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颜利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与新动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与新动向

冯颜利 |文

受政治格局变化、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新特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理论的再关注与再解释；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融入新自由主义批判和帝国主义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与研究不断加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既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具有全球视野，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要注意避免“西化”现象。

原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32期

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当代左翼思想理论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展现出一系列新动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当代资本主义、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国与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激烈的讨论和研究，这些探讨对于我们深入研判当今国际局势，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新特征新问题、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系统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及其新动向新特征，不仅对深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而且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历史回顾

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核心词汇可以用“革命”一词概括。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索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寻找欧洲革命出路，尤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新革命观的探索最具影响。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阶级意识和意识革命进行了研究，将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要义，修正、补充了传统的无产阶级命运和革命策略。葛兰西从革命的首要任务的角度提出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应是西方革命的首要任务。他们对意识革命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给当时无产阶级研究带来了新观点新动向，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扩大。

20世纪中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类面临的主题词汇是“生存”。各个学派的理论家面对文化危机和历史的困境，都积极探索摆脱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流派，尤以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他们致力于用西方哲学解释、重建马克思主义，集中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展开深入分析和激烈批判，对人类社会最终走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揭开了资本主义的虚伪面纱，让世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有了新认识。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有的学者研究持续深入，比如哈贝马斯，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今世界仍极具启示意义。

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主题为“现实”。这个阶段，对现代文化精神的提倡更具“理性”韵味，研究重点聚焦于对科学技术、生态环境、文化问题和妇女解放等现实问题，不断对传统内容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深思、对科技发展进行研究等。各流派思想多呈现碎片化、不统一的分裂趋势，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呈现多元发展。“多种马克思主义”（many Marxisms）近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成为热点，2008年还成为英国《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主题。拉塞尔·雅柯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样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在每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都带有它特有的环境的特征。单一的、同质的马克思主义属于过去。马克思主义时常有着它的背景条件所带来的色彩和内容。……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均是独特的，有其自身的历史、文本、领导人、成就和问题。”在这一时期，以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为主要理论视域逐渐形成重要的流派，并在多样化格局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南斯拉夫实践学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学派等人道主义倾向学派也提出自己的一系列理论主张。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并立而行的局面不断彰显，加之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思路，他们共同推动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路创新和理论创新。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特征

受政治格局变化、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原本逐渐低迷的研究又找到了新突破口。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实质、替代方式及自身发展的担忧不断跃然纸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了新表现新动向新特征。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理论的再关注与再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理论十分重视。当代资本主义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使西方学者近年来更重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中寻求回答这些问题的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等问题都进行了再思考，尤其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科学性进行了再确认，掀起了《资本论》的研究潮流。赛勒斯·比纳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理性再次给予重申和肯定，他认为当今世界研究的理论基础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试图阐明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问题，形成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和具有一致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以及在危机中的能与无能。”此外，国外大量学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概念也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对“异化”“剥削”“劳动”等概念的讨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侧重于分析技术理性和启蒙的“异化”，他们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力量，人在技术理性统治的空间内并不像启蒙精神描述的那样自由，而是普遍异化的。现代学者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概念也进行了新的理解和研究，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大卫·哈维结合自己讲授《资本论》的经验，着重讲述了资本的循环原理和流程，阐述事实和真理，对各个名词进行解释，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启发作用。“国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组织”代表人物凯文·安德森指出，马克思依靠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实际上彻底从本质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现象。复归文本研究，无疑是这个时期西方学者极具意义的新贡献。
第二，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融入新自由主义批判和帝国主义批判。一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引发新一轮资本主义批判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手段疯狂累积资本，建构资本帝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西方资产阶级建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其固有矛盾依然存在，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有意义。经济危机使原本就问题重重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全面崩溃，西方学者也对经济危机下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讨论。德国卡塞尔大学社会科学系学者玛利亚·伊凡诺娃在其2013年发表的题为《大衰退与美国资本主义的状况》的文章中认为，大衰退是一次积累性危机，它在多个层面上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是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危机本身。同时，她对此次危机与以往危机的差别进行了分析，并对美国社会的前景进行了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得到了普遍重视，并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13年10月，金斯顿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斯蒂法诺·阿尼奥莱托在《科学与社会》上发表文章《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病理性的还是修复性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得到了绝对的证明，马克思主义很好地阐述了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2008年）背后的原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取得了一致的重视和认同。
二是对新自由主义本质及危害的新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政策与世界金融资本有很强的关联性，要从根本上了解资本的运作和规律，对新自由主义有清晰的、批判性的认识很有必要。西方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例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乔治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保罗·罗伯茨在《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一文中对自由市场的资产剥离的情况予以揭露，对私人银行及其控制下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使读者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知。《每月评论》2013年10月号刊载了来自波特兰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经济系的马丁·哈特-兰兹伯格题为《得自冰岛的教训，资本主义，危机和抵抗》的论文，对冰岛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较深入分析，并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货币金融政策、改革的结果、社会福利效益和冰岛面临的经验及教训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全球危机与全球领导权危机》的作者吉尔认为，当前危机不仅是资本积累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领导权的危机。他主张左翼作家要寻找新的多元化的政治主体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而不仅仅是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模式进行批判分析。这些研究都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为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是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起点。“自由主义是导致全球治理失序的价值观根源。自由主义鼓吹民主神话、宣扬市场万能。它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还通过‘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等形式输出意识形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动荡。”西方学者在分析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本质和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并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埃尔玛·阿尔瓦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次“革命性”变化的后果，但他认为这场革命是“被动”的革命，在《新自由主义还是后资本主义？金融市场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一文中，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变革主义”：它通过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从“上层”进行全方位的变革来加强资本主义的霸权，也就是说，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主导。他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本质进行深刻批判，认为霸权策略是根本无法得逞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特征，任何披着“全球化”外衣推行霸权策略的国家都会面临失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更加不适应这个时代。“新自由主义既不是一个适合于时代化的有效类别，也不是一个适合于识别我们时代的选项。全球化不等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促进和平与安全经济学家组织研究员赛勒斯·比纳如是说。
第三，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与研究。西方学者在新自由主义虚假的外衣和伪装下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并积极寻找资本主义新的替代社会。他们重新掀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的研究热度。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成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创造性的全球性策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取得的成果，都引起了西方左翼学者的高度重视，西方左翼学界一次又一次对中国政策、中国模式和东方成就进行讨论和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反腐能力等方面给予肯定，对中国制度、中国领导人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重视中国制度，研究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国家制度是国家兴衰的根本，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制度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原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说：“随着这种大流行病的出现，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不敢公开提出的问题又突然浮出水面：哪种社会制度更人道？”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集中力量抗疫，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重视逐渐从多元化的研究复归制度本身。共产主义不断摆脱污名化境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得到再次展现。一位外国学者在对中国发展进行长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是保证经济不断增长的秘诀。”他们对中国制度给予的肯定，加大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以及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再次重视和倡导。
其次，关注中国模式，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英国《卫报》称当年为“中国模式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治理体系的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西方学者惊呼中国发展的速度，也逐渐转变了一些观点和态度，开始对“中国模式”给予高度的肯定和关注。他们认为：一是“中国模式”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比于代表少数利益的、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轮流执政且被政府和政党操纵的西方国家，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让人民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规划中长期受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赞叹：“我惊讶于习近平主席对疫情的了解。我们一直都呼吁政治承诺、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领导作用，你不赞赏这种真正的领导作用吗？”二是“中国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国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以经济为本对比、中国和西方速度的对比所展现的不同效果，都使中国政策和理念有了强大的国际说服力。澳大利亚学者斯坦·格兰特高度肯定中国的抗疫效果和速度，表示“这在澳大利亚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应对疫情的第一原则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重视生命、重视人民健康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玻利维亚卫生部长阿尼瓦尔·克鲁斯说：“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全国一盘棋，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三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的合作精神。“每当灾难波及世界时，我们都再一次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逢其时”，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如是评价道。在中国国内病例迅速下降、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中国本可减少防疫设备和防疫物资的产能，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反而担起了全球最大制造国的担子，成为防疫物资的最大供应国，这体现了大国担当情怀，也是中国对自身的“全球发展贡献者”“世界和平建设者”职责的践行。

