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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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全文详见中国知网《档案与建设》网络首发
来源：“档案与建设”公众号
2024年6月1—3日，“第二届未来档案学青年学者沙龙”在江苏南京成功举办，本次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发起，联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档案与建设》编辑共同主办。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任越、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马双双、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唐长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谢鑫、辽宁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姜珊围绕“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展开讨论。
文化强国、数字中国、国家文化数字化等系列战略的提出，加快推进了文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如何打造高质量的数字文化资源、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更好满足数字时代公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成为所有社会文化机构必须思考的问题。档案机构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文化实践，更承担着让档案文化资源持续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因此，不论是档案学界还是档案部门都有必要主动作为，结合国家各项重大战略的要求，积极融入到国家数字化建设的大局之中，在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共同探索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问题。此次对谈涉及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档案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红色档案文化数字创意开发五个方面，以期通过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具体问题的思考，为档案界深化相关认知提供参考借鉴。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一个承接传统展望前沿的融合性课题。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档案资源开发与建设研究与实践的延伸，也是数字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制定细致完善的档案文化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是新时期实现档案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过初步调研，目前国家和各级地方综合档案馆尚未针对该战略出台详细的实施办法，这给档案机构的文化数字化实践带来了一定阻碍。实现可持续的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制定档案机构文化数字化实施方案的底层逻辑。因此，本研究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建设开发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对国家文化数字化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梳理政策文本中有关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并结合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确定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方向。并通过对当前国家档案文化资源、尤其是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存、管、用现状进行调研，探索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行动指南，最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条基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之路。
具体来看，首先要利用政策文本分析工具，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出台前后的各类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虽于2022年正式提出，但早在2020年党的十九大五中全会就已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明确了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系列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寻找这些政策之间的共通之处，捕捉国家在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政策走向，并结合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梳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档案事业、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该战略为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结合档案事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趋向。
第二，调研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现状。
调研主要围绕目前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的馆藏数量、档案数字化率、档案资源呈现方式等方面展开。同时，通过访谈形式了解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围绕国家数字化战略所制定的相关计划和方案，在扎根理念等方法的支持下对访谈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解读分析，从而保障后续研究能够真正贴合我国档案文化数字化转型实际。
目前，结合前期的部分调研结果，大致存在基层档案部门对于档案文化资源的认识相对模糊、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影响力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档案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水平参差等问题。
第三，梳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理论基础与动力机制。
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一条全球发展战略，其精要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也是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共识，文化资源的开发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要保证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使文化资源得以永续利用，这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的重要前提之一。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正是源自于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通过引入文化生态学理论中的文化生态链视角，构建适合于数智时代需求的档案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学借用生态学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所处的整个文化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在文化生态链视角下剖析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表征及其关联文化要素的内在结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一般文化生态学中，文化生态系统通常包括自然环境、社会主体和文化环境三个部分的互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档案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需要重点分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即公众对于数字文化服务和产品的主要诉求、文化资源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文化生态链的牵引、档案事业现代化转型的新动能等。
