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 | 宋青松:歌诗的历史传承及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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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诗的历史传承及时代担当
宋青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来?一是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二是激昂悲壮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三是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代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文化中,诗词始终是文化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标识和精神象征。正像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报告中论述的那样:“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
在“中国文艺历史星河”的文化中,《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以诗词为主,在历史上这些诗或词是为歌吟而存在的,一部分是可以吟诵的诗,更多是可以唱的歌,所以我将其统称为“歌诗”。
我们回溯历史,我国的歌诗从上古的歌谣到《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始终是文化的主流,而且这些作品大都是可以歌唱的。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是来自生活。我们的诗歌文化与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实践,例如上古歌谣(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中有一首《弹歌(dàn)》,其内容为“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就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
二是题材丰富。作品的题材和主题不断丰富,从《诗经》的风、雅、颂三个方面,到唐代形成山水田园诗派、 边塞诗派、浪漫诗派、现实诗派等不同的流派,反映了自然、政治、劳动、爱情、亲情、友情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无时不入诗,无事不成歌。
三是创作主体多样。古代歌诗的创作者有官员、文人,也有许多来自民间歌谣。而且形成了互存互补互促的良好关系。不同时代都会有官方或文人对民间创作进行搜集整理,如《诗经》《汉乐府》等。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今天,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三套集成”中就收集了《中国歌谣集成》,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将原生态民歌作为重要保护对象。
四是结构不断演化。上古歌谣是二字句为主,《诗经》是四字句为主,楚辞是以语气助词“兮”为承转的句式,汉乐府以五字句为主,唐诗从歌行体逐渐形成了以五言、七言为主的格律诗,宋词、元曲又打破了这些结构,为服从音乐需要形成了不同的词牌和曲牌。句式、格式不断固化又打破、继承与创新是永远的追求,而这些追求是服从于其艺术思想性和社会需求的。
五是文学性和音乐性相互促进。从上古歌谣和诗经开始,诗与歌就密不可分,但随着其文学性、思想性的加强,诗慢慢独立起来,形成了叙事长诗和律诗等形式,但为了传播和音乐的需要,又逐渐演变成了词、曲。我认为无论何种句式和文体,歌诗始终注重其内在的节奏感和音律性,为音乐创作打下了基础,或者说有些作品就是为音乐而创作的。有位前辈说,新诗的出路在歌词,我想说歌词的提升在诗意。只有文学性、音乐性更好结合才是歌诗的最好出路。
自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歌诗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语言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不同时期民族精神的新支撑。我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创作了大量优秀诗词表达自己的情怀,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一批艺术家也创作了许多优秀歌曲,民间音乐也被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十送红军》《浏阳河》等。
特别是抗战时期,歌曲成为动员全民抗战的号角,如《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义勇军进行曲》等激扬着民族精神的优秀歌曲被广为传唱。《义勇军进行曲》还成为了国歌,成为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了大批反映人民自豪感的歌曲,如《咱们工人有力量》《老司机》《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有些歌曲也表达了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如《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改革开放后,歌曲创作更加活跃,涌现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春天的故事》《我爱你,中国》等有时代特征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歌曲。
我们的歌诗是有悠久历史的,也担当了时代的重任,那我们今天如何实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呢?具体到歌诗的创作,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也可以简称为“五个度”。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站位,提升思想和作品的高度。
思想境界的高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大家都熟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有地理高度、思想高度、历史高度的好作品,他从地看到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从南看到北(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从东看到西(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从古看到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二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筑牢创作的根基和深度。
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是对每个作者的基本要求,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到人民中去,把身俯下去亲吻大地,把心贴近在一起呼吸;到人民中去,让灵魂再受一次洗礼,用一生报答她的养育。”深入生活,不是一句空话,你是不是真的去采访了,采访是不是被感动了,你自己知道,别人读你、听你的作品也会感受到。这里举我参加北京市文联组织的去南水北调采风的一个例子。去之前我们看了专题片,在我的创作计划中准备写一首反映移民干部的歌词,我写了一首《好干部》,但在采风中我觉得这种泛泛而写的方式不具体、不感人,真正深入到基层采访一周后,我才含泪又写出了让自己感动、也感动了别人的具体人物《老刘》。实践证明:根扎得越深,与人民走得越近,作品才会越感动人。
三是紧随时代、保持激情,让作品有温暖有热度。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时代更是多彩多姿、日新月异的,我们既要追随时代的热度,又要开发心底的热量,写出有温暖、有热度的作品。我有一位师友蒋开儒先生就是一位有激情、有热情的作者,他虽历尽坎坷,但对生活充满热爱,他在北大荒工作生活时写出了当年很感人的《喊一声北大荒》,退休到深圳后又写出了《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中国梦》等成为时代标识的优秀作品,他现在年近九十,但依然精力旺盛,正像他在歌词中写的那样:“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正是这种自豪感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他有了强壮的身心和创作激情。
四是扩大视野、拓宽题材,增加作品涉猎的广度。
唐诗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峰,不仅因为它有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可以称仙、封圣的大家,也在于它有浩如烟海的不同题材的优秀作品,既有浪漫又有现实;既有边风塞曲又有儿女情长;既有长篇巨制又有短小诗章。我们的时代更加丰富多彩,新科技、新行业如何进入歌诗语汇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学物理老师,我尝试创作了“学科诗乐”系列作品,得到了人教社和教育工作者的支持,现在已有《谁叫雨雯》《我爱数学》《喜欢物理》《元素周期律》《笛卡尔坐标系》等系列作品制作完成、并在部分中学传唱。
五是善于观察、发现创新,找准作品切入的角度。
不同的视角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好的视角可以让作品更有带入感、更有感染力。我们举一个同是写祖国、同是以水为切入点的例子,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选择切入角度的。《祖国颂》(乔羽词)起句是:“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作者是站在地平线对太阳、大海、山河的眺望,可以说是全视角的。《我的祖国》(乔羽词)起句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作者是以一名战士的角度,在上甘岭极其残酷干渴时对家乡一条大河的深情回想。而《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写的是:“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作者是通过浪花与大海关系、讲出个体与群体的辩证思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要用心,每个角度都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同样是写伟人的划时代作品《东方红》是从天上的太阳升起写起的;《春天的故事》是从南海边上的一个圈写起的;《走进新时代》是从我心中的表白写起的;《江山》是从“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写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不忘初心》是从“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追忆寻根写起的……只要我们从“心”出发,就会找到表达自己心声的角度。
历史给了我们教材,先辈给了我们榜样,人民给了我们素材,时代给了我们机遇,我们要努力谱写出无愧历史、无愧人民、无愧时代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