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斐弗尔：《空间的生产》选译
《空间的生产》选译
译者按：
因与自己硕士阶段的研究相关，《空间的生产》英文版早在2006-2007年便已熟读。后来因为某些翻译活动而有了这一个选译本，成于2013年。自己的兴趣早已转移，而如今谈论勒斐弗尔，或许还有点意义？译笔或还算可读，遂于此分享。
作者/勒斐弗尔（Henri Lefebvre）
译者/朱羽
1、 当前工作计划
XIII
如果说（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真实的，那么这一事实又是怎样被藏匿起来的呢？答案就是：通过一种双重的幻觉，这一幻觉的每一方反过来依赖于另一方，互相加强，一方躲藏在另一方的身后。这两个方面一方是透明的幻觉，另一方是不透明的幻觉，或“实在论”幻觉。
1.透明的幻觉
在这里，空间现身为某种发光的东西、可理解的东西、可以由行动自由支配的东西。在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将某种奇迹般的特性归于思想，这一特性凭借谋划（design）（在这个词所有的意义上）拥有了形体。谋划作为中介起着作用——自身在精神活动（发明）与社会活动（现实化）之间保持着忠贞；它在空间之中展开。透明的幻觉与将空间视为清白之物的观点相一致，也与将空间视作摆脱了陷阱、祛除了神秘的观点相一致。所有隐藏着或被掩饰着的事物——因此是危险的——与透明性是敌对的，而在透明性的掌控之下，精神之眼的匆匆一瞥纳入了每一事物，精神之眼将所静观的每一事物都照亮了。从而理解力会将所有感知到的东西，即它的对象，从阴影带入光明；它必定会实现对于对象的转移，既用光线来刺穿对象，也会改变对象，在一番谨小慎微的行动之后，对象从黑暗状态进入到发光的状态。所以，在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思想和言说的（拓扑）空间——之间假定了某种一致性。经由何种路径，凭借什么魔法，这一思想得以产生？这一假定乃是，由于言语与书写的先后干涉，某种加密的现实变得容易解密了。据说，只要通过移位以及照亮，这一解密便可实现，一种严格的拓扑学变化就会发生。
在空间领域之中，可知的和透明的东西是同一的，是同一样东西，这种说法的正当性是什么？实际上，这一说法是某种散播着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假定，这一意识形态可以回溯到古典哲学那儿。这种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连，它强调言说，极其强调书面词语，盖过了意识形态千方百计想藏起来的社会实践，而这一社会实践会起到破坏意识形态的作用。书写的拜物教及意识形态加强了口语的拜物教，或者说言说的意识形态。对于某些人来讲，不论清晰还是含混，言说都实现了交际整体上的透明性，它冲刷任何晦暗不明的事物，强迫它去揭露自身，或是用诅咒的强力来摧毁它。另外一些人则感到言说自身并不足够，因此书面语的测试和行动作为诅咒和圣化的媒介，必须产生作用。超越直接效果的书写行为意味着一种学科规训，它可以使书写和言说的“主体”更为容易地掌握“客体”。无论如何，口语和书面语被误认作（社会）实践；人们假定，荒谬和晦涩——它们被看作同一样东西的不同方面——可以被驱散，而“客体”相应的消失则不会发生。于是交际将非-交际的东西带入到交际的领域中来了——除了一种永远被追寻着的残余物，不可传达的东西没有任何其他实存。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假定，它设定了空间的透明性，将知识、信息和交际视为同一。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人们一度相信凭借交际本身，革命的社会转型就会发生。“每一事物都是可说的！言语没有时间的限度！每一事物都是可写的！书写改变了语言，因此书写改变了社会！书写是一种意指实践！”这些口号仅仅成功地合并了革命与透明性而已。
透明的幻觉结果是（一度回归到哲学家的古老术语）一种超验的幻觉：一种在自身准魔法力量基础之上运作的陷阱，出于同样原因，这种陷阱直接回溯到其他陷阱——这些陷阱是第一个陷阱的托辞与面具。
2.实在论的幻觉
这种幻觉关乎自然的单纯性——长期以来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拒斥的天真态度，这一幻觉建立在多种基础之上，也有许多名称，不过主要还是因其诉诸自然性、实体性而得到规定。对于伟大而古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来说，这种对于常识的特别轻信会导致错误的信念，“事物”比起“主体”、比起他的思想和欲望来说，具有更多的实在性。拒绝这一幻觉意味着追随“纯粹”的思想、精神或欲望。所谓放弃实在论的幻觉却滑入了透明性幻觉的拥抱。
在语言学家、语义学者和符号学家中，有人便撞上了这种基本的（根本上的）天真态度，即断定语言并不由其形式来定义，而是具有一种“本质上的实在性”。以此观之，语言就好比一个“装词的口袋”，从中可以挑选出适合于每一事物或“客体”的词语。在阅读过程中，虚构和象征的维度，在读者面前展开的前景与视野，都被视作“现实的”，因为文本的真正特性——它的意指形式和象征内容——在天真者的无意识中乃是一张白纸。（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天真者的幻觉给他带来了某种快感：知识可以一并消除这些幻觉本身。此外，虽然科学或许会用更为精巧和复杂的快感来取代对于自然性的纯然愉悦，但是它决不能保证这些快感更为诱人。）
实体性、自然性和空间不透明性滋养着自身的神话。想想空间导向的艺术家，他与坚硬或具有密度的现实打交道，而后者直接来自自然母亲的王国。他更可能是一个雕塑家而不是画家，是一名建筑师而非一位音乐家或诗人，这样一位艺术家与抵抗或规避他的劳动现实打交道。当空间不再由几何学家来审度时，它容易呈现出物理性及大地的特性。
透明的幻觉与哲学唯心主义有亲属关系；而实在论的幻觉亲近于（自然主义及机械论）唯物主义。不过，这两种幻觉并不追随哲学体系，不会互相对抗，不像战舰那样武装自身，并试图摧毁对方。相反，每一种幻觉都包含了对方也滋养着对方。两者之间往复的变换，因之产生的摇曳摆动的效果，与处在孤立状态中的任一幻觉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自自然的象征主义会遮蔽理性的明晰性，这一明晰性是西方从自身历史继承而来的，它亦来自西方世界对于自然的成功支配。呈现为晦暗历史及衰弱中的政治力量（国家、民族主义）之显见的透明性，能够从大地或自然之中、或是从父权或母道中征召意象。理性之物于是被自然化了，同时自然在怀旧中遮蔽自身，这一怀旧取代了理性。
XV
……
因而，可以认为空间包括某种由交叉点组成的多样性，每一交叉点都有着自身的位置。至于生产关系的表象——它包含了权力关系，都发生在空间之中：空间将生产关系的表象容纳进住房与建筑的形式之中，以及艺术作品之中。这些关系正面的（frontal）（因此是残暴的）表现并没有完全驱逐它们更为隐秘的或“地下的”方面；而所有权力完全会有帮凶——它的警察机关。
从我们的讨论出现了一种三元组合概念（conceptual triad），这是需要我们不断回到其中的三元组合。
1、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它包括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凸显每一社会形态特征的特殊的场所和空间设置。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特定社会的每一社会成员与那一空间的关系来说，这一凝聚意味着一种有保证的能力（competence）层面，和一种具体的表达（performance）层面。
