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曹汛：建筑史的伤痛
《建筑史学刊》顾问委员、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曹汛先生（1935—2021）于12月6日逝世。为追思先生的学术成就，纪念先生之学术坚持，本刊公众号将陆续推送曹汛先生于《中国建筑史论汇刊》发表的系列学术文章。
今日刊发《建筑史的伤痛》一文（载于《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伍辑），以下为原文摘要：
建筑史的核心是精确断代。《建筑史的伤痛》考证北朝隋唐建筑的断代，建筑史上有这么多的断代错误，还有这么多的宝物至今没有被人认识，不能不令人伤心痛楚。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隋以前砖石古塔，已在《建筑师》132期上共发出九节，这里是后续的发现，共七节。下篇唐以前木构建筑，已在《建筑师》134期上发出四节，未发完，这里是未曾发表的部分，共十二节。
曹汛《建筑史的伤痛》手稿
建筑史的伤痛
曹汛
上篇 隋以前砖石古塔
隋以前砖石古塔，已发在《建筑师》132期，共九节。事过三年，又有不少重要发现，不可不续。今补发于此，从第十节写起，共七节。
十 高平羊头山北魏岩雕四面佛塔
羊头山在山西省高平、长子、长治三县交界处，今属长治县原师庄乡，新改名神农镇。山巅有两座唐代石塔，一座岩雕伏羊四面造像佛龛，龛顶另置一石刻四角攒尖屋顶，成为一座独特的石塔。山西人士写的材料，有称作是四面造像塔的，也有不敢承认是塔而称为佛龛的。照我看来，如果没有上面的屋顶，当然便是一处摩崖四面佛龛，一旦建有攒尖屋顶，便是一座四面佛塔。上面的塔顶也是北魏当年的原造，可见北魏一开初便已是造塔的意匠。这座北魏石塔地处羊头山主峰极顶，为羊头山首区，塔座原岩石上刻有一山羊头，更是羊头山的显要标志。
高平羊头山北魏岩雕四面佛塔
高平羊头山岩雕四面佛塔张驭寰老照片
高平羊头山北魏石塔
这座造像塔是就本山主峰的一块岩石四面各凿佛龛，龛内雕凿一佛二菩萨。四面佛供养发祥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至隋仍然盛行。四面佛像有刻作四方佛的，各有定名，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无量寿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也有另外组配成四面佛像，如有做定光、释迦、弥勒、普贤四驱的。羊头山这座四面佛塔没见有题刻，也未见有早年记载，从造像风格的古朴和佛菩萨像的秀骨清像宽衣博带等特征观察，必定是北魏所刻。羊头山有梵刹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原名定国寺，旧说唐武则天时改名清化寺，据我考证认定是北齐时已改名清化寺，北齐隋唐一直颇负盛名。清化寺遗址今尚存，遗址上有北齐石佛像和北齐巨型莲花宝珠幢柱等。羊头山一带此北魏四面佛造像塔附近还有几区北魏北齐石窟，大小窟龛一百余座。距此塔最近的一处不到两百米，上面有北魏佛龛佛菩萨也都是秀骨清像，羊头山这座北魏四面佛造像塔乃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初建定国寺时的遗存，可说是毫无疑义。
高平羊头山北魏岩雕四面佛塔和旁边的唐代圆塔
高平羊头山北魏石窟，大龛中的坐佛与塔上佛像非常相似
羊头山一带为我国早期原始农业文明发祥之地，传为炎帝神农氏教民种植五谷之所。明代著名科学家乐律学家朱载堉到羊头山考察黍谷，古者由律累黍而生尺，后人由黍累尺以求律。朱载堉特地到这里考察黍谷以求乐律，撰有《羊头山记》，载在《乐律全书》。记中说起“山之正东稍南一里余有泉甚清，泉西半里许有梵刹曰清化寺，建自后魏孝文帝太和之岁，初名定国寺。”羊头山北魏四面佛造像塔无疑是当年定国寺的一处遗迹。
