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珍丨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考略丨卢倩 刘梦雨
中国营造学社于其成立的1930至1946年间，完成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对中国建筑史学界影响深远。《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考略》一文发表于《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十八辑，卢倩和刘梦雨两位青年学者基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一手资料，对营造学社的历年活动与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还原。厘清了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时间、办公地点等学界一直未能形成清晰共识的若干问题，并按照编年体例，整理出营造学社历年学术活动和社内要事年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基础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国古代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虽然历史只有短短十余年，其间取得的学术成就却蔚然可观。详细回顾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并非只是出于对历史琐屑的好奇，也不仅仅是出于对先贤的纪念，这一工作对今日的建筑史研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出版以来，已成为一般读者乃至研究者心目中有关营造学社历史的权威著作。此书的贡献与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而对营造学社工作的记述并非是完整而全面的。例如，对法式部的调查测绘工作记叙翔实，篇幅长达50多页，而关于文献部的工作记叙篇幅仅有4页。实际上，营造学社的文献部和法式部始终并驾齐驱，即使在1932年后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展实地调查，营造学社也从未偏废文献工作。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据笔者粗略统计，文献研究类的论文约70篇，数量占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篇目总数的六成以上。可以说，学社的文献工作成果斐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绝不亚于调查实测工作。倘若忽视了这部分工作，则不仅对前辈学人有欠尊重，而且忽略了这些本应得到继承的学术遗产，对于今日的研究工作而言，也是相当遗憾的损失。王其亨先生就曾指出营造学社在文献学工作上作出的重要贡献，而这恰恰是今日建筑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因此，对营造学社曾经的学术活动详为梳理，旨在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从这些学术遗产中汲取养分，启发思路，弥补今日研究方法之不足，乃至将其未竟的工作继续完成，是为这项工作最大的现实意义。
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因时局被迫中断，许多工作或未能最终完成，或因故未能刊行成果，渐至湮没无闻。但是这些未竟的工作毕竟留下了许多资料和线索，藉此仍然能够看出营造学社学术研究的大致轮廓与脉络。
研究的选题与思路，最能体现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水准和潜力。朱启钤作为学社的领导者，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创社之始即指出“纵断之法以究时代之升降”和“横断之法以究地域之交通”两个研究方向，并且高屋建瓴地提出建筑史研究不可专限于建筑本身，而必须推及“一切考工之事”乃至“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以彰显建筑“于全部文化之关系”。早期的选题就基于这一宏大的学术图景而拟定，如《营造词汇》《营造大事年表》《营造丛刊》等，都是对建筑史研究价值深远的题目。从这些体量庞大的选题，也可看出朱启钤和营造学社远大的学术志向和高度的学术热情。
这些未完成的研究项目，曾有部分内容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零星发表，涉及研究计划、研究方法和阶段性成果。此外，也有许多手稿等资料保存至今，对于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仍然是有益的参考。
营造学社早期的研究是以文献工作为重心的。朱启钤在建社之初就意识到，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求营造相关材料，加以整理，是这项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须先为中国营造史辟一较可循寻之途径，使漫无归束之零星材料，得一整比之方，否则终无下手处也。”1949年后，由于从事建筑史研究者大多仅受工科教育，文献学素养不足，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当年以朱启钤为首的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研究人员都具有良好的文献学和传统史学功底，他们十余年的辛勤工作，无疑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相当宝贵的学术财富。
遗憾的是，学社当时整理刊行的图籍大都没有再版，现在已经不易搜求。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虽经学社发掘整理，却重又湮没无闻，今日已少有研究者注意。如果对学社这一方面的工作有所了解，对当年学社前辈整理的书目索引善加利用，当可为今日之建筑史研究提供有益帮助。
早期的文献工作并未局限于爬梳古籍，同时还进行了大量译介工作。朱启钤素来抱有汇通东西学说的理想，因此自建社伊始便注意招纳翻译人才，社内专门设有“英文译述”和“日文译述”的职位。学社先后翻译刊行了《乾隆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事》《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琉璃釉之化学分析》等许多与中国建筑有关的国外研究论文，涉及英、法、德、日诸语种，论题相当广泛。同时，学社也将不少国外学者吸纳为社员，时有交流，从而保证了这一研究团体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也是值得今日研究者反思和继承的良好学术传统。
另外，营造学社在抗战期间的工作，从前多为人忽视，认为1942年后已经停止活动，“暂时维持局面而已”，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1940年南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后，尽管条件极度困难，但学社同仁仍旧多方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研究工作，并撰写正式工作报告，日常工作依旧维持在正规状态。只不过“1942年以后工作站之工作报告散佚各处”，始终没有集中整理，今日已经难见全貌。
令人惋惜的是，这一阶段的许多研究成果未及刊行便遗失散佚，如陈明达的“彭山崖墓发掘报告”、莫宗江的“四川前蜀永陵研究手稿”、刘致平的“四川广汉建筑调查报告”、刘敦桢主持绘制的“中国古建筑模型图”、卢绳绘制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图”，等等。但即使只从今日残存的部分手稿、图纸和照片来看，也不难判断，这一时期学社仍然完成了数量惊人且卓有成效的工作。
同样不应忽略的是，在学术研究之外，营造学社也投入大量精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学社始终广泛参与当地各种文物建筑修缮和复建工程，或担当顾问，或参与设计。为了在民众中建立文物建筑保护意识，学社自成立伊始，即不断组织各种展览会，展出古建筑模型、照片、实测图纸、古籍等，向社会大众宣传文物建筑的价值，并为各高校建筑系制作建筑模型多种，供教学使用。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期间。尤为可贵的是，1944年，营造学社还利用历年调查测绘成果，在李庄张家祠举办了中国建筑图像展览。此时刘敦桢已经离开学社，学社工作人员仅余四五人。但在如此困难的境遇中，学社仍然坚持不放弃公众教育，足见其对于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事业的坚定信念。
编制一份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年表，可以为查考学术事件的具体日期与来龙去脉提供许多方便。过去曾有前辈学人对此做过初步整理，例如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中整理了《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大事记一览》。从其中内容来看，基本上是转引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中的文字，恐未核查一手资料。此外，网上可搜索到一份题为“中国营造学社历史”的编年表格，编者不详，择要罗列了“1930年以前”至1945年间的学社大事，但内容很简略，个别史实也欠查考。其后的论文和著作则多以上述资料为引用来源。因此，本文拟从一手资料出发，将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作一全面整理。所有事件、人物、时间，均以原始文献核实，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搜求多种信源交叉核对，力图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可靠的基础资料。
整理年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牵涉社史上若干关键问题，如学社成立时间、办公地点等，前人的叙述中或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因此，本文必须先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辨，形成较为明晰的判断，以作为年表编制的依据。
一 营造学社社史若干关键问题考辨
1 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时间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时间，始终存在不同说法。单士元、陶宗震、陈从周认为是1929年，刘致平认为是1930年，林洙认为是1930年2月，朱海北认为是1930年3月。其中影响较大的说法是1930年3月，在各种学术著作、论文和传记中是最为常见的一说。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
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引述比较各家说法，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结论是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3月16日，即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的日期。崔勇认为这篇演讲词是“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演讲”。此外，崔勇还提出另外两则文献旁证，一是朱启钤自撰年谱中，写有民国十九年（1930年）“居北平，组建中国营造学社，得中华教育基金会之补助，纠集同志进行研究”；二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9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给朱启钤的复函，其中有如下内容：“台函称拟自十九年一月起开始研究中国营造学，同时依照所编预算按季支用补助，拟请准由本年度补助费内开支，移居及设备等项费用并附。”
