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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Ge中表现有争议的12位文化红人

天亮一刻 2023-06-20

郭沫若



国宝级文豪,世界文化名人



质疑事件  


(一)1966年4月14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全盘否定了自己的作品:“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所有知识分子。经康生指令,毛泽东批示,4月28日《光明日报》刊出这篇奇文,全国各报相继转载。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认为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后来做了一些辩解,试图补救。但仍有人指责他缺乏骨气。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郭沫若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幸亏得到周总理的特别保护,才得以躲过一劫。毛泽东不止一次对他提出批判,江青多次对他颐指气使,他的两个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先后自杀身亡。但就是这个饱受文革摧残的人,却写下了不少诗文,为文革大唱赞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1976年5月12日写下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使他的政治人格广受质疑。
(三)在郭沫若的颂诗中最为人诟病的是赞美江青的《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但正是这个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两次点郭沫若的名,要他站起来,对其当众羞辱。
(四)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为了迎合毛泽东对李白诗的偏爱,一改此前称李白、杜甫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评价,极力“扬李抑杜”,被质疑为背弃了中国文人坚持信念、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
(五)批林批孔中,毛泽东先后写了两首诗批评郭沫若的学术论著,否定他的史学观点,郭沫若则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不但全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彻底否定自己,还要感激涕零,宣誓对毛的忠诚。有人指责其尽显“御用诗人”本色。

(六)郭沫若逝世后;根据其遗嘱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一代文豪把文革中的农业典型选做自己的归宿地,是不是有一点滑稽?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奠基人之一,著名哲学家


质疑事件


文革初屡遭批判,后毛主席提出要“给出路”,得以“解放”。在"批林批孔"时期,作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顾问,过分地谄媚迎合江青,放弃了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一改过去尊孔观点,违心地写了一些批孔文章。因此为学界同仁所质疑。


长冯友兰两岁,与之有半师半友之谊的梁漱溟先生的评价颇有代表性。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出一种诤友精神。梁漱溟在晚年谈及冯友兰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冯先生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重视,不随风使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1985年,冯友兰九十华诞设家宴,梁断然拒绝邀请,复信说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难能可贵的是,冯接信并无愠色,反觉这种直言难得。后来他也不止一次反省过当年的错失,说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能有这样的自谴,说明冯友兰先生知耻而后勇。



劫夫

著名作曲家


质疑事件


(一)“文革”初,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首创并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成为文革初期最流行的“红歌”,因之成为受到江青一伙保护的、被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音乐家。


(二)劫夫张洛夫妇与黄永胜项怀芳夫妇之间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并因之参与了叶群为女择婿的进程,受到林彪接见。回家后,劫夫夫妇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1970年又主动为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谱曲,博得黄永胜、叶群等赞扬。


(三)1971年9月下旬,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坠毁,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猜测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叫《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林彪事件后,劫夫因“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拘押;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


八十年代,在肯定劫夫犯有严重错误的同时,对其给与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创作的一些歌曲也被开禁。但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文革人物。



杨荣国

知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和历史学家


质疑事件


1973年“批孔”运动中,杨荣国迎合江青等发动批林批孔的需要,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并写下了《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获得毛泽东的赞赏,写下“杨文颇好”的评语。


之后,杨荣国扶摇直上,成为大红大紫的“批林批孔”学者,为江青一伙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立下汗马功劳。客观地说,“反孔”是杨荣国一贯的学术思想,这篇文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指挥捧下出笼,不必过分苛责。但为学界所质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码的学术底线,抛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


当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把矛头对向周总理等老干部时,杨荣国又在其批孔巡回报告中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因此,一些业内学者认为杨荣国不仅仅是被“四人帮”利用,而是相当主动地投靠,完全背弃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周一良

著名历史学家


质疑事件


(一) 作为被“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寅恪得意弟子,却早在文革前就与老师异趣殊途,渐行渐远。他醉心政治,努力紧跟,历次政治运动都冲在前面。文革中,他烧掉博士证书,认为 “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和考验”,他还较早加入造反组织,成为少见的造反学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现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他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献报答组织,炮制出一发发重磅炸弹,为能“服务于革命路线”而欣喜若狂。


四人帮倒台后,他面对组织的审查,面对学界的指责,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极力为自己开脱,以“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出力”自辩,用轻飘飘的“毕竟是书生”的太息来自嘲,用 “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谈不到经验教训”来自解。


唯独缺少深刻的自省。这与同是北大教授、同样陷入梁效的冯友兰先生成为鲜明对照。而周一良先生的 “一个老朋友”谴责他“无耻之尤”,被一些人认为也不算过分了。



袁水拍

当代著名诗人,他的笔名马凡陀,更为人们所熟知

质疑事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成了重点打倒的 “大判官”, 曾自杀未遂。73年以后,五七干校的人陆续回城,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袁水拍不仅重新“登场”,而且在1976年高升文化部副部长。有人说是因为江青满意他在批判《武训传》时的表现而主动笼络,但更多的人把这归于袁水拍的阿谀逢迎,据说有人还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袁会拍”。


