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王军：建筑师林徽因的一九三二

林徽因1932年发表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与梁思成同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相呼应，成为中国建筑史论的里程碑之作。不同于此前以日本和欧洲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梁思成、林徽因取得的突破，破解了《营造法式》《工程做法》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官书，释读了宋代的材栔分゜模数制、清代的斗口模数制，理解了中国建筑之“文法”，对建筑实物的构造年代及其设计思想作出基于建筑学的论证与发凡。他们指出了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的方向，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建筑史学才不会停留在中国建筑“有什么”的层面，而能够回答“是什么”，并揭示“为什么”，从而为中国建筑之新生奠定历史学的基础。

今天是林徽因诞辰117周年纪念日，《建筑史学刊》公众号特别发布原载于《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十辑的《建筑师林徽因的一九三二——谨以此文纪念林徽因一百一十周岁诞辰》一文，以资纪念。

建筑师林徽因的一九三二

谨以此文纪念林徽因一百一十周岁诞辰

王军

林徽因（1904.06.10—1955.04.01）

在林徽因（1904—1955年）的墓碑上，夫君梁思成（1901—1972年）刻下铭文——建筑师林徽因墓。

其实，这位传奇女性还可以拥有更多“名号”。

1930年，她与梁思成一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携手调查古代建筑，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发现了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可以称她是建筑史学家；

她与梁思成先后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国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可以称她是建筑教育家；

她致力于景泰蓝工艺的抢救、建筑彩画的研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雕饰图案设计——可以称她是美术家；

她还是诗人、作家、舞台美术设计师……

可是，在她的墓碑上，梁思成只为她冠以“建筑师”三字。

作为建筑师，林徽因的作品屈指可数，能够确信经她手笔的是：1929年建成的她与梁思成合作设计的位于锦州的东北交通大学校舍；1932年建成的她与梁思成、陈植（1902—2001年）、童寯（1900—1983年）合作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1936年至1937年建成的她与梁思成合作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学生宿舍；1939年至1940年，在抗日流亡中，她与梁思成在昆明龙头村为自己的家修建的寒舍。

她身逢乱世，体弱多病，专注于研究与写作，没有太多机会承揽设计。可是，为什么在热爱她的夫君眼中，“建筑师”才是对她的终极定义？

一则史料为此写下注脚。

1932年7月，梁思成给“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至上海的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写去一信，有言曰：“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梁思成与林徽因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成为并造就在这个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探索中国建筑史也是怀着建设的愿景，希望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梁思成心中，林徽因是一名真正的建筑师，以“建筑师”来概括她的一生，才恰如其分。

也正是在梁思成为“建筑师”写下如上定义的1932年，年仅28岁的林徽因在学术界第一次登场，即以一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完成了“文化的记录”的一次跨跃。

一  并非预设了立场的论断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发表于1932年3月印出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林徽因在开篇写道：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史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就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人们会好奇，为什么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子，在她本人尚未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之前，就能手持如椽大笔，以这般宏大视野，从基本结构与艺术层面，对中国建筑作出如此明确的定位？

其实，只要对彼时以日本和欧洲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早期开拓者完成的工作做一番考察，对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围绕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做一番了解，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这些基础性研究，足以支撑曾游学欧美、研习并实地考察西方古典建筑的林徽因，在写下上述文字之后，继续作出不是预设了立场的论断：

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更可异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不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叠出变化；更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或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如印度佛教之传入）——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

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1901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年）一行，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紫禁城进行了拍摄与测绘。

这是紫禁城，乃至中国建筑，第一次接受近代建筑学意义上的调查，却是发生在那样的背景下。

受伊东忠太影响，一批日本学者加入进来，欧洲学者紧随其后。1900年代至1930年代，他们携带照相器材，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持续调查，并以“图版+评解”方式发表成果，使世人第一次对中国建筑遗存有了较大范围的直观认识。