但这一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复函这则材料中提到的日期——民国十九年一月(1930年1月）——已与崔勇的结论矛盾。如果学社1930年3月才成立，为什么又说“拟自十九年一月起开始研究中国营造学”呢？如果解释为朱启钤此信中只是谈及初拟计划，其后未必据此实施，则此信便对证明营造学社成立时间不具意义。
再来看“1930年3月16日”的说法。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文末落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即1930年2月16日。这期汇刊的出版时间则是1930年7月。“3月16日”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
其次，这篇演讲词是不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呢？崔勇没有解释这一说法的来由。如果此次会议并非成立大会，则此日期也就与学社成立日期无关。实际上，笔者未能发现任何文献记载证明1930年2月的这次会议就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仔细阅读这篇演讲词的内容，通篇都未提及“于今成立”之类说法。作为成立大会的演讲，通篇不加一语点明题旨，似乎也不合常理。
实际上，这篇演讲词透露了与“成立大会”相悖的信息。演讲词开篇第一段，大致说明了当时会议的状况：
今日本社，假初春胜日，与同志诸君，一相晤聚。荷蒙聊袂偕临，宠幸何极。溯本社成立以前及经过情形，与今后从事旨趣，有应举为诸君告者。请得以自由之形式，略抒胸次所怀，惟诸君察焉。
从“溯本社成立以前及经过情形”一句，可以看出，“本社成立”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在演讲词的后半段，朱启钤回顾了学社的成立经过：“嗣是以来，承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之赞助，拨给专款，俾得立社北平，粗成一私人研究机关。草创之际，端绪甚纷，布置经月，始有眉目。”最后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学社此时已经成立至少月余，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工作，初步走上正轨。可见，这次会议并不是学社的“成立大会”，其日期也不应视为学社成立的日期。
那么，营造学社到底成立于何时？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完整回顾学社成立的经过。
早在1925年，朱启钤已经集合同仁，致力营造学研究。“民国十四年乙丑创立营造学会，与阚霍初、瞿兑之搜集营造散佚书生，始辑《哲匠录》。”而这个名为“营造学会”的私人研究机构，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身。阚铎（霍初）和瞿兑之后来也成为营造学社的元老成员。
营造学社的经费，最初是以私人营造学会名义申请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的《社事纪要》中，附录了朱启钤1937年7月致文化基金会的函件：
敬启者：鄙人研究中国营造学，本期联合同志，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合力进行，曾经发表宣言一通，并于一八年六月三日致贵会附计画大概内，郑重声明。嗣经贵会议决，属鄙人先以个人研究所名义，接受补助，移平组织。造端以来，承中外学者参加研究，日益增多，在事实上，已成为学术团体，所有对外一切，皆以学社名义行之。兹当年度更始之际，所有个人研究所名义，应即改为中国营造学社。嗣后关于款项及一应事务，均适用之。至鄙人仍担任学社主任，对于贵会，完全负责。将来组织，如果有变更，届时再为通知。
朱启钤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经费的往来函件，刊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细读这些函件，其中从未出现“营造学社”字样。朱启钤信中申请的是“鄙人研究中国营造学费用”，基金会复函用语则是“台端研究中国营造学费用”“执事研究中国营造学费用”。也就是说，当时朱启钤是以个人名义向文化基金会申请研究资助并获批的。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朱启钤也明确说过当时的状况是“俾得立社北平，粗成一私人研究机关”。
随着同仁不断加入，朱启钤意识到，有必要将个人研究所改组为一正式学术团体，即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本人执笔的《十九年度中国营造学社事业进展实况报告》中说：“民国十八年春，由启钤在津埠发起组织本社。”可见营造学社的组织筹备工作，是从1929年春天开始进行的，当时朱启钤还在天津。
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社事纪要》中，朱启钤清晰地叙述了学社成立的前后经过。作为当事人在第一时间发布的报告，这段文字相当重要，明确了学社从发起、申请经费、选择社址到开始工作的多个时间节点，是有关学社创建经过的最重要证据。因篇幅较长，择要节录于此：
民国十八年春，中美文化方面，时以完成中国营造学社之研究，来相劝勉。尔时为环境所限。恐未能专心致力。却不敢承。顾以平生志学所存，内外知交属望之切，亟应及时组织团体，自励互助。乃发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通，并于三月下旬，在北平中山公园董事会展览图籍及营造学之参考品。……六月初，始以继续研究中国营造学计划之大概，提出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至六月之杪，经该会第五次年会议决补助费用，并订明将来研究所得结果。……七月五日具函件见告。适因旅游辽宁，未克即时到平。迭次函商，迄于年岁杪，始租定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一屋，由津移往。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开始工作……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组建营造学社的动议始自1929年春，是年6月初正式申请经费，7月获批，年底朱启钤移居北平。营造学社的实际工作从1930年1月1日正式开始。
那么，“营造学会”的名义是何时正式变更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呢？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的《社事纪要》中，有一条“本社名义之确定”：“本年七月，年度更始，本社致函文化基金会，正式宣布：以后适用‘中国营造学社’名义，仍由朱先生担任，对于文化基金会，完全负责。” 这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于1930年12月，也就是说，“中国营造学社”名义的正式启用，是在1930年7月。这里说的“年度更始”，指的是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年度在1976年以前是自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由中美双方共组，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其财年制度依从美制。这也是学社选择在7月这个时间正式变更名义的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梳理出营造学社成立前后的经过：
1929年3月，在天津发起组织；
1929年6月，申请研究经费；
1929年7月初，确认经费获批；
1929年底，确定北平社址；
1930年1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
1930年7月，正式启用“营造学社”名义。
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营造学社成立于1929年，或1930年1月，这两种说法都是合理的。在“正式启用名义”的意义上，取1930年7月为成立时间，也有道理。但是“1930年2月”和“1930年3月”两个日期似乎并无意义，其由来令人费解。
如果一定要确立一个具有官方权威性质的日期，或许可以参考朱启钤本人的意见。刊登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三期的《本社二十年度之变更组织及预算》一函中，曾经有“本社自十九年一月创立以来……”的说法。这是致中美文化基金会的公函，向来由朱启钤执笔。即使由他人代笔，也是以朱启钤和学社官方名义发出的。可见至少在1931年时，朱启钤本人是愿意将学社创立时间计为“十九年一月”（即1930年1月）的。朱启钤在自撰年谱中，也将“组建营造学社……纠集同志进行研究”列于“民国十九年”条目之下。
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未必一定要将某个具体年月日确定为营造学社的成立日期。实际上，学社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这样明确的成立日期。这是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团体，不存在官方注册日期，也没有举办过正式的成立仪式。现存的文献中，无论是朱启钤本人，还是学社早期成员，都没有明确提到学社“正式成立”于某个日期。我们只要充分了解学社成立时的实际情形、前后经过，也就实现了对历史的尊重。
2 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办公地点
关于营造学社在北平的成立与办公地点，在不同文献中也有种种相互矛盾的叙述。
刘致平说营造学社“于1930年在北京天安门里西朝房成立，即今中山公园内，‘来今雨轩’傍”；朱海北认为“1930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宝珠子胡同七号正式成立”；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认为“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地址就设在朱启钤宅内（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至1932年，社址始由朱宅迁到中央公园内的东朝房。”张驭寰认为营造学社旧址在“宝珠子胡同6号”；也有人认为是在“社稷街门以南的七间西朝房”；崔勇在《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中，认为“最早在朱启钤故居赵堂子胡同”“后迁往珠宝子胡同7号”；但又说“1930年3月16日正式成立，办公地点临时设在北平珠宝子胡同七号”，前后矛盾。
因此，以下需要探讨、澄清的问题是：学社在什么地点成立，成立后社址是否曾经搬迁，以及迁往何处。
学社的成立地点，可以在朱启钤筹办学社期间的信函中找到线索。
在1929年11月10日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函中，朱启钤谈及组织营造学社的计划，说自己计划移居北平，“安定身心，集合同志，专致力于工作”，但因时局及家事影响，且不易寻得合适住所，因此迁延未定。“初拟在北平觅屋，须近故宫三海，且与相类之文化机关往还便利，而设备较省，租价较廉为宜。迭经托人寻觅，久未合式，而住居未定，一切组织皆难着手。……鄙人久居津门，图籍器物一旦移平，劳费甚巨，愿得永久之住居，为安全之处置。”直至1929年年底，朱启钤才终于在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屋，租赁下来，并从天津迁居此地（“迄于年岁杪，始租定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一屋，由津移住。”）。
宝珠子胡同在今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东侧。朱启钤迁入宝珠子胡同7号之后，这里也就成为学社的第一个正式办公地址。因为学社成立之初，工作人员不过寥寥数人，暂时无须另设办公场所。且初期研究所需图书资料均有赖于朱启钤的私人收藏，在朱宅工作也有很大便利。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没有登载社址信息，但从第一卷第二册起，即在封面标明：“社址北平市东城宝珠子胡同七号”。此后各期，均在封面或版权页注明这一地址。因此，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这都是学社早期的正式办公地址。