2、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关联于生产关系和这些关系所施加的“秩序”，因此关联于知识、符号、代码，以及“正面”（facade）关系。
3、表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呈现了复杂的象征（主义），有时被编码，有时则没有，它关联于社会生活隐秘或地下的部分，亦关联于艺术（这种艺术最终被定义为表象空间的代码而不是空间的代码）。
XVII
我们对最初假设的第三条含义需要做更为详尽的解释。如果说空间是一种产物或产品，我们关于空间的知识就必须能够重现及解释生产的过程。研究兴趣的“对象”需要从空间中的事物转向实际的空间生产，不过这一简洁的陈述自身还需额外的解释才行。局部的产品位于空间之中——也就是说，是物——而关于空间的话语只是给这一生产过程补充些线索、给出些证明——这一过程包含了意指过程，但并不能还原为意指过程。它不再是这一空间或那一空间的问题：它是整体的或全局的空间，不仅需要服从于分析性的细查（这一程序容易仅仅培养出从属于分析方案的片断与横切面的无限序列），而且也需经由理论思考而产生。理论重现了生成的过程——固然是通过概念的串联，但却是在这一词语更强的意义上：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描述性的），从全局上——即是说，在过去与当下之间不断地来回运动。历史及其后果，“历时性的”事物及场所的“词源”（etymology），总是发生在某个特殊的地点或位置，也会随之改变这个地点——所有这一切都容纳进了空间。过去留下了痕迹；时间总会有自己的手迹。然而，不管现在还是从前，这一空间又总是当下的（present）空间，具有直接的整体性，包括现实的联合和关联。从而，生产过程和当下的产品就不像两种可以分开来的观念那样，它们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我们要反对这样的看法：在某个时期、某个社会里（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活动着的群体并没有像生产一个花瓶、一件家具、一幢房子或一棵果树那样“生产出”空间。那么，那些群体到底是如何构想并生产自己的空间的呢？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需将所有“领域”纳入进来考虑。就算是新资本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就算是主张技术治国的规划者和设计员，都无法带着对于原因与效果、目的与意义绝然的清晰理解来生产空间。
……
为了进一步将其追究到底，让我们回到早先已经介绍过的三个概念上来。
1、空间实践
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藏匿了社会的空间；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中，空间实践构造出社会空间却同时以社会空间为前提；就如同它主宰和挪用社会的空间那样，空间实践缓慢地生产出社会的空间。从分析性的观点来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通过译解其空间而得以揭示。
处在新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空间实践是什么呢？在被感知的空间之中，在日常现实（日常惯例）和都市现实（联系了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闲的地点的路线和网络）之间，它现身为一种封闭的联合。这一联合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包括了它所连接在一起的极端分离的地点。每一社会成员具体的空间能力和表达只能经验性地被评估。“现代”空间实践或许可以这样来定义——就一个极端的但很重要的事例来说——一个房客在政府资助的高层住宅工程之中的日常生活。机动车道和空运的政治也不能从这张画面中省略。空间实践一定有某种凝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致的（在理智地解决或逻辑地认识的意义上）。
广场属于人民也是一种空间实践
2、空间的表象
概念化的空间，科学家、规划者、城市规划专家、技术专家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也是具有科学倾向的某类艺术家的空间——所有这些人都将活生生的和被感知的东西等同于构想的东西。（对于数字的神神道道的考虑，谈论黄金数字，系数（moduli）和“标准”，并且趋向于将这些观点永恒化。）这是在任何社会中（或生产方式中）支配性的空间。空间的概念趋向于——我会回到某些例外中去——一种词语符号系统（因此可以理智地被解决）。
3、表象的空间
人们通过相关联的形象和象征直接生活着的空间，因此也是“居民”（inhabitant）和“使用者”（user）的空间，也是某些艺术家的空间，或许还是那些，诸如一些作家和哲学家的空间，他们描绘并只是渴望去描绘。这是被支配的空间——因此只能被动地经验这一空间——想象想要改变和挪用这一空间。它覆盖了物理空间，象征性地使用其对象。可以说表象的空间——虽然也有某些例外——或多或少趋向于非-语词的象征和符号系统。
……
如果仅仅被视为一种抽象的“模式”，那么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三元组合（用空间术语来说就是：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就会丧失全部的力量。如果这一组合无法把握具体（这要与“直接”区别开来），那么它的意义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只是等同于诸多意识形态中介里的一种而已。
生活的、感知的和构想的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主体”，某个特定社会组织的成员，可以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而不至于混淆它们——这是一种逻辑必然性。至于他们是否建立了一种一致的整体则是另一码事。当一种普通的语言，一种舆论和一种代码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或许在这些有利的环境中会做到这一点。有理由假定，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西方城镇拥有足够的运气享有这一条件。在这一时期，空间的表象开始支配表象的空间，后者是宗教的空间，现在只是简缩为一些象征的形象，天堂和地狱、魔鬼和天使等等意象。托斯卡纳的画家、建筑师和理论家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空间的表象——透视法，我们会看到，这一社会实践乃是城乡关系历史变迁的结果。同时，虽然或多或少地逐渐寂静无声，人们的常识仍然真实地保存了一种完整的表象空间，这一空间继承自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后者在罗马和基督教支配的世纪里一直存活了下来。消失线、消失点以及“在无限中”平行线相遭遇都是空间表象的决定因素，它同时是理智的又是视觉的，并且助长了某类“视觉化逻辑”中的凝视的至上性。又过了数个世纪，这一表象作为线性视角的代码，如今已被建筑和城市规划实践供奉了起来。
