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团体折射出的中以关系（一）
游说团体折射出的中以关系(一)
穆罕默德·图尔基·苏岱里著
马睿智 译
关于作者
穆罕默德·图尔基·苏岱里，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2011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卡塔尔分院，获得了国际政治的学士学位。之后他便开始在北京生活，学习普通话。这期间，作为助理研究员，他同时受雇于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和海湾研究中心。在研究中，他重点关注中国-中东事务，同时也会关涉一些沙特和海湾地区更广泛的政治议题。目前，他是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培养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在读学生。
免责声明
本文系纳赛尔·穆罕默德·萨巴赫谢赫（殿下）项目奖学金资助成果，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由于原文内容丰富，文章内容将经过节选后分多次发布，读者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阅读英文完整版。本系列文章旨在传播知识，促进交流，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译者和中东研究通讯的观点。
导论
为以色列国而游说，以便塑造公众和精英对犹太国家、巴以冲突、阿以矛盾之本质的认知和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游说活动向来都是，而且仍然会是以色列政府和运作于美国和其他各处的亲以集团的核心关切。这种游说活动——在这里，它被认为是通过多媒体、学术、政治这三重空间展开的——之所以会如此受重视，在于一种力图强化政治（和文化）认同，支持以色列及其叙事的诉求[1]，但对它而言更为迫切的[2]，是要遏制那种与它互斥的，针对以色列国及其在各种中东冲突中所掀起的风浪的批判性话语。一直以来，这些游说工作主要聚焦于美国，一方面是它仿若全球霸主的地位使然，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敏感度较高，特别是当规模可观、神通广大的美国犹太社群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利益集团有所青睐的时候。尽管如此，有众多迹象显示，（同其他一些舞台一样）一系列新生且愈发持久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游说活动已然被导向了中国，并且开始融入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政治地貌，试图通过各种有益于维护以色列长远利益并利于其最大化的方式，对中国学者和政治精英之中普遍的看法和观念施加影响。
这篇论文的旨趣便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去审视这种游说活动。在我们看来，有两种可以被辨识出的游说形式。第一种形式，局限于以色列国的外交和外联活动内部，在积极地谋求促进、传播该国的国家叙事及神话。那项行进之中的 “品牌以色列”运动就是一个典例，它于2006年正式启动，耗资达数百万美元，该项目主要致力于撇清该国与“矛盾/冲突”的联系，使其免于成为争议的焦点，与此同时，它还着力强调以色列高新的现代科技、深厚的文化，及其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古老根源”。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项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活动，就其性质而言，首先及首要是文化性的。在中国，它由纷繁多样的活动组成，其中包括了由以色列赞助的艺术表演，以色列人单方面出资或与中国同行共同资助的艺术项目，通过举办所谓“爱因斯坦展览会”来展示的以色列的众多公司和技术，还有以色列在中国的重大事务中所保持的在场（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耗资1100万美元的以色列馆）。与这种文化推广相结合的另一个维度，则是主要由大学的交流项目所塑造的学术维度，而支撑这些项目的，是专门用于提供给那些对以色列感兴趣的，或是在以色列学习的中国学生的，超过250项奖学金及助学金的设立。这些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举措所带来的效果，又被各种通信媒介的使用所扩大，这些媒介包括电视（2010年的一项成功宣传便是那部由以色列大使馆资助的央视纪录片，“走进以色列：流着奶与蜜的土地”）、电影（作为一种拉动[中国人]赴以旅游的方式，以色列旅游部资助了电影“脱轨时代[The Odd Couple]”在耶路撒冷的上映），还有中国的博客圈——以色列大使馆及其领事馆一直在努力维持它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中有力且积极的在场。统而观之，相较于欧洲和美国在华的外交任务，以色列官方的这些游说形式也并不稀奇，就一些可观见的行动规范而言，它们都如出一辙。