“珠宝子胡同七号”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但查北京市地图，并无一处胡同名为“珠宝子胡同”。查《京师坊巷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均不见此地名，可知明清两代京城内都不存在这样一条胡同，也排除了名称变迁的可能性。“珠宝子”与“宝珠子”相差不远，这一名称恐怕只是作者误记。但因《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影响较大，这一名称流布甚广，恐有澄清之必要。至于张驭寰先生所称“宝珠子胡同6号”，则是今昔门牌编号之别。今天的宝珠子胡同6号是一座楼房，营造学社旧址已经不存，此处仅指今日之6号系其故址而已。
1932年，由于学社规模扩大，办公空间不足，学社决定另迁新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本社纪事》载“本社社址之浅易”一条，言及由于社务扩充，“社所狭隘不敷支配”，决定另迁新址：“为便利工作计，爰于本年仲夏承商中山公园董事会，租借该园行健会东侧旧朝房十一间，即皇城天安门内社稷街门南首之千步廊为新社所，地点适居市区中央，且为旧日紫禁城之一部……本社以俟新社所修葺完竣，即于下月内迁入办公云。”其中所言“下月”当为本期汇刊出版之次月，即1932年7月。也就是说，学社在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的地址用至1932年7月，此后则改为新址。
朱海北在《中国营造学社简史》中对这次迁徙也有记述：“1932年7月，因社址不敷应用，商得中山公园董事会同意，迁至天安门内西朝房为社址。”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中认为“中国营造学社由于经济拮据，由珠宝子胡同迁往原中央公园的办公地点”，这一说法恐怕也与事实不符。营造学社此时远谈不上经济拮据，迁址的原因只是原场所不敷应用。
那么，学社的新址为何选在中山公园呢？这需要对当时的中山公园和“中山公园董事会”略作介绍。中山公园原为明清皇家祭祀天地的社稷坛，清亡后一度荒芜废弃，无人问津。朱启钤遂产生了将其改造为公益性公园的想法。经朱启钤与清室积极交涉，社稷坛交由国民政府管辖。朱启钤借鉴此前建设北戴河为避暑胜地的经验，组建董事会，通过募捐形式筹集资金，对荒废的社稷坛进行清理改造，增修亭榭花木，“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即1914年10月10日，时称中央公园（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中山公园。因此将学社的地址描述为“中央公园”，不如“中山公园”更为准确）。
1915年3月21日，中央公园召开第一届董事会，推举朱启钤为会长。此后连任五届，直至1937年。朱启钤开辟中山公园之始，就希望将其建设为北平的一处文化活动中心。公园开放后，举办过种种文化活动，其中也包括营造学社的若干次展览会。因此，朱启钤利用自己在中山公园董事会的影响力，为学社争取一处地理位置便利的办公场所，为公园新添一处文化机构，不失为对两方面都有益处的做法。
对于营造学社这次迁址的地点，之所以出现种种矛盾叙述，主要是对此具体地点的理解不清所致。实际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本社纪事》中的表述已经十分清楚，即“皇城天安门内社稷街门南首之千步廊”。这里的“千步廊”并不是指天安门外的千步廊（天安门外的千步廊已于1915年拆除），只是对较长廊房的一种统称，实际指的就是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西庑，也称西朝房。“社稷街门”是在这一带西朝房正中开辟的大门，与东庑的“太庙街门”相对。
朱启钤亲自为中央公园撰写刻石的《中央公园记》，记载了董事会和行健会的办公地址：“更划端门外西庑朝房八楹，略事修葺，增建厅事，榜曰中央公园董事会，为董事治事之所。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这里说的“外坛”是社稷坛的外坛墙，其东面从天安门内至阙右门墙为西庑朝房。“端门外西庑朝房”指的就是这里。社稷街门将西庑朝房分为南北两段，营造学社迁入的是“天安门内社稷街门南首之千步廊”，也就是南半段的西庑朝房，而北半段则是董事会的办公室（图1）。
图1 营造学社中山公园旧址位置示意图
有人认为学社此次迁入的地址是“端门内西朝房”，此说日后为媒体引用，流布最广，实则不确。“端门内西朝房”指的是端门之北、端门与午门之间的西庑，实为另一处所（参见图1）。营造学社这一处办公地址，可以描述为“端门外西朝房”，或者“天安门内西朝房”。由于此处房屋归中山公园管辖，也不妨简单称为“中山公园内”。学社后来即以“北平中央公园内”作为地址。
有人认为营造学社此次迁址后，“不久，又迁至赵堂子胡同3号朱宅”，这一说法也被不少著作沿袭，并认为该宅“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后半部为朱启钤先生眷属居住”。此说是否可靠，需要加以辩证。
赵堂子胡同3号位于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原为北洋政府前财政次长贺德霖之房产，兴建于1926年3—4月，尚未完工时出售。1930年，朱启钤和五女婿朱光沐共同出资4万元购置，并由朱启钤自己重新设计督造。1949年后，朱启钤将这座大宅上交政府，自己全家迁入东四八条111号。赵堂子胡同这座宅院保存至今，1984年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在有关资料中仍可见到这座宅院的平面图（图2）。
图2 赵堂子胡同3号朱启钤故居平面图
那么，这里是不是营造学社的旧址之一呢？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恐怕不能成立。
就笔者掌握的史料，并未发现任何一手资料提及学社曾在赵堂子3号办公，也未在相关人士的回忆或访谈中发现任何线索，不知这一说法出自何处。单就这一说法本身而言，其合理性即存疑，因为很难解释，为什么学社在刚刚搬迁后不久又要再次迁址。从人员数量来看，营造学社从1932年到1937年，职员数量基本稳定，仅从16人增加到17人，因此难以用社务扩张来解释。那么是否因为中山公园的办公场所因拆改或征收，不能再租给学社使用？从中山公园的档案来看，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集中发生在1914—1931年，至1932年，已经告一段落，各处建筑功能都稳定下来。1932—1935年间，除了个别小修小补之外，并无任何建筑施工。另一方面，前文已提到，朱启钤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担任中山公园董事会主席，也没有发生人事变动。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环境都没有什么变化，很难解释为何刚租下不久的场所突然又无法使用。
实际上，有关此问题最关键的证据，仍然应当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的相关信息。地址变更对学社来说是一件大事。在当时，社会各界人士与学社联络、寄送邮件、邮购学社出版物等，均需依靠这一地址。如果确实二次迁址，至少应当在此时期内稳定发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有所通告。如前文所述，学社1932年的那次迁址，即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发布迁址启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从第三卷第二期开始，版权页的地址即改署“北平中央公园内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地址一直沿用到第六卷第四期，即学社在北平出版的最后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到1940年出版第七卷第一、二期时，地址才改为“四川南溪县李庄营造学社”。学社地址是相当重要的信息，如果有所变更，即使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发布启事，那么至少要相应变更版权页的地址信息，以免他人联络错误地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编辑向来严谨认真，文中一字之差也要专门勘误，不可能在这样的关键处出现重大疏忽。即使偶尔一期有误，也不可能期期有误，五年间都未能订正。
另一方面，赵堂子胡同3号的实际情况也与这一说法存在矛盾。刘宗汉先生在对朱家后人的采访和回忆中，对赵堂子胡同3号这处住宅的功能和布局有过描述。文中说，这座大宅坐北朝南，“中间一条长廊纵贯南北，长廊左右各有4个院落。右边的院落较大，为朱先生和朱光沐先生的住宅；左边的第一个院落为一座小花园，并有一个可以开舞会的大客厅。其余为群房。”从图2中的宅院平面看来，其布局与刘宗汉先生文中所述完全吻合。可见此后数十年宅院未经大规模改造，大体保留了朱启钤居住时的布局。那么，这座院落“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后半部为朱启钤先生眷属居住”的说法就显得很费解，因为如果要作功能分区，这个平面显然只宜分为东西两半，而很难作出“前半部”与“后半部”的划分。刘宗汉先生与朱家晚辈过从甚密，他的文章里也完全没有提及营造学社曾在此宅办公。在地理位置上，赵堂子胡同和宝珠子胡同实为相连的两条胡同，从赵堂子胡同的朱宅，到宝珠子胡同7号的学社办公地点，步行距离仅200米左右。朱启钤之所以选择这一处居所，恐怕与其便于往来的位置优势不无关系。
因此，学社曾经迁入赵堂子胡同3号的说法，恐怕不足取信。当然，朱启钤本人确实于1930年之后迁入赵堂子胡同新宅，学社成员过访此宅相当便利，也不排除偶尔在此议事或工作的可能性。但是，这与“办公地点”毕竟不是同一概念。
综上，1937年南迁以前，营造学社在北平先后有过两处社址。第一处社址，也即成立地点，是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使用时间为1929年底至1932年7月；第二处社址，则是当时归属中山公园管辖的端门外西庑社稷街门南首旧朝房11间，使用时间为1932年7月至1937年7月。由于后一地址叙述起来较繁冗，所以学社在这一时期的官方地址仅署“北平中山公园内”。
3 关于梁思成、刘敦桢加入营造学社的时间
营造学社成立之初的活动由朱启钤亲自主持，研究内容以文献工作为主，主要是整理古代文献中营造学相关内容，编辑《营造词汇》及翻译国外相关论著等。早期研究成员也多具有良好的文献学和历史学功底，而拥有建筑学和工程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例很少。嗣后梁思成和刘敦桢的加入，使营造学社的局面大为转变，转而注重实地考察和测绘，并引入了西方建筑学的研究方法。以至于朱启钤后来说：“得梁思成、刘士能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因此二人加入的时间，对学社社史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节点。
《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说梁思成“1930年加入学社，1931年到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1931年加入学社，1932年离开中大，到学社任文献部主任”。这里的叙述较为简略，导致许多人对于梁思成、刘敦桢进入学社的时间有所误会，例如认为“1931年梁思成、刘敦祯等先生加人学社，分任法式主任和文献主任。”因此，有必要厘清梁刘二人加入学社和开始工作的时间。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营造学社的成员编制，分为“职员”和“社员”两种。职员为实际到社工作者，在学社任职，从学社支取工资；社员为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包括顾问、捐资等）参与和支持学社工作，但不以之为本职工作。因学社不断发展，人员时有增减变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几乎每期都在版权页上刊登当前职员和社员名录，从这些名录看来，社员数量要远多于职员。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职员和社员，只是编制区别，并不是实际工作和挂名的区别。很多社员也为学社的工作作出了实际贡献。例如林徽因，从学社创立到解散一直都是社员，多年来参与了学社的大量工作，包括考察、测绘、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又如周贻春，虽然其本人不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但作为朱启钤的至交好友，以多种形式支援过学社活动，后期还曾代理社长职务。这些贡献都是不应被忽略的。
