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纪念内格里：好人、坏人、或一名积极分子
原标题名：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Militant
/ 作者：Luhuna Carvalho
// 译者：郁远集
/// 排版：sos团长
二〇二四年一月一日
正文
情境主义者曾自称，他们有两位父亲：深爱的达达主义，与拒斥的超现实主义。在我们许多人眼中，“托尼”·内格里同时扮演了这两种角色。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能亲身经历意大利的七十年代，但那已经成为我们最后的统治神话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从占领空屋到广场集会，我们绝大部分的斗争经验都发生在它那残余且零碎的剧本中，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实在的集体性。
我们所深爱的内格里，是那个放弃了前途无量、舒适优渥的学术生涯，成为一名变革鼓动者（agitator）的内格里。他教会了我们，我们所感受的愤怒、绝望、仇恨和异化，不过是对不同生活和不同世界的热切渴望，不过是对同志们陌异而深沉的热情，不过是对废除资本暴政竭力虔心的奉献。正是内格里，他声称“重新开始并不意味着倒退”（ricominciare da capo non significa andare indietro），将“工人力量”组织（Potere Operaio）变革为“自治运动”（Autonomia Operaia），确立了一种“断裂”的方法，庆祝无产阶级对左翼记忆忧郁化和制度化的拒绝。正是内格里，将庸俗经济学的每个概念都解读为对抗的一种范畴。正是内格里，向我们展示了斗争中内在的尊严、热情与喜悦，这是犬儒式批评所无法触及的。正是内格里，将马克思的论断——共产主义是“废除现状的现实运动”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将斗争的时刻把握为共通（communion）的时刻，因而也是某物将至的瞬间。
我们所拒斥的内格里，是那个只因所爱之物而焦躁不安，西西弗斯式地追逐一个接着一个的新集体主体但都化作泡影的内格里。是那个声称每个社会潮流都是“抵抗”的新表达却从未真正解释过如何又为何的内格里。是那个将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o）纳入温和社会学的内格里。是那个欧盟内格里，普遍基本收入内格里，制宪内格里，民主内格里，加速主义内格里，等等等等。
事实上，暴徒内格里并不与公民内格里对立。在他去世之际，我们必须坦然承认，这种二分是我们的发明。内格里始终如一。他思想上的连贯性在于他的贝克特式乐观主义内在地融入进他的哲学及政治工作。
内格里认同特龙蒂这套“与资本斗争的首要性”，但废除了这种差异，这是一个既精彩又糟糕的姿态。这种对抗的本质并非任何生产劳动本身，而是这些工业工人所遭受的具体的隔离与异化条件。社会再生产领域中资本家的扩大化意味着这种隔离与异化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
内格里在对阶级对抗从工厂蔓延至都市的观察中，发展出了一套概念工具来命名、武装并组织这种分散的对抗。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了一种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直接地内在于斗争本身。共产主义并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任意阶段，从事无尽苦役静静等来的奖赏，在于数以千万计的对抗、起义与共产化行动中，共产主义早已存在于这些行动的暴力、激进与集体智慧中。
内格里将斗争置于绝对首要性的做法赋予了拒绝劳动这一行为积极的内涵。在破坏车间与颠覆都市的背后，存在着一股刻苦唯物化的无产阶级劳动形式。这一思想构成了内格里接下来数十年的本体论基础，“自我增值”是它最初的名称之一，“诸众”是它最后的名称之一。
七十年代整个社会领域中的工人对抗现象普遍存在，可随着意大利“长五月”的结束，这种斗争的首要性似乎越来越难以维系。无产阶级不再普遍拒绝劳动时，内格里所谓拒绝劳动中隐含的“积极内容”又何以表现自身？如果内格里的方法是维持一种社会的、基于非工厂的斗争首要性，那么它必须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成熟理论。后工人主义开始将社会身体的每个细微抽搐视作“自我增值”与一种“抵抗”的可能，却从未明确发展出这种说法的全面标准。最终的结果是，“抵抗”处处存在，却又无处可寻。
内格里的批评者常常指责他不够辩证。内格里的死忠以及内格里本人，都会欣然赞同。相反，如果有什么能指责他的点，那或许就是太过辩证。如果要效仿特龙蒂的“首先是一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名‘思想家’”，那么内格里可以自豪地说，“首先是一名militant，然后才是一名哲学家”。（译按：militant应当译作积极分子或者是行动者，视情况也可说是“激进”，“武斗”并不贴合其本意；上述几个译词在汉语中都有其局限性，因而决定保留原文。）内格里为“运动”写作，并意识到叙述“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运动”的一种方式。对工人阶级主观运动及其积极内容的肯定，并不存在所谓理性的外部立场，因此，内格里的概念创作中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些斗争自身中找到了基础与证实。“自我增值”与“诸众”这两个概念之所以成立，恰恰是因为内格里认为“运动”应当在它们之中（同样是在它们预设的政治过程之中）识别自身。换句话说，“诸众”只有在自身相信自己存在时才能存在。这种“运动”的本质在于它预设了自身的物质与历史条件（国家与资本）。它的对抗能够胜利的原因是与对方共处一个比赛场地，但这也意味着每次进球都是对比赛规则的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内格里从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也从未声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者，尽管他的著作总带着模糊的自由意志主义色彩。对他来说，概念与观念只有在它们成为运动时才存在，而运动只有与其所处的具体的制度现实相联系时才存在——无论是意大利共产党还是欧盟，无论是菲亚特汽车的米拉菲奥里（Mirafiori）工厂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创业精神。
然而，随着起义此起彼伏，任何“运动”实例中的内部一致性似乎都在进一步消散。内格里主义的前提是，当代政治的动态核心，是制宪形式与宪定形式之间的摇摆。可在今日，权力通过收缩、排斥或公然战争的形式展现自己摧毁、瓦解与消灭自己的社会躯体的能力来自我肯定。任何积极的革命实质，其完整性（integrity）只能在宪政辩证法（constitutional dialectic）成立的同时才能成立，即使内格里所坚持的“制宪权”旨在阻止后者的轨迹。随着时间推移，内格里未曾动摇的乐观主义逐渐变得苦涩，仿佛仅剩的策略就是在显而易见的失败面前重复“我们总在赢”。对内格里而言，“自治运动”是为了让意共摆脱它的正统观念（orthodoxy）与自鸣得意，而不是摧毁意共。但欧盟不是意共，比特币不是米拉菲奥里。
很少有人像内格里那样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在当下始终存在，这一点是正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一种“共产主义者的一生”。声称某人的一生是共产主义的，并不是说共产主义可以在一个人的行为与情感的伦理一致性中实现，或是相信单一的个体历史可以代表共产主义的意义。相反，这意味着一个人选择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之中，生活在其独异而又集体的喜悦和考验之中。内格里的去世，以及特龙蒂等人的相继去世，给那些或多或少生长在这些巨人影响下的激进传统中的人们提出了连续性的问题。在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时间，他们传奇般的坚韧既鼓舞人心又给人沉重压力。或许，忠实于他们的，唯一的真诚办法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再次进行他们内在于思想的“断裂”。正是因为我们可以珍惜内格里的乐观主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现在，重新开始可能意味着回退——回到什么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生这个问题上。
“托尼”·内格里（1933—2023）
December 2023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译于二〇二四年一月
图片：Haus-Rucker-Co., P. Magn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