林徽因写作上文之时，可以参考的这类文献包括：1920年出版之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的《敦煌图录》（Lesgrottes de Touen-houang）；1923—1924年出版之已故法国学者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年）的《考古图谱》（Missionarchéologique en Chine，两卷）；1923年出版之德国学者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und landschaft in China）；*1925年出版之鲍希曼的《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两卷），同年出版之伊东忠太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1868—1935年）合著的《东洋建筑》；1925—1928年出版之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年）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1～5卷）；1929年出版之伊东忠太、关野贞与日本建筑史学者塚本靖（1869—1937年）合著的《支那建筑》（上下卷）；1930年出版之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年）的《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A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 4. Architecture）。

这些文献提供的内容，正是“流布甚广大的地面”，显示的正是一个“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的“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其中，《敦煌图录》提供了作者一行1908年在敦煌拍摄的莫高窟图片384幅，共182个洞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敦煌莫高窟壁画图录。

《考古图谱》（两卷）提供了作者一行1914年在河南、陕西、四川、西康、云南等地，1917年在江浙一带考察拍摄的144幅图版，其中包括四川、西康境内的冯焕石阙、沈府君石阙、赵氏石阙、高颐石阙等汉代实物；

《中国的建筑与景观》提供了作者1906—1909年在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华中12个行省考察拍摄的288帧图片；

《中国建筑》（两卷）提供了566帧照片、103版测绘图、8幅速写、2幅地图，内容包括：1、城墙；2、门；3、中式殿堂；4、砖石建筑；5、亭；6、阁；7、中心阁；8、梁架及柱；9、屋顶装饰；10、房屋正面雕刻；11、栏杆；12、基座；13、墙；14、琉璃构件；15、浮雕；16、郊祠；17、坟墓；18、纪念碑石；19、牌楼；20、塔。

《东洋建筑》提供了中国大陆、台湾、朝鲜、琉球、安南等地所谓“支那系”建筑图片42帧，印度、锡兰、犍陀罗、迦湿弥罗、缅甸、柬埔寨等地“印度系”建筑图片28帧，埃及、叙利亚、土耳其、西班牙、印度等地“回教系”建筑图片30帧。

《支那佛教史迹》（第1～5卷）提供了河南、陕西、山东、江西、江苏、山西、直隶、湖南、湖北、浙江、北京等地佛教史迹图片750帧；

《支那建筑》（上下卷）精选各类图片364帧，堪称日本学者调查中国的成果总汇，并以少量西方学者的图片为补充，内容包括：1、坛庙；2、儒教建筑；3、道教建筑；4、佛教建筑；5、回教建筑；6、陵墓；7、城堡；8、宫殿、楼阁；9、住宅、店铺；10、公共建筑；11、门、牌、楼、阙；12、桥；13、碑碣；14、庭园；15、石窟；16、杂类。

《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提供了120张图版，内容涵盖北京、陕西、河北、河南、江苏、湖南、福建、山东、山西、绥远、浙江、安徽等地建筑遗存，还包括3帧日本建筑图片。

这些文献涉及的建筑史迹，上至秦汉陵寝，下至民国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东大殿（唐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辽构）、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宋构）等重要实物，皆被收入其中。

当时，日本学者对这些建筑物，有的已作出准确断代。

譬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伊东忠太在1902年对其平面、斗栱、勾栏、塔刹作了简略测绘，根据塔下碑刻记载，断其为辽清宁二年（1056年）建造，“现在保存了八百五十年前的古代样式”。

再如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在《支那佛教史迹》第二卷评解中，根据1918年5月关野贞现场调查及《大同府志》记载，初步推断其为辽重熙七年（1038年）建造，“在我们调查的范围内，其应该属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筑”；1931年6月，关野贞携助手竹岛卓一（1901—1992年）再访薄伽教藏殿，得见梁下重熙七年墨铭，建造年代遂予确认。

有的未能明确断代。譬如隆兴寺摩尼殿，关野贞、常盘大定在《支那佛教史迹》第四卷评解中，指出“殿的斗栱的木造比例十分雄大，可能是明代以前的建筑”，却不能具体指明是哪一个年代。