另外，社员和职员的身份也有可能发生转化。例如陶洙和刘南策，起先都是学社的职员，后来不再担任学社日常工作，但也没有退出学社，只是身份变为社员。同样也有人先成为学社社员，之后变为职员。因此，“加入学社”这一说法就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一是成为学社社员，二是成为学社职员。理解了这一点，才不致对前引《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的文字感到困惑。
从第一种“成为社员”的意义上说，梁思成从学社甫一创立，就是社员。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的首批社员名录中，就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名字，二人均担任参校。
从第二种“成为职员”的意义上说，梁思成则是1931年9月正式到社工作的。学社曾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的《本社纪事》中发布改组通告：“本年度七月依照改组计划，分为文献法式两组，聘定社员梁思成君为法式主任，于九月一日开始工作。”这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于1932年3月，这里的“本年度七月”，当指前一年，即1931年的7月。也就是说，梁思成1931年7月受聘为法式部主任，9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至于这其中间隔两月，是因为1931年7月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执教，聘任事宜决定后，1931年8月，梁思成才回到北平。安顿之后，9月1日开始工作。
1931年11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三期的职员名录中，第一次出现梁思成的名字，职务为“法式部”主任。1931年9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二期的职员名录中还没有梁思成，因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撰稿时间必定早于出版时间，当时梁思成尚未开始正式工作（可能还未回到北平），所以撰稿者没有将其列入。
刘敦桢作为社员加入学社的时间也很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的社员名单中，就有刘敦桢，担任校理。这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于1930年12月，也就是说，刘敦桢是在1930年下半年加入营造学社，成为社员的。之后才受聘为“文献部”主任，变成学社职员。
虽然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就任法式主任和文献主任，但二人并非同时到任，前后相差将近一年。朱启钤1932年3月的《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继续补助本社经费函》中提及此时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已经入职8个月（“梁君到社八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而刘敦桢尚未到学社就职，只有聘任意向（“文献一部，则拟聘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君兼领”）。此时文献主任一职还是朱启钤本人兼任。
陈从周先生也曾经记录过刘敦桢先生对入社经过的回忆：“刘士能师敦桢尝告我其参加营造学社之经过。初，紫江朱先生办社于北京，梁公思成于一九三一年入学社。其时刘尚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朱过南京，刘往谒，邀往北京入学社，遂脱离中大。”
刘敦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职员名录里，是在1932年6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职务为“文献主任”。此前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也就是1932年3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一期中，还没有将刘敦桢列为职员，说明其正式受聘时间在1932年3—6月之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还发表了刘敦桢的一封讨论城墙角楼的信，题为“社员通讯”，落款是“廿年十二月十六日草于南京中央大学”，可见直到1931年底刘敦桢仍在南京，与学社依靠通信进行学术交流。
受聘于学社之初，刘敦桢尚在中央大学任教。朱启钤起初的设想是请他“兼领”文献部主任，因此他也并未立刻离开南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决定离开中央大学，正式到学社工作。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刘敦桢曾经提及自己北上的时间：“今秋北来，从事整比，发现脱误不少，乃重行订正补缀而成此文。”这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于1933年9月，时方入秋。这篇论文篇幅很长，从动笔订正到完稿，再到编辑、出版、印刷，必然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如果“今秋”指的是1933年秋天，就不可能赶上9月出版。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今秋”指的是1932年秋天。也就是说，刘敦桢正式到学社就职的时间是1932年秋。
综上，梁刘二人加入学社的过程与时间节点可以总结如下：
1930年1月（或1929年底），梁思成作为社员加入学社，任参校；
1930年下半年，刘敦桢作为社员加入学社，任校理；
1931年7月，梁思成受聘为法式主任；
1931年9月，梁思成作为职员正式到社工作；
1932年3—6月间，刘敦桢受聘为文献主任；
1932年秋，刘敦桢作为职员正式到社工作。
二 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
以下年表，将营造学社历年学术活动和社内重要事务，按时间顺序详细排列。
1929—1937年，学社在北平期间的学术活动，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据《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相关信息整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论文，往往会在文中叙述此项考察或研究的前因后果；此外，每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之末，往往附有《社事纪要》或《本社纪事》；学社所出版著作、图录等，亦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布启事，这些都是编写年表时的主要线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半年所出版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总结近期社务，所言未必本年度事，而可能是前一年的工作，或是跨越本年与前一年的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因此对于原文中“本年”“本期”“去岁”“今春”等时间用语，均须结合前后语境及其他文献材料，审慎判断。
1937年后学社在西南期间的活动情况，则散见于各种零星史料（详见文末参考文献）。此期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仅出版两期，没有《本社纪事》。因此，年表1937年之后部分，系综合尾注中各种史料整理汇编。对于较重要者，单独注明出处。
关于历次测绘的详细路线、地点及考察对象，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已有详细介绍。限于篇幅，本文对这部分内容只作扼要叙述，希望了解详情的读者可参阅《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
对于各事件的参与人员，凡有据可查者，尽量列出姓名。
1929年
3月
3月24日，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详细阐述营造学社的成立目的、性质、任务及长期工作计划。
3月下旬，于北平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展览，“展览图籍及营造学之参考品”。
6月
朱启钤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提交《继续研究中国营造学计划之大概》，并获该会资助。
12月
朱启钤租下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自天津迁入，同时这里也成为学社的办公地址。
1930年
1月
1月1日，学社正式开始工作。
2月
2月17日，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申明营造学社治学宗旨和学术图景。
3月
3月21日，举行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会，并刊行《李明仲之纪念》。
4月
阚铎以四库本和丁本重校陶本 《营造法式》，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
5月
雷氏后人雷献春等求售样式房旧存宫苑陵墓之模型图样。朱启钤恐其流失国外或零星散佚，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建议设法筹款购存，觅一妥善安置，以供学社研究。旋由北平图书馆购存。
6月
与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作学术交流。伊东忠太在中山公园发表演讲，题目为“支那建筑之研究”。
7月
正式启用“中国营造学社”名义。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出版第一卷第一期。
朱启钤、阚铎整理研究《辍耕录》所述元代宫阙制度，并由宋麟徵绘制复原图，著成《元大都宫苑图考》。
12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
是年其他工作：
改编《营造法式》为读本
计划将陶本《营造法式》重新校勘，并加标点，以各作为纲，功限、料例、图样为目，改编成易于查考的体例，并对生僻名词加以训示图解。本年正在工作中。
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并编校则例
招募匠师为《工部工程做法》补图，并整理则例原本，以备刊行。图样已绘成600余张，本年内正在审定。
整理《园冶》
此书在国内已失传，朱启钤从日本觅得钞本，加以整理，准备刊行。
编辑《营造词汇》
《营造词汇》是朱启钤计划编纂的一部营造术语专门辞典。意在通过广泛查考古籍、访问匠师，将一切涉及营造的名词术语纂辑汇释，“定其音训，考其源流”，再以制图摄影辅助说明，并与日本出版的建筑术语辞书对照编成比较表，“冀与世界学者，不相隔阂”。按照传统学术研究的思路，此为营造学研究之基础。编纂《营造词汇》，是学社初建时最主要的工作。
编订《营造丛刊目录》
编订《营造丛刊》是学社早期的另一重要项目，就社内收藏的图籍整理目录，编订目录，撰写提要，辑录刊行，为研究者提供一部方便查考的文献集成。此项工作由文献学家谢国桢担任。
采辑《营造四千年大事表》
综合归纳历代营造大事，分年列表。
编辑《哲匠录》
辑录历代建筑及工艺美术匠师之有姓名可记者，汇编成书。
协助北平图书馆收购样式雷模型
继5月中收购第一批图样模型后，本年冬，雷氏另一别支雷耀亭又出售一批模型，仍经学社介绍，归北平图书馆购存。
1931年
2月
成立琉璃瓦料研究会，组织调查团，前赴宛平县门头沟琉璃渠村旧琉璃官窑实地踏查，取得数百件琉璃样品，在中山公园陈列，并与其他窑厂出品进行比较研究。
3月
3月21日，与北平图书馆联合，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应观众要求，展期延长一日，两天的观众达万人以上。实物类展品，包括圆明园遗存的石刻、砖石构件及样式雷圆明园烫样14件：文献类展品，包括样式雷圆明园图样数十张，乾隆铜版谐奇趣西洋楼水法图20页，清代匠作则例数十种，以及具有建筑史资料价值的绘画、书籍、外文文献若干种。
4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期。
7月
学社改组，按创社之初的设想，正式设立法式部和文献部，聘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9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邵力工、宋麟徵任测绘助理。阚铎任文献部主任。