第四，提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向。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文化新基建、文化大数据、文化数据资产化、文化体验场景化和文化数据安全作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五大支撑点。结合这五个支撑点初步提出五个行动指向，即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档案文化数据库与服务平台、国家档案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档案文化数据成果的资产化转化手段、搭建虚拟化和智能化的档案文化体验场景、国家档案文化数据安全与国际交流。
第五，面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
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该方案是对以上所提到的四个方面的整合归纳，即通过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档案、档案工作融入点的剖析，结合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实际，设计相对成熟且具有较强实施性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方案主要从战略提出的五大支撑点展开，重点围绕档案文化数据平台建设、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型构建、档案文化数字场景设计与实施、档案文化资源资产化转化等展开。
综上来看，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既能够为档案实践部门深度领会战略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提供知识补给，也能为档案实践部门践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智力支撑与可供践行的行动方案，有效提升档案机构快速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敏感性，进而加快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管理、开发、服务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升级。
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是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部门需要加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四个具体方面展开。
第一，档案文化数据共享的概念阐释。
结合对档案文化和档案数据的认识，档案文化数据是指经过数据化处理后的可分离、可计算的细粒度档案文化数据形态。这一处理过程能够对档案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知识化重组，为档案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提供可靠的数据储备。档案文化数据开放是档案文化数据共享的基本前提，这就需要档案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将相关文化数据向公众开放，来实现档案数据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档案文化数据共享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档案文化数据的内部共享，第二个层次是不同档案机构之间档案文化数据的共享和交换，第三个层次是档案文化数据的对外开放，但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对外开放不等同于档案开放。档案开放的对象多为一手的档案数据资源，此处可以是二手或者三手档案文化数据的开放共享。
第二，档案文化数据共享的必要性。
从外部环境的视角来看，其一，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了10.92亿人，巨大的网民规模实际上为档案文化数据的共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用户基础。其二，通过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2014年到2020年的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和其在GDP中的占比进行统计分析，从侧面看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三，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总结归纳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十大关键词以及十大特征，同时还对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进行了预测。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数字赋能、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等方面大有作为，这也为档案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从档案领域的视角来看，档案文化数据共享主要有四大支撑力。其一，国家和行业相关文化政策法规带来的制度支撑力。无论是国家文化数字战略，还是各类发展规划，抑或者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档案法实施条例》),都为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提供了法规和制度层面的保障和指引。例如，《档案法》中第四十一条指出，国家推进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档案数字资源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利用。同时，《档案法实施条例》也新增了相关文本，提出应当制定数据共享标准，提升档案应对共享服务水平等。其二，数量丰富的档案文化数据带来的内生驱动力。从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综合档案馆的档案开放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开放的档案类型和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其三，公众需求的多样化所带来的需求拉动力。公众对档案文化的需求不仅呈现在需求数量的增长，更体现在对于档案文化质量、档案文化类型、档案文化服务平台等的多样化需求。其四，数字共享技术迭代升级带来的技术驱动力。例如，云计算的环境可以对信息进行加密的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技术可以实现智能化的数字场景化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破解档案信息孤岛、档案信息壁垒难题，AR、VR等互动式、沉浸式的技术手段也能为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第三，档案文化数据库的现状和困境调研分析。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和国外在档案文化数据内涵解读、共享的模式与机制、平台建设安全问题以及共享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共性。在具体实践方面，档案文化数据共享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共享内容和共享方式上。例如，第二层次机构间的共享内容更多的是民生档案、农村档案、婚姻档案、电子诉讼档案、音像档案、奥运档案等；而第三层次对外开放共享内容主要是红色档案、历史档案、音像档案等。但这里最大的差异在于共享方式，第三层次的共享，多采用数字化平台、数字人文项目展演以及数字展厅等等多样性的呈现方式，相对来看，第三层次的共享方式更为丰富多元。总的来说，档案馆遗憾地缺席了中华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档案资源的独特价值被低估，档案领域目前面临着共享意识和共享动力不足，属地化利用限制凸显，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之后的共享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等基本的问题。