为了将当前的考察带至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为了尽可能地确认我所提出的理论，或许可以对我以上所勾勒的区分作一些普遍化处理，即三元组合概念可以应用于所有社会、所有时期、所有“生产方式”。可是对于现在的讨论而言，这就是一个太过高远的律令了，此刻我仅仅想提出一些初步的论点而已。比如，我想说，空间的表象充盈着知识（savoir）——即一种智识（connaissance）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它总是相对的，处在变化过程之中。因此虽然臣服于修正，这些表象却是客观的。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问题并不总是有着清楚的含义：比如，问透视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意味什么呢？空间的表象当然是抽象的，可是它们却在社会与政治实践中起着作用：在被表征的空间之中，人与对象间已有的关系从属于某种逻辑，这种逻辑迟早要破坏这些缺乏一致性的关系。另一方面，表象的空间不需要服从一致性或凝聚的规则。它们令人联想起想象的和象征的元素，表象的空间源自历史——既来自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来自那一民族中每一个体的历史。不管有无意识到这一点，民族学者、人类学家和心理分析师是表象空间的学生，不过，他们几乎总是忘记将表象的空间放置在与之共存、和谐相处或冲突的空间的表象旁边；还经常忽视社会实践。相比之下，这些专家在分辨那些使他们感兴趣的表象空间的模样方面却没有丝毫困难：童年的记忆、梦、或子宫的形象和象征（洞穴、过道、迷宫）。表象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它诉说着什么。它有着情感性的内核或中心：自我、床、栖居、房屋；或是：广场、教堂、墓地。它包括了激情的地点，或行动和生活境遇的地点，因此直接指示出了时间。因而，表象的空间可以在多个方面被限定：它可以是方向性的、情境性的或关系性的，因为它根本上是质的（qualitative）、流动的及动力性的。
如果这些区分被普遍地应用，我们就能全新地审视历史。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空间的历史，还需研究表象的历史，以及它们的关系——二者互相之间的关系，与实践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研究中，历史不仅需要理解这些空间的起源，特别还要理解它们的交织、变形、置换、互相作用，以及它们与特殊社会的空间实践之间的联系，或者是与生产方式的联系。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空间的表象具有一种实践的影响，它们介入并修正空间的肌理，这一肌理经由有效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宣告自身。因此，空间的表象在空间的生产之中必然具有一种实质的作用和具体的影响。空间表象的介入凭借构筑——换句话说，经由建筑，这一建筑并非被构想为具有特殊结构的房屋，宫殿或纪念性建筑，而是一种嵌入在空间域境和肌理之中的方案，这一域境和肌理“呼唤着”表象——这些表象不会消失在象征的或想象的领域之中。
相比之下，仅有的表象空间的产物却是象征的“作品”。它们常常是独一无二的；有时它们准备进入“审美”倾向之中，唤起了一系列的表现，并侵入了想象之中，然后就失去了势头。
……
有理由假定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中以不同的方式起着作用——依照它们的性质与属性，依照所探讨的社会或生产方式，以及依照历史时期。感知、构想和生活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单一的或稳定的，也不是“肯定的”——不是与“否定”，与不可破解、未说出的、被禁止的东西，或与无意识相对立。我们对这些环节及其互相交织实际上有意识么？是——但同时它们又是被忽视和误解的。它们能够被描述为“无意识的”么？也是，因为它们普遍地未被认知，而分析能够——虽然并非没有困难——将它们从模糊性中解救出来。然而，事实是，这些关系总是不得不被说出——甚至是“无意识地”说出，这与被认知的东西并不同一。
2、社会空间
I
……
（社会）空间并不是处在其他事物之中的一种事物，也不是其他产品中间的一种产品：它容纳了被生产出的事物，包含了这些事物同时共存的相互关系——它们（相对的）秩序和/或（相对的）失序。它是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被还原为一系列单纯的对象。同时，对于社会空间来说，与诸如科学、表象、观念或梦相比，它并非是想象的、虚幻的或“理想的”东西。它自身是已往行动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新的行动发生，提议一些行动，并禁止其他一些行动。……
II
……
空间并不在那种意义上被生产：像生产一公斤糖或一码布那样。它也不是放置糖、小麦和布这些产品的地点或位置的聚集。那么它是不是产生于某种上层建筑呢？答案再次是“否”。更确切地说，它同时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前提和结果。国家以及它的组成机构要求空间——但这是依照它们的特殊要求来组织的空间；所以将空间作为这些体制和操纵它们的国家的先验条件，这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么？当然是——但是它是一种内在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对大地与土地的占有），也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生产力给予大地与土地以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社会空间的多价性，其同时作为形式又作为物质的“现实”。虽然是一种被使用的、被消费的产品，它也是一种生产资料；交换的网络、原材料和能量的流动塑成了空间，同时又由空间所决定。因此，这一生产资料[即社会空间]就是这样被生产的，社会空间不能与生产力——包括技术和知识，或塑形社会空间的劳动社会分工分离开来，或与国家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分离开来。
4、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
XIV
关于抽象空间，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作为一种暴力和战争的产物，它是政治性的；因为被国家所体制化，所以它是体制性的。乍一看，抽象空间是同质的；其实它服务于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将挡在道上的任何事物，任何威胁它们的事物——简而言之，差异，全部变成了未被雕琢的石板（tabula rasa）。这些力量似乎要碾碎、压碎它们身前的每一事物，而空间执行着战机、推土机和坦克的功能。然而，空间工具性的同质性概念是幻觉性的——虽然对于空间的经验描述加强了这一幻觉——因为它无批判地将工具作为给定的事实接受下来。
相反，批判性的分析能够在这里直接区分出三个元素或方面，这些方面最好被形容为——从对音乐声的研究中借用一个说法——“共振峰”（formant）。这些共振峰在以下方面非比寻常：它们互相指示出对方又隐藏了对方。（对于二元对立的术语来说就不是这样了，那是在一个单纯的镜像效果中互相反射对方，照亮对方，所以说，一方成为了仍然晦暗或隐藏着的另一方的能指。）那么，这三个元素是什么呢？
1、几何的共振峰（The geometric formant）：