北魏时期羊头山属建州高都郡。《魏书·地形志》载，“建州，慕容永分上党置建兴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复。永安中罢郡置州，治高都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建兴曾隶属于洛阳司州，可见其与洛阳关系之密切。由于建州地邻洛阳，又是联系两京平城和洛阳的交通要道，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由平城率军南征，就是经太原和建州而抵洛阳的。迁都洛阳后，北魏官员亦常冬居洛阳，夏还平城，频繁往来于两京地区。因此两京地区的佛教和石窟造像对这一地区的开凿造像产生较大影响，也是很自然的。这座四面造像塔凿造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原属当时定国寺，可以论定无疑。这座四面佛造像塔为公元5世纪的遗存，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应该是存世最早的四面佛造像塔，极为珍贵。早期的佛塔，塔就是佛，佛就是塔，这座造像塔又是现存最早的地面上的佛塔。
十一 北魏天安元年曹天度千佛造像石塔
早年原在朔县崇福寺中的曹天度塔老照片
北魏曹天度塔
曹天度千佛造像石塔基座四面刻有护法舍利供养人和造塔发愿文，发愿文末尾题“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内小曹天度为□□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北魏内侍之官有“内行内小”，地位不低。塔造于平城（今大同），不知于何时收入朔州崇福寺中。1937年日寇侵略华北，派重兵武力劫夺，将该塔运往日本，在装箱时为一位爱国志士将塔刹藏下。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的督催下将此塔塔身运往台湾，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被称为首屈一指的国宝，一时极为轰动。山西爱国志士扣藏下来的塔刹后来归还给崇福寺。台北的展出只有塔身，展陈时又将塔身和塔座的方位弄成错接。后来史树青根据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艺术史学院海因里希·格哈德弗兰茨教授提供的照片和拓本，在《文物》1980年第1期上发表《北魏曹天度造像千佛石塔》一文。史先生称此塔为造像千佛石塔，定名基本正确。
北魏曹天度塔石塔塔座和第一层塔身
曹天度塔塔座上的发愿文拓本
此塔之重要已为建筑史界所注意，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和今人新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都已提到。此塔有绝对纪年，又有造塔发愿文记载造塔缘起。它自成一种古塔类型，年代又较早，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建筑史上的论述，没有弄清这种千佛造像石塔单是一种类型，原来是一种室内供养塔，并不是当时九层木塔或别的什么塔的真实表现或缩微模型。
北魏天安元年曹天度千佛造像石塔有确切纪年，除甘肃所出十余处北凉小石塔之外，在北魏砖石供养塔中以它为最早，是公元5世纪的古塔，还在云冈石窟之前。它本是一种供养塔，不能看做是地面上大塔的模型或缩影。有人把曹天度塔当作洛阳永宁寺木塔的祖型，照此复原永宁寺九层木塔，复原做的不伦不类。《魏书·释老志》上说，佛塔的层级一三五七九。但是天安元年北魏还没有九层的大塔，这种千佛造像小石塔自成一种类型，平城大塔最高七层，后来迁都洛阳才建了永宁寺九层木塔。
十二 五台南禅寺藏北魏造像石塔
五台县豆村南禅寺五十年代发现唐代大殿，殿内西侧四椽栿下墨笔题记“因旧名峕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说者皆定为大唐建中三年当公元782年建，比佛光寺大殿早75年。但是据我考证，这个题记还有问题，“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这纪月干支和当月月朔，以及当月内的庚午日，在建中三年内都是根本没有的，这个“月居戊申丙寅朔”只能是在大中六年。
南禅寺藏北魏造像石塔
