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翠香 |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导论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导论

贺翠香 |文

“不存在大拒绝、革命的灵魂、一起反抗的源泉，或者纯粹的革命规律。相反，只有多元抗争，每一抗争都是特殊个案”。[1]

——福 柯

似乎是一夜之间，身处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人们突然对传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的、父辈们的，甚至包括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面对纳粹集中营和法西斯主义的事实，年轻的哈贝马斯苦恼地意识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面临着道德规范的重建问题；而法国知识分子如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则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斯拉夫之后，在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之后，都对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它是斯大林体系，还是法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表示出拒斥和不满。在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他们纷纷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纠结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这就好像一个青年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所概括的，以“68革命”事件为分水岭，之前与之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世界发生了完全的改变[2]。

一、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诸思潮

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如生态主义、女权运动、民权政治、反战运动等等，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政治等主题日益冷淡，相反，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产生的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则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在“68革命”运动中，西方人既反对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又反对各种“老左”，甚至反对父权制的社会统治。尽管“在和平年代，在帝国繁荣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条件下”[3]，他们还是不满意现状。他们痛恨二战后由于冷战原因而导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世界的对抗，这种对抗往往是建立在牺牲个体需求和发展的基础上的；他们厌恶了老左所呼吁的阶级革命运动，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国家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能解决或满足少数人或多元群体的需求；同时他们也体尝到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的发达、消费社会的来临给日常生活世界带来的种种新异化状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关乎世界体系的“68革命”爆发了。

但很快革命失败了。可以说在释放掉最后一点革命激情之后，西方真正地进入了“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种宏大革命、阶级斗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抗争。或者如后马克思主义者所概括的：总体化的政治让位于微观政治；阶级政治让位于非阶级政治；对立政治让位于对抗政治。借用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政治口号，就是“每个个体都是政治的”。这种微观的、多元的、具体的抗争构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的主基调。而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则顺应历史潮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政治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提出并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

按照中西学界的一些共识，我们一般把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区别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于西欧地区的、具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殊的称谓，并不是泛指一切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或流派。这个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终结于70年代末的思潮被学界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批判理论、法国的批判主义等等，将成为我们这本卷中所要综述和研究的思潮。

当然，对于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分水岭，将经典的或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之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赞同这种划分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那一代理论先驱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盛极而衰，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偃旗息鼓，上个世纪许多激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已经销声匿迹，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持这种观点的部分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范式和关于人的解放逻辑被拒绝、否定，现实的证据是1968年革命的失败，新社会运动代替了传统的工人与学生运动，至此与“正统”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依靠的现实状况已经发生改变。[4]还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流派纷呈，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并杂其中，但其核心问题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而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议题转向后现代领域，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质疑，于是才产生了“后马克思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此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问题的突显更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和特点，如对生态问题、全球化、世界正义问题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者认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于20世纪70年代末。

不赞同这种划分标准的人则更多地强调近三四十年来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等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与延续。如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的“霸权”概念就来自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法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很多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如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划分等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对德里达、福柯及后来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都产生了很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共同的学术传统和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因此不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狭义的理解，而应以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涵盖西方各种“另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思潮。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范围的争议，反映了相关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断裂性”与“连续性”的不同看法。但无论哪种界定和划分标准，它们都承认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0世纪最后三十年，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动和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开始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和总结，并主要对处于“后现代化”过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进行了以“解构、多元、异质”等为特征的文化批判和理论颠覆。这种具有“后现代取向”的、多元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就孕育而生。这一阶段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显然不能用传统或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论是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人，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哲学批判、文化领导权对于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在肯定唯物史观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接着讲”。而具有“后现代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则明显更为激进和“叛逆”。他们厌烦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质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所呈现出的“经济决定论”、“科学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色彩。他们注重社会的微观基础，主张从个人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下现代人所处生存状况的各种新异化现象。某种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断裂”或“告别”的意义上在讲，或如德里达所言，是通过“哀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使马克思主义幽灵重新显形、在场。

当然除了这些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新马克思主义之外，我们在文中还涵盖了受英美分析哲学影响而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左翼学者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的“市场社会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批判理论、法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等等。

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家托塞尔曾以法国思想史为背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多元化发展的历史态势。他认为，“1968年后，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危机、重建和多元化发展阶段；1968-1975年为危机阶段，其特征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异端，但没有人放弃正统性的信念，这典型地体现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强烈辩护中；1975年-1989年为重建时期，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方案，如空间生产、现代性理论、救赎论马克思主义等，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的多样性，但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扩展和对传统理论的补充；1989-2005年为多元化时期，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一个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当代学者以高度离散的形式介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他们没有形成学派，也没有共同的根基，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外，他们之间没有其他的共同点。”[5]