游说活动另一个层面上的展开，主要借助于一个松散联结却又彼此交织的网络，其中，为数众多的智库、大学、院外活动团、活动家，以及主要捐资人，构筑了这个亲以色列的网络，共同投身于哈斯巴拉这项事业。从字面上看，哈斯巴拉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解释”，而它在现实中的意涵，则是通过利用外交、媒体、政治媒介，来为以色列的立场及行动“正名”，为之辩护。这些亲以组织及团体——其中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JC），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theSino-Israel Global Network and Academic Leadership, SIGNAL），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基金会（the Charles and Lynn Schustermen Foundation），这些还只是这类NGO和基金会的只鳞片甲而已——的目标，在于通过重塑中国国内关于中东和以色列的学术话语（academic discourses），进而再造以色列的形象。这些组织之所以一心聚精于学术这根枝干，是因为它们都认识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与众多学者的广泛磋商做出的，而这些学者都身处于那个具有众多层级的智囊体系”，因此，通过学术渠道施加影响——鉴于中国的政治体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便是实现“富有成效的游说”的终南捷径。
这些组织应用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游说战略（还有叙事），尽管大多仿效了它们过去十年中在美国已然采用过的那些做法，但还是为中国的语境量身做了调整。这些策略中包括，推动“以色列研究项目”，巩固并强化以色列与美国的大学及其中国合作机构的既有联系，支持并且资助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赴以色列（或者海外的亲以机构）学习，出资举办的越来越多的会议、研讨会和“席明纳”（seminars，专题讨论会），以便把以色列和中国的决策者、记者和专家们聚集在一起，增进协商与讨论，除此之外，以色列还有其他很多动议。而支持及巩固这样的一些努力的，除了和中国媒体、学术界有一定交往历史的以色列国（及其驻外机构）一方以外，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及学术从业人员在共同出力。他们多半凭借官方或非官方的权限与这些组织密切交往，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学术机会和资金捐赠的受益人。
这篇论文将会主要聚焦于这第二种游说形式及其行动者（agents）。这样选择的原因，部分在于更好地审视和理解亲以组织和团体在促进中以关系，重塑其轮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需要，特别是有鉴于在（中国）这个传统上涉及以色列时，往往因政治上（表现得）过于敏感和谨慎而受到责备的环境里，它们（这些组织和团体）尚能如此成功地运作，其实力着实不容小觑。除此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空间内，它们的参与愈发变得可见而且有力，但这一现象，在与中以关系相关的专著中，还鲜见发表，或者说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对这些组织的目标及其积极的行动，以及它们重塑并嵌入以色列政府对华正式战略里的方式加以审视，将有助于阐明未来若干年内，它们在以色列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所具有的潜在影响。
鉴于这篇论文的意旨，我们将会把主题分成两个部分，并按年代顺序布局谋篇：第一部分将审视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组织同中国学者的早期接触，聚焦于作为（中以）初步接触成果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犹太研究的发展。第二部分将把200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内亲以游说活动的演变，置于这背后一个更大的变局中去审视，因为此时此刻，西方的众多全球性的犹太共同体，就其亲以游说的进路而言，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念上，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在这一部分考察在中国，支撑以色列游说活动的话语和论理。
关键的问题
在论文开始之前，先强调一些关键问题会显得更加审慎。首先，这篇论文的意旨，并非是要说有什么“犹太”阴谋在运作，而是要试图去描述这样一种显白的政治现象，无论是从它的过程，还是从成果来看，它都富于理性且十分连贯，而且这一现象无疑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刺激，这些又会共同反映出以色列的一种战略再调整，也即，将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视为游说活动的下一个舞台。此外，这一现象本身也被——亲以游说活动者们自己——认为是此前在印度（的游说）活动的一种替代。相比之下，在印度的游说活动是在一个学术性较弱，政治化更强的背景下进行的。诸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和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 international）这样的组织，在促进“印度和以色列的联结，包括向在美国的印度游说（lobby）团体的组建提供的宝贵帮助”方面都居功甚伟。这些组织不仅促成布什政府准许以色列向印度出售“费尔康空中预警机”（而在之前，对华出售同样的预警机则被美方所禁止），还积极争取“美国国会对美印两国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的支持，这项关于全面民用核能合作的双边协定最终于2008年正式通过。”而在这方面，（以色列对）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其次，这篇论文并不是要去暗示，所有和“犹太人”有关的行动和活动（学术或非学术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都必然是亲以游说活动的产物。