南禅寺中存有一五层金刚宝座式小石塔，也是当年和唐代大殿一起发现，由陈明达先生执笔写在《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一文中，刊载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期上。当时的报导简略，称之为残石塔，底方26厘米、高51厘米，共分五层，第一层四角各有窣堵坡式小塔一座，四周浮雕佛传图，第二层每面正中浮雕佛像一尊，两侧雕像四尊分为上下二层，第三至五层每面各浮雕佛像三尊，这是在大佛殿以外残存遗物中最精美的一件。报导没有说出此塔的年代。
南禅寺藏北魏造像石塔依次四面图像
今人著《三晋古塔》一书称此塔为“南禅寺石塔”，称它“是一座四角五层楼阁式的石塔。但是第一层四角的4个亭阁式小塔与主塔又构成了一个中间大塔、四隅小塔的金刚宝座式，故也称它为金刚宝座塔。”接下又说“它设计新颖结构奇巧，造型优美，雕刻精细，具有北魏石塔的遗风，可与崇福寺千佛石塔媲美，是唐代楼阁式佛塔中的精品，也是金刚宝座塔的雏型。”这座塔出在南禅寺，南禅寺建于唐代，但不能因此判定小石塔为唐代所造。此塔上缺塔刹，下边可能另有塔座，上刻发愿文。塔的年代不明，大同云冈石窟第5窟庄室南壁有一座浮雕五重塔，造型身段和塔身佛龛均与此塔相似。据宿白先生考证，云冈第5窟因迁洛而缀工，大约为493年。此塔的年代至迟也应该是平城后期之物，在太和迁都以前。此塔做楼阁式，四面开龛设佛像，各面大同小异。
这种小石塔是一种供养塔，是可移动的文物，原本所在不详。此塔从风格上看应是北魏所造，可能为北魏后期。北魏时诸州各建五级浮屠，五层塔当时已较普遍。
云冈石窟第5窟南壁浮雕五重塔
这是一座金刚宝座塔，新疆地区有不少早期土塔土坯塔，多作金刚宝座式，四角各建小塔。内地石塔作金刚宝座式者，今知以北魏天安元年曹天度造千佛石塔为最早，此塔的年代比曹天度塔为晚。《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隋京师静觉寺释法周传》载，韩州修寂寺“有砖塔四枚，形状高伟，各有四塔镇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图本事。”传载法周奉隋文帝之命送舍利到韩州修寂寺置立舍利塔是仁寿四年，修寂寺之建造当在隋代以前，这是砖塔建为金刚宝座式的最早记载。这种金刚宝座塔在北朝较为盛行，敦煌石窟北周第428窟西壁绘有这种金刚宝座塔。南禅寺北魏造像石塔一层四角各有一小塔，是研究北朝金刚宝座塔的宝贵实例。
十三 秦安出土西魏权氏叠石造像塔
这件西魏权氏造叠石造像塔，原是甘肃省秦安县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收在甘肃省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录》。图录记载，称为大统二年权氏石造像塔，塔高172厘米，三层塔身呈方形，楼阁式，每层之上有塔檐覆盖，檐角平直，无起翘，雕出瓦垄和屋脊。塔每层四面开龛，分别雕刻佛、菩萨、弟子、侍者及供养人。最下层刻有“大统二年岁次□□”之句。图录上又说“带纪年的西魏造像塔存世不多，而且是一石一层多级造像塔中最完整的一件。为研究北魏向北周时期的佛教艺术风格的转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大统二年当公元536年，图录上说此塔是“一石一层多级造像塔”，这种一石一级的多层造像塔是多级叠石塔的一种，呈楼阁式。后来隋唐时候又有一种密檐式多层叠石塔，一层塔身用石块板石陡砌，上面的密檐是一石一层塔檐，一层一石扁平的塔身。叠石塔一词见之于唐慧祥《古清凉传》《古今胜迹三》，其中说到五台山“中台上有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数十枚”，又说到“今有连基石室二枚”，“东台亦有叠石塔。”《古清凉传》记事至中宗为止，作者应为玄宗时人。他是把北魏以来直至唐初凡是用石材叠造的塔都称做叠石塔。实际上叠石塔是有三种做法，一种是单层亭阁式的，一种是多层楼阁式的，一种是多层密檐式的。北朝时候盛行的多半是前两种，隋唐时候盛行的多半是后一种。秦安出土的这一件，正是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石一层的楼阁式多层叠石塔，保存非常完整，又有明确纪年和造塔人姓氏题款。秦安在天水市北不远，天水权氏从十六国至唐一直是秦州大姓，北周名将权景宜、唐代名臣权德舆都是秦州人。秦州麦积山、秦安、甘谷、庄浪都曾出土过权氏造像。