托塞尔的这个概括虽然是以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为例，却较为准确地描述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整体发展状况。从马克思主义遭遇危机，到重建，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发展，近四十多年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确实经历了一个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断纠结、离散的过程。

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

如果说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转向”或“伦理转向”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回归个体生活世界”、“立足全球”、“突显政治诉求”等多元化发展的形态特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的这些新理论特征与最近三四十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现代人所遭遇的政治压迫、社会控制、消费社会等新异化状况、全球化、高科技和信息网络普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

1.受后现代主义影响

20世纪70年代，西方在思想文化领域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从70年代开始，后现代话语可以说占据了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在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围绕着现代主义艺术是否终结产生了争论。在哲学领域，以解构、多元、异质、碎片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向传统的现代哲学提出质疑和挑战。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诸思潮绝大部分受到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中，不仅有各种“后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出现的、应对西方社会新运动出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及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也都充分吸收和了解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观念。最受重视和影响较大的是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福柯从知识、科学、谱系学的角度，探索权力和科学话语对现代人的奴役和规训。这种揭示消解了现代知识、理性、科学的神圣性；而德里达则主要从认识论和语言学的角度批判了人们思维领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借用解构策略及对文字具有延异和增补功能的揭示，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和理性崇拜进行批判。以他们二者为代表的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对20世纪70年代后的人文社会科学极具冲击力，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当传统不再依旧，知识、理性、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权威受到人们怀疑时，西方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革命主体思想等等，都予以重新审视和反思。当然，依据受影响的程度不同，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诸思潮中，有的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走向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解构与视域转向；有的虽然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但在重视“异质”、“多元”和“断裂”的基础上，也以某种方式坚持重构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如哈贝马斯的重构唯物史观、雅克·比岱的元结构理论、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南希·弗雷泽的正义理论框架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批在“1968革命”之后成长起来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后现代主义”烙印。

2.回归个体及生活世界

二战后，西方人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中生活得战战兢兢。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胜利远远重要于个体的生命和幸福。人们都患有一种集体主义的恐慌。然而，自20世纪后70年代开始，世界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西方经济进入了停滞的10年；其次是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使西方重新崛起；最后是90年代年代初苏东剧变导致冷战结束，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完全消解，阶级和革命的主题已经过时，正是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个体及其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而当人们再度关注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也就顺势回归到个体的生活世界，个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社会控制、意识形态质询、消费异化、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都成为人们反抗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围绕着这些社会问题和症结产生的。

在社会层面，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社会运动，如民主运动、人权运动，及其应运而生的对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潮的研究，都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以往的劳动运动或工人运动不同，新社会运动并不是通过诉诸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来获取物质利益或经济目标，而是注重后工业社会中的后物质价值，如对我们生活世界和空间的关注，对社会关系、符号及身份建构的重视。新社会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中产阶级和劳工市场之外的边缘群体，如青年、学生、家庭主妇和失业者。所以他们的集体行动多发生在公民社会或文化领域的场景。正是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社会需求，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诸多异化问题为己任的左翼学者，围绕着承认、性别、性关系、生态、意识形态、国际正义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在回归个体生活世界的思潮中，最为典型的是福柯对个体的微观权力领域的描述与揭示。福柯认为现代的科学与建制不仅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分类和排斥，而且还对现代人的身体进行控制和规训，学校、教会、家庭、工厂、修道院、监狱、军队等成为规训现代人身体及灵魂的主要场所，知识、科学、理性与权力暗中勾连，使得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上升到人的生命政治层面。而哈贝马斯则从个体的交往行为出发，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隐性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论”，矫正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哈贝马斯倡导就当代的重大议题，如国际正义、宗教宽容、文化承认等，进行民主协商，充分尊重每个参与者的意见和理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关注个体而非阶级的理性选择，如乔恩·埃尔斯特所强调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及理性选择原则。当然，以性别、种族、性取向为主题的各种平权运动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对象，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家务劳动的性质问题等等。总之，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冲破两极意识形态世界之后，终于发现或回归到个体的生活世界之中。

