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书生：文化数字化不等于互联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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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时代风口，数字化已经成为新经济的一大增长点。许多文化企业都把数字化视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然而究竟什么是数字化，该怎么落地落实？互联网化是不是就等同于数字化？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的答案。
深耕文化产业20余年的高书生，从专业视角向流媒体网记者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当前很多企业都走进了误区，以为完成了互联网化就完成了数字化，但其实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互联网触动的是消费，数字化撬动的是生产，前者发力需求侧，后者发力供给侧。高书生说，“目前一些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文化企业，其实离真正的数字化还很远。”
高书生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互联网是在长江口撒网捕鱼，捞的是流量；而数字化是去唐古拉山开矿淘金，是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创造价值。
从这个视角来看，带着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惯性，去打造数字化时代的产品和业务，或许最终会南辕北辙。而真正的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消费的数字化，更是资源的数字化、生产的数字化、传播的数字化。
高书生这些年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在供给与需求这对矛盾中，供给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文化数字化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
文化数字化并非骤然出现的，往前倒推10余年，在“数字化”远未成为热词之前，“文化数字化”其实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高书生将其称之为“打基础”。
2010年，高书生牵头起草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整个团队历时三个多月，群策群力想要做一些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打基础的实事。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文化数字化被他们高度关注，乃至之后被列为重点工程。
回顾这十余年，高书生认为文化数字化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从2010年到2015年（“十二五”时期），各方在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高书生分享了几个案例：
在文化资源数字化方面，2011~2014年期间，中央财政支持中国唱片总公司对老唱片进行数字化修复，对约13万面唱片技术模版、4.5万盘磁带母版的录音及相关大量文字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
在文化生产数字化方面，2013~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持数据库建设，支持建设行业级平台等；
在文化传播数字化方面，“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支持北京歌华开展“电视图书馆”试验，到2017年该项目推广至9省市，覆盖高清互动电视用户近5000万，涵盖170万种图书以及20多万集名师讲座。
高书生表示，“十二五”时期的探索在当时的产业环境下其实很超前，也让各方真实地看到了数字化的成长空间。
从2016年到2020年（“十三五”时期），各方开始意识到文化数字化本身是一个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引发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到2019年，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文化的两个数字化，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自此，文化数字化正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回顾这十余年，高书生最大的感触是，一路走来顺应了科技发展的潮流，大势所趋。不过尽管大势所趋，但向前推进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推动这件事非常难，很长时间里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给大家上了一课，几乎所有的线下文化活动都被取消，线上文化消费呈现井喷式增长，但由于大家准备不足，数字化文化内容贫乏，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也更加凸显。”高书生说，“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大家上了一课，去年的元宇宙，今年的AIGC都和数据直接相关，做不到数据保真和数据标注，就没有办法真正利用数据创造价值。”
尽管一路走来阻碍颇多，但数字化确实已经成为取代互联网为新经济保驾护航的锚。具体到细分领域，与其说文化数字化是一个概念，不如将其理解为一条赛道。这条赛道见证了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和进化。
这期间，尤其在近两年，高书生感受到了产业的“热”，“文化数字化如此受关注，超出我们的想象”。
近一年时间，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已经进入到最高决策层，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做出部署安排；
2022年10月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18个省区市发布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
各方纷纷解码文化数字化，拥抱消费新场景。文化数字化也开始塑造文化产业的新模式、新特点，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
但在“热”的同时，高书生也感受到了产业的“冷”，“当前许多文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做的依然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大家仍在用互联网的思维看现在的数字化进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当前互联网思维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不能只在消费上做文章，还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只有把整个生产流程、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
高书生感叹，大家全在走最简单的那条路，比如文创产品就是标准的互联网思维，它的产业链很短，相应创造的价值就不大。
只拥抱消费新场景，并没有进行数字化生产的“文化数字化产品”，尽管也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但天花板也很明显。只有对全产业链条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真正实现了质的突破。
高书生认为，文化数字化是一次主动出击。
怎么主动出击？
“想要真正实现质的突破，文化数字化一定要有自己的‘底座’，‘底座’就是我们的技术路线。”高书生说，“文化数字化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对于一个擅长做内容、技术是其短板的行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扬长避短，解决文化机构的痛点。想来想去，解决的路径就是打牢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底座’分两方面，一个是国家文化专网，一个是标识解析体系。这是我们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没有可参照的案例。”
国家文化专网是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而形成。为什么依托有线电视网络？高书生说，“我一直认为，有线电视网络是国家战略性的战备资源，可能现在大家能接受它是战略资源，但还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它是战备资源。之所以认为它是战备资源，主要是三大方面原因，第一，我们加入WTO时有许多承诺，比如电信服务要对外开放，而广播电视的传输服务是不对外开放的，这也符合欧美惯例，这就意味着有线电视网络始终掌握在国家手里，不会让外资介入。第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电信服务会受限，但广播电视服务畅通无阻。第三，国家的量子通讯保密干线网是依托国家广电光缆干线网建成的，即使有意外发生，有线电视网络是能够保证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的，而其他的网络形式都做不到，包括IPTV在内，所以有线电视网络是战备资源。”