这是欧基里德式的空间，在哲学思想看来它是“绝对的”，因此长期以来，这种空间（或空间的表象）总被作为一种参照或指涉（reference）来使用。欧几里德式的空间由其“同向性”（isotopy）（或同质性）得到定义，这种属性保证了它的社会及政治有用性。还原至同质的欧基里德式空间，首先施加于自然空间，然后是所有的社会空间，传递出一种可怕的力量。此外，这一最初的还原极易导向其他方面——即将三维现实还原为两维（比如，一项“规划”，一张白纸、画在那张纸上的某些内容，一副地图，或任何种类的地理再现或投射。）
2、 眼睛的（视觉）共振峰（The optical (or visual ) formant）：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将“视觉化逻辑”视为体现在伟大的哥特大教堂中的一种策略，我们认为现在这种策略宣告了社会实践的整体性。依赖书面语（马绍尔·麦克卢汉）和景观化过程（居伊·德波）都是这一逻辑的功能，它们各自相应于两个环节或方面：首先是隐喻（迄今为止次要的写的行为和被写之物，成为实践的基本模式和焦点）；其次是转喻（眼睛、凝视、被观视之物，不再仅仅是细节或部分，现在被转换成了整体）。在这个过程中，凭借视觉获得压过其他感觉的至高地位，所有来自味道、气味、触觉及听觉的印象，先是丧失其清晰性，然后就一起衰退了，它们将阵地让给了线、颜色与光线。在这种方式中，对象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局部，开始被视为整体。这种反常是正常的——至少被正常化了——在书面语的社会意义中找到了正当性。最后，通过同化，或者是模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仅仅成了用眼睛来做信息解码，仅仅成了对于文本的阅读。任何非-视觉的印象——比如，触觉，或肌肉组织（节奏的）的印象——仅仅成为视觉的象征形式或朝向视觉的过渡。由手来检验的感觉对象，仅仅成为一种由视力来感知的“类似物”。所有来自并适合于听的和谐性，却被转移到视觉王国；它几乎见证了整体的先在性，这与形象的艺术也是一致的（电影、绘画）。
然而，眼睛意在与对象拉开距离，意在被动地呈现对象。那仅仅被看到的东西就被化约为一种形象——一种寒冰似的冷漠。因此，镜像效果想要普遍化自身。由于看的行为和看到的东西混淆了起来，两者都变得无能了。到了这一进程完成的时候，空间就不再有任何社会实存是独立于这种紧张的、有攻击性的、压抑性的视觉化了。所以，它——不是在象征的意义上而是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视觉空间。视觉领域的兴起引出了一系列替换和置换，视觉化的空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支配了整个身体，篡夺了身体的角色。仅仅被看到的东西（仅仅是可视的）其实很难真正看到的——它越来越被流畅地说出来，被长篇累牍地写出来。
3、男根的共振峰（The phallic formant）:
这一空间不可能完全被抽离于想象的或过渡性的对象，也不可能全然充盈着这些对象。它要求一种真正充实的对象，一种客观的“绝对”。至少，它力图促成如此。从隐喻角度说来，它象征着力量、男性的生殖力、男子的暴力。部分再一次被视作整体；男根的残酷性并不停留于抽象，因为它是政治权力的残酷性，它是压制的方式：警察、军队、官僚政治。男根的直立给予了垂直性以特别的地位，它将男权中心宣布为空间的走向以及进程的目标——同时是隐喻性的又是转喻性的——它发动了空间实践的多个方面。
抽象的空间并不是同质的；它单纯地将同质性作为目标、方向和“透镜”。它表现出同质。但它本身是多种多样的。抽象空间的几何的和视觉的共振峰在对立中互相补充。他们是完成同一结果的不同方式：还原“真实”，一方面，趋向一种存在于空白之中、并无任何其他特质的“规划”；另一方面，趋向镜子的、形象的、纯粹景观的平面，这一平面处在绝对冰冷的凝视之下。至于男根的共振峰，它实现了保证“某些事物”占据这一空间的额外功能，即是说，一种并不意指空白、而是意指破坏力量的充实性——因此是一种充实性的幻觉，一种由某种对象所占据的空间，这一对象负载着沉甸甸的神话。这类空间的使用价值是政治性的——因此是排他性的。如果我们将它看作为有着特别目的、特别手段的“主体”，那是因为在这里的确存在主体，政治主体——权力、国家。
……
4、矛盾空间
I
没有一种关于空间的科学（几何学、拓扑学等等）可以容忍以空间为名义的矛盾。如果社会空间自身是由二元性（或二元特征）建构起来的，那么这些二元性不会在空间本性中呈现矛盾，因为，与俗常理解正相反，二元性并不暗示对抗。如果空间真的是一致性的地点——或地点的集合，如果它可以被称作一种精神性的实在，那么空间也不会包含矛盾。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维总是和时间相关：矛盾表达了历史冲突中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发生在普遍历史之中）。
一种透明的、 “纯粹”的、中性的空间幻觉——虽然这有其哲学起源，但如今已渗透进整个西方文化——正在缓慢地（也只有缓慢地）得到驱散。我们已经看到了，从不同的观点——历史的、物理的、胜利的、语言学的等——来看待空间是多么复杂。社会空间呈现了诸多非常明确的、极富特色的“特征”，这些特征依附于空间的“纯粹”精神形式，然而，却不是一种孤立的实存——不是从外部附加上去的内容。对于社会空间诸方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它赋予空间一种具体的（实践性的）实存而不是把空间限制在（精神性的）抽象之中。
V
1910年左右，学院派画家依旧在用“表现”的方式来绘制“美”的形象：人物的面容是动人的，因为它们表达着情绪——画家的情感——而令人念想的裸体表达了观者和画家相类似的欲望。同时，先锋派忙着使意义与表达分离开来。然而，他们并没有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是伟大的概念操纵者。不过，这些画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验，的确见证了现代世界“主体危机”的发端。他们在绘画实践中领会到一种新的事实，这与所有参照点的消失有关：即只有意指要素（signifying elements）是可以传达的，因为只有它们才独立于“主体”——即独立于作者、艺术家，甚至是个体观者。这意味着绘出的客体、绘画，既不源自对于客观现实的模仿（所有客观现实的参照点——传统的时空、共通感、与自然相类比而得到确认的“真实”感知——都消失了），也不是来自主体情绪、情感的“表现”。这些画家使“客体”服从于最糟糕的——不久以后就是终极性的——暴行。他们有意促发了这一破坏性的、混乱失序的作品。一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裂口被打开，就不再有什么限制了。的确，这一裂口变得这么宽广，另一些东西得以浮现出来。
如果我们信任最权威的评述者，那么转折点就是1907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毕加索发现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画布的整个表面都得到了运用，但不再有前景，也不再有背景，画布表面只是简单地被划分为所绘形象的空间与围绕这些形象的空间。马蒂斯在同一时期完美地表现了绘画表面的匀称性，与之相反，毕加索在结构上花了很大力气；（用一个后来兴起的术语来说）他甚至超越了结构化，通过线条与平面（而非色彩、匀称或背景）之间充分发展起来的对抗，“辩证地”呈现了结构。毕加索并不只是分解了绘画表面本身，他也分解了“客体”，从而展开了一种悖论性的进程，第三个维度（深度）由此被还原为绘画表面，同时深度又凭借所描述事物多个面向的同时共存，得到了恢复（分析性的立体主义）。因此，我们突然遭遇到了：参照点以对象化的方式终结了（欧几里得空间、透视法、视平线的终结）；我们拥有了一个既同质又破碎的空间；一个凭借结构来施魅的空间；一个由对抗这一基础来发动的辩证过程（范式），它还不至于打碎图像的统一性；一种对于事物的绝对视觉化，这种视觉化超越了初兴的辩证框架。
