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团体折射出的中以关系(二)
游说团体折射出的中以关系(二)
穆罕默德·图尔基·苏岱里著
马睿智 译
关于作者
穆罕默德·图尔基·苏岱里，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2011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卡塔尔分院，获得了国际政治的学士学位。之后他便开始在北京生活，学习普通话。这期间，作为助理研究员，他同时受雇于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和海湾研究中心。在研究中，他重点关注中国-中东事务，同时也会关涉一些沙特和海湾地区更广泛的政治议题。目前，他是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培养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在读学生。
免责声明
本文系纳赛尔·穆罕默德·萨巴赫谢赫（殿下）项目奖学金资助成果，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由于原文内容丰富，文章内容将经过节选后分多次发布，读者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阅读英文完整版。本系列文章旨在传播知识，促进交流，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译者和中东研究通讯的观点。
学术性哈斯巴拉的演变：以色列和海外犹太聚居地
为了获悉那些聚焦中国的以色列游说活动在进入21世纪以来（更确切地说是前十年）的增长与发展情况，我们需要审视一些动态和变化，它们（在国家和海外犹太聚居地的层面上）影响了近十年以来的以美国为指向的游说活动。我们所要讨论的“变化”，同那些——在那些犹太组织那里（更不用说以色列国本身了）——被视为是针对犹太政权而进行的“去合法性运动”（这些运动主要是在大学校园里通过BDS运动[Boycott抵制、Disinvestment撤资和Sanctions制裁]和“为巴勒斯坦讨回公道的学生”运动而进行的）有关，这些运动之所以直指以色列，是因为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Intifada，2001年）、黎巴嫩战争（2006年）和加沙战争（2009年）相继发生之后，以色列的“形象问题”已然被推向了前台。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以色列）需要一波经过加强的——利用各种政治和学术手段的——哈斯巴拉推力，这一需要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认知：围绕自己的诞生和冲突，以色列国必须夺取（道义上的）制高点，使自己的叙事显得更加高尚。不仅在传统上对以色列有利的参量内（也即，西方）要如此，还要越来越多地在过去以色列未能建立有效游说的区域内（新兴的非西方权力中心）争夺话语。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样一种希望，将以色列与积极的价值关联在一起（而否认那种对已然紧迫的种族隔离和矛盾之所在进行的特征描述）就能反过来使它能够承受住针对它的所作所为，来自国际的压力和批评。理解并鉴别了这些变化,我们就有希望阐明这些——主要来自美国的——组织和团体之所以要涉入中国的学术空间，并进一步将它们在美国已然成形的经验与它们在中国背景下的行动和模式相联系，其背后的理由和动机是什么了。
据米歇尔·巴德（Mitchell Bard）——犹太虚拟图书馆（The Jewish VirtualLibrary）的主管，“美籍以色列人合作事业（AICE）”的创始人——所言，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在北美的校园内掀起了一波反以色列的高潮。但这种反以情绪的显露随后——在亲以游说活动者那里——被杂糅成了另一种认知，他们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后果，其原因不仅在于一直以来“教授们滥用他们的职权来为反以色列议程推波助澜，使得中东研究被政治化了”，还在于“他们用阿拉伯人的观点来讲述中东的历史，来展现一种常常是被他们洗白了的伊斯兰教”。这种政治化很大程度上不仅要归因于阿拉伯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沙特），还要归因于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他是2001年的那本《流沙之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Ivory Towers on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所说的，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教授爱德华·萨义德的影响，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中东研究的院系···占据高位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只有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才能理解阿拉伯世界和其他穆斯林社会”，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院系都在偏激地反对以色列，很少会有例外，所以不能信任它们会有什么公允的观点。”