“四人帮”垮台后,袁水拍成为被清算对象。文化界一些同仁对他多有诟病,不屑往来;与他同在《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工作过的老同事钱钟书,在札记中写道:“袁水拍谄附‘四人帮’得官,事败被唾骂,辄曰:吾妻欲吾作官,勉从其意,故降志为之。”穆旦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听说袁水拍正在挨批,因为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大概为‘四人帮’染污了,很可惜。” 诗人曾卓说:“袁水拍‘文革’中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对徐迟这样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后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觉无颜面对故人。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直到1982年去世。



浩然

著名作家


质疑事件


(一)1972年,浩然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唯一被江青等人认可的作家。有一句顺口溜说“八亿人民八个戏,中国作家一支笔。”这个一枝笔就是指浩然。对于浩然在文革中的创作,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贴上了鲜明的文革标签,是典型的“奉命文学”。但浩然对此却采取了一种相当顽固的态度。


1998年,他发表言论称:“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他“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他的这番言论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奇迹”之争的轩然大波。批评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也有人为浩然辩护说他在文革中的创作是时代的裹挟,但却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对《金光大道》的固执评价。


(二)浩然在“文革”初担任北京市文联文革负责人,曾在老舍自杀的前一天,将被中学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对老舍实行保护,但也有人指责他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江青的关爱和笼络。据传曾有意让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浩然则自辩说: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又通过采访者之口表示:“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的就是安静的写作环境,这就是浩然最真实的想法。”“他没有往上去爬,没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实如果他想,就会很容易。他没有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没有跟江青单独求见,都是很被动地接受江青给他的任务”。


然而,很多人对他的自我表白并不认可。



殷承宗

著名钢琴家


质疑事件


(一)1967年,他把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连续弹了三个下午的革命乐曲。此举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编写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进入“准”样板戏之列。殷承宗的这些探索,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所利用。江青亲自为他改名叫殷诚忠,由此备受赏识,成为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并出任中央乐团的团长。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革后殷承宗受此牵连,被隔离审查至1980年结束。很多人在质疑其文革错误时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钢琴生命”而作的一种妥协。


1983年移居美国,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



邵宇

著名画家,文革前美术界重要领导人之一


质疑事件     


1974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波及到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被列为黑画之首的是黄永玉的那幅著名的猫头鹰。黄永玉后来撰文指证,他即兴画在另一位画家册页上的这幅小品,正是由邵宇“进贡”给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的,并在1973年11月23日的一次会上,首先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 之后, 四人帮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 1974年2月15日,这场名曰“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批林批孔”的批“黑画”展览拉开了大幕,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部分。


作为事件的主要受害人,黄永玉的上述质疑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邵宇似乎并未做出正面回应。故真相和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娄师白

齐白石弟子,著名国画家


质疑事件


齐白石之孙齐展仪揭发说:文化大革命中,娄师白曾带领“批齐战斗队”开到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故居,将白石老人为他刻的印章当众在水泥地上磨掉,并声称与齐白石划清界限。


又称:“文革”初期,曾在西单十字路口看到8张批判祖父的大字报,“第一张是一幅漫画,上半身是一个丑化的人像,下半身是一只虾,整个漫画上打了一个大叉。另外几张大字报写的是‘与齐白石划清界限’、‘最大的反动老贼’等,署名是‘娄批白’。齐白石的另一名弟子许麟庐在一份采访中曾说:“就像娄师白,他是在齐先生身边长大的,后来批判白石老人。


后来都改了名字,叫‘娄批白’。就是因为他批判老师,娄师白后来和齐家后人势不两立。” 还有人证实,曾在齐白石家中亲眼见过批判齐白石的大字报照片,落款就是“娄批白”。


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辞典》有这样一段文字:“娄师白,国画家……‘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名‘娄批白’,并声明与老师划清界限。‘文化大革命’后又改名为师白”。娄师白认为辞典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并将其告上法庭。一审判决支持娄师白的诉讼请求。中华书局提起上诉。在二审法院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中华书局对《齐白石辞典》给娄师白造成的损害深表遗憾;承诺重新印制内容经娄师白审核的5000册《齐白石辞典》。


质疑者认为判决并不能完全还娄师白以清白。因为娄师白是否曾在大字报上署名“娄师白”并与齐白石划清界限,仍无定论。


而随后齐白石子女及后人郑重声明:正式解除齐白石和娄“师白”的师生关系。将其清除出齐白石入室弟子和齐派艺术传人名系。


娄师白与齐白石的师生关系能否由其后人解除,姑且不论。但事情真相如何,也许永远无法澄清。



杨春霞

著名京剧演员


质疑事件


文革中因出演样板戏《杜鹃山》的柯湘而名闻全国,并受到江青等人的宠爱。在被揭出的“四人帮”组阁名单中,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化部部长。其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社会上也有种种传言。1976年11月,杨春霞进入“学习班”,被隔离审查。1979年,杨春霞重返舞台。



金敬迈

作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


质疑事件


1965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立刻成为轰动全国的畅销书。发行量达到3000万册,金敬迈也凭此一夜走红。文革开始后,他因缘际会,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相当于文化部部长。



在这个位置上,金敬迈一共干了四个多月,却风云突变,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和“企图绑架毛主席”这两大吓人的罪名抓进监狱,关了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释放出狱,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后人们的质疑就在于对《欧阳海之歌》的评价和他身处权力峰巅的那123天。而人们最终比较能够原谅他的,就是因为他随后2684天的牢狱之灾。

(来源: 文史时事   转自公众号:华山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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