……
毕加索画作
……毕加索是一个革命艺术家（“革命”是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共产党员），他信仰“共产主义”，他征服了资产阶级世界，实现了普遍的荣耀——这种看法是一种可怕的幼稚病的产物，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就够了：“共产主义世界”从来没有接纳他。毕加索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征服世界——但他也没有与这个世界合作。他最初只是增补了现存世界所暗示的和等待的“视像”，他正是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做到这一点的，所有的参照点都烟消云散了，暴力则得到了释放。他的艺术实践与帝国主义平行——与一次大战同时，他的绘画是世界市场最终确立的第一个标志，也是“世界”最早的形象。他的实践也与包豪斯学派的实践相平行，几乎同时发生，换言之，与抽象空间平行。再次强调，这不是说毕加索是那一[抽象]空间的原因。然而，他意指了这一空间。
包豪斯建筑艺术
VII
那种认为艺术家、雕塑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空间（不管是建筑空间还是城市或全球空间）的原因或根源的信念，其实是天真的艺术史家制造出来的。他们把社会领域和社会实践打上括号悬置了起来，并且以为作品只是些孤立的实体。这一点值得再三强调，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一种过程性的变化，不仅是艺术史上的变化，也是现代社会及其空间历史上的变化。画家们为包豪斯的建筑空间铺平了道路，这一点毋庸辩驳。可他们是如何准确地做到这一点的呢？几乎在毕加索进行绘画实践的同时，另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如克利（Paul Klee）和康定斯基（Kandinsky），不仅发明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而且也发明了一种新的“空间性”。相比于毕加索，甚至他们在这一方向上走得更远——特别是克利。客体（画在画布上的东西）如今在以下方式中得到理解：与围绕这一客体的环境产生了一种感知关系——因此也是可读的、可视的关系，与图像的整个空间发生了此种联系。在克利的作品里（如同毕加索），空间与“主体”分离开来，与情感性和表现性的东西脱钩了；相反，空间自身具有了意义。然而，毕加索将客体诸面向投射到了画布之上，眼睛和画笔同时对之进行了解析。可对于克利来讲，思想由眼睛来引导，并且将自身投射到了绘画表面之上，思想实际上围绕着客体转动，为的是赋予客体一种情境。因此，客体的环境变得可见了。空间中的客体与空间的显现自身联结在了一起。
正是画家开始揭示空间的社会与政治转型。至于那一时期的建筑，则依旧在为国家服务，因此它在全世界都是一种顺从的、改良的力量。尽管人们赞美[先锋]建筑的出现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种建筑领域的反资产阶级革命！包豪斯正如勒·科比西埃（Le Corbusier）一样，表达了（表述了、迎合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筑要求；他们的建筑实践实际上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什么不同，同一时期的俄国构成主义者（Russian constructivists）也认同了这一要求。构成主义者相比于西方的对应者，展示出了更强的想象力；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被打成反动派，与之不同的是，包豪斯却得到了资助。这种混淆已然维持了半个世纪了，至今仍未被驱逐：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观的混合，知识与意志间不可避免的结合，依旧有力。在重新发现的自然领域，金属和玻璃带着自己的太阳与亮光，在生活的旗帜之下从大街上升腾而起，它盖过了城市的现实。与之伴随的还有对于“直”的崇拜（直角与直线的意义上）。因此，权力的秩序、男性的秩序——简言之，道德秩序——被自然化了。
……
IX
……凭借那种将逻辑从辩证法中孤立开、将矛盾还原为虚假的一致性，并且混淆那一还原的残余（比如，逻辑和社会实践）的思考，抽象空间仅仅只能被抽象地把握。抽象空间被视作一种工具——而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它首先占据自然的所有坐落（locus），是支配自然的工具，并注视着自然的毁灭。这同一个空间还对应于某种（社会）实践的扩张，那种社会实践使大地表面出现了巨大而稠密的网络，甚至还扩张至地上与地下。然而，进一步说，它还对应于抽象劳动——马克思对一般劳动的命名，即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平均社会劳动——因此生产出商品的一般形式；抽象劳动决不是一种精神的抽象，也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抽象（即，一种与实践相分离的概念，由此它可以被分类编目，被并入一种绝对的知识）；它具有一种社会的存在，就像交换价值和它们自身所有的价值形式。如果某人想要尝试列举抽象空间的“属性”，那么他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将其看作一种交换的媒介（具有必要的可交换性含义）趋向于吸收使用。这决不是说排除了抽象空间的政治用途——事实恰恰相反；国家支配性的空间和（军事）暴力空间也是战略生效的空间。不过，战略的合理性（一种受到限制的合理性）跟工厂的合理性是相关的——虽然我们不能假定在技术与劳动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平行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里，商品世界展开了，有着它所需要的一切：积累和增长、算计、规划、计划。也就是说，抽象空间是那种空间，其中，同质化的倾向以掌控自如的手段来施加压榨与压制：擦除了意义的语义空白（虽然如此，却并不能挡住世界增长中的复杂性及其信息、代码和活动的多样性）。作为历史进程发生的隐喻化，和凭借积累过程而发生的转喻化，在一种悖论性的异化中使身体外在于自身，它们同样导向抽象空间。这一无边的进程肇端于从物理现实（身体的在场）中疏离或者说异化，并强加了书面语、“规划”、视觉领域，及内在于这一领域的削平化倾向的首要地位。因此，抽象空间同时包括了过渡膨胀的分析理性；国家和官僚的国家理由（raison d’etat）；纯粹的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它指示出一种自身误现自身并掩盖矛盾的“逻辑”，在官僚政治之中，这一空间现身为景观和暴力的成功整合（区别于“纯粹的”景观）。最后，我们发现如此理解的抽象空间很难区别于哲学家们（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所设定的空间，他们融合了可理解之物（广延）和政治事务——即是说，这就是知识与权力的融合。其后果就是某种专制行为与粗暴的空间实践，不管是奥斯芒（Haussmann）还是他的后继者，包豪斯学派或勒·科比西埃的典律化形态；所有事例所涉及到的都是分析性的精神对于分散、划分和隔离的有效应用。
……
XVII