3．立足全球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西方经济进入全面衰退时期。，进入80年代以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主政英美，从而使以“撒切尔革命”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西方，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西方奉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90年代开始，西方借信息革命和冷战后全球市场扩张两大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浪潮。而网络时代的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给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增添了新的活力。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强势蔓延、信息网络的互通有无的背景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立足全球，以一种国际化、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反思和探讨球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和国际正义格局，突出的问题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与殖民主义国家发展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的庶民或贱民问题、南北差距加大、贫富悬殊问题、移民问题、生态问题、资本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全球治理问题、宗教文化冲突和包容问题，等等。

后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就是对这全球化和国际正义问题的集中反思。从帝国、生命政治权力、非物质劳动、大众等核心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来看，奈格里、哈特自始至终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反对全球性的帝国对个体生命政治的控制，主张通过大众的抗争，建构一种全球新型民主和平等的国际新秩序。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对所谓国际新政治秩序的怀疑和否定。在德里达看来，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及未来是自由市场加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时代，是一种充满悖论、建立在可疑证据基础上的新霸权话语，这种独断的、被媒体夸大的霸权话语忽视了当前国际秩序下的诸多非正义现象：失业、移民身份和参政的权利问题、控制自由市场、饥饿、军火工业和贸易的增长、核武器的扩散、种族战争的升级、跨国组织或势力对政府机构和流通领域的渗透与控制、国际机构及国际法的公正性，等等。德里达认为，我们必须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批判与自我批判，既要批判与质疑上述10种不正义现象，又要对未来的正义或国际新秩序保持一种开放、解构的立场。[6]同样，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也极其重视非常规时代的国际不正义现象，指出西方在重视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同时，不应该忽略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层面的剥削和压迫现象。无论是性别压迫、种族歧视，还是各种被蔑视的不公正现象，都无法回避其背后的经济因素问题。

4.突显政治诉求

如果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话，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则重视“上层建筑”或“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那么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则明显突出了“政治”维度。在新自由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时刻、左翼消沉和迷茫的时候，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突显了政治相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主张展开各种各样的激进民主和反抗统治的政治活动。

在经济政策成功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建立了其在西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长期霸权。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占据了上风，成为意识形态主流。到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软实力”，通过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全球范围的胜利。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使得西方左翼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哀悼，拒绝马克思主义。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和自由分子，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确实成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困惑和苦恼。

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或伦理转向不同，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左翼同样是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和传统社会主义方案，但却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冲突基础上，转向了一种非阶级的、去总体化的、多元的、激进的民主政治方案。这种激进的“政治诉求”不仅体现在福柯对科学话语和社会建制背后权力运作规律的揭示，还表现在生态学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在具体的政党及政策的制定上落实理念，在社会运动中表达出各自的政治诉求；不仅体现在拉克劳、墨菲等所主张的在政治文化领域进行争夺话语领导权的斗争，以实现多元主体的民主政治需求，还表现在哈特、奈格里在《帝国》中依靠大众的“游击战”来反对“帝国”的压迫与统治，在大众生命政治的自我管理和生产中，建立一种“全球民主”的新政治秩序；不仅体现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剥削与分配不正义问题的政治哲学分析，还表现在诸思潮对“后革命时代”社会主义新战略和国际正义问题的探寻。

总之，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的时刻，还是以激进的理论或具体的实践形式，保持着一种较强的“政治诉求”。当然，这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的政治诉求是西方分化的、多元主义社会的现实产物，是一种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同了。这种“非对立的”、“去总体化的”的政治诉求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不同身份的主体政治诉求，但在抵抗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却显得无奈和乏力。

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中的位置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下，用新的材料和内容进一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以便开发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放蕴含或使之更具科学性。那么，当代这些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诸多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什么理由促使我们还是将它们放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的行列中？

无可否认，20世纪70年代后的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形态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日益疏离，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认为这种“宏大叙事”应给予解构；他们不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而是紧扣资本主义时代脉搏，发掘和揭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女权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他们在引进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同时，解构又建构了传统的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如果从外在形态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当代这些新的左翼思潮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但我们也应看到，当代这些左翼思潮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批判精髓，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继承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部分；同时还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抱有同马克思一致的价值观，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马克思主义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提出的中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道路、动力、形式和目标问题。