2003年，布兰戴斯大学校长犹大·瑞哈兹（Jehuda Reinharz）着手进行“行动呼吁”，提出要警惕“一些大学内兴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以色列情绪”，“他们要求那些同以色列做生意的公司从大学撤资，并且抵制以色列学者”。这项“行动呼吁”强调，需要“推动一个更具雄心的进程来使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有能力对抗那种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古主义的历史的蓄意曲解和妖魔化”，故而“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流的中东学术中心”，以此来“平衡大学校园里的中东研究。”
这些对学术界（更宽泛地讲是公众的普遍观点）中的反以偏见的感知，激励犹太社群开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行动。首先是明确的有组织的回应。2002年，在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家族基金会的资助下，包括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犹太虚拟图书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和希勒尔基金会（The Hillel）在内的33个主要的犹太组织和团体，共同创立了“以色列校园联合会（ICC）”。据其网站所称，以色列校园联合会要“扩展校园中以色列支持者的网络，并为其助力。就可能会影响到以色列的议题，联合学院和大学中的关键领袖，对那些校园中反以色列的活动予以还击，以便为以色列在校园中创造出积极的改变。”除此之外，它“还会向校园里的社团，以及国内国际的以色列的校园支持者们提供信息、资源、训练、领导机遇，战略建议和策略协助。”类似的组织，如“与我们同站立”以色列维护组织（StandWithUs）、“大卫计划(David Project)”、“以色列计划（the Israel Project）”同样在配合着以色列校园联合会的活动，为其以学生、学者和公众为目标的媒体行动提供支撑。
第二个层面更大的交锋来自于犹太慈善家们，他们力图创立以色列研究项目（ISP）来形塑学术空间，藉此来支持以色列。一本2005年的《高等教育年鉴》记录了这一现象，报告称犹太慈善家们“通过资助众多以色列研究的讲席、中心和项目，力图向在他们看来是在为‘支持巴勒斯坦’而游说的论调进行反击。”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家族基金会——它是“以色列生存权”项目、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还有以色列校园联合会等组织的主要合作伙伴——身先士卒地向布兰戴斯大学捐赠了一笔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巨资（另外一千五百万美元则来自其他犹太慈善家们），借助于这笔资金，舒斯特曼以色列研究中心于2007年正式建立，并由伊兰·托恩（IlanTroen）任中心负责人。年鉴中进而还记录道，“正是对阿拉伯-以色列在大学校园内冲突的感知，使得[艾兰]托恩教授能够在布兰戴斯大学谋得一席之地。”在这所中心之前，布兰戴斯大学还拥有一个暑期以色列研究所（SIIS），它是2004年主要由校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有一些犹太慈善家共同建立的，其宗旨在于“设立能借助严谨的学术来理解以色列的系所，同时也协助他们自己的大学设计关于以色列的科目和课程体系。”
伊兰·托恩教授自己——以色列学术游说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曾反复论证阐述过为什么要在美国的校园内推动以色列研究的发展，2004年他接受了右翼媒体《以色列国家新闻》(Arutz Sheva)网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说，这一趋势之下有一个政治维度需要夯实，这一政治维度来源于这样一类认识，即“以色列需要得到更好的理解；美国的学界针对以色列的敌意正在上升，美国的校园在抵制以色列、呼吁剥离来自以色列资金，指责以色列是种族隔离的不具有合法性的社会。”2006年，他在《国土报》发表了题为《与学术抵制相斗争：一条不同的进路》的文章，文中伊兰·托恩再次强调，那些制造出学术抵制这一阴霾的BDS运动支持者和“心甘情愿出资支持这一运动的捐资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这些结论进而又被以色列校园联合会2007年的调查结果所充实，那篇题为《寻找以色列研究》的报告指出，“[在中东研究的院系内]时常发生的对以色列不友好的埋怨···[已然]刺激了以色列研究项目的创生”，它们遍布全美，涵盖了美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埃默里大学、乔治城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等高等学府。