它们在中国的发展与扩散是由其他一些因素所共同驱动的，而这些因素都需要严肃地加以考虑，比如：（1）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对于希伯来和犹太文化真挚的学术兴趣，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源自“第一代犹太学者”的影响，其中就有潘光、徐新、王一沙、傅有德、陈贻绎和张倩红等学者（这之中涵盖了童年时代和上海的外国犹太家庭的接触；对开封犹太社群的历史感兴趣；还有阅读过中译本的《安娜日记》和圣经的经历等等诸多因素）；（2）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反过来促发了对圣经和强调圣经的希伯来经外教义（Hebrewtraditions）的兴趣；（3）将以色列视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想要效仿它的意愿。（4）立足于国内经济这一维度，通过鼓励当地政府——尤其是开封，上海和哈尔滨——投资与犹太文化相关的文化、历史景点，以便从全球众多的犹太社群那里吸引进一步的投资，增加旅游业收入。还有一些案例，比如像在哈尔滨，犹太研究中心的设立（还有之后的中以研究中心）显然就是类似战略的一部分。（5）我们也可以用高科曼（Izabella Goikhman）所说的内化过程来进行描述，中国学者力图将他们的研究推向全球，以期获得更多的知识流动和资金支持（例如，与之前所说的经济维度很相似），进而跻身于全球性的机构，从事更深入的研究。通过外国机构和组织的支持，这种内化过程进一步成为了建设性“力量”之一。然而尽管如此，还应该承认，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犹太性质的”投资（ventures）到最后往往都充当了未来以色列在中国环境下进行游说活动的垫脚石——对此，这篇论文中还会进一步去探讨——这不仅在于国外犹太捐赠方和中国学术机构都认识到了它们之间在所有有关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事物上强烈关联和交织的地方，还在于，那些亲以团体往往也会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目的来增补、重塑“犹太人的门路”。
与此密切相关，我们紧接着要问，将聚焦于以色列的学术研究工作视为一种游说形式会不会有失公允？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是。作为一种地区研究的以色列研究的兴起，不能脱离开其政治背景来对它进行思量。正如这篇论文在后边还要探讨的那样，以色列研究的兴起，是海外离散犹太人（Jewish Diaspora）一方——后来转由以色列国一方主导——在感受到了在美国一些传统的有涉于中东的知识生产中心所具有的“反以偏见”后，所做出的反应。但这并不是要说，“聚焦以色列”的研究中心/机构的成果学术性不强，或者说缺乏客观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中心/机构得以产生，其潜在的“正当性”往往源生于这样一种诉求：希望能调和以色列的形象，让那些叙事变得更温和，进而营造出一种更为欣赏及同情以色列的氛围。因此对我来说，我们很难在“以色列研究”和“以色列游说”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尽管这些研究中心和机构并不一定是政权的“喉舌”，但它们也很难同其背后特定的政治意图（和团体）撇清关系，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它仍不断在被参与到这项事业之中的慈善家、组织者、活动家们所重覆。以色列政府的卷入，以及贯穿于这类学术投资——特别是在中国——之发展的亲以游说团体，都在明确地支持这一姿态，努力吸引着外界对他们的“客观性”的注目。而对于读者自己，这显然成为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将在下一部分探讨这类“聚焦以色列”的地区研究所具有的游说这一面向。我承认，对于我的判断，不会没有异议。
第三点需要加以强调的，是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在这其中的能动性。尽管在一些实例中，中国学者在积极地从那些支持以色列的派系那里募集资金和资源，甚至大力支持它们在中国的发展，但他们在阿以问题上，依然能够保持其观点的独立性。这一点可以在陈贻绎针对中国学术体制内（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导性态度所做的调查中得到印证，调查显示，还是有相当一大部分学者仍然拥护那些被视为是“亲巴勒斯坦的观点”，在此之外，我个人同一些学者的接触也使我相信，同所有的学术共同体一样，在牵涉到以色列以及阿以矛盾时，这些学者中（特别是他们中那些看起来在和“亲以色列”组织共事的）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力争一种客观的理解。对于中国学术界应有什么样的取向，尽管亲以色列的捐资人和组织可能会怀有一些特定的希冀，但中国的那些机构和中心的运作——比如学术同行评议这种机制——仍然仰赖于中国人的利益和他们的研究课题。但尽管如此，这些都很难削弱一个事实，即，那场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积极的运动，正在从根子上改变这一现实，换句话说，一些学者——尽管也有资历较老的，但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年轻的几代学者身上——正在选择重造并推广一套亲以色列的叙事。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需要说的是，亲以色列的游说活动总是多多少少要依赖于中以关系的状态。