有的未予断代。譬如佛光寺东大殿，它虽被收入《支那佛教史迹》第五卷，可关野贞、常盘大定未到现场调查，只是选用了日本僧人、佛学家小野玄妙（1883—1939年）1922年9月拍摄的6帧图片，常盘大定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1925年10月拍摄的3帧图片。这些图片以佛像、经幢为主要内容，建筑物只是作为局部的背景或不甚清晰的远景存在，作者对其未作任何研究，考证的只是寺史、佛像和经幢。

这些基础性史料极大丰富了研究者的视野，为进一步深入的建筑史探索打下基础。

梁思成的第一篇建筑史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就建立在上述成果之上，他结合《营造法式》等中国文献，充分运用前辈学者提供的影像资料，对伯希和《敦煌图录》显示的建筑平面配置进行分析，对其中的建筑图像作分类研究，包括：1、殿堂；2、层楼；3、大门；4、角楼；5、廊；6、亭；7、台；8、围墙；9、城；10、塔；11、桥；12、墓。并对各部之结构特征进行详细研究，包括：1、材料；2、色彩；3、台基；4、柱；5、额枋；6、斗栱；7、椽子；8、屋顶；9、门窗；10、栏杆；11、天花；12、雕饰。

《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与《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前一后，刊载于同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有了梁思成的这篇史，林徽因的这篇论，才顺理成章。

二  梁林之学

林徽因接着写道：

虽然，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系建筑低劣幼稚。

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鄙薄。好在近来欧美叠出深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从前，积渐彻底会悟中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但研究中国艺术尤其是对于建筑，比较是一种新近的趋势，外人论著关于中国建筑的，尚极少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专家今后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此段言及三事。一是针对“一般人”的“误会”——以为中国建筑自古以来无发展可言，且“根本简陋”、“低劣幼稚”，指出这是一种浮躁轻率的错误观念；二是评价外国学者近来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指出他们已取得“迥异从前”的见解，可是，“尚极少好的贡献”；三是明确中国学者使命：1、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做有价值的研究；2、更正外人的隔膜和谬解。

1927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之后，入哈佛大学研究东方建筑，系统阅读了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与艺术的调查成果。

对喜龙仁与鲍希曼这两位欧洲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梁思成在1947年评论道：“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grammar），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不得要领。两人之中，喜龙仁要好一些，他引用了《营造法式》，却漫不经心。”

1945年，梁思成撰文指出：“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

此语道出梁思成、林徽因这一代中国学者与前辈外国学者的学术分野。

正是由于不知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内蕴之“文法”，当时日本学者只能通过碑刻、文献记载，及其与日本古代建筑的类型比对，来推断中国建筑的年代，难以深入阐释其构造之法。

梁思成、林徽因取得的突破，就是破解了《营造法式》《工程做法》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官书，释读了宋代的材栔分゜模数制、清代的斗口模数制，理解了中国建筑之“文法”，对建筑实物的构造年代及其设计思想，作出基于建筑学的论证与发凡。

《营造法式》在制度（建筑之基础、结构与装修等）、功限（劳动定额）、料例（建筑材料的等第、大小、成份、工艺等）诸卷，视具体对象，制定比类增减之法，以控制结构、比例、权衡、工时、造价、材料制造工艺等，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建筑、美学、经济、科技等内容；《工程做法》规定，有斗栱之建筑以斗口为基本模量，无斗栱之建筑以明间面阔为基准，度屋名物，一以贯之。

后世学者研究发现，在中国建筑体系中，不仅是单体建筑，建筑群的外部空间，包括园林与城市，皆被模数化的方格网覆盖。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营造法式》与《工程做法》正是通往这一思想宝库之门。

需要指出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围绕《营造法式》与《工程做法》展开的工作，并不是他们有意选择北方官式建筑作为中国建筑之“正统”而不计其余，也不是他们只重视所谓“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而无视民间建筑。

时下有人以为：梁思成是以西方的“主流建筑”文化为背景的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来诠释中国建筑，而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宗教建筑”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与居住建筑形成对比的那种“神圣感”和“纪念性”，“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的对立并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形，此乃“梁思成建筑学术观念和体系的根本矛盾”，甚至是“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悲剧”。

其实，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中，梁思成已经指出，中国建筑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之根本不同：