更为新近的2012年，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家族基金会又创立了以色列研究所来帮助“提高并拓展美国乃至全球讲授、看待、欣赏现代以色列的途径。”在以色列前任驻美大使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支持了众多文化外联活动，提供博士和博士后的奖学金资助，为那些“对以色列略有所知，但尚不足以开设课程的教授”设计了教师培训服务，至于学者，则提供给他们“到以色列旅行，提高语言技能，参加其他能帮助他们发展和提升以色列研究课程（质量）的活动的机会”。拉比诺维奇反复强调该研究所并不是一个“政治游说团体”，无疑也没有任何“进行游说的意图。”他同时也说，关于以色列，“人们可以对特定的政策提出批评”，“但犹太人也有资格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
按伊兰·托恩的话说，捐资人对以色列研究项目（ISP）内容的影响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犹太慈善家们无疑也“无力左右一所美国大学的人事安排。”他们反复重申，这些项目的意图是在促进对以色列进行更加客观的理解的同时，避免给人们一种“过于追求哈斯巴拉”的感觉。尽管这些（他们）所宣称的努力实现了某种形式上的客观性，但实际上，捐资人的愿望和项目的实际内容之间是存在紧张的。不仅如此，一些亲以游说活动者也意识到对学者的资助也存在着“特洛伊木马”式的风险，因为学者们很难约束，例如慈善家桑福德曾“捐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了一个专供以色列访问教授的讲席”，但最后因一个“反以学者”（即奥伦·耶夫塔克[Oren Yiftachel]）而告终。为了规避这类风险，很多慈善家求助于“美籍以色列人合作事业”(AICE,它的负责人是上文提到过的米歇尔·巴德)这样的组织，它与以色列校园联合会（ICC）、希勒尔基金会，以及犹太慈善家们关系密切，它们通过以色列学者发展基金会（the Israel Scholar Development Fund），将以色列学者作为访问学者引进“排名位列前一百，特别是还有相当多犹太人的院校”，鼓励这些学者参与竞争（主要通过由“美籍以色列人合作事业”进行财力支持的舒斯特曼以色列学者奖项对他们进行支持），更有趣的是，它们还会“向捐资人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确保大学不会滥用他们的投资。”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也开始发起自己的“重塑（re-branding）”运动。据报道，2005年，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财政部的密切配合下，以色列外交部制定出了“一项新计划来改善本国的海外形象——计划所依赖的方法是淡化宗教，避免就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问题进行讨论。”《犹太周刊》(Jewish Week)对此曾评论道，这场计划中的运动无非就是“少去讲什么解释安全防护基本原理的故事”，“多去关注那些在做干细胞前沿研究的科学家和那些给全世界带来最新资讯的年轻电脑专家。”这项被以色列外交部沉闷地称作“品牌以色列”的动议，到了2006年才正式得以运作。前两年它被配给了大约400万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它包括推动旅游业和——通过展示以色列的产品来——促进贸易在内的几个既定目标，进而支撑起以色列的海外形象。
学术外联——按美国犹太社群所追求的方式——自然很快成为了这种“重塑”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论的空间，其中以色列的批评者们发起了“去合法化运动”来同以色列作斗争。2010年，以色列外交部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应对BDS的威胁（十分有趣的是，共同主持这次会议的还有米歇尔·巴德，他是以色列校园联合会[ICC]的《寻找以色列研究》报告的签署人之一，也是美国亲以色列游说的主要人物之一。）从“将以色列去合法化（之应对）”研讨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些致力于改善以色列形象的学术游说比较集中，也容易识别，只需去审视各类意图“将对校园中以色列研究的鼓励纳入更广泛的形象重塑活动”的建议便可窥一斑。对这种方式的游说的需要，也在很多隶属于以色列政府的实体（机构）和智库提交的报告中被反复重申，包括像很有影响力的列乌特研究所(Reut Institute)，“去合法化挑战”组织（它主张通过新的强势外交政策来推动形式上是以色列研究项目的学术外联活动，借此来消解所谓的“去合法化网络”）。在2010年荷兹利亚大会刚闭幕后不久，以色列外交部和以色列计划就共同提交了一份名为《夺取话语之战的胜利：为以色列而进行战略性交流》的报告（其中提出了“软战争”这个概念，它包括一项“前瞻性公共关系”运动，其主题不仅“要囊括以色列及其历史，还要揭示伊斯兰激进派的危险”。