尽管很多并不隶属于政府的个人和团体，在推进并加强北京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政治联结（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任何时候，他们在中国施展身手的能力（对于他们的活动，无论他们如何低调或开放），都会因中以双边关系的冷暖而异。例如，上世纪90年代，亲以色列的组织和中国的与犹太人相关中心之间刚刚开始正式签约，而那个时候，形塑中以之间的合作关系的，是中国对于以色列的武器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以色列右翼阵营内部萌生的“亲北京”的情绪。美国反对以色列在对华军售方面继续迈进，特别是在2000年，不止于此，2005年，美国又一次使得以色列在过去十年中的成果付之东流，故而一位以色列前政要曾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以色列外交史上最不堪回首的篇章之一”。然而，我们无法确定，那个时候亲以色列组织和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是否因之而受到了阻碍，但可以确定的是，2010年中以关系回升（也有一些人将这种回升追溯到2007年，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中国）以后，这种联系很显著地得到了增强，官方终结了此前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对涉及“以色列”的正规研究所施加的诸多限制。这样一种互惠、强化的动力显示出，中以关系的状态决定了亲以色列的组织所仰赖的政治环境，而在这其中，它们的活动参量无时不在受着影响。故而这些团体反过来也会努力通过涉及面更广、资金更为可观的外联，加强同中国学术机构、政治精英的制度联结和人际交往，藉此来强化中以关系。
以色列在华游说活动的前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纵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色列在华的游说活动很大程度上还是低调的非正式事务，主要依赖于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个人的自发行动，并未牵涉那种与以色列国和海外犹太人相铰接的，全局性的战略。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因素在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1992年以前，以色列和中国之间尚未建立起任何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中国1979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在这之后得以宽松，但作为应对苏联的威胁而同美国做出的和解的一种协同，中国和以色列建立的秘密的情报和军事联系、北京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对话，都还相当受限，更不要说任何形式的游说活动了。另外需要考虑的复杂因素，是中国政治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遗产，因为至少在官方的修辞中，是采取支持巴勒斯坦、支持阿拉伯人的立场的，对（犹太）文化的陌生感，以及缺乏结构性的支撑（包括中国没有数目可观的犹太人社群，还有中国的政治、学术体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使得以色列的游说活动很难自如且有效地开展起来。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那时候，这些亲以团体主要在奉西方为圭臬，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还不怎么被看好，这也算是另一种抑制性因素吧。
但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一些具有亲以情绪的个人或团体在活动。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们主要来自美国，其中的一些人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哈尔滨和上海的难民）——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来到中国的，他们的身份有学生，有记者，也有商人和学者。这些个人在促进中以双方建立联系方面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诺尔曼·卡普兰（Norman Kaplan），现在是三广食品（Calco Inc）的当家人，他便是一个典例。早在1984年，他就在为中以两国之间早期的学术和外交联系牵线搭桥（主要是通过他在哈佛大学的熟人实现的）。1985年，他成功说服了中国当局，准许以色列学者申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会议。到了1988年，开普兰受信任的程度更进了一步，在一次与中国官员的会见中，“他被告知，中国如今愿意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希望他能私下向特拉维夫传达这一信息。他的努力同时得到了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和美国总统老布什的认可。另一个值得提到的人物是生于奥地利但一度曾是上海难民的索尔·艾森伯格（Shaul Eisenberg），他堪称巨富大亨，在日本和东南亚都有生意。