第四，档案文化数据共享实践路径。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档案文化数据共享需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档案文化数据是否能够融入到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之中。第二，档案文化数据库能否与中华文化数据库相关联。中华文化数据库呈现出初级探索、多元发展、高级过渡三种状态。目前，我国档案文化数据库多呈现探索、多元发展态势，未来是否在高级生态中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档案文化数据平台和这些档案文化智慧数据是否能够接入到国家总体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之中。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层面已发布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标准，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是否也能依据这一标准，使档案文化数据平台与国家相接轨。第四，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是否能应用于数字档案文化创新产品之中。当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出圈的数字档案文化服务模式和创新创意产品，未来在第三层次的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方面如何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未来还能往哪个方向去走，可能是需要档案学界、业界共同去思考和努力的一个新方向。
档案文化数字体验问题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有着新的发展空间。档案文化可以理解为与档案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除了要关注档案资源及其价值以外，还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档案来促进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档案文化体验活动能够让公众在接触档案的过程中，更好了解档案的价值和功能，增强公众对档案文化的认同，从而促进档案文化传播和价值实现。具体来看，档案文化体验包括但不限于实地参观、互动、研学、文化创意服务以及数字化展示等形式。当前，档案文化体验主要是指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档案文化数字体验。AR、VR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推动了档案文化体验的整体变革。数字技术在档案文化展示和传播中的有机融入，打破了传统档案文化体验活动的局限性，能够为公众提供可视化、互动性、沉浸式的档案文化数字新体验。
首先，档案文化数字体验的发展基础问题。
在政策背景方面，《意见》提出要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升级，这要求档案机构应加强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联业态之间的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所带来的政策优势。同时，《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这要求档案机构要逐步培育以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档案文化传播、推广模式，借助新兴技术来营造档案文化体验新场景。在技术支持方面，档案文化数字体验必然离不开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支持。档案文化传播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档案文化数字体验的发展创新有着更多的机遇和可能。在技术的加持下能够打造一个集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交互式、立体化的档案文化虚拟体验空间，增强公众在档案文虎体验活动中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在资源基础方面，高质量的数字档案资源是档案文化数字体验的核心。因此，不仅要重视技术的应用，也要重视档案资源本身的质量，确保档案文化资源能够真正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高质量的数字档案资源具有三方面特征。第一是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也是档案文化数字体验的重要基础。第二是高度的可访问性和应用性，这保障了档案文化数字体验能够提供高效便捷的资源获取。第三是档案内容本身的高质量，这能够为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提供丰富多样的档案文化素材和内容，从而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以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方式来呈现档案文化体验。
其次，现有档案文化体验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程度有待提升。一方面从资源的角度来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存在零散化、碎片化、浅层次等问题，尤其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下，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文化领域的数字文化资源之间尚未实现流通共享以及深层次的关联式开发。且目前对于档案文化资源的利用大多处于实体或初级数字化展示阶段，对档案文化数字体验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另一方面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尽管档案文化内涵非常多元丰富，但在实际的档案文化内容建设过程中，对档案文化内涵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全面。其二，档案文化体验形式比较单一。一方面从利用方式来看，目前档案开发利用多为文件汇编等传统方式，缺乏一定的创新性，也导致了文化体验的形式单一，不能适应多样化、产业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从互动方式来看，目前的文化体验活动大多是以文化部门向公众单方面输出的形式，公众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因此，需要形成双向的互动模式，促进档案机构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提升档案文化传播的效果。其三，档案文化本身的体验效果欠佳。一方面从宣传的渠道来看，目前宣传推广的渠道比较单一，没有比较明确的关于档案文化体验相关的宣传目标，没有形成宣传的合力，导致档案文化体验项目在公众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比较低，公众的参与热情不高。另一方面，从反馈机制来看，目前缺少一个持续的“反馈—改进—再反馈”的循环机制，导致档案机构无法及时收集、了解档案文化体验中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影响对档案文化体验活动的优化和改进。
最后，档案文化数字体验场景的构建路径。
