罚。天道好轮回，苍天又饶过谁呢？
主流的儒家抵制告密，处在边缘的法家却鼓励告密。对于商鞅这位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别的不说，推崇告密手段就不得不提，他让“奸民”互相监督、互相告发，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就在控制之内。他自然不管是否有违道德人伦，正所谓无所不用其极，让民众服从统治者统治管理是自己的终极目的。
但是，虽然商鞅鼓励告密，却将告密者称为“奸民”。可见，尽管他需求和利用告密行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告密恶行的反道德性却难以抹除，被时人不齿。又岂止是被时人不齿，相信在任何时代，正常人都会对告密行为深恶痛绝。因为这种践踏人伦、道德以及人际互信的恶行，波及范围广，殃及无辜多，带来的破坏力非常深远。
汉武帝时期征收“财产税”，百姓多有抵触，统计且有盲点，官方收效甚微，于是出台“告缗令”——鼓励百姓举报一切亲友的资产。商鞅时代、武则天时代、朱元璋时代、康雍乾时代……这些告密盛行的时代，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隔墙有耳的环境，躲得过官方，躲不过各种潜伏的耳目，真是令人胆战心惊。
帝制已破，现代社会还会出现告密么？当然会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地区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似乎人人被监视，又似乎人人监视别人。
学人王鼎钧形容那时候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工友都“竖起耳朵听”，其实是监听。诗人余光中就有告密他人、给别人乱扣帽子这种不光彩的一面。好在台湾解禁后，余光中对此往事表示忏悔。
最近几年，校园告密之风盛行，有人说死灰复燃。其实这种恶行从未消失，从未死去，只是更加隐蔽。
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曾评价自己的学生王镇皋，资质可能比自己另一个学生李政道还要好。但是，就是这位在物理学上天赋异禀被老师看重的学生，却接受了监视自己老师束星北言行的任务长达25年之久，很多老师同学因此逢难。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牵强附会地抹黑他人。
因为长期沉溺于监视、揭发、告密，而荒废学术，后来同学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王镇皋却无任何建树。直至行将就木之年，被暴露出过往龌龊之举。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告密者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一年不暴露，十年不暴露，但总有被历史挖出来暴露的一天，受害人看不到告密者的下场，然而，历史又放过谁？
高校本来是纯洁干净的地方，却成为告密高发地带。几十年前的束星北毁在自己学生告密的恶行中，而现在接二连三爆出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更是令不少教育工作者噤若寒蝉。因为学校根据学生举报，对老师的处理非常果断，让舆论哗然，更让老师心寒。
最近网络疯传的湖南城市学院教师李剑，被莫名其妙地举报一事，就是一个例子。有什么过错或不当，校方理应与老师当面对质或调查，不应躲躲闪闪，混淆视听，令清白之人蒙受不白之冤。如果确实是李剑之错，责任由他承担；如果不是李剑之过，举报学生是否应该受到处理？
学生接受任务举报老师言行，甚至曲解老师讲课内容，是他们年轻草率、不谙世事么？当然不是，他们知道风向，也知道动态，躲在暗处，时不时给自己老师记一笔或轻或重的罪名，用来换取自己渴望的利益。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小学也在培养监督同学的“班干部”，不时向老师“打小报告”汇报情况。有人表示理解，有人表示反对，看起来是老师为了便于管理施行的手段，却折射出教育在是否坚守“以人为本”原则方面存在隐忧。
家长应当不定期对孩子在学校受到的教育进行检验，引导孩子识别和分辨所受教育有无突破人伦底线。
疯狂的年代里，告密成为日常，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告父母、告朋友、告师长、告同事……总之告密将人际信任的纽带撕裂，变成加害他人的利器。因为告密，多少人惨遭厄运，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荒唐轮番上演！
“告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疮疤，时不时有人揭开。这种伤痛，让人类个体受尽折磨，也让人类文明遭受践踏和侮辱。文明时代，向“告密”丑态说不，维护道德人伦底线，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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