内塔尼亚胡政府无疑高度重视这些呼求。犹太人政策研究所（the Jewish People Policy Institute, JPPI）的年度报告《以色列和犹太人：地缘政治，2012-2013》中称，内塔尼亚胡发誓要向那些与犹太国家作对的“煽动行动”进行反击，他还说“长久以来，以色列政府，连同以色列和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在努力对此进行反驳。然而，为了优化这些努力，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纵览全局的计划，以便在这个领域内，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犹太人政策研究所的建议——总理已经发誓要予以贯彻和支持——主要关注的是培养同海外的公共关系，为公众外联注入活力，而其中学术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组成部分。在2013年七月举办的首脑会议期间，内塔尼亚胡接见了很多犹太富豪，“希望借助他们的财富和人脉来打赢和‘反以色列’抵制运动的这一仗。”更加异乎寻常的是，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启动了一个项目，其中，那些在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上替以色列说话的学生将有资格获得奖学金。
以色列游说话语中的中国
我们已经考察了亲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是通过何种方式将美国学术界用作游说大舞台的，在这之后，再去看看一些塑造着指向中国学术界的“新游说攻势”的解释性话语，将会很有助益，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学术、政治和文化方面相对应的巨大差异（例如，“BDS运动[抵制、撤资及制裁运动]”和“去合法化行动”在中国就不那么突出和紧迫)。这也将帮助我们深入阐述这类游说活动的指导原理，使它的目标、提出的方法，还有那些显然是在追求将美国模式复制到中国的策略得以显白。最早对将中国设定为游说对象的意义进行讨论的报告之一，是犹太人公共政策研究所，或者叫JPPPI（它是以色列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 for Israel]于2002年建立的，该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是以色列政府的一个政策结算所，由一个丹尼斯·罗斯任理事的董事会负责运作）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120多页长的题为《中国和犹太人：新时代下的古老文明》的战略论文，文章的作者是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博士（Dr. Shalom Saloman Wald，需要指出的是，他也是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的前主席和董事会成员。）这份报告就仿若一部档案汇编，将中国介绍给了制定政策的犹太人，它不仅覆盖了历史上中国-犹太关系的方方面面，还详述了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现状，大众对犹太人的看法（其中有一部分展示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开封犹太社群的历史，以及犹太研究的现状等诸多话题。
这项考察在瓦尔德这里得到了加强，因为他的主要论点是，全球犹太共同体必须全面地配合以色列，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犹太人在未来的命运”。这种配合的一条可行出路，就是“要让中国认识到犹太人所面对的全球挑战和地区危险，同时也意识到在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和犹太人所可能要共同承担的重大问题。”瓦尔德认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犹太人共同体必须要将四个形塑着这条出路的“动态/动量”纳入考虑。首先是阿拉伯和伊朗的石油对于中国经济日渐增长的重要性，它加固了既存的“亲阿拉伯”的态度，（犹太人）必须也应该设法去撼动这一点。其次是推测中的中国穆斯林和中国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前者日渐增长的斗争性，这种形势为以色列（同中国的）的联系及合作提供了新的接触点/抓手。再次，则是中以关系的状态，这里瓦尔德看到了美国犹太社群在其中作为中间人和引导者发挥作用的可能。最后当然是中国自身同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关系，它的状态将会受到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它们。
瓦尔德认为，对中犹关系（涵盖了中以关系）的培养应该托付给全球犹太共同体，而不是以色列，他提出，一个“世界犹太人的永久代表团，应该维持与中国政府当局和机构的融洽关系，帮助增进中国和更广阔的犹太世界之间的信息流通，互相理解,以及合作。”这无疑会让那些“暗暗觉得有时候比起遇到以色列犹太人而言，国际犹太人更容易遇到”的中国人，愈发巩固这样的认识。瓦尔德认为，海外离散犹太人将会是以色列利益的促进者，因为，无论是出于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考虑，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中，同以色列任何形式的“公开”勾连都可能引发焦虑。例如，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中国）官方就表现出了亲阿拉伯的态度，但在瓦尔德看来，其中仍留有犹太组织可以发挥影响来帮助以色列的余地，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当局可能“更愿意看到非以色列籍的犹太领袖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在中国媒体上表达意见。”