档案文化数字体验场景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建设档案文化体验线上平台，打破档案文化体验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访问档案文化资源，体验档案文化魅力。档案文化体验线上平台是一个全景式的档案资源库，这个数据库不仅能提供档案机构自身存储的档案资源，而且应积极与其他公共文化领域进行合作，使用户能够获取到与档案文化相关的其他文化资源。同时，可视化展览也是线上平台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能够统一展示多元异构的数据，根据时间、地理信息以及社会关系等来促进档案价值的发现，让用户直观地体验档案文化。其次就是线上平台的互动体验性，通过设计档案故事解读，在线问答，虚拟导览等功能，来增强用户的参与感。最后应在线上平台上提供一些教育类的资源，为各类教育机构提供教学资源，发挥档案文化的社会教化和育人作用。
第二是建设档案文化数字体验线下展示区。通过将数字化技术引入传统的档案展览，实现全视角、立体式的超媒体的档案展示。利用数字互动设备，例如触控屏、互动墙等，满足公众对于互动体验的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导览，例如，公众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获取展厅的语音讲解，根据语音提示进行互动；开发数字档案游戏来吸引青年群体，例如，将一些枯燥的档案知识融入游戏，以趣味性的方式展示档案文化场景。
第三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沉浸空间。首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再现档案中的历史场景，让公众能够360度体验档案文化场景。其次，借助增强现实技术，通过可穿戴设备结合档案文化实体来进行档案文化的体验。最后，在多元技术的融合参与下实现更高维度的多感官互动。线上平台、线下场景、沉浸空间这三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为公众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服务。公众通过线上平台了解到档案文化之后，可以参与到线下的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活动当中，进一步还可以在沉浸式空间中感受更加高维度的文化体验。
档案公共文化服务是为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发挥档案文化价值，以档案资源为基础，向社会公众提供档案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文化设施和空间及其他相关服务的过程。无论是从档案资源的公共属性、文化性质，还是从档案馆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定位、文化功能，抑或是从公众对历史归属感、文化记忆的诉求来看，档案公共文化服务都应当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档案工作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已不同程度介入文化建设领域(归吉官，2022),但档案公共文化服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一，档案及档案工作在国家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律政策中显示度不够。如2017年正式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四条罗列众多公共文化设施却未提及档案馆；2022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部分仅提到“发展档案事业”“推进中央档案馆新馆建设”短短数语。其二，相较于其他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市场认可度较低。特别是与图书馆在公共服务覆盖面、满意度方面有着较大差距(黄夏基，2020),尚未树立起休闲亲民的形象(李秋丽，2022)。其三，即便是省级综合档案馆，在公共文化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服务资源、政策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吴佳兴，2019;李胆，2020;杨文南，2022;成媛，2023)。
档案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这种实然与应然的差距，是启发我们思考其发展问题的一个现实依据。另一个同样无法忽视的事实，则是档案之外的更多类型的文化资源与服务正因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产生发展范式的变迁。2021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发布标志我国文化数字化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期(曾粤亮，2024)。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意见》,对我国文化数字化发展的原则、目标、任务和措施进行总体布局，提出“以人为本，全民共享”,“科技支撑，创新驱动”,重点任务之一即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
既如此，档案公共文化服务自应困则求变，也应顺势而为，推进数字化转型。这其中蕴含三重需求指向。一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档案服务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公众希望档案馆开放亲民、利用便捷，而不是深宅大院、封闭自守。二是档案事业对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档案服务高质量是“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构成和必然要求，亦与《档案法》强化档案馆服务职责及社会公众具有档案利用权的规定相呼应(黄霄羽，2022)。三是国家社会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依赖于文化的存古与开新，必然需要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和服务的发展繁荣。
然而，谋求转型，不仅要明确转型的方向和路径，更要站稳转型的根基，也就是说转型的前提是“有型”。由前文可知，档案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较明显的问题。为此，首先应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档案公共文化服务成型发展。其一，形成理念共识。档案与个人成长、人类生活方式塑造和社会文明发展关系密切，档案服务人员应有利用这种独特资源满足人，进而培养人、塑造人的文化自觉。其二，明确服务边界。“文化”一词所涉甚广、所系甚深。正因为这种极强的包容性，文化服务难免边界模糊。是故一方面可从资源角度与其他机构提供的文化服务作区分，另一方面可从目的角度与档案馆的其他服务作适当切割，从而突显档案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质。其三，对接国家政策。应从公共文化视角反思档案工作，理顺档案公共文化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资源共享、使命同担，进而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宏观政策为引导开展档案公共文化服务。其四，夯实条件要素。服务的开展是以人、事、物等诸多条件要素协调配合为保障，应针对性地补齐现有要素短板。
如果说“成型”首要在满足人的需求，那么“转型”则侧重借助数字技术、数字化思维驱动服务创新发展。其实践路径有四。第一，以人为本，践行用户导向战略。高效管理档案资源数据、用户数据和场景运行数据，以此构建精准化服务模式，根据用户的利用目的、场景或行为偏好，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资源内容和乐于接受的服务形式。借鉴英美澳等国家战略经验(谢紫悦，2023),关照重点群体、特殊领域，增强数字包容，化解技术二律背反困境。第二，多向融合，构建多元文化场景。一者跨界融合以拓展服务内容。与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乃至商业街区、城市广场联合，与“社会大美育”“大课程思政”等项目联动，嵌入日常生活，如上海龙阳路地铁站时光走廊展出“老字号里的上海记忆”珍贵档案史料，徐汇区档案馆开发“跟着档案City Walk”主题线路。二者数实融合以提升用户体验。以档案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性需求，借助VR、AR、3D等新技术对档案文化产品进行传播、内容提升，提供体验性、互动性的文化设施服务。第三，久久为功，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我国文化数字化建设发端于“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档案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也应建立在数字档案馆长期建设的基础上。以知识化、智能化服务为目标，深化数字档案馆的资源组织(周耀林，2015年),构建便捷可用的跨区域、跨层级的服务平台。同时，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参与构建中华文化数据库，扩大服务面向。第四，保障供给，营造良性服务生态。一是建设在理念、素养、技能等方面能够促成服务数字化落地的专业队伍。二是借助数字技术分析、解构和重塑档案资源，驱动服务流程再造，实现档案文化的增值服务和价值释放，完成从档案数据到文化知识的创新转化(曲春梅，2021)。三是完善档案文化资源的开放审核、版权保护、隐私保护机制，参与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的建设。四是将公众价值与个体需求有机融合，重视服务市场发展情况调查以及用户数据的采集分析，培育用户群体，促进服务内涵式发展(任越，2023)。
