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数字化标准化初探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企业改革与发展 Author 徐思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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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语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格局重构引发的国际规则重塑这一关键时期，文化数字化技术及相关标准作为国际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日益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其在全球文化科技创新版图，以及文化科技产业布局深度调整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
作者指出，现有的文化数字化团体标准化工作亟须在三个层面发力，以尽快弥补本领域的标准化赤字，支撑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都在综合国力竞争的天平上追逐文化的砝码，如何在“科教兴国”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强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新课题。
从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出“文化强国战略”建设时间表；从国家科技部提出“文化科技”这一技术概念，到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的建立；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建议以国家工程形式列入十四五规划，到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历经十余年。
在此期间，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组织业界各方力量，完成了一系列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并诞生了“文化科技”这一新的交叉研究领域，科技部为此专门设立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有效支撑国家完成了对全新文化科技产业链的整体规划，并从产业体系、术语体系、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和组织体系等5个维度构建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文化和科技融合、占据文化科技制高点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高地。世界主要国家都在高度重视文化和科技交融技术的战略布局，争相掌握文化科技话语权，对于文化科技相关专利和标准的主导，成为文化科技话语权的主要体现。
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促进所有应用领域创新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这不仅在技术层面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型生产、传播和消费工具，而且创造了超越真实自然界的新型文化数字化虚拟空间，并正在以不同于传统文化动力学的生长方式与真实自然界中的文化平行发展。谁掌握了新型文化科技，并占领了新型文化数字化虚拟空间，谁就会赢得未来文化发展与竞争的话语权，从而助力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融合信息通信、智能科学、数据科学、系统科学、体验科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知识的文化科技，以及文化大数据成为文化数字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相应地，文化数字化技术、数据、监管等标准成为文化数字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文化数字化融合多学科技术实现文化智能，相关标准必然需要多个相关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支撑，涉及国内外多个领域标准化组织，这其中可能有竞争，但更需要合作。同时，相较于经济基础，“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格局重构引发的国际规则重塑这一关键时期，文化数字化相关标准作为国际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日益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其在全球文化科技创新版图，以及文化科技产业布局深度调整中独特作用日益凸显。
一、文化数字化国内标准化生态
按照2017年11月4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国内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文化数字化覆盖文化资源数字化采集、文化数字内容生产、文化数据服务与监管、文化数据消费体验等多个环节，涉及多个产业部门。鉴于我国标准化长期存在的跨部门条块管理的现状，以及文化领域强监管的特点，文化数字化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化至少涉及文物保护、新闻出版、文化、档案、广播电影电视、信息通信、电子信息，甚至建筑等多个行业标准化组织的工作，标准化归口部门与挂靠单位众多，协调工作量巨大。
面对文化数字化这一创新领域标准匮乏的局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同时，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第十三条的规定，制定团体标准应当以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
为此，在中宣部的统一领导下，依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专门成立了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并下设标准中心，先期开展文化数字化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严格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取相关信息，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并积极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地要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为此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立足产业急需，在有效重用相关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首先制定了《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并依据该体系有序开展文化数字化标准化工作，现已完成20余项文化大数据标准制定工作，并在全行业进行试点应用和推广。
二、文化数字化国际标准化生态
在国际标准化方面，与文化数字化标准化相关的国际化标准化组织主要分为4类：
1）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EC（国际电工委员会）、ITU（国际电信联盟）这三大WTO及各国政府共同认可的国家标准化组织；
2）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等行业标准化组织；
3）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ANSI（美国国家标准学会）、BSI（英国标准协会）、JISC（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等区域标准化组织；
4）各类专业联盟论坛组织。
从这些组织近年发挥的作用来看，国际标准化生态饱受“科技脱钩”的冲击，一些国家以政治化干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呈现“半球化”风险；标准专利化日益突出，头部企业积极争夺在标准中对专利技术的主导权和专利许可规则的制定权；国际标准化工作多极化，一批地区性、区域性专业领域标准组织或联盟占据技术前沿，联合国主导标准化的国际标准体系受到挑战；数字化与各行业深度融合需要标准跨行业合作，挑战现有标准化工作组织方式；国际标准化机构间工作领域重叠越来越多，协调难度加大。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竞合形势的今天，在联合国框架下的ISO、IEC、ITU三大标准组中开展国际标准化工作，对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在政治、经济、效率方面看来还是最佳选择。
其中，ISO涉及的标准化领域最广，但是在文化数字化方面并没有专设部门，相关标准化工作主要在JTC1（ISO和IEC成立的联合技术委员会，IEC在相同领域不再单独开展标准化研究）和TC46（第46技术委员会）中开展。JTC1下属的各SC（分委员会）主要开展支撑文化数字化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图形学与图像编码、安全、沉浸式体验等通用数字化技术标准化工作。在TC46中，ISO开展了大量信息与文献的标准化工作，比如语言编码、文档交换格式、出版物标识等，其中，由我国主导制定的ISO17316－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已经应用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在支撑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ITU作为联合国下属机构，能够对成员提供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国际标准化工作环境，其标准化工作覆盖的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最广，与联合国各业务部门结合更紧密，包容性好，为各国提供了有效的数字化技术标准协同创新平台。面对全球标准化竞争压力，ITU进行了深度改革，设立标准加速程序，优化研究组的研究任务，支持免费下载标准文档，增加面向标准制定前期新兴技术研究的焦点组等新的标准研究组织方式，加快了标准化工作节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ITU在其标准化部门（ITU-T）设立了运营、经济和政策、环境/电磁场和循环经济、宽带有线和电视、产品测试和打击仿冒、性能/服务质量和体验质量、未来网络、传输/接入和入户、多媒体和数字技术、安全、物联网/智慧城市和社区等11个研究组，具体开展数字化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作。其所制定的大量技术标准，已经应用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中的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字化体验、文化大数据服务、文化数字化生产等环节。