瓦尔德认为，这些犹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要打下基础、建立架构，以保证它们最终有能力在中国的政策制定方面，尤其是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处境关怀（existential concern）”相关的问题上施加影响。当下，“犹太人对中国机遇和利益的政策回应还不是很充分。缺乏远见、信息、协调和资金。”对此进行修正就意味着要采取一些多管齐下的政策，包括“接近决策者，与学者、学生以及未来的精英成员保持沟通，同时也要与大众进行交流。”这种外联将围绕着各种活动展开，包括举行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的座谈会，举办公开展览、犹太电影节，向大学教师提供教学培训，在北京开办犹太教学术中心，为学者和学生提供支持，对出版、翻译、电视纪录片，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投资进行资助。从这些被提出的建议（它们的“成本效益”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中国的薪金水平，以及包括内陆的机票价格在内的诸多成本，都仍然很低廉。”大约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就足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指向中国且行之有效的游说战略，对犹太教和中东研究的支持都构成了其最核心的部分。
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正如瓦尔德所说，“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将会越来越多地倾听他们的学者所给出的专家意见。”事实上，在他的论文中，瓦尔德单独辟开了一个部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景观，还有中国各种各样的学术中心（中国社科院和重点大学）之间权力的相对平衡，在它们之中，瓦尔德又着重点出了那些“有门路”进入政策制定圈的，还有“想要树立自身在中东研究方面的竞争力，但苦于资金限制或短缺而无法找到一流专家”的机构，因为它们更有可能会考虑寻求犹太慈善家的支持。培养与各种学术空间的关联十分必要，但瓦尔德也强调，考虑到与权力中心的邻近关系，“北京是一个（尤其）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
这份报告富有建设性意义，特别是鉴于它希望将犹太学术游说引入中国的这套叙事。而在这些叙事的中心，那种观念上的受威胁感时隐时现，他们对针对以色列的反犹主义，还有这些情绪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系百般忧虑。这之后，关于伊斯兰教的叙事立马就会跟上，其中伊斯兰教会很典型地“被视为麻烦”，它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也会被固化地认为是对抗性的（这是拉斐尔·以色列的写作定式，他是瓦尔德在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的同事，也写了很多关于回族穆斯林社群的书）。实际上，亚洲正在“成为全球吉哈德的战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原教旨主义者的伊斯兰”被表现为了一种孕育之中的威胁（借用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的负责文化遗产的职员巴勃罗·蒂特尔[Pablo Tittel]的话说）。但这种叙事之下暗含着瓦尔德力图强调的两个关键点：（1）渴望把以色列-阿拉伯矛盾的根源归因于宗教对立。（2）对于国家来说，中国穆斯林是潜在的不稳定性来源。依这两点进行推演可知，如果将这一叙事发挥下去，通过将一些事情问题化（如新疆，宗教抑制，赛莱菲主义等），同时反过来培养以色列和中国作为“受害者”（即，相似的自杀性爆炸造成的创伤）和类似“威胁”的斗争者所共有的“感受/意识”，那么联接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纽带之一就足以被拦腰斩断。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叙事也会逐渐将中国穆斯林社群的声音压到最小，因为在瓦尔德看来，他们仍然“对犹太复国主义怀着或旧或新的敌意”，这种敌意的本质，对于在中国的亲以色列游说来说是很成问题的。
《犹太前进日报》(TheJewish Daily Forward)上的一篇文章称，沙洛姆·瓦尔德的报告“充分借鉴了徐新的专长”。这并不是什么惊人之语，首先，这份报告本身就较为详尽细致，其次，徐新和瓦尔德表现出的要翻新中国学术界和全球犹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加全面。例如，文章中同一个地方还引述道“徐新说他希望···主要的犹太组织将会意识到，在政府层面之外同中国社会建立联系，特别是同中国学者进行接触，从长远来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学术连结显然是更佳的渠道，通过它们可以建立起更为耐久的政治关系。正如徐新本人重申的那样，“有了一个更好的地基，你就能够经受住任何震动。我希望在位者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此处作者加了着重号）”这并不是说徐新有着和瓦尔德一样的政治目标，或者说他必然地影响了抑或形塑了瓦尔德所力图传播的那些叙事，但他们二人之间的联系的确能使人联想到在涉及中东和伊斯兰教时，中国的学术话语中所存在的那种正在增强的紧缚，而这（种现象）应该得到更深入的探究才是。