至于佛寺的建筑，与平常的宫殿或住宅建筑，本来是用一样的。中国的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本来就没有根本不同之点，不像欧洲教堂与住宅之迥然不同。其所以如此者，最大的原因，当然在佛殿与教堂根本上功用之不同。由建筑的功用看来，教堂是许多人聚在一起祈祷听讲的地方，所以堂内要有几十百人的座位，是他们最要的条件，其余供桌神位等等，都不是重要的。佛殿功用却完全不同。我们平时一开口就说“供佛”，供是供奉，是伺候，我们的佛是“住”在佛殿里，要人“供”的。佛殿并不是预备多数人听讲之用，而是给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与我们凡人的住宅功能相同，差别不多。

他指出，“现在北平的住宅和佛寺，在平面配置上也莫不是相似的。一正两厢的分配最普通，在住宅叫上房的，在佛寺叫正殿。在住宅叫厢房的，佛寺叫配殿。住宅之外如衙署、商店、工厂的布置规例也差不多都是如此”“佛寺的起源本就是官舍或住宅”“佛寺与住宅，从最初就没有分别，一直到今日，还可以证明”。

梁思成、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的核心工作，是解读《工程做法》与《营造法式》。他们已别无选择——如不能读懂这两部仅存的、融会了大量民间智慧的中国古代建筑官书，就不能探明中国建筑万变不离之宗，就会像前辈学者那样，止步于中国建筑思想宝库的门前。

这两部著作有许多术语难通，欲解之，必在细考文献之时，拜工匠为师，加以图释，并对建筑实物进行详细测绘，比较研究。

这是极其繁重的工作。这也决定了梁思成、林徽因的研究方法与前辈学者的差异。他们的工作次序是：年代由近至远，难度由易至难——先释读《工程做法》，再破解《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如同天书（梁思成语），而且，“老师傅是没有的。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学习。”1963年，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写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这就必须去寻找。”

而早期实物以寺庙建筑为主，他们必须以此为重点。梁思成、林徽因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短短6年的实地调查表明，这样的路径完全正确。

正是凭借此种“笨人下的笨工夫”（梁思成语），在林徽因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1932年3月，梁思成对《工程做法》的释读成果——《清式营造则例》脱稿。此前一月，梁思成还完成了更为基础的《营造算例》的编订。

《清式营造则例》是学术界首次以近代建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献的著作。对此书形成过程，林洙介绍道：

莫宗江教授回忆说，他初到学社时，正值梁思成先生在研究清《工程做法则例》，梁先生还把每天读懂的条例用近代科学的工程制图绘制出来。莫先生说：“我每天最重要的学习是到梁先生的绘图桌前去读图，先生每天都绘出一大摞的图，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吃惊。他的这种敬业精神也教育了我，使我终生受益。”

1932年梁思成将卷一至廿七的图解全部做完，基本结束了对清《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工作，并请学社的邵力工先生根据他的草图绘成正式图纸。

《营造算例》是梁思成对营造学社搜集的众多匠师秘传抄本的整理之作，这些抄本对建筑各部分的权衡比例确定了各种计算程式。

“这算例的刊行，编者希望他不要立下圈套来摧残或束缚我们青年建筑家的创造力，”1932年2月，梁思成在《营造算例》初版序言中写道，“希望的是我们的新建筑家‘温故而知新’，藉此增加他们对于中国旧建筑的智识，使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法有个根本的、整个的了解，因而增加或唤起他们的创造力，在中国建筑史上开一个新纪元。”

彼时，他已自信，他所完成的工作，已能帮助人们对中国建筑的结构法有一个“根本的、整个的了解”。林徽因对此做出的贡献，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序言中特别说明：“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梁思成、林徽因的研究是与建筑实测相结合的。早在1928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之后，梁思成就开始了古建筑测绘，请旧式匠师做古建筑模型，试作沈阳故宫、北陵和东陵的调查工作。