依托有线电视网络建设的国家文化专网，其主要功能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功能是接入服务。
各级广电网络公司把各类文化机构都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在一个闭环系统汇集、加工文化资源数据；
第二个功能是存储服务。
各级广电网络公司为文化机构数据存储提供服务器租赁服务，比如有的文化机构没有数据中心，也不想建数据中心，广电网络公司可以提供数据存储的租赁服务；
第三个功能是算力服务。
在区域中心建设具备云计算能力和超算能力的文化计算体系，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高书生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现在热炒的元宇宙，还是其他的一些数据的加工呈现，都需要巨大的算力服务；
第四个功能是分发服务。
链通各级各类文化消费场所，并与互联网消费平台衔接，多网多终端分发文化数字内容。
国家文化专网是“底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另一部分就是标识解析体系。
高书生介绍，不同于互联网的域名解析，文化数字化采用的是标识解析，赋予每个实体或虚拟对象唯一的身份码，同时承载相关数据信息，可以理解为“数字世界的身份证”。标识解析采用的是中国提案创建的、国际标准化组织2015年发布的国际标准，即ISLI。它的功能主要四个，标识、关联、解析和鉴权，可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数据分布式存储，实现了物理分布、逻辑关联；二是数据互联互通；三是数据确权，每个数据都有唯一的身份证，而且伴随全生命周期。
“这就是‘底座’”，高书生说，“有了‘底座’以后，即使是不懂技术的企业，接入到专网也可以享受这些服务，不用再去搭建平台。”
不过现阶段数字化建设正热火朝天，也不乏有企业提出疑问，如果有能力自建平台，为什么还要用国家文化专网？高书生举了一个形象的案例，“会展经济永远是开两个场，一个是大众场，一个是专业场，大众场凑热闹的多，专业场都是真正想做买卖的人。国家文化专网就像是一个专业场，各类文化机构只要接入就可以搭建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在这条数字化生产线上可以完成数据的采集、解构、关联、重构和呈现。最重要的是，国家文化专网能够解决数据安全问题。”
近几年，数据安全问题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在高书生看来，数据安全也是文化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基础性问题。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件为数据安全设置了多道的闸门。
第一道闸门就是国家文化专网。
它是闭环的，是和公网物理隔离的。
第二道闸门是数据分布式存储。
每家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都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存储，并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即国家文化专网把它们连到一起，形成逻辑关联，统一标准，统一接口，解除文化机构的后顾之忧。
国家文化专网要运行，必须得有一个相当于互联网的域名解析的技术系统，也就是标识编码登记注册和解析服务的技术系统。同时在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装配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业务软件，这样就实现了从资源到交易，再到生产、加工、运营，以及消费、体验，一个全生命链条的过程中都由标识解析服务系统贯穿其中可溯源，确保每个文化数据的安全。
也就是说，产业各方担心的文化数字化火热背后的数据安全、版权纠纷等隐忧其实在整个国家文化专网构架内已经充分考虑到，并在顶层设计上就做了相应布局。高书生强调，“文化基因数据和生物基因数据一样重要，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数据被盗取，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可能会被歪曲甚至篡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文化数据安全。”
高书生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没有不好的消费者，只有不好的生产者。
“文化和其他产业不同，文化是企业生产什么，老百姓就消费什么，他们没得选。最近几年互联网盛产快餐文化，但真正的中华民族精髓反倒逐渐式微。”高书生说，“在供给与需求这对矛盾中，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不足甚至短缺，是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面对的长期问题。所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出发点就是发力供给侧，激活文化资源，将中华民族积淀了五千多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和源泉，从中提取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从这个视角来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精神文化生产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将建构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的全新体系。
而这其实也是一次宣传文化战线的“总动员”，从领域看包括思想理论、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从部门看包括网信、文旅、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文物等行业，任何部门都不能置身于外。高书生强调，“《意见》的起草工作是宣传文化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意见》的落实也必须由宣传文化各部门共同推动。充分动员宣传文化全战线的资源和力量。”
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长期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这期间，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公共文化资源数据依法向公众开放，公共文化资源数据开发后的交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而在社会效益之外，在整个大的战略构架体系内，也充分考虑了各文化企业的利益。高书生说，“任何事业的发展，仅仅靠激情是不会长久的，一定要让大家在参与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文化数字化战略同样如此，必须让各方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不可能长久。”
深耕文化产业多年，高书生对产业未来发展的看法往往具有确定性的前瞻性意义，这在过去十多年里屡次印证。
2009年6月，高书生在参加“中国文化产业30人论坛”时，曾预测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将呈现五大趋势：一是文化资源进入大调整大整合时期；二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三是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四是文化与旅游及制造业的结合越来越明显；五是文化产业发展已经从自发转向自觉。
无一不一一印证。
2014年9月，高书生又对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做了三个趋势分析：一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节被打通；二是文化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三是文化企业混业经营成方向。
同样一一印证。
到2023年，高书生再预测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十年，他认为一定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文化生产体系，涵盖五大方面：事业和产业联动、生产和交易并举、专网和公网对接、文化和科技融合、传统和新兴互补。
在这样一个未来趋势下，高书生忠告所有文化企业，“一定要树立数字化思维，尽量从长江口向唐古拉山挺进。如果大家都去抢流量，富的永远是互联网大厂。”
时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产业各方现在正处在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过渡的阶段。路还长得很，还需要文化企业们更积极地动起来。
高书生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
●2003年以来，参与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文件和配套政策、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产业统计标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数字化和文化大数据等文件制定，发表多篇文章，出版《感悟文化改革发展》、《文化数字化：关键词与路线图》、《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怎样落地落实》等著作。
来源：流媒体视界公众号
作者：庞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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