自2004年这份报告出版以来，瓦尔德一直在倡导同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开展更多、更大规模、更富有前瞻性的互动。因此，2008年，犹太人公共政策研究所组织了名为“面向明天”的第一届年会，为西蒙·佩雷斯庆祝了生日。那次年会的主旨是要“审视未来对于全球共同体、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来说蕴含着什么”，同时也要关注“犹太人和以色列对全人类的贡献”。不出所料，中国无疑是会议所关心的区域之一，张平、张倩红、傅有德、钟志清，马文·托卡耶（Marvin Tokayer）拉比，当然还有沙洛姆·瓦尔德，都在会上做了演讲。演讲中，瓦尔德重述了他写就那篇报告的缘由，并阐述了为什么与中国建立联结会是一个如此紧迫的问题。他强调说，中国的精英和学生都很开放，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是“能够被影响的”，这毫不夸张。“苦不堪言”、“羸弱无助”、“一盘散沙”，瓦尔德用这样几个词来评价在中国与犹太人相关的工作目前的境况（他还补充说，那篇报告出版之后，他本人又写了十份提案。他称赞马文·托卡耶，说他为在中国积极活动的个人树立了典范）。中国人在犹太教研究方面的努力很了不起，但是就基础架构来说，连瑞士（的犹太研究）都还比不上。他进一步说，如果资金到位的话，（中国）大有一番天地可以施展，要注意，在参加那次会议的2000多人中，有相当多数目的犹太千万富豪。以上这些基本的要点，在犹太人政策研究所2010年的年度评估报告涉及中国和印度的一章中，再一次得到了回溯，同样，在2012年《以色列国家新闻》的特约专访系列中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访谈，瓦尔德在其中说：
“那些二十年后执掌中国的人，现在都还在名牌大学中学习。如果有人教他们一些有关犹太教和以色列的知识，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将是好事。这些学生中终有一些会身居高位，他们就有可能会针对与犹太人和中东相关的问题，向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们提出建议。”
另一件重要的纪念物，是这次由特拉维夫的国家安全研究所出版的一本题为《中以关系：当下的现实，未来的展望》的书。作者是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主任阿隆·沙伊（Aron Shai），他于2009年开始写作这本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中以关系的历史，以及从长远来看中国对以色列地缘政治地位的影响，这部专著都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概观。它的主要意图在于激励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对他们同北京打交道的方式做出“修正”，从而能限度更大、范围更广地运用外交手段来促进双方关系（比如说在联合国合作方面）的提升。虽然这份报告实际上并没有聚焦于中国学术界内部及其本身，但它也确实提出了很多建议，而这些建议也应和了瓦尔德对游说活动的呼吁，其中包括“通过具体步骤来强化中国知识分子和更广大的公众之中亲以情绪所占的主流地位”，“和有潜力且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中央或地方层面的领导人的年轻干部”多打交道。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与北京各种机关单位的非正式学术联系”并且“要着重向中国公众和新兴的决策者们释放出试探性的信号，让他们获悉一些以色列学者和无党派战略思想家们的主张，即：以色列政府的中国政策到了该脱胎换骨的时候了。”在这部专著中，我们还可以在上述这些例子之外，辨识一系列类似的瓦尔德所力图要推广的叙事，尽管它们更多地是作为中以关系内部可以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领域”来被呈现的，而不被看作是影响学术语境的参量。例如，沙伊认为，中以两国面对着类似的挑战，其中典型的就是它们各自的少数族裔——中国的藏族和新疆穆斯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裔阿拉伯人——所提出的自治要求。在沙伊（无疑还有其他一些以色列学者和研究人员）看来，（中以的）这一联动带来了一种政治对冲（效果），因为以色列可以借助强调自身所假想的，它在政治安排方面同中国所具有的相似性，来消弭自身立场的非法性。因而，如果中国选择指责“以色列拒绝接受（民族）自治的话，它又该如何阻止其他国家和机构对中国穆斯林和西藏少数民族相同的要求表示支持呢？”就这样，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伊斯兰所造成的威胁，就成为了这类叙事的关键卖点。
结论
