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首译 | 读皮凯蒂I：《资本与意识形态》的简明全面总结（一）

译者序

读皮凯蒂I：《资本与意识形态》的简明全面总结

今年一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朋友给我转发了一封邮件；这个小册子的原作者希望能够把皮凯蒂的著作总结出来，让更多人能接触到他的想法；这样，他也在写好总结后就开始寻求把这个小册子译成中文；于是，经过朋友的中介，我就接手了这个任务。

本译稿首发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聚焦全球南方”网站，现授权于路标读书会中国首发。

——译者：王敬国

ABOUT

沃顿-贝洛《读皮凯蒂I》

在这篇摘要中，沃顿-贝洛提炼了托马斯-皮凯蒂《资本与意识形态》中的关键思想和数据。这位法国经济学家值得更多人去阅读，但很多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读完这部长达1042页的经典之作。促成完成这份小册子的动机是这样一个信念：皮凯蒂不能被单单留给研究社会阶层的专家和马克思学者 （Marxologist），因为他有太多有价值的见解了，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的社会，这些见解也对致力于变革社会的努力十分有用。很多人对皮凯蒂的认识是来自于别人对他的作品所做的评论或者批评，所以这些人的的理解是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的。很多关于皮凯蒂的文章都都关注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无论皮凯蒂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会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和建议，他们是关于如何建设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因为这个原因，《读皮凯蒂I》是一个对于《资本与意识形态》关键想法和大部分经验数据的直接总结，评论性的内容被限制到最低，其中只有一些关于皮凯蒂遗漏的地方的友好提示，以及支持一些关键论点。皮凯蒂本人的话被尽可能多地引用。

当然，“聚焦全球南方”对皮凯蒂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将在稍后发布的“读皮凯蒂II”中揭晓，以免影响第一部分的读者。

|| 介绍

托马斯-皮凯蒂的《资本与意识形态》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在这本洋洋洒洒的书中，当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运用他令人钦佩的分析能力和丰富的全球数据，试图完成以下目标： 

1/ 继续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对当代西方社会不平等的不同层面的统计和理论探索。 

2/对选定的 "不平等制度 "进行比较的和历史的分析，选取的对象不仅来自西方，而且来自东 欧和俄罗斯，以及全球南方社会，如印度、中国、海地、阿尔及利亚和伊朗。

3/ 检视为不平等提供合理性或对其提出质疑的意识形⼀如何与 "转折点（switch point）” " 相结合，为改变不平等制度创造条件；以及： 

4/ 提出制定 "参与性社会主义 "方案的要素，以替代目前的 "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  "或 "新所有权主义（neoproprietarianism） "制度。 

《资本与意识形态》让人读起来深有感触，但前提是你必须遵循作者的警告，不要跳过前面 965页，只读最后几章。对于那些想寻找精辟的总结公式的人，就像在他早期作品《21世纪资本论》中著名的r>g（资本的年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样的公式，请注意：这里没有这样东西。

然而，《资本与意识形态》并不是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想象力丰富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能让你立刻着迷。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皮凯蒂早年的书有一个殊荣，那就是作为世界上 "最无人阅读的畅销书"。这当然是开玩笑，但也有些许道理：《21世纪资本论》也许写得很清晰，但577页的文字几乎每一篇都很有分量。现在又来了《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努力读完它1041页精辟而又沉甸甸的文字，是只有极少数读者才敢做的事情，而且这极少数读者中的大多数人又都会是研究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学术专家。正是为了绝大多数需要阅读皮凯蒂，但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苦读一千多页的人，我准备了这 份摘要，同时我深知自己这么做对皮凯蒂所汇集的丰富数据和分析是不公平的。

 因此，让我一开始就大声而明确地说明这一点。直接完整地阅读《资本与意识形态》是非常必要且无可替代的，如果这个摘要能促使相当数量的读者直接阅读和努力学习皮凯蒂，我将认为这是本摘要的最大成就。1 正是为了直接核实和拓展阅读，在所有引用该书的内容之 后，我把哈佛大学出版社版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的优秀英译本的页码放了出来。2 

在开始之前，还有一点需要强调。《读皮凯蒂》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直接的总结，很少有批判性的评论，而且这些批判性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指出皮凯蒂的某一个疏漏，或者加强他的某一个评论或主张。遗憾的是，很多人对皮凯蒂的认识是来自于他们阅读了别人对他的作品所做的批评，所以这些人的的理解是带有批评者诠释的主观色彩的。也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对皮凯蒂的批评反应都转到了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事实上，无论皮凯蒂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不平等制度都有不少好的见解 —— 对于某些人这些见解可能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没有直接阅读皮凯蒂的作品，而是从马克思研究者 （Marxologists）对他的作品的批评评论中得出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阅读皮凯蒂》第二部分将专门讨论我们对他的作品的批判，但为了不造成对皮凯蒂的二手 "熟悉 "的危险，这部分将在第一部分面世之后几周发布。