比如说，以各种“后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等，都表现出对教条马克思主义或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的厌恶与批评；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都敏锐地捕捉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异化形式，如福柯所揭示的现代规训对人的宰治，鲍德里亚所描述的人被物、符号的世界所包围，詹姆逊所概括的“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时期”，拉克劳、墨菲看到了非阶级政治后的社会主义新战略，而哈特、奈格里则预示了帝国与大众这一新世纪的对抗，等等。表面上看，这些“后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都解构掉，但实际上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以不同的形式将别样的或“不加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请进来。如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特征的肯定；福柯用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所揭示的——在知识、科学和权力的面具下隐藏着奴役现代人的“物质性”；鲍德里亚、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中看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作为阐释学或方法论的作用；拉克劳、墨菲、哈特、奈格里则更为激进地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政治维度。

当然，除了这种激进的以各种“后学”形式来向马克思告别之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断裂、挪用之外，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潮还表现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反思和坚持。比如，以拉比卡、巴里巴尔、托塞尔和雅克·比岱为代表的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在“回到真正马克思”的大旗下，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区别开来，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认为必须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超越。正是在回到本真马克思、研读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拉比卡提出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死亡的是一种被落后文化所扭曲的、被政治所裹挟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会以文化、文明的方式继续存在，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托塞尔、拉比卡则在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及其他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用“生产-行动理论”或“元结构”概念等来重构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

继哈贝马斯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或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则在重视西方社会现实的道德经验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和纠偏，某种意义上，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肯定和认同。这里有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揭示；也有奥菲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危机的深入分析，指出经济上的合理性危机与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的不可调和性，突显了各种社会新运动在解决上述矛盾过程中的作用。霍耐特则不满足哈贝马斯所提倡的那种抽象的语用学形式，在个体遭受蔑视的现实道德经验中，探寻到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规范性基础——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相互承认，从而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而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当代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分支，则不恰当地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划归到“文化认同”的政治中，提出要以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分配公正为核心，建构起一个国际正义理论框架。相比较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转向，如对交往行为的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等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更重视现实底层民众的道德经验，也更看重劳动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地位，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所以说，以法、德为代表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各种“后学”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很大不同。尽管他们也受到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巨大冲击，对福柯的思想都非常熟谙，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尽可能地拉开距离，但他们都以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继续延展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主题，不同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持有一种更加客观、辩证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本身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也有反思、批判和修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肯定和传承。

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应各种社会新运动的需求而产生的新马克思主义形态，比如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绿色生态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其共同的特征是面对西方社会新运动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解析，并且把生态危机、性别压迫等社会问题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为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技术的性质、消费异化、控制自然等问题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如认为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是资本主义的运用问题；异化消费只有坚持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必须批判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在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根源——私有财产，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性别压迫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女性在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等“物质”领域中受压迫的根源等方面，探索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等关系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新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或“联姻”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容得到发掘和补充，如填补了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外在自然”或“第一自然”的空场，增加了性别压迫的批判视角，等等，都是这些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贡献。

除了上述内容，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中还包含了西方左翼对现实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分配正义问题的考量和分析之流派。这里主要涉及到市场社会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按理来说，是非常“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它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能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争论中。但我们在这里还是将其放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形态中，主要是考虑到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争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重新复兴，并将讨论的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西方左翼普遍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造成的，而是在于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忽视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同时，他们也看到“自由主义不能救欧洲”、“私有制挽救不了社会主义”，关于未来，还需探讨和建构新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英美地区的左翼学者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辩护和说明，力图证明它是“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它对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和分配不正义等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罗默在技术意义和道德层面都论证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性，进而把剥削的不正义根源追踪到初始资本分配不公的根源上，社会主义的未来应是能够践行平等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最新成果，有针对性地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分配不正义等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从而为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在“扬弃”马克思主义部分内容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诸形态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批判精髓，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继承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部分；同时还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抱有同马克思一致的价值观，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方案。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所表达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7]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份世界遗产，像幽灵一样已经异质化为多个马克思主义。但无论怎样，只要它们具备上述所列出的这些条件，我认为就可以将这些多元的新马克思主义形态归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中，并将它们看作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距离最远、异质性最高的一些形态。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序，第13页。

[2]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Sharon ZukinSource，“1968， evolution in the World-System：Theses and Queries”， Theory and Society，Vol. 18，No. 4 (Jul.，1989)，pp. 431-449.

[3] 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NLB，1976，p.95.

[4] 参见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兼答汪行福教授的质疑”，《学术月刊》，2006年10月，第38卷，第12页。

[5] 转引自汪行福：“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左翼思潮”，《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第40页。

[6]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7]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贺翠香，博士，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研究感兴趣。著有《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的演变（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进行一年的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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