9月
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因“九一八事变”流亡至北平，学社酌量收容高级生中成绩较优者数人，在梁思成指导下从事辅助绘图工作。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二期。
10月
阚铎辞职，文献部主任由朱启钤兼任。
11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三期。
是年其他工作：
继续编纂《哲匠录》
仍对上年度之稿件继续增补，增出“制墨”一门，约数百人。
继续编订《营造词汇》
此项工作自上年9月起，每周二举行编辑会议，为加快进度，本年2月起增加为每周三次。与会者有阚铎、荒木清三、刘南策、宋麟徵、陈大松。朱启钤也常常列席。
搜集整理《园冶》各版本
继从日本觅得钞本并整理之后，又得知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刊本，及内藤湖南曾在某丛书中重刻此书，已设法觅取。同时，又在北平图书馆发现明刊残本。计划征齐诸本后印行。
继续编订《营造四千年大事表》
继续搜集资料的同时，将已有资料整理汇总。计划编辑30册，已整理完成各册目录。
搜辑《礼经》宫室考据家专著
收集历代学者考据《礼经》中宫室制度的论著，先编目录，进而收集图书，得140余种，并附目录。
考据燕京故城建置沿革
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以实地踏查方法，著成《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一书，而中国学者奉宽以文献研究方法著成《燕京故城考》，两书同时问世。为促进双方交流，阚铎一方面将那波利贞的著作译成中文，另一方面将奉宽的著作及学社的意见寄给那波利贞，拟待其回复后汇总发表。那波利贞著作的节译已经发表在《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
整理营造相关古籍
是年整理古籍包括：
《惠陵工程备要》6卷
清《内庭工程档案》1册
《正阳门箭楼工程表》1册
《万年桥志》8卷
《京师坊巷志稿》2卷
《如梦录》1卷
《长安客话》8卷
《山西大同武州山石窟寺》1册
为智化寺藻井摄影
智化寺正殿藻井保存尚完好，学社为之拍摄侧面和仰视照片各一张。
参与紫禁城角楼修缮
修缮工程由朱启钤发起，经各方人士及机构捐款，会同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及有关方面人员，组织修理城楼委员会，由古物陈列所勘估兴修。营造学社委派专家负责审查方案和工程验收。
翻译出版欧美国家有关中国营造的论著
具体书目：
（英）叶慈（W. Perceval Yetts）《营造法式之评论》（2篇）
《论中国建筑》
《中国屋瓦考》
（美）卡罗尔·马隆（Carroll B. Malone[W用6] ） 《建筑中国式宫殿之则例》
（美）福开森（John C. Ferguson）《著中国屋瓦考书后》
（美）爱迪京（Joseph Edkins）《中国建筑》
（法）德密那维尔（P. Demiéville）《评李明仲营造法式》
（德）栢世曼(Ernst Boerschmann)《隋代及唐初之塔》
为太平洋会议准备北平建筑之论文
学社受陈衡哲之邀，预备在太平洋会议发表论文《从燕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论文约2万字，由瞿兑之执笔，叶公超英译。
审定北平图书馆新馆建筑室内外彩画图案
北平图书馆新馆建筑委员会聘朱启钤为顾问，委托审查内外檐彩画图案，并派匠师来学社绘制实样。
整理德国穆麟德氏遗书
穆氏为天津德国领事，生前精研东方语文。朱启钤购其遗书22箱，暂存北平图书馆，正在整理查对其书籍细目。
发起“古瓦研究会”
本年，朱启钤、阚铎联合关野贞、伊东忠太等中外学者，发起了“古瓦研究会”，并发表《古瓦研究会缘起及约言》，刊登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二期。
为中央大学建筑系代制模型图样
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带领本系学生于暑期（1931年7—8月）赴北平参观营造学社工作，委托学社制作古建筑模型四种，彩画作图案一百余幅，作为教学资料。模型及图样于12月完工并寄至中央大学。
审定北平图书馆外檐彩画图案
审定新建北平图书馆外檐彩画设计及书库外部油饰彩画重修设计。工作于1931年9月下旬结束。施工过程亦由朱启钤指导，工程负责人为画匠祖鹤洲。
为《工部工程做法》补图
由法式组承担，将《工部工程做法》书中所说明各建筑物，以现代工程制图法作其平立剖面图。
1932年
2月
梁思成、邵力工、梁思达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归来写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引起巨大反响。
3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
朱启钤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继续补助本社经费。
5月
在中山公园举办公开展览，展品包括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等。
6月
法式组梁思成、王先泽等人调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
7月
由于人员扩充，旧址不敷使用，学社向中山公园董事会租借天安门内社稷街南首千步廊旧朝房11间，将社址迁入。学社正式地址改为“北平中山公园内”。
8月
8月23日，朱启钤致函教育部，呈请立案，“拟由私人研究团体，改为永久学术机关”。
9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
10月
受故宫博物院委托，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前往故宫勘察文渊阁楼面凹陷现状，并由蔡方荫、刘敦桢、梁思成拟成《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
12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
是年其他工作：
调查北平智化寺
1931年夏天，刘敦桢受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命赴北平调查古建筑，由营造学社同仁处得知城东有明代遗构智化寺，遂往调查。参与测绘和绘图的人员包括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南策、邵力工、宋麟徵、王先泽、莫宗江，及中央大学的濮齐材、张至刚、戴志昂。次年，刘敦桢整理调查结果与文献史料，写成《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是为学社系统调查北平建筑之起点。
调查平郊建筑
是年，梁思成、林徽因调查北平郊区卧佛寺、法海寺门等古迹，撰成《平郊建筑杂录》，分两部分刊登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和第五卷第四期。
编订《营造算例》
《营造算例》原为匠师抄本，现由梁思成编订，分出章节，加以标点，重新刊行。
《清式营造则例》脱稿
梁思成将《工程做法则例》及《营造算例》二书，按照现代科学观念重新整理，“首重名词之解释，然后用准确之图，任‘做法’‘则例’解释之责”，写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为清式建筑研究初辟途径。
完成《圆明园复旧图》
共两张，一张平面图，由绘图员金勋制图，“图方盈丈，绘制经年”；一张透视鸟瞰图，由梁思敬绘制。这套复原图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营造学社有关圆明园建筑的研究成果。
发现并刊行《梓人遗制》
原书久佚，仅余存目，是年英伦博物院东方图书部主任Dr.L.Giles在英伦访得《永乐大典》本，经北平图书馆馆长向伦敦英伦博物院摄取原书影片，寄回国内，经朱启钤、刘敦桢整理校注后刊行。
翻译国外学术著作
具体篇目包括：叶慈《屋瓦考》；喜瑞仁《北京城墙城门考》；鲍世曼《中国宝塔》；滨田耕作《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石井吉次郎、一户清方《实用漆工学》等。
购存《乾隆御制铜板平番图》
北平旧家所藏乾隆制《平定西域·两金川·安南·苗疆战图》铜版图四大帙，是乾隆颁赏大学士阿桂之物。其中《平定西域战图》一套16幅，为内廷西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等人作品，画成后送至巴黎，由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制版，艺术价值尤高，代表了清代宫廷铜版画制作的最高水平。藏家求售，经社员马竹铭介绍，朱启钤见到这批珍品，深知其价值不容失之交臂，但因索价太昂，力不能逮，因此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袁同礼）商量，由北平图书馆购存，终使名物有归。
整理影印岐阳王世家文物
朱启钤发现明岐阳王李文忠家文献、画像等传世文物数十件，公开展览后反响强烈。经研究整理，撰成《岐阳世家文物考述》一书。并托故宫印刷所摄影制版，汇成《岐阳世家文物图像册》，于本年内出版发行。
编订《营造书目提要》
由谢刚主（谢国桢）负责，整理学社中图籍目录，编订提要，分门别类，逐一标识内容特点。整理好的书目提要陆续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计划告竣后择其精华，刊印为《营造丛刊》，为研究者提供一部方便查阅的文献集成。
刊行《营造法原》
苏州姚承祖根据祖传秘册编成《营造法原》一书，因营造学社向社会征集通俗建筑稿本，故将书稿交给营造学社。朱启钤对原书进行校阅整理，改订图绘，计划刊行。
筹设干事会
由于学社组织扩大，筹设“干事会”，将学社发起人和对学社有较大贡献的成员聘为干事。第一届干事为周寄梅（周贻春）、叶玉甫（叶恭绰）、陶兰泉（陶湘）、陈援庵（陈垣）、孟玉双（孟锡珏）、华通斋（华南圭）、袁守和（袁同礼）、钱新之（钱永铭）、周作民、徐新六、裘子元（裘善元）。
1933年
3月
陶湘在故宫图书馆发现抄本《营造法式》，为诸抄本中最善者。本年内，学社组织刘敦桢、谢国桢、单士元、林炽田四人，将故宫本与北平图书馆所藏文津阁本《营造法式》详加校勘，订正了丁本和陶本的多处文字。
4月
梁思成、莫宗江第一次调查正定古建筑。
7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
9月
9月6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第一次赴山西，调查大同古建筑及云冈石窟。
9月17日，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调查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刘敦桢先期返回北平，梁思成、莫宗江对木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详细测绘。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
11月
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第二次调查正定古建筑，详测隆兴寺、阳和楼等。
梁思成、莫宗江调查赵州桥等赵县古建筑。
是年其他工作：编著《样式雷世家考》
1933年春，朱启钤从雷氏家族后人雷献瑞、雷献华处得到雷氏族谱及有关营造之信札文件，旋将这批档案整理编著为《样式雷世家考》，本年内脱稿。
整理圆明园史料
刘敦桢整理北平图书馆、中法大学所藏圆明园文件图样及故宫文献馆所藏内务府档案，著成《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此文开创了利用样式雷图档研究建筑史之先河。
继续编纂《哲匠录》
本年内完成“营造类”，由梁启雄编纂，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和第二期。同时，朱启钤还在继续搜集编纂“河工类”。
编纂《明代营造史料》
由单士元进行的专项文献整理汇编工作。成果陆续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五卷。
1934年
2月
受故宫博物院委托，为故宫景山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作修缮设计。由邵力工、麦俨曾负责测绘，梁思成、刘敦桢负责拟定修葺计划大纲。
4月
4月13日，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继续补助本社经费。
5月