……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结尾处，土地及土地所有权的问题重新出现了，这一问题以移情的方式考虑了土地所有权，涉及地下资源、矿藏、水资源与森林，也包括家畜的喂养以及土地的重整。最终，马克思极有意义地提出了“三重图式”，他的依据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三个而不是两个元素。这三个方面或者说“要素”就是大地（土地女士）、资本（资本先生）和劳动（工人们）。换句话说，就是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旧需要得到确认，并且需要被清晰地表述出来。我重复一遍，是三而不是二：早先的二元对立（工资对立于资本，资产阶级对立于工人阶级）已然被放弃了。马克思在论及土地的时候，并没有单指农业。地下资源也是这幅图景的一部分。民族国家也不例外，它限制于特定的地域。因而最终在绝对的意义上，马克思也将政治和政治战略包括了进来。
……
事实是，空间稀缺性是一种鲜明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只能在某些特定领域观察到这一现象，它也只会在这些地方发生，即城市中心或中心周边。这些中心源于历史上已然建成的中心，源于古老的城市，或者，它们也会衍生于新城。
……
为了正确地为中心性问题提供一种框架并且解决这一问题，一种辩证的方式才是适宜的。然而，这一合适的方法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些方法都建立在历史时间或时间性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接受一种辩证的中心性概念或中心性的辩证法，这是因为空间与辩证法之间有着一种联系；换言之，有着诸多空间矛盾，这些矛盾暗示并解释了历史时间中的矛盾，虽然一种矛盾不能还原为另一种矛盾。反过来说，如果矛盾的概念（实际冲突）并不局限于时间性或历史性，如果矛盾实际上拓展到空间领域，这意味着中心性的辩证法是存在的。这一辨证过程发展出中心的逻辑特征（迄今为止只是被理解为地点）。
这一中心性的辩证运动存在于何方呢？首先，不管是精神还是社会方面的中心性，都由以下要素来确定，即共存于某一特定事物的聚集与相遇。以此种方式共存的又是什么呢？任何一种可以被命名和列举的事物。因此，中心性是一种形式，它自身是空洞的，但在吁求内容——对象，不管是自然存在还是人工存在、物、产品和作品，符号和象征物，人、行为、情境、实践性关系。这意味着中心性非常像一种逻辑形式——因此存在一种中心性的逻辑。作为形式的中心性暗示出同时性，而中心性则是同时性的结果：在思考或社会行为中，易于汇聚的“任一事物”在某一个地点上或围绕着这一地点所具有的同时性——因此也是积累的同时性。一般的同时性概念联结了局部点和整体。根据现代思想的走向——尼采首先采纳了这一思想，随后许多思想家都采纳了（比如乔治·巴塔耶），中心或焦点是献祭之地，累积了的能量渴求在这里得到释放，这个场所最终必须发生外爆。每一时期、每一种生产方式、每一个特殊的社会已然产生（生产）了自己中心性：宗教的、商业的、文化的、工业的等等。在每一事例中，精神中心与社会中心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定义。对于如下条件来说也是如此，在此种条件下，一个特定的中心终究会走向终点——不管它是破裂了、外爆了还是解体了。
……
在这里，中心性的内容实质最初就是与空间的稀缺性相联系而出现的。建立“决策中心”的取向会在一个有限的区域里汇聚起创设社会的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为权力所用），它会加剧上述地域中——即围绕某一中心地点的区域——空间的稀缺性。空间的短缺有着可以与其他类型的短缺相比照的源始性特征和新特征，不管是古代的短缺还是现代的短缺。空间短缺源于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发的，然而它又维持了下来，常常由中心决策来搜寻，从而被组织起来。空间稀缺引出了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过去以及将来可能的丰裕，另一方面是实际受到掌控的稀缺。这一矛盾并不外在于整体空间所呈现的生产关系，甚至与这些关系的再生产更有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决策中心试图维持的东西；同时，空间稀缺性就是空间的矛盾自身——并不仅仅是空间中的矛盾，它并不依从历史以及历史时间所催生的经典矛盾样式。必须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中的矛盾和冲突（源于时间）已经消失了。它们依旧在场，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这些矛盾所意指的东西，它们所催生出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根源于这些矛盾的阶级冲突。然而，空间的矛盾预先设定了空间中的矛盾，使自身叠加于后者，使它们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并且在复制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丰富了它们。一旦这一置换生效，新的矛盾就趋向于吸引所有关注，把所有兴趣引向自身，似乎要驱逐甚至吸纳所有旧的矛盾冲突。可是，这种印象是误导性的。只有一种辩证分析才能准确揭示空间中的矛盾和空间的矛盾之间的关系，才能揭示那种削弱了这些矛盾的规定性。同样地，面对空间的生产，事物在空间中的生产也没有消失——它所引发的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也没有消失。但是，通过抛却事物的生产，空间的生产——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诸“要素”[指空气、水、光、空间容量等自然“要素”]的生产——容纳并且拓宽了问题的范围。因此，凝聚的过程和集中化的倾向也可以说是影响了既存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矛盾集中化了、加剧了，并且发生了变更。
XX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生产力之一。如今需要提出一种马克思不曾论及的区分：即支配自然与挪用自然之间的区分。技术支配趋向非-挪用——即朝向着破坏与毁灭。并不是说，这些破坏必然会发生，而仅仅是说，支配与挪用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就发生在空间里。有一些是被支配的空间，还有一些是被挪用的空间。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自然在今天现身为一种来源，一种资源：能量的来源——不可缺少的、巨大的资源，但却不是无限的。它显现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看得更清楚——使用价值的来源。毁灭自然的取向并不仅仅来自残暴的技术：某种经济愿望也加速了这一毁灭，即将可交换性这一特征和表征强加给地点。结果就是，地点被剥夺了自身的特殊性——甚至直接被废弃了。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回想起，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它们的物质特征被搁置了起来，与其一起被悬置的还有物质性所对应的需求。只有在交换循环完成的时候（这一环节优先于消费），我们才看得到产品的物质性及其所回应的需求重新浮现——换句话说，这也是自然（物质的、直接的）诸面向的重新浮现，这些面向早已依附于工业产品以及社会劳动了。作为来源和资源的自然空间化了与它相联系的概念，其中的生产性概念得到了马克思很好的利用，而自此之后这一概念却被放弃了。生产性消费总是消耗了物质或自然现实——能量、劳动力的量或是装置。它使用（用尽）：它是一种使用，一种使用价值。它同时也在生产。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考察机器。马克思（他利用了Charles Babbage的著作）是说出机器重要性的最初几个人之一——机器是一种有别于简单工具的机制，也与工场作坊里的成批工具不一样，在那里，工人和工具都服从于劳动分工。机器从自然来源中汲取能量（首先是水，然后是蒸汽，再后是电），用来完成一系列生产任务。而如今的工人不是操纵工具而是服务于机器。结果就是一种彻底的、矛盾的生产过程的转型：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劳动越来越碎片化，与之相反，机器变得越来越一致，越来越有生产性。