秦安出土西魏大统二年权氏叠石造像塔
甘肃省博物馆藏叠石造像塔的塔身叠置
这种叠石造像塔原本是设置在地面之上的礼拜塔，后来埋入地下。此塔上的雕刻十分清晰，几乎看不出风化的痕迹，因此不难推断，应该是雕成后不久，便在周武帝灭法时被人埋藏在地下。塔上结顶之处的一座单刻的宝箧印经塔样式，像是塔顶塔刹，尺寸也和三层塔身的上部相合，虽然如此，好像还不是原配。
这种一石一层的多层叠石造像塔，在北朝时候应该是所在多有。后来逢周武帝大灭佛法，它们在劫难逃，有一些被破坏毁掉，有一些被人偷偷掩埋起来。因为每层塔身都有佛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看成尊贵埋了起来。各层塔檐没有造像，数量又太大，便没有埋藏，所以后世出土的，有不少是只见带佛像石刻塔身，不见塔檐。文物部门的同志往往不知道这一过节，一时失考，多半也就以为原本就是这样一种只有分层的塔身，而没有逐层塔檐的一种塔型了。如甘肃省博物馆编的《甘肃丝路文明》一书，就收有一座北魏所谓“石造像塔”，是五层塔身造像石刻叠置起来，上下都是光着的塔身，全没有塔檐，成为一种方锥截柱体的样式，让人看起来很不顺眼。实际上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以为它是一种古塔的完型，将它定名为“石造像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这种误会不但出在甘肃，山西也有。山西沁县早在1959年（一说1957年）就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叠石塔的造像石刻，有一千多件，另外还有单体造像石刻又一千多件，后来建为专门的南涅水石刻造像馆，已经清理组装在石刻经塔林里展出的，共53座，都是这种叠石塔的塔身造像石的叠垒，都没有塔檐。
十四 沁县南涅水窖藏北朝叠石造像塔塔身构件
山西沁县南涅水村西北发掘清理出一大批窖藏北朝造像石刻、单体造像、造像碑等，据说是在1957年，又一说是1959年。我一直没有见到当初发现时的原始报告。很晚才从新编《沁县志》上看到一点消息和石刻馆里展出的石塔照片。《三晋古塔》一书仅在书后的附录中列有沁县南涅水造像塔林，称是南北朝佛塔，南涅水石刻馆存。书中再没有一点文字说明，一幅照片也没有。称做造像塔林，又称塔林存于南涅水石刻馆，“南涅水造像塔林”显然是今人展出新定的拟名。
最近从网上查到一篇《沁县南涅水石刻艺术陈列馆旅游景点介绍》，说起这批石刻是1959年在沁县城东北30公里的南涅水村一座古寺院遗址内发现的。其中包括造像石刻、单体造像、造像碑、文字题刻等，共2319件，年代从北魏至唐宋。其中的造像石刻都是北魏、东魏和北齐时代，以石块计算，据说可叠垒成200余座石塔。目前陈列展出的53座造像塔，共计由389块造像石刻组成。新近又看到沁县文化馆两位同志写的《南涅水石刻中的飞天形象》一文，刊载在《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文中说南涅水出土的这些造像石，是“四面开龛”，梯形收分，尺寸各不同。可数块叠垒，组合成塔。由于当地都是这样认定，也是这样叠垒展出的，外地人士也就跟着这样认可。索南才让·华瑞的《中国佛塔》一书，称南涅水发现1100块平面正方和锥体造像石刻，“每组5-7块，迭垒成塔形，已经有200块石刻迭成53幢石塔，形成一处廊下石刻造像塔林。”
南涅水石刻造像塔现在叠起来的塔群
现在层叠起来的叠石造像塔塔身石刻
现在层叠起来的叠石造像塔塔身石刻
每一级塔身造像石刻都是难得的珍宝，总共有一千多件
南涅水这一大批据说有一千多件北朝造像石刻，本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惜至今已有五十多年，考古界的人士还没有一个明白认识。我国古代原本就不曾有这种光秃秃叠垒起来的塔型，这批北朝造像石刻，原来都是一种叠石造像塔的塔身构件，原本还应该配有塔座和塔檐塔刹，才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塔。造像塔和叠石塔之名应该是很早就有。现在只发现大量的塔身造像石刻，显然是当年遇上北周灭法，人们为了保护造像，一次埋藏起来，没有造像的塔件当时没有埋藏。这样一大批造像石刻的集中发现，表明当时南涅水一带确有聚塔成林的事。