1995年7月7日，莫宗江（1916—1999年）向笔者回忆道：

“九·一八事变”、沈阳事件的时候，东北大学建筑系刚开了两年，可是梁先生是在“九·一八”（事变这一年）的夏天，接了营造学社这个研究任务。我听梁先生讲，他在东北大学办了建筑系之后，他来讲建筑史，他一讲建筑史就发现被动了，没有中文的建筑史，（只有）德国的鲍希曼、日本的关野贞啊什么的，他一讲中国建筑史，都得用外国材料，没有中国建筑史。于是乎呢，他在沈阳东北大学做建筑系主任的时候，一到暑假，他就测北陵，他得集攒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所以，后来，营造学社、朱（启钤）先生一聘请他的时候呢，他就辞了东大，到营造学社。

林徽因参加了北陵测绘。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之对《工程做法》的释读、对《营造法式》的初步研究，以及梁思成的那一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1932年，林徽因能够以自信的口气，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指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向：

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的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它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不宜只是一味的，不负责任，用极抽象，或肤浅的诗意美谀，披挂在任何外表形式上，学那英国绅士骆斯肯（Ruskin）对高矗式（Gothic）建筑，起劲的唱些高调。

三  建筑学的立场

梁思成与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站在建筑学的立场上的。

建筑遗产承载的信息包罗万象，建筑学研究只是一途，却不能说这是偏狭一途。

《弗莱彻建筑史》从1901年第四版到1954年第十六版，皆将中国建筑归入“非历史风格”（the non-historicalstyles）一类，这正是当时西方人士从建筑学的角度所预设之立场。

该书印出一幅“建筑之树”，显示该树由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之土壤滋养，主干为西方建筑，中国及日本建筑不过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次要分枝，且在早于古希腊的时代就停止了生长。

这幅“建筑之树”的左页，印有十九世纪爱尔兰小说家摩根夫人（Lady Morgan，1781?—1859）的一句话：“建筑是所有时代的印刷机，它以其所矗立之社会之状态定义历史。”

如此说来，中国社会也如建筑那样，止步于古希腊之前的时代，迄今无任何进化可言——这代表了西方在殖民主义时期扭曲的历史观。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指出，中国在公元3世纪至13世纪保持过一个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营造法式》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它在制度、功限、料例方面所制定的模数法，在建筑材料制造工艺“灌鼓卯缝，每一枚，用白锡三斤。如用黑锡，加一斤”之类，在垒造窟、烧变次序、烧造用芟草之模数定量等诸多方面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正是那一时期人类领先文明的见证。

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主导了新一轮全球化，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印着“建筑之树”的《弗莱彻建筑史》，显示的正是那一时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18世纪“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说，“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应当承认，我们是从昨天才开始存在的。我们在不止一个方面比其他民族走得更远，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得最晚之故。”

在人类文明的接力跑中，西方从东方接过了跑棒。可在“建筑之树”上，东方的辉煌已无迹可寻，其欧洲一元化史观，与西方在武力与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正为一式。

既然《弗莱彻建筑史》是从建筑学的角度著史并得出那般“结论”，以更正外人的“隔膜和谬解”为己任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也须从建筑学的角度发力，方可成功。好在，这正是他们的专业，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的正是建筑学教育。

当时，对中国建筑史的建筑学研究亦亟须填补空白——1931年，伊东忠太发表《支那建筑史》，开篇即言：“兹所谓中国建筑之历史，乃专由艺术方面观察者，非由材料构造等土木的方面观察者。即叙述关于中国建筑艺术之一般概念者也。”他知道自己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限，伊东忠太在这本书中，对《弗莱彻建筑史》之批评，为捍卫日本建筑而不得不为其母体——中国建筑——所作的辩护，难以由表及里、切中肯綮。

《支那建筑史》设有“中国建筑之特性”一节，其中对中国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凹曲式屋顶给出解释：“余以为中国屋顶形之由来，不可以一偏之理由说明之，只认为汉民族固有之趣味使然。要之屋顶之形，直线实不如曲线之美，如是解释，则简明而且合理。”

相比之下，林徽因给出的解释却是建筑学的。她据《周礼》之“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的记载，结合《工程做法》之“举架法”原则，对中国建筑屋顶的功能、结构、造型作出分析，指出其内在一致性，有言曰：

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飞檐，用双层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极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它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在伊东忠太论“中国建筑之特性”之后，林徽因“急起直追”，又“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其间原委，耐人寻味。

