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 | 祝鹏程：如何寻找“京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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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京味儿”
祝鹏程
总体上，北京学的研究呈现出了古典化、景观化和掌故化的倾向。一说起北京，学者还是会强调“老北京”，即那些被高度符号化和传统化的元素，比如中轴线、民国风味的四合院、天桥艺人的绝技、“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在描述修辞上，会大量使用比如“活化石”“国粹”“皇家文化”等等。学者更关注文化的传承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研究也是将文化资源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的一部分，使用了大量涉及本真性和民族主义的修辞，在不断巩固、再生产指向传统的修辞。如果我们把国内北京学的研究跟海外中国都市研究的成果（比如已经译介进来的“上海史研究译丛”和“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相比，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海外中国都市研究更关注的是这些问题：都市中的民众有哪些人？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而北京学的研究更多是在不停下定义：“京味儿”是什么？是帝都？皇城根？而不是去描述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与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研究往往呈现出以下问题：其一是“抓大词儿”，主要集中在制度性的皇家文化、精英文化方面，缺乏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比如在北京历史研究方面，有一本非常经典的、征引率很高的《北京史》[1]，这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85年主编的，但它整体上还是一本北京政治史，不是北京民众的历史。
其二是向后看，忽视当下北京的剧烈变迁。以够不够“文化”、够不够“传统”作为北京文化价值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在很多北京地方文史学者的著述中显得尤其明显，比如一说起北京城市空间，就追溯到《周礼·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的描述，提及“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的谚语，而遗忘了新中国成立后强有力的社会改造工程对都市空间的再塑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北京居住空间的重构。相比之下，一些当代作家倒是更关注平民生活。
其三，大量的北京文史类著作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缺乏新的见解。
究其原因，是因为上述研究对现代北京剧烈的社会变迁是忽视的，尤其是对全球化时代、生活在当下北京的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忽视的。职是之故，我们有必要在开放的视野中重审“京味儿”。“京味儿”是一个“层累”的概念，也是一个流动的过程。研究者应该采取动态的、开放性的视角，去综合考察北京是如何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之都”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主体（尤其是普通人）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完成对“京味儿”的想象和打造。
首先是研究主体的开放性。研究的群体应既包括北京土著，也包括外来的“新北京人”。北京现有常住人口2189万，其中外来人口841万，有将近四成人口是外来的[2]，他们广泛参与到了北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的实践当中，极大地激活了北京城市的活力。就像陈平原有一篇文章叫《“五方杂处”说北京》[3]，如今的北京就是五方杂处、人口流动极大的城市，关注人口的多元构成及其流动对于揭示城市的活力，促进城市各阶层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
其次是研究事象的开放性。既应该包括传统属性较强的文化元素，更应该包括当下民众的各种文化实践，凡是围绕着“北京认同”展开的各种文化实践，都应该归于对“京味儿”的体悟和实践。比如，既应该关注如以“北京孩子北京味儿”为品牌的“大逗相声”等相声团队，也应该包括聚集在中关村等地的码农编写的涉及到自己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相关脱口秀，还应该包括京郊某些乡村中外来务工者撰写的那些记录自己来京打工的感悟和体会的诗歌，这里记录了他们对北京的文化想象和认同。
最后是研究时段的开放性。陈平原在上文提到：“北京是个有历史、有个性、有魅力的古老城市，正迅速地恢复青春与活力，总有一天会成为像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观察其转型与崛起，是个很有趣味的课题。”[4]北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传统的、可以被“乡土记”的体裁记录的日常生活，应该走出只对传统的“老北京”文化事象感兴趣的做法，去关注当下民众的实践，以及他们是如何赋予这些实践以文化的意义的。
说到这里，想到《钟鼓楼》这部小说。这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它关注的是钟鼓楼底下的住在大杂院里的普通民众。从书中很多章节的设置，就可以看出刘心武所坚守的“平民”的视角，比如“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一位修鞋师傅。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5]这些内容延伸到北京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现在谈“京味儿”，不应该只谈“天棚鱼缸石榴树”，还应该去关注那些住在大杂院中的、住在楼房里的、住在廉租房里的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人住在那里？他们如何认识北京？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是什么样的情感？此外，还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围绕四合院等传统符号，当下民众展开了什么样的创新性实践？再比如，当下的很多文化机构、运营者会在四合院里开旅社、开会所，他们是如何认识四合院的？又是怎么去打造四合院的文化景观的？在这一过程中，哪些资本参与到了打造的过程中？相关工程对附近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再以笔者比较熟悉的相声为例。近年来，一些小剧场相声团体以复兴“传统相声”为己任。各小剧场恢复上演了一批传统相声段子，不仅有《卖布头》《八大吉祥》等家喻户晓的节目，还包含了《论梦》《怯洗澡》《卖面茶》等段子，涵盖了近世以来北京市民阶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方方面面，生动刻画了老北京的风物、生活与心理。
突破表层的传统化策略，深入到其生产模式中，就会发现，这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相声团体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他们采取多元的实践，开辟多种经营模式，发展小剧场，并借助互联网、微信等大众传媒，在年轻人中打开了市场。
在一个时间即金钱的年代里，演员们需要有效控制运营成本，尽量缩短相声从创编到演出的流程。他们不再通过确立主题→体验生活→提炼素材→组织语言这一系列漫长的流程来创作相声。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密集的笑料提供给观众，相声的创作呈现出了更加短、平、快的特质，向互联网借力成为必然，造成了“段子化”相声的流行。不少演员则直接从网络笑话、段子中获取创作的素材，再将这些笑话改头换面地融入到相声里。“段子化”的相声符合大众快节奏的娱乐需求。当演员们选择了大家都熟悉的网络段子时，无需再进行反复的铺垫和解释，能很快引发观众的笑声。此外，受限于知识结构与快餐化的生产方式，面对整个传统相声的资源时，年轻的演员们往往只选取娱乐性较强、结构较为松散（可以往里面加大量笑料）和具有猎奇效应的相声。这些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其便于生产，低成本，高产出，符合市场法则。
显然，深入到机制层面后就会发现，这些表演内容、形式与修辞恰恰和当下都市的怀旧情绪，以及文化经营团体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机制紧密相连，进而能挖掘出话语表述背后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并勾勒出当代相声受众的心理世界与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