《古清凉传》《古今胜迹二》记载，五台山“中台上有旧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数十枚，并多摧毁。”《古清凉传》记事至唐中宗时止，作者慧祥为唐玄宗时人。他在中台还能看到北朝小石塔数十座，正是一处不小的石塔林。南涅水一次发现这种造像石刻一千多件，表现当年至少有200多座这种叠石造像塔，是一处很大的叠石塔林。因为是当年有意埋藏，每块塔身石刻上的造像，至今都完好如新，每一块造像石刻都是难得的瑰宝。居然有一千多块，可以复原成二百多座积石塔的一处特大的塔林。可惜至今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能认识到位，只当做造像石刻，没能认识到是一种叠石四面塔的重要塔型和塔林的特大发现。
十五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北齐四面佛四门残石塔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北朝四面佛四门塔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北朝四面佛塔朝北一面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北朝四面佛塔朝西一面
这件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四面佛四门残石塔，我是从《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一书上看到一幅照片，书上有简短文字说明，定为北齐6世纪后半期，石高241.3厘米，宽171.5厘米，定名为“四面塔”。文字描述只说及正面一面，显见是只据此照片而言。后来查知，这幅照片原来是刊自日本小学馆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3卷，图216。国内没能找见这部《东洋篇》第3卷，我后来请人从美国拍来一些照片，这才得知此塔今只存三面，有一面塔壁已不存。三面塔壁围起来的塔内情况，今已不便照相。塔内的四面佛造像残破殊甚，从外面看不清楚，加上此塔的出处不明，我又向在美国执教的赖德霖先生请教，后来才看到一批早年的文章，有1938年瑞士学者奥斯瓦尔德·西伦（Osvald Siren）,汉名喜龙仁和1968-1969年美籍华裔学者何惠鉴（Wai-Kam Ho）的文章，据说此塔是1930年德国人Jörg Trübners从河南安阳购得，运去柏林，后来其子Henry Trübner 又将此塔捐赠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喜龙仁的文章题为《一件伟大中国纪念碑之在美国》（A GREAT CHINESE MONUMENT IN AMERICA）,三面塔壁围起来的塔内像设，从喜龙仁文中提供的照片上看，较为完整的一面的（说是朝北）上刻一佛二弟子。二弟子侧前各有一束莲柱。塔内造像雕工更为精整，而且是隋唐风格，与外围塔壁不是一个时代，更不是同一刻工，所用石材的材质也大不相同。外面塔壁用的是白色大理石，应是曲阳所出，塔内四面佛造像用的是更坚硬的黄色石料。
喜龙仁文中北齐四面佛四门塔老照片
朝西一面塔内四面佛的安置方向与今不同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北朝四面佛
四门塔塔内的四面佛一佛二弟子
此塔的里外两部分不是一体设计，原本不是一套构建，表明是后来拼凑配成，显然是同一类塔形的两座塔上的遗存。
喜龙仁的文章发表于1938年，好像还不是最早报道此塔的首发文章。这座塔的来龙去脉还是不够清楚，我一直还在寻找相关信息。后来，偶然从1935年的《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房山云居寺研究》上读到水野清一写的《房山云居寺石塔论》中得知，确是德国人卜リビリビエナー氏（Törg Trübner）带归欧洲，キエフメル（Otto Kümmer）著有一文，发表在《东亚杂志》（Ostasialische Zeilschrifl）第XVI期1930年上。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912至1940年的《东亚杂志》。