最后，对皮凯蒂的方法论作一说明。他并不是指出很多他在书中讨论的现象和发展的第一人，事实上，他很仔细地引用了对他有影响的作品。他的独创性在于，只要有统计数据可用，他就用统计数据来支持别人的观察，然后在数据所指示的方向上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缺乏可量化的数据并不妨碍皮凯蒂探索社会关系，特别是在涉及过去的不平等制度和当代社会中一些缺乏数据或者数据很难获得的方面 时。他在这种未曾涉足或不甚明了的领域中的指南，就成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等伟大的社会风俗小说家或社会小说家的观察，以及更多的近代著名作家，如普拉莫德亚-阿南塔-托尔 （Pramoedya Ananta Toer）、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余华等人的观察。

一

西方不平等制度的转型

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皮凯蒂重述了他前书中的一些关键发现，并对其进行了更详细的补充。其中包括自1980年以来，欧洲和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最糟糕。

 [我]要强调，[就美国而言]"崩溃 "一词并不夸张。从1960年到1980年，收入分配中最底层的50%的只占有了国民收入的20%左右；但这一份额几乎被砍掉了一半，在2010- 2015年下降到只有12%。最上层百分之一的份额则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从不到11%上 升到超过20%。(523)

 以2015年的定值美元计算，最高1%的人与最低50%的人的平均收入之比，从1980年的每年约 40万美元对比1.5万美元，发展到2015年的130万美元对比1.5万美元，即从25倍多到80多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十年的累进税的全盛时期，施加在富人头上的税率远远高于中产阶级或穷人。（图表来自《纽约时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0/06/opinion/income-tax-rate-wealthy. html)

事实上，在税收和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之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最底层 50%的人的平均收入大致保持不变。

|| 20世纪初西方不平等制度的危机

 皮凯蒂在前一本书所涉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为什么重大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发生在1914年至1980年期间。 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中，他主要着眼于战争和革命中的原因，而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他则着重探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分配机制。这些机制是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和进步的教育政策。进行这些改革的政权，皮凯蒂称之为 "财政社会国家 （fiscal social states） "领导的 "社会民主社会（social democratic societies ）"。西方社会的财政改革在进步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与常见的观点相左的是，如果把美国和1932-1980年间的欧洲社会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比欧洲（除英国外）的累进程度更为陡直，适用于最高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为81%，适用于最高遗产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5%。这种所得税和遗产税相对陡峭的累进性和相对不那么慷慨（相对于西欧而言）的社会项目（如医 疗保险）的组合，促使皮凯蒂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在美国盛行的 "新政（New Deal） "制度称为 "一种劣质廉价的社会民主（a bargain-basement social democracy ）"。

国有化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民主的标志，但在这一时期的在欧洲，国有化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当然在美国也不是，因为在美国，国有化是被令人深恶痛疾的东西。然而， "共同决策制（co-determination） "或工人参与管理（在德国、瑞典、丹麦和挪威最大 公司的董事会中占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席位）享有有限的成功，这种制度也是产生 "高生活水平、高生产率和适度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501) 皮凯蒂提出了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国家在共同管理模式近在咫尺的情况下未能采用这种制度多种原因，但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国有化的固执，即 "法国社会党人和英国工党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大公司的国有化和国家所有权是真正改变均势、超越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504) 

对皮凯蒂来说很重要是着眼于导致他所说的 "所有制社会 "危机的动力，以及1932年至1980年 期间实现收入和财富重大再分配的社会民主社会的出现，因为这可能提供了理解导致"财富高度集中 "的所有制社会重新出现的动力或各种因素汇集处的关键，而且这种社会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 "新私有制意识形态"为合理化根据的。而这，可能指出了一种可能导致与"新私有制意识形态 "决裂的因素组合。

在从19世纪所有制政权向20世纪社会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战争和革命纷争是至关重要的，这两者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民众对极端不平等的所有制的抗议。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是 "一套描述社会应该如何被结构的先验可信的思想和话语"。(3) 这里的皮凯蒂指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非殖民化等意识形态，它们从19世纪末开始对现存的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事件和思想的结合中，他强调了来自左翼的意识形态攻势的优先性。 

Statue of Lenin and other Soviet era sculptures parked in a park near Moscow are reminders of the collapse of state-centered  socialism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Creative Commons)

在欧洲和美国，1914 -1970年期间不平等的缩减可以由法律，社会和财政的变化所解 释 ，而这些变化又由两次世界大战，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 和1929年大萧条所加 速。然而，从思想和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些变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有 理由认为，即使这些危机没有发生，这些变革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当不 断发展的思想遭遇事件必然性时，历史性的变化就会发生；两者缺了任意一个都不会 造成任何大的影响。(30) 

1914年至1970年期间，战争、内部危机和强大的意识形⼀挑战的影响确实给西方社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真正的重大变化。但皮凯蒂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受益者是那些处于中间收入的人。

