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速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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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唐亚阳  张仁鹏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精神密码。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坚强的思想引领凝聚各方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更需着力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这既有利于完善党的自身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伟力:应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式与时俱进,着力打造忠诚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想引领先锋队。

刘光斌 王希

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论述的依据、要义和实践要求

“三个务必”是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应对“新的赶考之路”挑战的现实要求,也是“两个务必”守正创新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层次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追求,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两个务必”的高度凝练,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夺取新胜利的必然要求,牢记“三个务必”需要深刻领悟“三个务必”的基本要义,把握好三个“务必”之间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弘扬“三个务必”,共产党人需要遵循加强“三个务必”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增强党的斗争本领、推进党的建设工程等四个方面的实践要求,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张坤， 范张欣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重要成果,具有深刻独特的意识形态意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应积极回应时代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坚持以系统观念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破局之道,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之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建设,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必然性,明确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性方向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创新发展,全面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姜广辉

如何看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资料的著述,曾长期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思想通史》不应该预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古往今来的学者研究思想史或哲学史皆会预设理论框架。而且以今日视角看,《中国思想通史》仍然具备知识的“含金量”和理论的“含金量”,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含金量”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也具备历久弥新的永恒性。另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思想通史》对唯物、唯心分析工具的使用是严格把握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能将唯物、唯心分析工具泛化、绝对化的错误归咎于《中国思想通史》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上。

张建坤， 肖永明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唐陈鹏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马跃如，黄尧，袁红艳

“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可知,“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主要有:在自我与家庭层面,收入水平和子女态度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的核心因素。在社会网络层面,以广场舞、太极拳等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会参与活动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比以亲友关系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会参与更明显,强关系在涉及日常生活安排和状态改变的养老服务消费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高受教育程度、城市地区人群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能力更强;自我层面与社会网络层面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据此,我国在实践中可通过挖掘弱关系社交核心节点带动作用、制定差异化的需求管理策略,带动潜在客群的消费行为。

曲光毅

共同富裕背景下银行“小而不存”难题及克服

我国金融监管旨在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之相匹配的“强监管”政策表现为监管规范的数量、强度和密度的增加。由于监管的复杂性、重复执行和不确定性,商业银行的合规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小。我国监管规范大多采取“一体适用”的模式,针对不同规模的银行作区分式和多元化的监管不明显。小型银行较大中型银行更容易因“强监管”而运营困难,情况严重时会在金融市场上寻求合并或进入破产程序,引发“小而不存”的问题。金融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小型银行对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小而不存”难题悬而不决将带来严重后果。转变现有资产定义模式为活动定义模式是克服路径之一;将具有衡量性的法律原则—比例原则应用于银行监管以解决“小而不存”难题是克服路径之二。

蔡艳萍，祝雪恬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熊敬

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优势、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随着ESG投资的兴起,上市公司ESG信息应否强制性披露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议题。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有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信息质量的制度优势,但我国选择该模式并将其制度化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还有待探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风险规制的需要和证券法中信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可成为ESG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正当性基础。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构建,可在将重要ESG信息解释为证券法框架下重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证监会制定基本原则、证券交易所设计具体规则形成结构化披露规则体系;宜区分以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为中心的ESG理念和以关照利益相关者诉求为核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分两步建立ESG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合规成本,推行渐进式实现方案。

李颖，尹飞舟

共生外译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思路

我国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决策已有十七年时间,对外传播效果受内外动因综合影响,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大变局时代开展共生外译传播,是提升我国对外传播效能的积极尝试。共生外译传播的本质是需求互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具体包括传播观念由“对外推介”向“互鉴共荣”转变,传播主体由“政府主体”向“多主体共生”转变,传播内容由“以我为主”向“供需结合”转变,传播媒介由“传统媒介”向“多媒融合”转变,翻译主体由“专业译者”向“多元译者”转变。

童伟

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 “ 事象 ” 的 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张照生

反讽与自由—施莱格尔反讽与克尔凯郭尔反讽关系研究

克尔凯郭尔对施莱格尔反讽的批判呈现出他们反讽在服务对象、否决程度与主观性方面的相异。但他们反讽均是苏格拉底反讽的现代发展,是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反讽,致力于反叛理性主义的禁锢与意识自由。他们还要诗人凭借反讽凌越形式、素材、写作惯性乃至创作本身,实现创制自由并导引读者解放自我。二人反讽启迪着众多现代西方作家与哲学家采取反传统写作与断片化叙事,质询与反思着自然坚实的传统和日益内化的理性主义。