最后，重视全球视野下的研究，主张在世界范围内研究社会主义。左翼学者十分重视“全球效应”，主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目前，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研究形成了以下趋势和观点。一是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光明。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针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整体危机，社会主义地位逐渐增强。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次又一次的国际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使两种力量对比更加鲜明，证实了世界社会主义具备广阔的光明前景。世界社会主义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也成为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一致行动起来。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左翼学者主张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和全球性予以强调，体现了对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的继承和重视。共产国际的许多创见仍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学习和汲取，正如“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趋势”于2019年3月3日在其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共产国际的成立——彼时与此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具有国际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最后一节明确指出，未来的“胜利”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要联合起来、行动起来，这是必然趋势，也是胜利的必要条件。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的影响和启示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既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具有全球视野，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要注意避免“西化”现象。
第一，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原本，结合西方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和政策主张。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西方，并且大多与西方哲学相结合，或多或少地具有唯心主义成分。因此，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甄别其理论，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外，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精神和经验一样，我们要严格对马克思原著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考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本细致、深入的研究，是我们在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借鉴的。
第二，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坚持全球视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经济全球化更加成为人类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困难是世界性的、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也只有具备整体思维，整体把握国际大势，才能提出优良的方案。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全球视野对疫情进行了大量研究，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已经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获取了很多可以借鉴吸收的宝贵理论资源，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获得了正向的经验指导和反面的教训警戒，也见到了许多鲜活事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形式，但目前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的排斥，无法在全球真正实现交流和交融。我们应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化对理论研究的彻底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重视文本研究、注重实践问题、不断反思现代性，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动向新特征，不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三，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避免“西化”现象。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入，但在近些年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的未能辩证科学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的对其弊端未予以足够重视。中国学界在少数领域甚至出现了“西化”倾向，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研究内容和现实方法有一定的价值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很重视实践，但仍然没有在关键环节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呈现多元化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会否定和歪曲。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仰望者，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随着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逐渐东移，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应，我们应在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摆脱学徒心态，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理论交流中，吸收其他理论优势的同时，保持理性判断能力，避免“西化”现象，主动承担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义务，共同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美]赛勒斯·比纳著，靳羽编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生物经济危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第6期。

2《专访：“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方面给世界带来新的经验和启示”--访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华网，2019年10月27日。

3[德]汉斯·莫德罗：《抗击疫情凸显中国体制优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4[意]弗朗西斯科·马林乔、李凯旋：《社会主义制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性--来自中国的启示及对西方的反思》，《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5[匈]蒂尔默·久洛著，于海青、祁建朋译，《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第5期。

【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研究”（项目编号 ：20AZD017）阶段性成果】

冯颜利，男，1963年生于湖南临湘，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2017.11至今）、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央马工程专家，2007、2012年全国吴玉章奖评审委员，国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与中华外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通讯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学科负责人；重庆市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带头人。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200多篇。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平正义、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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