 这种深刻的变革并没有使 "下层阶级" (最底层的50%) 受益，他们所占的份额仍然相当有限。受益者几乎完全是 "世袭(或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我指的是分配的中间环节，介于最贫穷的50%和最 富有的10%之间，他们在总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在19世纪不到50%，而今天约为40%。这个 "中产阶级 "所有者的出现是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这些中产阶级个人并不十分富 有，但在20世纪的历程中，他们集体获得的财富却超过了最顶层的百分之一[1%]。(129)

|| 20世纪末21世纪初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危机和思想融合产生了什么影响，使平等主义意识形⼀的失去信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验的崩溃是这个等价物的核心部分。皮凯蒂说，这场灾难所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这种影响让对于替代性未来的创造性想象大为收缩。 

苏联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彻底消除私有财产，并以全面的国家所有权取而代之。实际 上，这种对私有财产意识形⼀的质疑最终强化了私有财产。苏联(1917-1991年)共产主 义实验的戏剧性失败，是1980-1990年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回归和私有财产神圣化新发 展形式的最有力因素之一。(578)

 苏联的失败及其同样灾难性的寡头资本主义的后果，"激发了一种新的幻灭感，一种对公正经济的可能性的普遍的质疑，而此质疑激发了身份主义政治的（identitarian）的脱离 " 。(578)  

尽管皮凯蒂主要记录了东欧和西方的意识形⼀祛魅和激进政策逆转，但社会主义崩溃的余波也严重削弱了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全球南方未来愿景的吸引力。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促进了收入从中产阶级和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美元与理智》）

这种左翼的意识形态危机严重削弱了公民社会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抵抗力。

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对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的强度非常重要。然而，皮凯蒂分析的重点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退步。出乎意料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这种退缩的根本原因：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经济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同时上升，而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正统诠释，这种危机是不应该发生的。尽管皮凯蒂几乎没有提出来，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既是一场现实的危机，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危机，而且这场危机摧毁了凯恩斯主义的霸权，这时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已经代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1976年，这种危机的深度被很好地由时任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一次工党会议上表达了： 

我们曾经认为，你可以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来摆脱经济衰退。我坦率地告诉大家，这种选择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就其存在的程度而言，自二战以来，它能够发挥作用，是依靠每次都在经济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然后是以更高的失业率作为代 价的。3 

卡拉汉的话表达了社会民主党在新自由主义势力面前的痛苦退缩——有人会说是投降，新自由主义势力一直在锱铢必较地获取和利用国家权力来扭转再分配主义政策。1980年代初， 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美国和英国当真地发起了反革命浪潮。皮凯蒂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即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是经济生产力上升的障碍，并没有得到研究的支持，但他承认这种认知只是在事后诸葛亮的回顾中才被发现。与此同时，"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基本上支持并延续了里根时期的政策基本主旨......因为这两位民主党总统都缺乏我们今天的 后见之明，且他们部分地相信了里根的说法。" (835) 社会民主党未能对新自由主义形成反驳——实际上，他们被新自由主义的 "部分说服"—— 是后者变得如此霸道的关键因素。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皮凯蒂分析的力量在于，他把主流左派的意识形态退缩与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的选民的阶级利益变化联系在一起。

 将收入水平与投票行为相关联，可以发现社会民主党的投票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战后， 投票给左派的人很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的投票 基础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包括经理人和知识分子的比例越来越大。矛盾的是，这种转变 部分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从大学和研究生开放的教育机会受益的人感到 "感谢左派政党，因为左派政党始终强调教育是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755) 

然而，不可预见的结果是，这些政党越来越被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视为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 而是代表属于专业中产阶级的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利益，导致工人阶级者感到被抛弃，因而被其他势力，如那些具有本土主义 "身份主义 "议程的势力所招揽。特别是在美国，民主党成了受教育者的政党，因为美国的大学制度是高度不平等和阶级化的，这是说，弱势群体的子女很少有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民主党内有影响力的受教育阶层越来越多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社 会议程，"他们可能发现转向较少的再分配政策对他们个人有利"。(835)结果是，"'婆罗门左派 （ Brahmin left ）'，这个左派也就是民主党在1990-2010年期间所形成的，基本上与里根和乔 治-H- W-布什统治下的'商人右派（merchant right’ ）'有着共同的利益"。(835) 

皮凯蒂的假说似乎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找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而大选就发生在这本书写作之后。特 朗普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科技巨头和华尔街，这虽是一个疯狂的阴谋论，但他的狂言中却有一丝真实：获胜的候选人乔-拜登和他的政党，事实上享受到了高学历的硅谷精英和高学历的华尔街精英以 及整个技术官僚职业阶层在物质和意识形⼀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支持也是拜登能够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在筹款方面将特朗普甩在身后的力量。

（未完）

注释：

1.我当然希望这个总结能说服我的好朋友Lidy Nacpil去阅读原著，她是一位备受尊敬但超级忙碌的气候 活动家，是她让我有了总结《资本与意识形⼀》的想法，当时她在Facebook上写道，她希望自己有 时间阅读皮凯蒂，但她实在没有什么时间，她 "会等待 "我对皮凯蒂的总结。 

2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Quoted in Ravi Palat, “Neoliberalism, 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Refugee World, Vol 54 (Dec 2019), p. 67.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