机器导源于乡村而非城镇。风车和织布机——这些是机器的原型——都是乡间的发明。早期机器都是在它们所动用的能量的基础上（比如说水力）得到更新和完善的，这一更新还依托它们所加工的材料（羊毛、棉花等）。然而，从一开始，机器就具有生产全新事物的潜能，即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也是催生出一种新的理性，最终是宣告劳动自身的终结。
随着工业的崛起、市场的扩张、商品世界的到来——一句话，随着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古老的城镇发现自身遭受多面夹击，它们不得不为别的东西留出空间。所有旧式城镇的区隔化——物理性壁垒、行会、地方寡头、受限制的市场和受到控制的地带——不得不发生瓦解。同时，机器急速发展，这与资本主义投资是相符的。然而，通常所接受的关于城镇衰亡的历史分期（旧有技术、新技术、前现代与技术阶段）并没有告诉我们实际发生情况准确的或完整的面貌。有一种看法认为，前资本主义城镇处在前机器阶段，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当然会完全消失，就如同多种多样的区隔消失了一样；然而实际上，城镇远没有消失，它持存着——虽然发生了变化——而且还扩展了。事实是，城镇自身早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一种自动机，它捕获了自然能量并且生产性地消费了这些能量。好多世纪以来，城镇的内部和外部安排——其生产性消费的功能、形式和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历史这个词语相当单纯的意义上，它赋予了这些空间安排的构筑与扩张以动力，同时也为联通的引入提供了动力——下水道、水供给、光线、运输、能量运输、信息通道等。由于毗邻于所需要素或是联结着这些要素，城市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这点上，城镇随着时间推移，开始类似于一个工厂而不是手工作坊，虽然它从来没有同一于工厂。显然，城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某些机器或自动机的特征，甚至它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城镇的确就是一种机器，但是它还是别的东西，是某些更好的东西：适合于特定使用的机器——适合于社会团体。作为一种“第二自然”，作为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城镇也保留着——即使是遭遇危机的时候——某些自然特征，特别是对于“使用”的重视。
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语境中，我们需要来重新考虑固定资本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特定企业的设备、厂房和原材料等含义。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是社会财富的尺度。显然，这一范畴必须包括空间中的投资，诸如高速公路或机场，以及所有基础要素。用于指挥空中航线的雷达网络难道不是一种固定资本么？这些空间中的投资正是更早时期的公路、运河和铁路以模模糊糊的方式预示出的新类型。运输网格就是生产性消费的具体化，首先就是因为它们通过交换的通路来为转移人和事物服务，其次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现实中建构了世界性的知识投资。
固定资本概念的拓展相应地拓宽了可变资本的概念。这带来了令人惊异的后果，因为，与许多预言正相反对，将知识和技术并入生产，已经动员起大量的劳动力（包括工人群众），技艺不算很强的他们从事着挖掘、建筑和维修工作。这一发展的确让资本主义松了一口气，要知道它为这一事实担惊受怕：在最发达的工业状态下，资本高度的有机构成趋向于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工人阶级将自身再生产为劳动力），从而威胁着人力必要的最低水平；这一情况进一步会解放出大量的社会时间（由此，休闲和“文化”以及其他寄生形式变得重要了），导致大量的剩余生产，剩余（流动）资本等。并非只有空间的生产使资本主义存活下来：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向既存空间的扩张。毋宁说，正是全局性情境——整体性空间实践——拯救了资本主义，使之没有灭亡。
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的有机构成时，为那些已经得到分析的平均数（平均社会劳动和平均利润率）添加了另一个社会-经济平均数。当我们考虑到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时，理论就与社会空间再次联系了起来——即，理论不再运作于抽象空间了。这一平均数只有与特定空间联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工业分支所占据的空间，甚至是更高层级的经济实体所占据的空间——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在单个工厂层面上进行考察是没用的，除非比较这一特定场合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社会普遍平均数。这一概念只有应用于全世界范围才真正发挥效用，因为一种全球性的资本有机构成包含了特定国家所获得的平均数。这一概念只有获得空间特征才能变得具体（反过来说：它只有实现了具体性才能被空间化）。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身处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马克思定义了这一批判）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交汇点，就后者而言，它也包含了一种批判，即批判控制国家区域的国家权力）。建立在有机构成观念上的理论，可以使我们掌握不同实体在这一点上的不平等关系，也可以说使我们确认这些不平等的后果。因为这些不平等导致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转移，导致了资本的转移，导致了资本市场的矛盾（正是后者催生出货币问题）。在所谓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受到多种方式的劫掠、剥削和所谓的“保护”（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增长和发展的障碍越来越使人畏惧。同时，发达国家将稍显落后的国家视为劳动力来源和使用价值的源泉（能量、原材料、高质量的休闲空间）；今天的西班牙就是这么一副面貌。