总的来说，档案公共文化服务的成型与转型理论上是一个先后的关系，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档案机构也可通过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公共文化服务转型“一步到位”实现成型。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红色档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红色档案工作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两创方针，并将这一方针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之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文化两创不再局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展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等。红色档案是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对红色档案中蕴含的革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内在联结、辩证统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各有侧重、各有所指，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最终目标和结果。结合红色档案文化，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要求赋予红色档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创造性转化可以把红色档案蕴含的丰富精神财富和新时代的要求相结合，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其要求创新红色档案的表现形式。可以运用数字技术，使红色档案能够以更加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求扩展红色档案文化的内涵。在保持红色档案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需求，对其内涵进行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其要求增强红色档案文化的影响力，使它能够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增强红色档案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同红色档案文化两创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从政策支持的角度来看，战略的提出明确了文化数字化的重要性，为红色档案文化两创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向引导。从技术角度来说，战略提出了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的工作原则，不仅能为红色档案文化两创提供技术支持，还能引入多元的开发主题，促进红色档案文化活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扩大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从产业角度来说，红色档案文化两创，要求开发新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提升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服务角度来看，战略着重于建设和整合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平台，这将推动档案馆与其他保存有红色档文献的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服务协作。从资源的角度来看，《意见》提出要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红色档案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纳入到这个数据库中进行系统的整理和保护。
红色档案文化两创也能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助力。首先，红色档案文化两创不仅可以丰富文化资源的供给，为公众提供多元的个性化文化产品和服务，还有助于推动扩大数字化文化的影响，推动文化机构的数字化的转型，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注入动力。从促进文化资源数字化整合的角度来说，在红色档案文化两创的过程中，需要对红色档案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数字化处理。这有利于推动原本分散的红色档案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化、数字化的整合，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可利用的数字文化资源库。同时，红色档案能够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数字化形式呈现，扩大红色档案文化的传播范围，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其次，红色档案文化两创也将助力档案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两创开发出更多具有教育意义和吸引力的数字化档案文化产品，丰富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更好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是红色档案文化两创能够提升文化数据内容整体能力的具体表现。最后，红色档案文化两创为档案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创意和内容来源，推动档案文化产业在数据采集加工和呈现方面的数字化升级，引领档案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向，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注入新的动力。
在红色档案文化两创优化路径方面，可以充分借助数字技术来实现红色档案文化的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以平面到立体的转向来实现呈现方式的升级。二是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传播矩阵，扩大红色档案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三是从传统的静态文本形式扩展到动态形式来表达红色档案文化。四是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公众的参与感和体验度，使公众从原来的红色档案阅读者转化为参与者，转换公众的档案文化体验视角。
总的来说，红色档案文化两创在为红色档案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的同时，也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战略向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领域发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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