早在1979年，艾森伯格便是摩萨德在中国的关键人物，他负责打造与中国领导层的关系，并成功安排了“以色列和中国双方国防工业首脑之间的会晤”，这也使得他的公司——以色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监理了一笔高达100亿美元的十年期交易，将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军事装备再出口，来帮助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这项交易是继任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亨利·基辛格）所授权的，被纳为遏制苏联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还有其他一些个人，他们大多跟随（或带领）旅行团之类的团体来到中国，例如，温迪·亚伯拉罕(Wendy Abraham)于1983年带领第一支美国官方旅行团抵达开封。马文·托克耶（Marvin Tokayer），他每年都要带领几批犹太主题旅行团赴日本及中国观光。这些旅行最早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组织的，后来便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公司，徐新和他在美国的伙伴也开始连带着提供一些“犹太文化遗产游”的服务。正是这些人物，构成了早期支持、资助全国范围内的犹太学术倡议及项目的重要源泉。起初，政府官员对这些还比较警惕。例如，据报道，1984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市仍有不少的犹太少数族裔在居住）外事办“建议政府官员，如果这些捐赠‘是以宗教为导向的，或者是意在犹太民族’的，那么就应该‘婉言谢绝’”。乃至于对犹太文化古迹表露出学术兴趣，都会容易招致中国当局的不满。然而，各种禁令很快就被终止了，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积极争取（犹太人的）资金和支持，很快便成为了惯常做法。但这些人物中的一些人可能并不一定就觉得，他们的捐资主要意在游说，原因不仅在于，对他们的资金开放且可行的大多数渠道，要么是在“中立的”犹太研究界，要么就与犹太人过去在中国的存在相关联的历史遗迹的保护有关。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来说，中国本身就好似新大陆（terra incognita）一般（也即，据说这些个人中有很多人都是很惊奇地发现，这里有犹太教的一方天地，或者说有犹太人立足的基础），特别是对于他们中那些确实想将资金用于推动特定的叙事的人而言。而那些叙事，大部分显然都是支持以色列的。例如，开封的犹太社群已然而且仍在吸引着很多游客和团体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些团体奉行一种弥赛亚-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它们力图让“中国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还有的团体，力图鼓励开封犹太社群的成员去为犹太教和以色列做更大的贡献。
这些个人中，还有一些人跳出了与资金相关的规定，开始在学术环境下为以色列做游说。比如说阿维荣·爱理克（Avrum Ehrlich），一位往来于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商人，他最初来到中国，是应邀到上海社科院做讲座。后来，2004年，不知哪里心血来潮，他又在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开设了一门关于弥赛亚主义的课程，之后不久，他便成为了正教授。在《国土报》的一篇文章中，他袒露了决心来到中国的一个原因，他发现“以色列还很羸弱（disempowerment）”，这使得他想找“一个自己可以对现实做些改变”的地方。爱理克显然给以色列政府递交过几份白皮书，这些建议都与以色列和中国的外交联系相关。他最近一些年十分活跃（尤其是在离开山东的研究中心以后），尤其是通过许多实体在推动文化和经济参与，其中包括以色列中国商会，还有较为新近的，由他主持的以色列-中国研究所。黑龙江大学中国以色列调查研究中心(Sino-Israel Research and Study Center 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的创始人和主任，丹·本·卡南（(DanBen-Canaan）也是我想到的这一众人物中的一位。2002年他创建了这个中心，旨在“深化中国和以色列，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之间的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交流”，并“协助中国人民学习、理解，以及实事求是地来认识犹太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心的资金完全依赖于捐赠和国外供款，而且它还是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合作伙伴。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组织刚刚开始在中国“攻城略地”。以色列的忠实追随者，阿瑟·施奈尔（Arthur Schneier）拉比，创办及领导的良知基金会(Appeal of Conscience Foundation)将它自身形容为“是在为全世界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而辛劳。1981年，良知基金会赞助了第一批跨信仰代表团访问中国。除此之外，该基金会还“同中国社科院建立了交流项目”，自那之后，基金会便“会晤了北京和上海的政府领导，以及来自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社群的宗教领袖，以期加强彼此的理解与合作”。施奈尔拉比本人也在积极地推广犹太文化，推进学术动议（下文中会提到一些），上海西摩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得以修复，他在其中功劳不小。1998年，施奈尔受美国总统克林顿指派，同其他两位美国宗教领袖一起前往中国，就宗教自由这一议题，推动与江泽民主席以及那届政府的会谈。不出意料，在施奈尔拉比多次的“中国行动”之中，以色列是反复被讨论的议题之一。因此说某种程度上的游说工作，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以双方巩固联系之前就有，其实是有可能的。