王泽应，林翠霞

论食品安全权的权利伦理基质及其价值

在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的价值谱系中,食品安全权因其与生命权、发展权以及健康权、怯弱权等的密切关系而有其既基础、本源又核心、根本的价值意义。作为一种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于一体的基本人权,食品安全权既是一种源自人最内在、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关怀。生而为人必然具有对生命的珍重、对健康的珍惜,此则构成人最为内在亦最为强烈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生命本身和健康的脆弱性又使人产生了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契合的怯弱权。生命权、健康权、怯弱权内在地要求食品安全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权既是生命权的价值诉求,也是怯弱权和健康权的集中表现。食品安全权因其特有的基础性、本原性权利诉求和价值追求必然成为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以及人本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价值大厦的“拱心石”和“顶梁柱”。

吴娜

明朝西番地区应急性防御与洮州卫堡寨的兴废

洪武年间,因西番十八族叛乱,明廷在邻西番地区设洮州卫;嘉靖年间,西海蒙古侵扰加剧,万历时设临洮总兵。因明初西番的袭扰具有偶然性,明廷在洮河北岸修筑堡寨和关隘以驻兵,属事发派兵的应急性防御。西海蒙古东侵后,洮州卫构筑起由洮河和边墙等设施组成的独立的闭环防御区。但此后洮州卫的堡寨废弃多于延续。明廷在洮州从卫到军镇的防御等级提升,并未改变其应急性防御特质。修建的堡寨数量虽多,但缺乏辐射力,这成为其延续性差的关键。

阎昱昊

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沈伟，芦心玥

《仲裁法》如何更加国际化—基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主要条款的考察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通过大幅修订,力求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以《示范法》和《纽约公约》为国际化对标标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庭权力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临时仲裁、法院协助取证等方面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但应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的实施标准和配套规则,以期为仲裁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此外,此次修订在仲裁机构法律地位、仲裁员任职资格与责任等方面还未达到国际化标准,可以进一步提升意思自治程度,深化仲裁机构改革、引入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制度。

周刚志，孙徐恬

大运河的文化标识价值及其立法保护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标识。中国大运河不仅是重要的水利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也应当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承载“连通五大水系、促进区域交流、助力民族融合”等政治文化理念。当前,我国大运河相关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国家立法和大运河水利管理、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地方立法。为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国应适时制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法”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条例”,以弘扬大运河的“中华文化标识”价值。

喻玲，邵滨

NFT数字艺术品版权法律问题的厘清

NFT数字艺术品具有唯一性,是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艺术品。相较于一般艺术品,它具有准物权属性和版权属性,其交易是数字资产权属交易和版权许可使用的复合行为。NFT数字艺术品交易分为铸造发布和链上交易两个阶段。铸造是版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上链发布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后续链上交易不属于复制行为,而是准发行行为,其转售行为适用权利穷竭原则。由于载体的无形性,NFT数字艺术品持有人无法享有展览权。同时,基于智能合约中蕴含的版权许可,持有人享有非交互式传播的权利。对NFT数字艺术品非交互式传播的保护,可以考虑通过将其纳入广播权控制范围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其他权利”等途径实现。

路春艳，邓雅川

空间的焦虑与释放—新力量导演创作的一种观察

近年来“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声势渐显,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常取用当代都市作为空间情境,并以对空间的观察反映当下的现实与焦虑。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空间有着典型的现代症候,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空间中时间的紊乱,以及空间的功能性失位。这些空间的焦虑是某种社会心理发生改变的症候,而通过影像对现实的针砭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则是新力量导演们释放焦虑的方法。

牛静，毕璐健

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挑战与应对

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面临着种种问题与挑战。社交媒体出现后,公共与私人的界限被打破,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界限模糊,他们被迫重新思考用何种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的身份,如何以专业或个人的方式展现自己。与此同时,媒体组织的管理更为专业化,新闻从业者被视为特殊的“雇员”,处于从属的、有组织的“组织员工”与“专业人员”的双重身份中,他们需要在媒体组织的结构性约束中工作,时常面对组织惯例与职业原则之间的冲突。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生产模式,新闻从业者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身份。面对这些问题,新闻从业者需要继续维持新闻专业理念,强化专业意识,同时积极寻求群体心理认同,强化情感归属,利用新技术提升其工作的专业性等,以此来重塑职业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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