以色列的软外交在中国的最新进展，表现出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一方的新的“东进”意识（其他很多中东邻国也有此意）和哈斯巴拉学术动议的扩张之间的一种综合，依赖于慈善家和富有的捐赠人的资助，它已然远远超越了最初仅限于西方的界线。它的意图，不仅在于为其影响力建立起像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那样的制度性架构，意味更深远的是，通过能潜在地催生出对以色列更加友好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式，来对中国学术界有关中东的知识生产进行重塑。然而，这些努力能否在中短期内结出到手的果实还尚待分晓。首先，存在着约束或减弱这种游说有效性的结构性限制——中国政治体制对可能引起伊斯兰和阿拉伯政治空间的敌对（因故这种游说就性质而言并不张扬）十分谨慎；中国学术界仍然存留的对阿拉伯（关于以色列和冲突的）叙事的文化同情；或许更重要的是，中国尚没有可以转化为政治支持的与犹太文化直接相关的文化认同（正如西方反犹主义历史所显现的那样）。其次，还必须要认识到，就其绝大部分而言，亲以色列游说多少还是个新近的现象，尽管得到了牵引而且进展迅猛，它依然还在襁褓之中，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强到可感的存在。
问题当然不在于说，这样的游说正在进行——尽管有人可能会诟病这种政治化对学术界的扭曲，而在于说没有反叙事/对应叙事（counter-narratives）与之平衡，也没有能够获取的替代性资源。这类事务的状态所能引发的最大威胁——对阿拉伯国家尤甚，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同样适用——是这种向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解释”中东的一边倒叙事，会逐渐固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在其中都是信息小白鼠，但是亲以游说活动者一方长期的投资必将转化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进而会形塑后代学者之中有关中东的话语。
为了应对这种游说，当前的阿拉伯外交的进路和面向中国的外联必须做出巨大的改变。尽管这些年来有一些形式的学术参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苏丹·卡布斯讲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赫·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中心，还有日益增长的沙特的交流项目和学术计划（书展，图书翻译等），但这些努力都仍不够充分，而且大部分都仅限于伊斯兰研究和阿拉伯语研究。在切实与中国大学、智库，还有致力于地区研究的系所的互动方面，或者更开宗明义地说，在加强中国学者对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理解方面，（阿拉伯国家）几乎无甚作为。这还意味着，尽管（阿拉伯国家）和本土的回族穆斯林社群的联系多少有了些进展，但和更为广大的汉族人口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的参与为缩影，一直在力图参与中国的公共空间，但这些努力仍然相当不够精细，一味追求“面子工程”。更困窘的是，包括沙特在内的很多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作为公共关系的主要集结地——都缺乏一种独立持久的数字在场。
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要严肃考虑在中国制定一种新的公共外联政策的需求，包括在学术界内要有更为积极的参与。这将意味着，在中东研究乃至以色列研究项目的发展方面进行投资，推动与有影响力的智库和政府所辖研究中心的战略对话，将有关阿拉伯世界的文本翻译成中文，为实地调查提供便利，与政府和媒体实体进行直接的对话，邀请研究人员来巡回讲学，还有其他种种可能的进路（值得推进）。然而，这种外联应该从性质上避免沦为阿拉伯版的“哈斯巴拉”，避免为某个“单独的”阿拉伯国家做说客，应该适合于从地区的视角，协助中国的研究人员实实在在地了解现实，而其中，批判的声音和与之对应的声音是一个整体，两者皆不可偏废。这些工作不应该被摆在那些中国致力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研究的中心的对立面上，因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要推进真实客观的学术讨论，离不开它们的在场。
更加明智的选择，可能是将其他地区行动者——特别是那些不赞同阿拉伯官方叙事的——也纳入到这项学术外联的进程之中，例如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乃至可能需要像科普特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等少数群体的参与），通过一个整体的努力来完善和提升中国人对这一地区及其诸多社群的理解。与此相偶联，阿拉伯国家也必须开始这项进程，提升它们自身关于中国的知识储备，只有培养了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这一进程，才有可能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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