5月1日，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求补助本社经费。函中提及“敝社经费，年支约四万元，数年来除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补助一万五千元外，余数概归自筹”，当此百业凋零之际，筹款不易，因此请求庚款董事会“每年酌量给予补助”。
6月
6月底，《清式营造则例》出版，为“国内外介绍清代官式建筑唯一之著作”。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
7月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梁思成为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计划建筑事项。
8月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夫妇一道赴晋汾地区，初步调查赵城上下广胜寺、明应王殿、晋祠等，归来写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一文。
9月
受北平市工务局之邀，参与北平鼓楼平坐及上层西南隅角梁修缮设计。刘敦桢、邵力工勘察并绘图。刘敦桢率陈明达、莫宗江第一次赴河北省西部调查。先赴定兴测绘北齐石柱及慈云阁，又赴易县、涞水县、涿水县，调查测绘清西陵、易县开元寺、涞水县唐代石塔等古建筑。详细行程见于刘敦桢次年所撰《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0月
梁思成、林徽因受浙江省建设厅之邀，为杭州六和塔制定修复计划。梁思成所拟《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主张将清代光绪年间增修的木檐拆除，恢复其宋代原貌。梁思成、林徽因赴浙南考察，发现宣平县陶村延福寺大殿及金华天宁寺大殿两座元代遗构。归途中，调查甪直保圣寺大殿、南京栖霞寺石塔及沿途民居建筑。
12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
是年其他工作：
继续编纂《哲匠录》
本年内完成“叠山类”，由梁启雄编纂，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刘儒林继续编辑“攻守具类”，并为“营造类”补遗。
继续编纂《明代营造史料》
仍由单士元继续进行。
编辑《清代建筑年表》
利用《清实录》《东华录》《会典工部则例》及方志、内务府档案、私人笔记等，编制有清一代营建活动年表。
古建筑资料照片编目
为学社历年调查各处古建筑的数千张资料照片编制目录。
校勘“三几图”并仿制实物
《燕几图》《蝶几谱》《匡几图》均为组合家具的设计图样，是古代家具史研究的重要图籍资料。朱启钤据图仿制实物，进而校勘诸本，著成考证一篇，并新印《燕几蝶几匡几》合刻本。
测绘北平故宫建筑
本年内，营造学社得到中央研究院拨专款委托，对故宫建筑进行全面测绘，留存资料，以防战乱或灾害损毁。测绘工作由梁思成负责，邵力工协助。当时有一批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因“九一八事变”流亡到北平，梁思成设法安排他们在学社工作维持生计，其中一些学生也参与了故宫测绘。自1934年始，至1937年，营造学社陆续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角楼等共计60余处建筑。
为教育文化机构提供建筑参考资料
本年内，先后接受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天津中国工程司、丹麦加尔斯堡研究院等处委托，监制中国建筑模型多种，供教学和研究参考。又为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监制清式彩画小样多种。
继续《工部工程做法》补图及注释
本年内完成大木作部分补图，并由梁思成为原书作注释。
1935年
2月
梁思成应内政部和教育部之邀，赴曲阜孔庙勘察，并作修复设计。归来后撰成《曲阜孔庙重修计划》，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
2月14日，朱启钤致函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请求继续补助本社经费。
3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
4月
梁思成以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身份，参与审查中央博物院建筑方案，并与入选方案作者徐敬直一道修改方案、监督工程。
5月
5月3日，刘敦桢、陈明达、赵法参第二次赴河北省西部调查，至保定市、高阳县、蠡县、安平县、定县、曲阳县等。详细行程见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
梁思成赴河南安阳县调查，发现城内天宁寺金代大殿。
6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
8月
刘敦桢借暑期休假之便赴苏州旅行，对罗汉院双塔等古建筑作初步调查。
9月
刘敦桢、梁思成、卢树森、夏昌世赴苏州，对苏州古建筑作详细调查，包括虎丘二山门、文庙大成殿、开元寺无梁殿及留园、怡园等多处园林建筑。
梁思成率麦俨曾等测绘故宫外朝东部建筑，包括文华殿、文渊阁、传心殿、内阁大库。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
10月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根据梁思成的修缮计划，拨款3000元，委托学社修理河北蓟县辽独乐寺观音阁。
12月
协助故宫博物院修理景山五亭工程竣工，汪申伯、刘南策二人担任兼修。
朱启钤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求继续提供经费补助。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是年其他工作：
编制《营造法式》校勘表
1925年，陶湘校勘印行《营造法式》，世称“陶本”。数年后，又发现故宫本和《永乐大典》残本，进一步弥补了此前版本的不足。因此，学社结合新发现的版本及近年实物调查所得，为陶本编造校勘表，定其正误。计划本年内出版。
制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辽金斗栱模型
学社计划制作多种古建筑模型，供展览及研究之用。本年内先将独乐寺观音阁以1∶20比例制作木模型一座，并制其他辽金斗栱模型数种。
编制《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
由梁思成和刘致平主编，内容以学社历年搜集的古建筑实物照片和实测图纸为主，并配简略文字说明。计划每年出版四集。《斗栱》《台基》《栏杆》《店面》与《琉璃瓦》，已于本年内编竣付印。
参加修理北平古建筑
学社受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之聘，为技术顾问，参加市内古建筑修葺工作。
出版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
学社近年古建筑调查报告超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篇幅容量者，由梁思成、刘敦桢编为专刊，单独刊行。本年内出版两集，内容如次：
第一集《塔》，包括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杭州宋六和塔、闸口及灵隐寺宋石塔、河北涞水县唐先天石塔、定县宋开元寺塔、苏州双塔寺塔及其他辽宋塔等。
第二集《元代建筑》，包括正定关帝庙、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河北安平县圣姑庙、定兴县慈云阁、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浙江宣平县延福寺六处。
调查测绘北平喇嘛塔
刘敦桢率陈明达调查北平喇嘛塔多处，包括元代的妙应寺白塔、护国寺二舍利塔；明代的三河桥白塔庵白塔、清代的北海永安寺白塔、西黄寺班禅喇嘛清净化城塔等。调查报告拟于《古建筑调查报告》第一集中发表。
1936年
2月
朱启钤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求自下年度起继续提供三年经费补助，每年2万元。
4月
梁思成率助理邵力工等测绘北平故宫四座角楼、南海新华门。
参加上海市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参展展品包括独乐寺观音阁及历代斗栱模型十余座、古建筑相片300余幅、实测图60余张；并由梁思成出席演讲《我国历代木建筑之变迁》。
5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复函，言财力所限，议决本年度补助国币5000元。
林徽因率助理刘致平、研究生麦俨曾等测绘北海静心斋。
5月14日，刘敦桢率研究生陈明达、赵法参调查河南省古建筑，测绘少林寺初祖庵等木建筑9处，嵩岳寺塔等砖石建筑16处，唐净藏禅师塔等墓塔30余座。同时还调查了北魏石窟寺，并与梁思成、林徽因一起调查了洛阳龙门石窟。调查历时月余，至6月29日结束。
6月
6月1日，梁思成、林徽因踏查龙门石窟后，即与研究生麦俨曾一道赴山东调查古建筑。调查之重要建筑包括历城县神通寺四门塔等。
6月16日，刘敦桢调查登封告成周公庙，对测景台、观星台做了详细调查测绘，撰成《告成周公庙调查记》一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专刊》。
7月
中英庚款董事会回复去年年底之申请函，决议补助学社54000元，分三年拨给。
9月
青岛市工务局委托营造学社对湛山寺拟建佛塔方案给予建议。学社计划由梁思成指导刘致平另行设计，方案寄还备用。
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求拨款修葺庚子事变中受损的正定隆兴寺佛香阁宋代壁塑。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
10月
梁思成率莫宗江和麦俨曾再赴晋汾地区，对两年前曾经调查的晋祠、赵城广胜寺等重要建筑进行详细测绘。
10月19日，刘敦桢率陈明达、赵法参、王璧文赴河南、河北、山东调查。调查范围包括涿州县、新城县等，重要建筑包括新城开善寺大殿等。至11月24日结束调查，返回北平。
11月
梁思成、莫宗江和麦俨曾赴陕西调查古建筑，测绘慈恩寺大雁塔、霍去病墓等。
是年其他工作：
继续编制《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
梁思成、刘致平主编，本年内编竣付印者为《柱础》《槅扇》《雀替》三集。
《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出版
单士元主编，已完稿。正在编制索引，计划本年内出版。
增编《元大都宫苑图考》
原书为朱启钤、阚铎1930年编著，曾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并有单行本。本年内由研究生王璧文重新校订，并增补新近发现的资料，本年内付印。
继续参与北平古建筑修理
本年度学社继续担任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技术顾问。
计划修理赵县大石桥（安济桥）
1935年学社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拨款3000元，以修理独乐寺观音阁。但因款额不足彻底修缮，学社曾缄商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加拨3万元，以作彻底修葺，但因时局变迁未获实现。本年拟将此3000元移为修理河北赵县大石桥之用。
1937年
2月
在北平万国美术会陈列室举行中国建筑展览。展览内容包括汉魏到清代的古建筑照片200幅，并简明说明，模型十余件，实测图、复原图和《工部工程做法》补图共十余幅，以及学社全部出版物。展览为期一周，观众达数千人。
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继续补助经费。
3月
梁思成率邵力工等继续测绘北平故宫，本年测绘对象包括文华殿、武英殿、东华门、西华门等处建筑。
中英庚款董事会复函，准由保存国内固有文化史迹古物委员会拨款4000元，以修理正定隆兴寺佛香阁宋代壁塑。由刘致平携同工匠一名，再度勘察，以便制定修复方案。
4月
单士元《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印竣发行。
5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复函，同意本年度补助5000元。
5月19日，刘敦桢率赵法参、麦俨曾再次赴河南、陕西二省调查。陈明达因病未能参与。此行先至登封，是应中央研究院之邀，为登封汉室三阙及告成周公庙做修缮设计。在登封调查附近汉墓。之后赴陕西，调查临潼、西安、宝鸡等地区古建筑。调查为期一月有余，6月30日结束。
5月30日，梁思成、林徽因应顾祝同之邀，赴陕西西安作小雁塔维修计划、碑林工程设计，并考察西安建筑。麦俨曾、赵法参测绘了小雁塔。此外，对附近的长安、临潼、户县及北部地区也作了调查。测绘陕西耀县药王庙石窟。原计划继续西行赴敦煌考察，但因时局紧张，未果。
