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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量化「ESG价值」的尝试，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你听说过「每股社会贡献值」么？
其中，量化「ESG价值」是摆在基金经理和分析师面前的难题之一。
由于ESG涉及的领域和议题较广，用以衡量企业ESG绩效的指标也有很多。
但是，不同ESG指标具有不同的度量单位，如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单位是「吨」，员工平均培训时间的单位是「小时」，独立董事占比的单位是「百分比」。
这意味着各个ESG绩效并不能直接相加，投资者亦无法对企业的整体ESG表现进行综合评价。
为此，ESG评级体系或许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特别是由于ESG评级结果——无论是得分还是等级，均很难直接与传统财务绩效进行结合。
当需要评估企业兼具财务与ESG因素的综合价值时，现有的方法很难提供支持。
就财务评价来说，基于会计准则形成、采用货币度量的各类财务指标，已经成为市场公认和熟练应用的重要参考。
若ESG价值也能够实现「货币化」，综合反映企业创造财务回报与ESG价值的能力将得到有效解决。
即使仅仅从ESG评价的角度来看，采用人人可感知的货币作为度量单位，也将大大提升ESG评价结果的实质性，并有效解决ESG价值的量化难题。
将ESG价值「货币化」也是市场正在探索的思路之一。
而在14年前，国内就对此进行过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008年5月，上交所出台了市场首份ESG政策——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
该文件倡导各上市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关注包括公司员工、债权人、客户、消费者及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相关情况。
而且，上交所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披露指标——「每股社会贡献值」。
根据上交所的解释，每股社会贡献值是在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加上每股增值额计算而来。
其中，每股增值额等于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之和，再减去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最后除以公司股本数。
图：每股增值额计算公式
实际上，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增值额）是上交所自定义的一项指标，其目的是「帮助市场更全面地了解公司为其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真正价值」。
在每股社会贡献值刚刚推出时，市场给予了一致好评，认为其「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公司价值创造提供了新的重要标杆」。
每股社会贡献值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股东回报视角转向ESG价值创造。
每股社会贡献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基本每股收益和每股增值额。
基本每股收益属于传统财务指标，有一套完整的计量标准，主要用于衡量普通股的获利水平及投资风险。
图：基本每股收益计算公式
因此，基本每股收益反映了企业创造股东价值的能力。
而每股增值额则与员工、债权人、社会、环境等利益相关方产生了联系，代表了企业创造非财务绩效的能力。
在ESG尚未普及的2008年，这显然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
第二，对非财务（ESG）价值进行量化。
单独来看，借助财报指标，每股增值额对企业的ESG价值进行了量化。
每股增值额的计算几乎涵盖了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和相关ESG考察点。
特别是在当时，存在一种「将社会责任等同于公益慈善」的普遍误解，每股增值额向市场传递了一种更加系统、全面的非财务分析视角。
最终，用货币度量的方式量化了企业的ESG价值。
第三，将财务绩效与ESG绩效合二为一。
每股社会贡献值开创性地将财务绩效与ESG绩效合并为一项指标。
这将有助于衡量企业的综合价值创造能力，并进行不同企业表现的比较。
从上述三点来看，构建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是国内量化ESG价值的一次重要突破和尝试。
而且，每股社会贡献值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量的界定。
由官方牵头，理应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却在之后的14年间，逐渐被市场放弃。
时至今日，国内仍在计算和主动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公司已不足10家，将其应用到投资决策中投资者更是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每股社会贡献值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其实根据企业公开披露的财报数据，外界也可以轻松地算出该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
但即使如此，每股社会贡献值远未达到预期的普及水平和使用效果，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是应用维度上的问题。
首先，计算和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从最开始就是一项鼓励性建议，上市公司可以自主选择。
这种非强制性的披露责任，未能实质性地推动市场对该指标的关注和应用。
其次，虽然上交所给出了具体的计算公式，但与有完整会计准则进行规范的基本每股收益相比，每股社会贡献值离标准化还有一段距离。
公司据此计算和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时，存在指标不统一的情况。
比如，计算「为国家创造的税收」时，有的公司采用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而有的公司采用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之和。
又比如，计算「向员工支付的工资」时，有的公司直接使用发放的工资总额，有的公司会包含五险一金等社保费，有的则又增加了员工福利、工会与教育经费等。
对「公司股本数」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有的公司使用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有的公司则按照报告期末的总股数计算，还有的按照报告期初的总股数来计算。
选择不同的指标和数据，显然会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和一致可比性产生影响。
最后，「社会成本」的披露是应用维度上较为突出的问题。
按照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公式，「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是要被减去的。
关于这项「社会成本」，上交所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因此上市公司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结果是，很多公司表示「未发生任何环境成本」或者使用一个非常小的金额，导致最终披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不再有实质性。
上述实际应用层面的问题，让每股社会贡献值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企业综合价值度量指标。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每股社会贡献值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
这种不合理性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对于环境因素的「态度」。
在每股社会贡献值中，环境因素是通过「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来体现的。
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仅仅被认为是一项负面影响，是对正向价值的抵消。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于那些在减碳、绿色、环保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并取得突出环境效益的公司来说，社会成本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这种正向价值。
第二是，包含的ESG价值内涵。
除了为投资者创造的经济效益外，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成分还剩员工工资、公益捐赠、环境污染成本。
仅仅由这三项指标来承载丰富的ESG价值内涵是不现实的。
产品质量、职业健康与安全、员工发展等重要ESG价值都未体现。
因此，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构建离全面反映上市公司综合价值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三是，每股社会贡献值底层的经济逻辑。
不难看出，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核心组成部分——每股增值额，是模仿基本每股收益计算的。
但基本每股收益作为一项成熟的财务指标，其经济逻辑是成立的。
基本每股收益代表普通股股东每持有一股所能享有的企业净利润或需承担的企业净亏损。
基本每股收益的分子（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和分母（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是一致且相互对应的。
但计算每股增值额时，将公司股本数作为分母就有点讲不通了。
实际上，财务效益之外的ESG价值并非还是由股东享有。
更重要的是，公司创造的ESG价值并不受股本的影响——股本总数既不会稀释也不会放大ESG价值。
基本每股收益的构建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
正是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有官方背书，每股社会贡献值也未获得市场认可。
不过，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提出可谓是国内对量化「ESG价值」的重要尝试和突破。
将企业评价视角从股东回报转向多利益相关方价值，对ESG价值进行货币化衡量，将财务绩效与ESG绩效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