Otto kümmer 在《东亚杂志》第21期上发表的文章，题作Ein Denkmal der Nord Cńi Periode（一座北齐时期的纪念碑）。文章不长，正文只有2页半（233-235页），另附图版4页（24-27页）。文中认为此塔为北齐时物，公元577年为北周所毁。文中没有记出此塔原在何处，只说是被Jörg Trübners购得，也没有说明当时此塔是在何处购得。Otto Kümmel在1930年还著有《in Jörg Trübner zum Gedächtnis》（Jörg Trübner的收藏）一书，此塔当时可能是Trübuer的私人收藏。Törg Trübuer是德国学者，对安阳青铜器有研究，1929年卒在北京。Otto Kümmel（1874—1954）一译奥托昆默尔，1933—1945年为德国柏林艺术馆馆长，追随纳粹。Kümmel此文是最早记出该塔流失国外的文章，只能知道1930年此塔已在德国。有一份材料上说，1988年Jörg Trübner之子Herry Trübner将此塔赠给大都会博物馆。按大都会博物馆此塔馆藏编号为1988.303，确是1988年入馆的。但是1938年喜龙仁的文章标题已作《一座伟大的中国纪念碑在美国》，是至迟1938年已在美国。此塔流失海外，一直倍受推崇，我国人士知道的不多，原来建在何处，至今仍不清楚，一说出在安阳，至今也不知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1930年Kümmel文中的北齐四面佛四门塔朝西一面
1930年Kümmel文中的北齐四面佛四门塔朝北一面
1930年Kümmel文中的北齐四面佛四门塔朝东一面
这种四门塔和四面佛造像盛行于北魏、东西魏和北齐北周，隋代仍较盛行。四面佛造像多是表现四方佛，也有雕造其他组配如定光、释迦、弥勒、普贤。此塔内朝北一面刻一佛二弟子，主佛即应是释迦。此塔四面塔壁出现天王和力士造像，麦积山石窟043窟和004窟有西魏北周力士像，天龙山石窟不但多有北齐力士造像，16窟又有手持三叉戟的天王像，天龙山附近姑姑洞也有类似的手持三叉戟的天王像，推定为东魏武定中至北齐末。安阳宝山大住圣窟门外雕刻，右侧那罗延神王，左侧迦毗罗神王俱一手持剑一手持三叉戟。大住圣窟开凿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此四面佛四门塔东西两面门外都是二天王站立，一手叉腰一手持三叉戟，都是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西面一侧的天王足下踏牛，另一侧的天王足下踏羊。从这两对天王的造像来看，显然应比安阳灵泉寺隋开皇九年的两神王造像年代要早。四天王在一座塔壁上出现，此塔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例。
1930年Kümmel文中的北齐四面佛造像
十六 卫辉香泉寺北齐天保七年双石塔
香泉寺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太公泉镇西北霖落山中，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隋大业五年（609年）重修。据说有唐代建造的砖塔和石塔，唐代开凿的石窟等。寺内砖塔已毁，木构建筑也多已不存。现存最早实物为双石塔，友人杨焕成《豫北石塔纪略》认定双石塔为唐代建造。
根据杨先生的考察报告，香泉寺双石塔仅西塔尚大体完好，东塔已残毁，仅剩塔身后半以下。双石塔东西并列，皆南向。当年是双塔并立于大殿之前。双塔皆为方形密檐石塔，一层塔身较高，西塔尚存密檐四层，推测原来顶多七层，很可能是五层。据杨先生文中报导，西塔现存高3.63米，石基台高80厘米，面宽131厘米。基台束腰四隅浮雕力士，中央各雕天王像，天王像两侧为二伎乐人，分别演奏箫、琵琶、筝、腰鼓、排箫等乐器。塔身正面辟半圆形拱门，上雕尖拱形门楣。门楣上方正中雕虎头已残，左右门枕上各雕蹲狮。门两侧各雕一天王，天王像上方各雕一龙头，右侧龙头之上为祥云，祥云之上为普贤骑像。门左侧雕刻已毁。拱门之上雕刻祥云和大莲蓬，大莲蓬上雕一坐佛，两旁为二弟子二菩萨。塔身左右上角各雕一飞天。门内为方形塔心室，室内面阔61厘米，进深50厘米。石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塔身之上现存四层叠涩塔檐，再上已失。据杨先生文中称“塔身刻有宋代至和、崇宁年代的题记，并有‘稠禅师’之文字。”