6月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
7月
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赴山西调查，途中发现宋代木构榆次雨花宫并测绘。7月初，一行人至五台山豆村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佛光寺测绘完毕，又至台怀诸寺、代县调查。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
8月
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暂时解散。为保存贵重资料，将重要图籍、文物、仪器及历年工作成果运存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
9月
接教育部关于战区文化机构集中长沙的通令。学社决定梁思成、刘敦桢二主任赴长沙，相机恢复工作。朱启钤仍留北京。
10月
梁思成、刘敦桢抵达长沙，组建临时工作站，召集留京研究生赴长沙继续调查工作。但不久梁家住所被炸毁，无法继续工作，只能暂住朋友家中，等待政府安置。
11月
营造学社在北京设保管处，以东城宏通观6号为地址。开始整理社产，清理未了社务，收回以前寄顿各处文物，指派专员保管。保管处经费由朱启钤私人资助。
12月
湘中形势严重，不能工作。12月8日，梁思成携眷随西南联大赴滇。刘敦桢暂留长沙工作站。学社理事周贻春到湘视察，深感社事涣散，提议嗣后工作人员暂定集中贵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三四期补助款径汇南方，由梁思成负责保管。朱启钤在北京闻讯表示赞同，并正式具函，邀周贻春代行社长职权，主持南迁工作。
是年其他工作：
刊印《江南园林志》
社员童寯调查江浙一带园林，著成《江南园林志》一书，附有插图、照片多种。由营造学社刊行。
整理《营造法原》
姚承祖（补云）所著《营造法原》是记述南方建筑做法的唯一一部专著。1936年，营造学社委托张志刚绘测实物，补充图样，重行编订。计划于本年内出版。
重修河北赵县大石桥（安济桥）
学社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冀察政委会拨款，修理赵县安济桥。梁思成负责与河北建设厅接洽。详细修理计划由清华大学王裕光教授设计。
协助修理河南登封测景台
由于刘敦桢在调查中发现登封测景台的重要价值，行政院指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负责修理，由刘敦桢设计。
继续参与北平古建筑修理
本年度学社继续担任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第二次工程技术顾问。
1938年
2月
学社工作地址迁往昆明。
考察昆明市及近郊古建筑，包括唐南诏国建西寺塔、安宁县曹溪寺宋构大雄宝殿等。
4月
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先后到滇。经与中美庚款基金会联系，组建营造学社西南小分队。此时工作人员包括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
刘敦桢、莫宗江调查并测绘了云南大理国地藏庵经幢。
8月
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租下麦地村的兴国庵作为工作室，距离史语所所在的龙泉村不远。
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为校舍基建顾问，探讨用当地廉价材料建设校舍。
是年，林徽因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映秋院。
10月
刘敦桢得到昆明市政府许可，自10月10日始，带领陈明达、莫宗江、刘致平，陆续调查昆明市区内古建筑。调查对象包括圆通寺大殿、土主庙、真庆观、文庙、大德寺双塔等。测绘明代遗构真庆观。昆明市政府派科员尹维新陪同。
11月
11月24日起，刘敦桢率陈明达、莫宗江调查云南西北部古建筑，范围包括大理、丽江、密镇、洱源等多地。重要建筑有大理崇圣寺三塔、丽江皈依堂等。此次调查时间长达两月，至1939年1月25日结束。
1939年
4月
刘敦桢对昆明市区古建筑进行补充性质调查。
8月
天津水患，营造学社存放在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全部遭水淹。
8月27日起，梁思成、刘敦桢带领两位助手莫宗江、陈明达，进行了为期五个多月的川康地区古建筑调查。这是一次大规模考察，为期半年有余，持续到1940年2月中旬，共踏访35个县的730余处古迹，包括木构建筑、崖墓、石刻、造像、汉阙等。
10月
天津水退。朱启钤将学社寄存在麦加利银行的资料运回北京，组织当时仍然在京的学社成员乔家铎、纪玉堂等协同整理。所有图籍、照片、仪器泡在水中长达两月，损坏严重。他们对图籍重行揭裱，加以补正或重新绘制，照片重新冲晒翻版，原稿抄件则分别缮补重录。但整理所得，不及原先十之二三。仪器已全部毁坏，无一堪用。
朱启钤从抢救出的资料中挑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复制两套寄给梁思成和刘敦桢，成为二人日后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
是年，学社得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13000元资助。
1940年
7月
学社受中央博物院委托，调查整理川、康、滇三省的古建筑与附属艺术，供中央博物院制造模型与陈列展览之用。经费由中央博物院提供。计划调查时间自1940年7月至1941年2月，其间因学社迁至李庄，延误数月。
这项工作由刘敦桢负责。调查范围涉及云南省13个县、四川省29个县和西康省2个县，调查建筑180余单位。后得实测图40余幅，照片500余幅，并文字说明。
11月
昆明遭轰炸，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租下李庄上坝的张家大院作为工作室。
是年其他工作：
参与四川永陵考古发掘工作
当时负责永陵发掘的联合工作团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四川博物馆联合组建，由四川古物保存委员会主持。营造学社派莫宗江、陈明达二人参与这项工作。根据现存的图纸档案看来，当时他们详细测绘了陵寝和地宫建筑，并围绕发掘成果开展了深入研究。莫宗江不仅完成了墓葬建筑复原研究，还对墓室石刻的艺术风格、源流乃至乐器形象作了大量考证，最终写成十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前蜀永陵研究》，遗憾的是，这篇学术价值可观的论文未及发表，即在战乱中遗失。
招考练习生
是年冬天，学社招考练习生，16岁的罗哲文考入营造学社。
在中央大学作中国建筑系列讲座
是年，梁思成在重庆中央大学作“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及特点”系列讲座。
编修《丽江县志》
学社受丽江县政府之邀，为《丽江县志》撰写建筑志部分。是年2月，刘敦桢在结束川康地区考察后，撰写了《丽江县志稿》。
1941年
3—4月
梁思成为向教育部申请营造学社经费来到重庆，孔祥熙借此机会委托营造学社进行重庆文庙的修复设计。因梁思成无法在重庆久留，故委托基泰工程司测绘文庙现状，作为修复设计依据。
4月
在傅斯年、李济的斡旋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立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开展工作，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任编纂委员，莫宗江、陈明达任编纂助理员。这一举措解决了营造学社的人员工资和科研经费问题，营造学社成员进入中央博物院编制，从中央博物院支薪，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10月
《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完成并寄呈孔祥熙，包括一份12页的修葺计划与两张蓝图。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是年其他工作:
编修《广汉县志》
是年，戴季陶倡议编修《广汉县志》，延聘国立编译馆郑鹤声、康清柱等人组成调查团，于6月下旬到达广汉，成立调查委员会，并按自然、政治、党务、军警、经济等分设调查组。
刘致平负责《广汉县志·建筑卷》的编修，对广汉的城市规划布局、城垣、重要公共建筑、民居等作了系统调查，绘制了成套图卷。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质的工作，首次将现代建筑制图应用于方志编修。遗憾的是。这部县志虽于次年大部分编修完成，但因编译馆由四川迁回南京，未能出版，书稿佚失，日后多方查找不获。吴良镛1945年曾在重庆中央研究院见到过刘致平绘制的图卷，惜此后下落不明。
撰写《云南古建筑调查记》
刘敦桢根据学社在西南期间调查资料及大量历史文献，着手撰写《云南古建筑调查记》。这是一部体例完整、篇幅可观的著作。全书导言部分，详细叙述了云南当地自周代以始的政治、历史、文化状况。正文部分按照地域和年代顺序分述各地古建筑。第一篇为昆明市和昆明县，第二篇为其他各县。惜全书未能完稿，止于昆明市部分。
1942年
4月
刘敦桢整理1940—1941年间川、康、滇三省调查资料，写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
7月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派助教叶仲玑来学社，在学社指导下编制中国建筑史挂图 。
卢绳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进入营造学社，任研究助理，并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助理编纂委员。
是年其他工作:
设立“桂辛奖学金”
学社以朱启钤名义设立奖学金，计划逐年举行，每年设论文和图案奖项各一，旨在“引起国内各大学建筑系学生对于本国建筑之兴趣，增进其认识，俾在创作之时，能充分发扬我民族精神”。是年举办第一届“桂辛奖学金”设计竞赛。
为中央博物院制作古建筑模型图
这是学社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合作项目，计划制作一批古建筑模型，为将来陈列之用。据罗哲文回忆，仅卢绳绘制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图》就有上百张之多。此外，还由莫宗江、陈明达绘制了应县木塔模型图等。
1943年
4月
刘致平调查四川广汉县建筑及其他艺术品数十处，整理撰述报告30余万字，附图版80帧，照片180余张。
6月
刘敦桢完成川、康 、滇三省调查资料的整理和报告撰述，内容包括学社近年调查的川、康、滇三省46县180余处古迹，附照片630张，图版90余张。
叶仲玑在学社指导下完成建筑史挂图50余帧，携返校中。
7月
陈明达完成彭山崖墓发掘报告之建筑部分，共5万余字，附图版12张，插图60余张。彭山崖墓发掘工作由中央博物院主办，学社派陈明达参与。
8月
刘敦桢接受中央大学建筑系之聘，离开学社，赴重庆沙坪坝任教。不久，刘敦桢的助手陈明达也离开学社，赴西南公路局就职。
10月
经教育部批复，学社工作人员正式加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制，在中央博物院支领薪水、生活补助费和学术研究费。
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大纲》，11万字，插图60余张，照片100余张。另受国立编译馆委托，作英文简纲，约3万字。
11月
梁思成受国立编译馆委托，撰作《中国雕塑史》大纲并译为英文，作为该馆主编《中国艺术史》之一章。本月脱稿。
莫宗江、卢绳调查沱江流域建筑及其附属文物。计划调查地点包括简阳、资阳、资中、仁寿等12个县。
是年其他工作：
测绘旋螺殿
本年春，卢绳、莫宗江和罗哲文三人测绘四川省南溪县西南的旋螺殿。卢绳著成《旋螺殿》一文，详述其沿革现状及结构特征，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
撰写四川民居研究专著
刘致平利用近两年四川南溪李庄和成都广汉的民居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专著，计划5万余字，图版60余张。预计次年9月、10月间完成。
调查前蜀永陵彩绘
应中央博物院之邀，由莫宗江进行永陵内现存唐末五代绘画的调查研究。
继续绘制中国古代建筑模型图
本年学社专力于古建筑模型图绘制，已绘成墨线施工图达203张。
廊桥专题研究
刘敦桢综合史料与实物调查结果，写成《中国之廊桥》一文。
1944年
5月
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联合名义，在四川南溪李庄张家祠举办中国建筑图像展览，展出学社历年调查测绘成果。展览时间为1944年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6月18日，共6天。