伊东忠太之书，林徽因是看到了。该书1931年3月25日首印之后，伊东忠太即寄赠中国营造学社一册。在刊登《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这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本社纪事》显示，《支那建筑史》已被营造学社列入翻译计划。

也正是在这期《汇刊》上，紧随林文之后，刊出一大噩耗——《营造法式板本之一大劫》：“此次上海之变，商务印书馆突被兵火。所有历年苦心搜集之珍异图书，悉成煨烬。”其中就包括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1872—1964年）1925年苦心经营之陶本《营造法式》印版。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遭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抗击。《汇刊》登出林文之时，淞沪抗战正在进行之中，陶本《营造法式》印版竟为此捐躯。

1905年，伊东忠太曾手抄藏在奉天（沈阳）文溯阁的《营造法式》抄本。他在《支那建筑史》中评论道：“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

《营造法式》确实“解释困难”，可是，称其“无科学的组织”，甚至是“隔靴搔痒”，实乃“隔膜和谬解”。这或是因“解释困难”而生出之误。

伊东忠太在书中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他亦承认：“日本人之长处，亦即日本人之短处。盖日本人所知者，中国之皮相也，因此不能得其真髓，不能有根本的新发见。”

接着，他把目光投向西方：“欧美人因在昔无中国之观念，故能以崭新之思想，突飞之努力，下独创的考察。”

这当中，是没有中国学术的位置的。可在1932年，那个枪林弹雨的关口，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改变了这种情况。

四   “真髓所在”

林徽因继续写道：

建筑艺术是个在极酷刻的物理限制下，老实的创作。人类由使两根直柱架一根横楣，而能稳立在地平上起，至建成重楼层塔一类作品，其间辛苦艰难的展进，一部分是工程科学的进境，一部分是美术思想的活动和增富。这两方面是在建筑进步的一个总题之下，同行并进的。虽然美术思想这边，常常背叛他们共同的目标——创造好建筑——脱逾常轨，尽它弄巧的能事，引诱工程方面牺牲结构上诚实原则，来将就外表取巧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之下时，建筑本身常被连累，损伤了真的价值。在中国各代建筑之中，也有许多这样证例。

这段文字，包含了林徽因的建筑美学思想：1、好的建筑是工程科学与美术思想的统一；2、结构须诚实；3、美术思想不能牺牲结构诚实的原则。

她认为中国建筑曾经包含“实用、坚固、美观”三种要素，“所谓曾经者，是因为在实用和坚固方面，因时代之变迁已有疑问。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日深，生活习惯已完全与旧时代不同，旧有建筑当然有许多跟着不适用了。在坚稳方面，因科学发达结果，关于非永久的木料，已有更满意的代替，对于构造亦有更经济精审的方法”。

她还指出：“外表上一座中国式建筑物，可明显的分作三大部：台基部分；柱架部分；屋顶部分。台基是砖石混用。由柱脚至梁上结构部分，直接承托屋顶者则全是木造。屋顶除少数用茅茨、竹片、泥砖之外自然全是用瓦。这三部分——台基、柱架、屋顶——可以说是我们建筑最初胎形的基本要素。”

毋庸置疑，书写上述文字时，林徽因运用了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严格的布扎（Beaux-Arts）训练而积累的西方古典建筑理论知识。

时下有人以为：梁思成、林徽因是套用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文法”来诠释中国建筑，是用西方古典的立面构图设计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立面，“论据”之一，即所谓林徽因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段式”诠释中国古建筑立面的“三段”（台基、柱梁、屋顶），甚至造成了不是从反映结构的“剖面”出发，而是“从建筑立面入手”研究中国建筑的“立面的误会”。

其实，林徽因所言“三大部”乃眼见之实。建筑立面之三分论，中国古已有之。北宋名匠喻皓之《木经》有言：“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1932年6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之《哲匠录（续）》已刊此论，它与林徽因的“三大部”完全一致。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也并非“从建筑立面入手”，他在《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中指出：“研究中国的建筑物首先就应剖析它的构造。正因为如此，其断面图就比其立面图更为重要。这是和研究欧洲建筑大相异趣的一个方面。”