卫辉香泉寺西塔全貌
卫辉香泉寺西塔正面雕刻
东塔残毁已甚，从残存部分的形制考察，原来应与西塔为一式。现存残高2.08米。下部方形基座与西塔同。塔身仅存后半部，可见塔心室后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中间坐佛有舟形背光，雕刻极为精美。
香泉寺这一双石塔，杨先生定为唐代。我仔细比照河南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此类唐代石塔，发现此双石塔塔身上的雕刻内容丰富，雕造精美，造像更具有唐以前的北朝特点，塔心室坐佛有舟形背光，也是北朝特点。此外，我还注意到一层塔身下面本来带有一个单层低矮的基座，与塔身以上部分一体相合。下面却又另有一较为高大的须弥台座，这个大台座与上面石塔的娇小玲珑不大相配，比例不合。我未去过现场，据报道台座上的雕刻天王力士及伎乐人等，都是唐代格局。因此不难推断，塔身以上及下面的台座须弥座，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上面的塔身塔檐显然要早于下面的台基须弥座。下面的台基须弥座明显是后配的。这一下子可就泄露了一个不小的天机，现存的双石塔，是后来一次维修时组配的，不是一次造成。于是也就恍然大悟，香泉寺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隋大业五年（609年）重修。双石塔的上部塔身以上应该是北齐原物，北周武帝灭北齐，在北齐境内推行灭法，双石塔遭严重破坏。隋代复法，大业五年重修香泉寺，重整双石塔，后配须弥座，将原已折倒的双石塔重立起来。双石塔塔身以上毁坏严重，显然不是自然损坏，而是一次暴力破坏所致。香泉寺初建于北齐，重修于隋，正是因为中间有一次北周灭法。
卫辉香泉寺东塔残状
从现场实物照片细心观察，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这个推断还有一个文字证据。杨先生文中报导称塔身“并有‘稠禅师’之文字。”我未去做过现场考察，还无法知道“稠禅师”这一题字是题在何处，何时所题。上下是否还有其他文字，题此三字的用义又何在？但是香泉寺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正是僧稠（480-560年）禅师在世之时。僧稠禅师居邺西云门寺，北齐乾明元年卒，年八十一。生前在国内诸州别置禅寺，香泉寺初建于天保七年，有可能是僧稠所建，如果不是，也必是僧稠弟子或追随者所建。双石塔西塔上有“稠禅师”题字，未见上下文，推测只能是要表明此塔与稠禅师有关，或许就是追认此寺及此双石塔本为稠禅师所建，或许就是稠禅师生前建此寺，卒后门人弟子在此寺建塔，以为对稠禅师的纪念。双石塔从建筑形制和造像雕刻风格看，都是北齐做法。后来遭到暴力破坏，残毁严重，后世修整重立，重配一较大的台基须弥座，才成了现在所见的样子。照这样的破译，较为顺理成章，用现场实物说话，塔身以上和下面的台基须弥座不是同一时代之物，而塔身以上又是明显的北齐雕刻风格，不难确认此双石塔的塔身以上还是北齐的实物遗存。北齐时的这一类石塔，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尚存一实例，仅存塔身三面石刻，形制和雕刻与香泉寺双石塔有某些类似。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齐石塔，是早年流失海外，据说也是出在河南，现在发现河南卫辉香泉寺还有这一处北齐双石塔，实在是最为难得。
下篇 唐以前木构建筑
唐以前木构建筑已在《建筑师》134期上发表过四节，未完待续，后未能续发。这里是后面尚未发出的部分，从第五节开始，全文共十六节。
五 敦煌莫高窟431窟北朝前檐木构建筑
莫高窟431窟为中心柱窟，一般认为是北魏窟，唐初重修，宋初又重修。向达先生一说是隋窟，又在另一处说是北魏窟。伯希和编号为130（P130），张大千编号为214（C214）。
伯希和《敦煌图录》第七图《初游千佛洞》老照片