空间整体上进入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下资源、地上的空气和光——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它们所制造出的产品的一部分。有着多重交际和交换网络的城市构造，同样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城镇及其各种设施（邮局、火车站——仓库、运输系统和各类服务）都是固定资本。劳动分工影响了空间整体——并不仅仅是“工作空间”，也不仅仅是工厂楼层。空间整体都成了生产性消费的对象，就如同那些厂房、厂区、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自身。
与这些发展相平行，剩余价值的实现也不只是发生在与生产地点相邻近的区域，它不限制在局部的银行系统中。相反，这一实现过程发生在全世界的银行网络中，这一网络是金融代理人和金融体制之间抽象联系（书面语的控制）的一部分。所以说，剩余价值的实现“去地域化”了。虽然城市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丧失了自己原有的作用，它还是继续确保了各种流动之间的适当联系：能量和劳动的流动，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在实践的意义上，经济可以被视为流动和网络之间的联结，各种体制或多或少以理性的方式确保了这一联结，它也是在空间框架之中展开的，这些体制正是在空间中发挥作用。当然，每一种流动都是由其起源、终点和路径来定义的。不过，定义流动可能是孤立的，但流动要发挥作用，就只能是进入一种关系之中；比如说，如果不考虑相应原材料的流动，那么能量的流动就是无意义的。这些流动的并列发生在空间之中。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是在空间中实现的——是地域性的——成为各种力量所发挥的功能（国家、经济部门），成为各种策略以及知道怎么做的经理人所发挥的功能。
XXI
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论题并非没有说服力），工具、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简而言之，固定资本，或用通行的（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的）说法来讲，投资——代表了死的劳动。仿佛过去的活动便以这种方式结晶化了，成为新的生产活动的前提。当前的工作，包括脑力工作，都吸纳了过去的成果并重新激活了它们。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死的东西掌握着活的东西。换句话说，生产资料属于个体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被他们用来支配工人阶级，让那一阶级工作。就像在其他语境中一样，在这里某种新社会只能被视为世界的头脚颠倒。但是，活的东西如何来支配死的东西呢？答案就是：通过空间的生产，凭借活的劳动，就能生产出某些东西，它们不再是事物，也不简单是工具系列或单纯的商品。在空间之中，需求和欲望再次出现了，鼓舞了生产活动，也激活了产品。以下这些仍旧会存在——或仅仅会在未来存在——游戏的空间、享受的空间、智慧或快感的建筑。在空间中并凭借空间，作品会在产品中闪现，使用价值会获得比交换价值更高的地位：挪用（appropriation）将世界颠了个个儿，它会（真正地）实现相对于统治或支配的优势地位，就如同想象的和乌托邦的事物合并了（或被并入）现实。我们所谓的“第二自然”会取代第一自然，但是并不需要用泄愤式的毁灭来代替后者。然而，长期以来，正如死的东西支配着活生生的事物，毁坏和自我毁灭一直是永在的威胁。同样依赖于这一[空间]整体（在知识的领域里称为“还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抽象空间中完成的只能是抽象：货币和商品，资本自身，因此是抽象劳动（一般劳动，一般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是抽象所发生的场所与源泉。
XXII
总结一下，一个接着一个来把握诸范畴的时候，头脑中需要建立起它们之间的理论联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论述社会空间，它同时
1、在生产力中间发挥一种作用，这种角色最初是由自然来承担的，而现在自然已经被置换了，也可以说是被取代了；
2、现身为一种独特的产品，因为社会空间有时候只是简单被消费了（诸如以旅行观光，或是其他休闲活动的形式），只是一种巨大的商品，有的时候，在大都市区域，它又是一种大范围的生产性设备，用于生产性的消费（比方说，正像机器一样）；
3、表现为政治工具，因为社会空间使社会控制变得更为便利，同时鉴于它得以发展起来的方式，它又是一种生产资料（城镇和大都市区域不再只是作品和产品，而且也是生产资料，它提供了住房、维持着劳动力[再生产]等等）；
4、巩固了生产关系以及财产关系的再生产（即土地所有权、空间所有权；等级性的场所安排；将网络组建为资本主义的某种功能；阶级结构；实践性的要求）；
5、在实践的意义上，也等同于一系列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并没有按照它们实际所是的样子来呈现（社会空间以此种能力与象征主义以及意义系统展开竞争——有时候会发生承载意义过多过重的情况）；除此之外，社会空间还假设了一种中性的外部现象，这种现象同时是无意义的、在语义上是有缺陷的，空洞的（或缺席的）。
6、包含着——作品以及重新占用或挪用的潜能——首先发生在艺术领域之中，不过首先也呼应着一种身体的需求，这种身体在空间中“传送出”自身，这种身体通过抵抗，宣告了差异空间的方案（要么是反文化的空间，要么是一种反空间，即最初表现为对于既存“现实”空间的乌托邦式替代。）
5、从矛盾空间到差异空间
VII
……
私人汽车所有者在他们的配置中拥有一种空间，就个人来说不需要花费他们太多，但为了维持它们，社会集体地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一安排导致了汽车（及汽车所有者）数量上升，这很合汽车制造商的意，并且增强了他们拓展这一空间的手腕。空间的生产性消费——首先是剩余价值的空间——接受了许多政府的资助和贷款。……至于“绿色区域”——并非交通枢纽的树林、广场、城市公园——这些空间显然给予整个共同体以快乐，可谁为它们来买单呢？怎样来收集费用？向谁征收费用？由于这些空间并不服务于特殊的人（虽然它们给普通群众带来快乐），它们正趋向于消失。非生产性的空间并不吸引投资，因为所有它所生产的是快乐。同时，可以想象巨大的金钱投向了更无生产性的消费：即包括火箭与导弹所有军事上的消费。
通过这一矛盾的过程，有两种方式将都市空间切碎、使它堕落，最终将它摧毁殆尽：高速公路、停车场及车库的猛增，和随之带来的必然结果，林荫道、绿色空间、公园和花园的简缩。因而，城市空间的矛盾存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空间消费，与仅仅生产快乐的空间消费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实用者”和社会主义“使用者”之间的冲突。
……
（朱羽 译）
路标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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