梁思成的学生关肇邺回忆，梁思成在评设计图时说，在做设计时“平、立、剖”应该综合考虑，但在绘图时顺序不应是“平、立、剖”而应是“平、剖、立”，因为立面上很多元素往往取决于剖面设计，如窗户的大小、窗台的高度等，而这些都和功能有关。

梁思成、林徽因并非食“西古”不化，恰恰相反，精研“西古”是他们的长处，这能帮助他们敏锐地发现“中古”之精义。

他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理论最重要的发现，如前文所述，是《营造法式》“以材为祖”之材栔分゜模数制和《工程做法》以斗口为度量单位之斗口模数制。他们进一步指出，此种模数制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以柱径为模量之型范（Order），在原则上完全相同。

《营造法式》斗栱之横栱（即“一材”）、《工程做法》斗栱之斗口，是建筑设计的模量，对建筑的比例、权衡、造型起决定性作用（Order以柱径为模量与之相似），梁思成、林徽因极重视对斗栱的研究，认为斗栱对中国建筑具有极重要意义。

他们指出的是事实——中欧古典建筑物之整体，皆基于以一个必要的构件作为基本模数的概念。他们的这个发现，并不以套用“西古”为鹄的。

《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

《工程做法》规定了“凡面阔、进深以斗科攒数而定，每攒以口数十一份定宽”等以斗口而定全屋比例、权衡的各类计算法。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i）的《建筑十书》（撰于公元前32—22年间）有言：“无论是四柱式或是六柱式或是八柱式，从这些部分中采用其一部分，它就会成为模量。这一个模量就是柱子的粗细。除去中央以外的各个柱间要做成二又四分之一个模量。正面和背面的中央部分做成三个模量。柱高本身做成九个半模量。要是这样分配，柱间和柱高就会成为正确的方式。”

此类范式，甚至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之设计法，诸如道涂路门阔度以车乘轨辙为准、堂室应用面积以筵几广幅为度等理念相通，为古代人类建筑与空间设计思想之精华所在。

1934年1月，林徽因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写道：

斗栱不惟是中国建筑独有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后来还成为中国建筑独有的一种制度。就我们所知，至迟自宋始，斗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权衡；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她指出了“真髓所在”，正可回应前述伊东忠太所言：“盖日本人所知者，中国之皮相也，因此不能得其真髓，不能有根本的新发见。”

1945年10月，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发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进一步指出：

所谓“斗栱”者是在两书中解释得最详尽的。它是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它在中国建筑上之重要有如欧洲希腊、罗马建筑中的“五范”一样。……这种以建筑物本身之某一部分为度量单位，与罗马建筑之各部比例皆以“柱径”为度量单位，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斗栱与“材”及“分”在中国建筑研究中实最重要者。

他们指出了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的方向，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建筑史学才不会停留在中国建筑“有什么”的层面，而能够回答“是什么”，并揭示“为什么”。

这个转折点，恰恰出现在1932年。

是年6月，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发表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首次释读了《营造法式》“以材为祖”之制；亦首次指出，斗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也正是在这个月，林徽因给胡适（1891—1962年）写去一信，解释为什么徐志摩（1897—1931年）遇难半年后，朋友们对他的文集文稿一类的整理尚未有任何头绪，对他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一篇：“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自是大原因。”

她在信尾写道：“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1932年，对于中国的建筑学，确实有着不同寻常的份量。

五  中国建筑之新生

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林徽因指出，中国建筑所用的原则是“架构制”（Framing System），这种结构法贯通功能与形式，有很大的优点：

中国“架构制”与别种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栱制”，或西欧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倚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Bearing wall），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架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壮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如城楼等建筑），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一门屏窗牗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以前，室内已有极充分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她进一步指出：

独有中国建筑敢袒露所有结构部分，毫无畏缩遮掩的习惯，大者如梁，如椽，如梁头，如屋脊，小者如钉，如合叶，如箍头，莫不全数呈露外部，或略加雕饰，或布置成纹，使转成一种点缀。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这个特征在历史上，除西方高矗式建筑外，惟有中国建筑有此优点。