10月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李庄复刊，出版第七卷第一、二期，共印制200册。由于物资匮乏，只能以土纸石印，所有照片均描作墨线图。学社全体成员自己动手完成抄写、印刷、装订的全过程。这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集中发表了学社成员在李庄的研究成果，《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和《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等重要论文即发表于此。
11月
举办第二届“桂辛奖学金”设计竞赛，以后方农场为设计题目。
是年其他工作：
编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本年内，盟军筹划对日全面反攻。为保证敌占区的文物古迹在反攻中不遭破坏，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需要为盟军编制一份中英文双语的文物建筑目录，并在地图上标明位置。这项工作由梁思成承担，先编制中文目录，随即译成英文。王世襄参与英文校对。
全套目录共8册，列入重要文物建筑近400处，涵盖了沦陷区内的15个省市，并在每册前附有简明扼要的“古建筑鉴别原则”。
本年夏，梁思成和罗哲文前往重庆进行军事地图标注工作。梁思成用铅笔标注，罗哲文协助绘图。据罗哲文回忆，此项工作除了包括中国本土地图，还包括日本占领区地图。
1945年
2月
上年度“桂辛奖学金”结果评定，中央大学朱畅中获第一名。设计题目和获奖方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
5月
《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编制完成，全套8册，列入重要文物古建筑近400处，涵盖了沦陷区内的15个省市。惜配套的地图与照片未能保存至今。
10月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第七卷第二期。
1946年
10月
朱启钤、梁思成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陶葆楷签订协议，将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合设研究所”，部分资料和收藏也随梁思成转移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作为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历史至此结束。
1949年
1—3月
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文物建筑不受损害，梁思成受解放军有关部门委托，组织清华建筑系部分教师编制《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历月余即告成。简目中明确指出，编写目的在于“供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建筑之用”。这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第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这份油印目录的编者署名是“国立清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建筑研究所”，日期为“民国三十八年三月”。此即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合设之研究机构。参与编写者大部分都是原营造学社成员，所利用的也是营造学社积累的调查资料。因此，这份文献仍应视为营造学社名义下的最后一项学术成果。
附中国营造学社职员名录
此表依照《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各期版权页所列职员名录整理。
关于“在社时间”一栏，因学社工作从1930年1月1日正式开展，故初始成员在社时间一律从1930年计。
关于“学社内职务”一栏，职务可能不止一项，因各人职务经年或有变动，也有同时兼任二职者。
《中国营造学社史略》编者整理有一份《中国营造学社职员一览表》，按编年顺序排列。此处则按照人员编排，体例不同，可互为参看。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的表格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年份人员统计或有疏漏，例如陶洙1932年仍在学社任编纂兼庶务，表中1932年一栏却未将其计入；王璧文1935年加入学社，却出现在1933年和1934年的名单里等。二是职务一栏也有变更，例如删去了“收掌”和“庶务”，而改为“财务”，或并入“会计”等；对于身兼二职者，则删去了其中一职，例如阚铎为编纂兼日文译述，《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删去“日文译述”等。因此，研究者利用此表时应注意复核原始资料。
附表1 中国营造学社职员名录
姓名 | 在社时间 | 学社内职务 | 1949年后去向 | 备注 |
朱启钤（1872—1964年） | 1930—1946年 | 社长/文献主任 | 1949—1964 中兴公司董事长 1955—1964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
梁思成（1901—1972年） | 1931—1946年 | 法式主任 |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刘敦桢（1897—1968年） | 1932—1943年 | 文献主任 | 东南大学建筑系 | |
刘致平（1909—1995年） | 1932—1946年 | 法式助理/研究员 |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莫宗江（1916—1999年） | 1931—1946年 | 测绘/助理研究员 |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陈明达（1914—1997年） | 1932—1943年 | 研究生 | 1949 湖南衡阳工务局、重庆复兴农村水利工程处 1950—1953 公营重庆建筑公司 1953—1961 文化部文物局 1961—1973 文物出版社 1973—1987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 |
赵法参（正之）（1906—1962年） | 1934—1937年 | 研究生 | 1949—1952 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 1952—1962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罗哲文（1924—2012年） | 1940—1946年 | 测绘 | 1949-1950 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0-2012 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 | |
邵力工（1904—1991年） | 1932—1937年 | 法式助理/图绘 | 1937-1949 力工建筑补习学校 1949-1958 中国建筑企业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部 1949-1958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历史室 1962-1964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王世襄（1914—2009年） | 1943—1946年 | 助理研究员 | 1949—1962 故宫博物院 1962—1994 中国文物研究所 1994—2009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
单士元（1907—1998年） | 1931—1933年 | 编纂 | 故宫博物院 | |
王璧文（璞子）（1909—1988年） | 1935—1937年 | 研究生 | 1952—1956 宣化建筑公司、宣化市政府建设局 1956—1957 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 1957—1988 故宫博物院 | |
卢绳（1918—1977年） | 1942—1944年 | 助理研究员 | 1949—1952 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建筑系 1952—1977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阚铎（1875—1934年） | 1930—1931年 | 编纂/日文译述/文献主任 | — | |
刘南策（生卒年不详） | 1930—1931年 | 编纂/测绘工程司 | 不详 | 建筑工程师，朱启钤先生之姑父 |
梁启雄（1900—1965年） | 1932—1934年 | 编纂 | 1949—1955 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 1955—1965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 | 哲学史家，梁启超先生之弟 |
叶仲玑（1915—1977年） | 1942—1943年 | 助理研究员 | 重庆大学建筑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陈仲篪（生卒年不详） | 1935—1937年 | 研究生 | 北京图书馆 | |
刘儒林（生卒年不详） | 1935年 | 编纂 | 不详 | |
麦俨曾（生卒年不详） | 1934—1937年 | 研究生 | 不详 | 康有为先生外孙 |
瞿兑之（1894—1973年） | 1930—1937年 | 编纂/英文译述 |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 文史学家，朱启钤先生之表弟 |
瞿祖豫 （生卒年不详） | 1932—1933年 | 编译 | 不详 | |
宋麟徵（生卒年不详） | 1930—1932年 | 测绘助理/图绘 | 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设计公司 | |
陶洙（1878—1961年） | 1930—1932年 | 编纂/庶务 | 继续从事古籍收藏及交易 | 藏书家，陶湘胞弟 |
王先泽（生卒年不详） | 1932—1933年 | 测绘 | 不详 | 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与赵法参、梁思敬同班 |
谢国桢（1901—1982年） | 1932年 | 编纂 | 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 历史学家、文献学家 |
乔家铎（生卒年不详） | 1933—1937年 | 庶务/收掌 | 不详 | |
朱湘筠（1894-？） | 1930—1937年 | 收掌/会计 | 不详 | 朱启钤先生长女 |
刘家褀（生卒年不详） | 1932—1933年 | 事务员 | 不详 | |
韩振魁（生卒年不详） | 1932—1933年 | 收掌/庶务 | 不详 |
注：纪玉堂曾参与学社测绘工作。《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将他列入职员名单，称其“1934年任测工，1936—1937年升测绘员……1937—1941仍留在学社任保管员”。经笔者查阅，纪玉堂未曾出现在1934—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职员名录中，职员名录中也并无“测工”这一职位。故此表未将其列入统计。但不能否认的是，纪玉堂确实曾经参与过学社实际工作，这一点在梁思成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十八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卢倩，刘梦雨. 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考略[M]//王贵祥，贺从容，李菁.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18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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