特别是，针对文化数字化这一新兴关键技术领域，ITU-T在其SG16（第16研究组，负责多媒体和数字技术标准化）下由我国主导专门成立了“数字文化相关系统和服务”研究课题组（Q16，第16课题），开展文化数字化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另外，在SG16下成立了元宇宙联络组，开展元宇宙标准的预研工作，对未来元宇宙标准化方向、潜在工作项目和协调需求进行分析，为成立专门的元宇宙研究课题组做好准备。未来ITU-T SG16将有可能成为文化数字化国际标准化的主阵地。
三、文化数字化团体标准化工作
在中宣部的统一领导下，从2019年开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体系化开展了支撑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团体标准化工作，重点解决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如下问题：
1）文化数字化主要存在的文化大数据内容、形态、价值、支撑技术存在信息不对称，无法相互认同；
2）文化大数据生产、传播、服务各个环节相互不可信，现有的技术手段难以保障各方权益，数据共享和交易成本高；
3）文化大数据产业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监管难以找到着力点等问题，亟须开展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规范文化大数据行业术语，明确产业生态构成，规划市场空间；
4）规范文化大数据技术，实现存量技术的协调选优，增量技术的联合攻关，促进知识共享，降低研发成本；
5）规范文化大数据服务与监管模式，为文化大数据生态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为此，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于2021年完成了《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简称《体系》）的制定工作。该标准体系首次规范了构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产业体系、术语体系、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和组织体系等5大体系，并明确了这5大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产业体系方面，《体系》中规划了文化数字化产业的供给端、生产端、云端和需求端各组成环节，以及连接各端的国家文化专网，明确了各环节的职责以及不同环节之间的服务关系，确定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在整个产业中的位置，有效支撑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地图的构建。
在术语体系方面，《体系》中规范了18个基础术语， 包括文化数据术语2个（文化数字内容、文化资源数据）、产业环节术语4个（供给端、生产端、云端、需求端）、供给端术语3个（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生产端术语2个（文化机构、文化生产线）、云端术语3个（文化数据服务中心、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国家文化专网）、需求端术语4个（文化体验设施、文化体验网关、文化体验驻地网、文化体验装备）。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应用检验，这18个术语基本能够支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标准化和行业管理需求。
在技术体系方面，《体系》中明确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类数字化技术在支撑国家文化大数据各环节提供服务中的作用。
在标准体系方面，《体系》中设计了由文化大数据基础应用标准体系（包括文化大数据通用标准，主要涵盖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分类、标识、标注、编码方法等）、文化大数据监管标准体系（包括开展文化大数据服务所需的监管需求、流程以及相应的支撑系统等技术标准）、文化大数据供给端标准体系（包括支撑文化资源数据获取及共享的相关流程及支撑系统技术标准）等6个子体系构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如图1所示）。在组织体系方面，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实需要党政各部门、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为此，《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在“保障措施”“组织实施”部分给出了明确要求。
图1 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
在《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具体标准化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目前已经规划了86项具体标准，已完成24项标准，这些标准涉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各个环节，有效支撑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落地实施。
四、文化数字化标准化工作的未来发力点
在全球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文化数字化标准化工作特别需要文化领域、信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者携起手来、抓住先机、积极推进。目前，文化数字化战略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识，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已经从纸上谈兵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现有的文化数字化团体标准化工作亟须在如下三个层面发力，以尽快弥补本领域的标准化赤字，支撑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任务：
第一，加强文化数字化技术研究，为文化数字化标准提供技术源泉。要重点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领域与自然科学的信息领域交叉融合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需求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卡脖子”隐忧为突破点，聚焦突破文化计算、数字文化互动传播系统、文化大数据工程等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研发满足文化数字化生产与传播需求的全息采集设备、文化计算操作系统及共性服务软件、友好互动式文化体验装备等文化数字化装备。同时，亟须开展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大数据安全、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支撑大国软实力博弈的重要科技力量建设，尽快形成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文化科技研究团队，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积极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强文化数字化保护、利用和传播，文化数字化正在向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智能方向发展。
第二，结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要求，尽快在文化数字化团体标准实施过程中总结经验，对标准进行优化，立足我国现有标准化工作组织体系，将团体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服务于文化数字化战略。
第三，积极参与、主导文化数字化国际标准的研究制定。前期，我国在ITU-T率先启动了一系列文化数字化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并牵头在ITU-T成立了文化数字化标准工作课题组，得到时任ITU秘书长赵厚霖和国家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的共同支持和高度评价，目前已完成和正在牵头6项ITU-T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未来，我们应该依托我国在ITU和ISO等国际标准化阵地中的先发优势，充分利用其各类工作机制，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合作，主导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研究工作，进而形成体系化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文化数字化领域的话语权。
作者：徐思雅 郭少勇 亓峰 等（北京邮电大学）
来源：“企业改革与发展”公众号，本文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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