那个时候在运作的另一个主要组织当属中国犹太研究院（Sino-Judaic Institute，SJI），它的创办者是列奥·加博（Leo Gabow），一名“业余的人类学家”，他对中国的犹太问题的兴趣，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有一次他随手拿起一本关于中国犹太人的小册子的那一瞬间”被点燃的。20世纪80年代，加博和妻子在香港经营着一家医药进出口公司，1984年他们第一次到开封参观，“不久之后，加柏就募集了足以建立中国犹太研究院的研究资源和国际人脉”，1985年，研究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 (Palo Alto)正式建立。中国犹太研究院主要专注于研究并凸显中国的犹太文化，它参与了很多项目，其中包括在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设立犹太学研究所，出资修建开封博物馆中的犹太文物馆，支持遍及全国的犹太教项目（通过向有志于赴以色列和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和院系提供奖学金支持，向有兴趣的合作伙伴供应资料和书籍得以实现）的开展，组织关于中国犹太社群的展览，出版与中国犹太教问题相关的期刊——《指向东方》（Point East）。中国犹太研究院的一些领导成员还表露出了帮助开封犹太人“找回”他们的认同（这一计划还吸引了一些其他的团体，比如Kulanu[希伯来语意为‘我们大家’，是一个旨在加强全球犹太人团结的组织——译注]）的兴趣，藉此与社群内部浮现出的“基督教”影响相抗衡。中国犹太研究院将若干名中国学者和以色列学者列为他们国际顾问理事会的成员，其中一些（如阿维荣·爱理克）我们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另外一些人（包括沙洛姆·瓦尔德[Shalom Wald]），我们在下文中更详尽地审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中国犹太研究院的学术活动，直到1992年之后，才算真正开始，这一年是标志性的一年，很多组织得以进驻中国，这之后，按宋立宏的话说，“关于犹太人，数不尽的大众读物被生产了出来，几乎所有的学术中心都被建立了起来。”实际上，90年代之后，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及它的亚太研究院（Asia Pacific Institute），还有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League，ADL)这样的团体刚刚开始正式访问中国，它们十分期望能（与中国）建立学术上的联系（特别是在和中以关系，犹太教研究相关的领域内），疏通与中国官方的沟通渠道（1989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通过游说来争取帮助中国，取消加之于它的贸易限制）。总体上看，资金（支持）开始愈发强劲，其来源也愈发广泛了，来源包括“以色列（政府、工业和私人组织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Igud YotzeiSin, former Jewish residents of China]），美国，还有其他私人基金会。”
尽管有这些相关的个人和团体在奔前跑后，但就根本而言，对亲以色列资金的艳慕，并将其引入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才是其中主要的催化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那些草创时期的学者们（即一个选择研究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小团体）对犹太教和圣经文化（在他们看来，这是理解西方文明的根基性支柱）有很深的兴趣，但却在财力方面捉襟见肘，而且以色列国本身也爱莫能助，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内连建立一些简单的基础架构都谈不上。在这种普遍的环境下，转而向那些与以色列和犹太人利益攸关的个人和组织寻求资源和材料，便是自然的出路了。1992年以前，尽管这些形式的外联在形式上还没有受到当局的认可，但由于在保持与特拉维夫的联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功用，它们还是被默许了（只要其中“以色列”这个面向能被淡化，同时“犹太人”这个面向能得到强调），它们应该被视作更广泛的推力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看来，这是为了让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研究变得更加“开放”和“客观”（较典型的比如，1985年希伯来语项目的启动）。1992年以后，中以关系正常化，一些关于以色列研究和犹太教研究的禁忌也被部分地祛除了，中国学者这一方开始了在国内创立本土犹太教研究架构的进程，故而他们向这些组织提出的倡议和请求也在迅猛增加。大体上说，这些学者可以被分为两个群体，一群是非官方活动家，另一群则是希伯来语项目圈子里的人，围绕着他们，中国的犹太研究的架构开始明晰起来，一个初生的“游说”网络后来也融入了其中。到21世纪之初，中国已然有大约十个致力于希伯来语研究和犹太教研究的中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群学者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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