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中，梁思成亦指出：“这些殿堂的根本结构法是用木房架”，“方法是以木做房架，成为骨干，然后将墙壁窗牖望板顶瓦等加上。若没有木架骨干，便不能产生这种特征。中国建筑的特征，就完全是这材料及其结构法的结果”。

中国建筑与欧洲歌特式（即高矗式）建筑皆采用框架结构法，此法正是钢筋混凝土技术产生之后，现代建筑通行之道，这让梁思成、林徽因有信心为中国建筑求一个未来。

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认为，中国建筑存在几个弱点，诸如梁料太费、不明了横梁载重的力量只与梁高成正比例、不善用三角形、地基太浅等，“好在这几个缺点，在新建筑师的手里，并不成难题。我们只怕不了解，了解之后，要去避免或纠正是很容易的。”

她指出的这些弱点，多是当时她所了解的清式建筑问题。林文刊出之后，1932年4月，梁思成调查蓟县独乐寺，发现这处辽代建筑山门之檐栿、平梁，高宽比皆近二比一，在力学与经济方面最为合理，远胜清式之五比四或六比五，并理解了《营造法式》之“一材”，既以其广（高度）为度量单位，也是一种断面范式（高宽比为三比二），甚合力学与经济理念；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唐构，得见脊槫之下以纯粹三角形支撑的叉手之制。这些后续发现，或能为林文再添注脚乃至修正。

但这并不妨碍林徽因在1932年3月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或“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求。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与梁思成、林徽因分享这一理念的，是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首都计划顾问的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 1877—1954年）。

在他纽约的办公室里，1901年伊东忠太一行调查紫禁城的图录是案上之物，这使他能够在1913年，未踏上中国土地时，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设计湖南长沙雅礼大学（Yale-in-China），并以混凝土技术建造。

1914年，茂飞来到中国，首次参观故宫即被震撼。“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他说，“古代中国有着世界上伟大的建筑风格之一，面对古典及哥特式建筑已被证明的适应性——能够满足现代科学规划与建设的需要，我感到否认中国建筑存在相似的适应性就不合逻辑了。”

茂飞看到的，也正是中国建筑之框架结构法与哥特式建筑一样，与现代建筑相通。他后来设计了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8—1923年）、北京燕京大学（1919—1926年）等中国固有形式之新建筑，试图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技术之间获得平衡，成为他所言“中国建筑复兴”（Chinese ArchitecturalRenaissance）的领潮者。

“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虽不同，基本原则却是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1935年，梁思成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言中写道，“因为原则的相同，‘国际式’建筑有许多部分便酷类中国（或东方）形式。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同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值得许多建筑家注意的。”

基于这样的理念，1950年初，梁思成与陈占祥（1916—2001年）以现代建筑形式，设计了他们所理想的北京西郊中央行政区建筑。可是，新中国的领导者否定了“梁陈方案”，规模庞大的中央机构被计划安插在紫禁城周围建设。

为保持北京旧城平缓开阔的轮廓线，梁思成退而求其次，提出这些新建筑不得超过三层。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反击他：“我相信人民中国的新的技术能建筑很高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建筑将永久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

眼看高层大厦在故宫附近建设，梁思成又退一步，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遂绘制两张有着中国传统屋顶的高层建筑想像图以作示范。

病重中的林徽因亦无奈地表示：“照旧样子可以保险，不会破坏了过去已有的体形，新的弄不好就难免了。”

彼时，在苏联专家的要求下，民族形式建筑风格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执行；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热潮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高指示，亦为梁思成、林徽因服膺，他们加入到民族形式的倡导中来。

可是，1955年初，风云突变。“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在这样的判词之下，“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展开。

梁思成关于《营造法式》的研究，被批判为无视阶级斗争，“歪曲了‘法式’的本意，阉割了‘法式’的精髓”。

梁林二人双双病倒。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逝世，享年51岁。

在她弥留之际，梁思成拉着她的手放声痛哭：“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讨伐声中，梁思成设计林徽因墓。墓碑下方，安放着一块汉白玉花圈浮雕，它是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样品。

一位建筑师就以这样的方式，向另一位建筑师，作了生死诀别。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