梁先生在1932年写过《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信中动情地说起，“《敦煌图录》第七图初游千佛洞有木质建筑一角，虽只一角却可以看出简单雄大的斗栱，八角形的柱，抹灰的墙。阑额下用短立柱分成三格的横披，方条的楞木竖列的窗，窗下用矮柱支着的窗棂，栱间的小窗，无一不表示唐代的特征。”梁先生的判断本来很好，文中引用了第7图即伯希和站在130窟门口的照片，还根据276图照片画了一幅该窟窟内一角的线描图。先生问伯希和，有没有所见檐廊之全部照片或第276图更清晰的照片，有无这几处木建的史料。伯希和答檐廊照片也只有那一张，不过可提供两点资料130窟“他两条梁上还有文字如下”，指的是梁上面两道横向承椽枋上所题“宋太平兴国五年……曹延禄之世剙建此窟檐记”和“窟主……上柱国阎员清”，接着便说“这个檐廊的年代所以是公元九八〇年。”法国人伯希和（1878—1945）1908年窜至敦煌，盗窃千佛洞数千件珍贵文物，拍了数万张照片。他不懂中国建筑，叫不通构件的名目，更不懂得我国古人在建筑上题记的规律，把两条承椽枋上的题记错当成梁上的题记，便遽下结论。他这个说法成了后世误定隋唐窟檐为宋初窟檐的总根子。如果题记真是写在大梁下皮，自然是指整个初建，可是实际上是题在承椽枋下皮，只能表示是修建了承椽枋以上的窟檐和屋面。我们仔细去看照片，承椽枋以上确是重修过。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如果是唐代所造木构窟檐，到宋初根本用不着全换，两条题记只能表明，宋初曹氏之时只是重修了上面的檐头和屋面。梁先生在1937年6月本打算自西安去敦煌考察，因故未能成行，成为终生的遗憾。后来1942和1944年考古学家向达先生两次赴敦煌，写有《西征小记》和《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也说是P130窟“窟檐梁上有题记二段”，窟檐为太平兴国五年所修。1951年6月至9月，陈明达、赵正之、莫宗江等赴敦煌作专业考察，1954年11月陈明达写成《敦煌石窟勘察报告》，刊载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陈先生他们是建筑专业的人士第一次去敦煌，本应看个明白，可惜还是照伯希和的错说。1963年，萧默调入敦煌，在莫高窟工作了十五年，对五座窟檐一一做了测绘，已经发现宋人题记是写在承椽枋上，不是写在大梁上。可惜还是未能看出伯希和之误，仍称431窟“故可确知是公元980年之物。”
敦煌莫高窟第431窟前檐木构外观正视
敦煌莫高窟第431窟窟檐内部结构老照片
431窟两条题记著录最全又较早的是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向先生说是“窟檐正梁有宋初题记云：‘维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岁次庚辰二月甲辰朔廿二日乙丑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曹延禄之世剙建此窟檐记’。”向先生接下去又说：“重修窟檐，窟主为阎员清，正梁侧阎氏亦有题名，结衔作：‘窟主节度内亲从知紫亭县令兼衙前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阎员清。’”向先生把两条题记说成是“窟檐正梁”和“正梁侧”，都未能正确。后来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著录这两条题记，称作“窟檐前梁”“窟檐后梁”，称作是梁仍然不正确，但已分称前、后，只能是指前后承椽枋。大梁只能分左右，不能分前后。阎员清虽自称“窟主”，实际上只不过是重修了屋檐屋面而已。
敦煌莫高窟第431窟窟檐内部梁架结构及彩画老照片
敦煌莫高窟第431窟窟檐内部梁架结构及彩画老照片
敦煌莫高窟第431窟窟檐立面图剖面图
敦煌莫高窟第431窟窟檐内檐彩画
431窟窟檐建筑乍看确实很像唐代建筑，梁先生很为看好。若是仔细观察，它的外形最古朴斗栱最为雄大，为柱高的1/2，梁架非常壮硕。尤其是用小八角柱，连萧默自己都说，小八角柱自汉至北朝常可见到，唐以后不多见。柱头柱中饰以束莲纹，更是北朝和隋代常见的典型做法。再从《莫高窟形》上的窟内老照片上看，梁枋上的彩画大量采用连珠纹，也应该是北朝至隋的特点。四道乳栿和两条斜乳栿上遍画诸佛题名，总数有一百多尊，连珠纹与诸佛题名一同组合的壁画，隋代石窟常见，隋代第402窟人字披上的彩绘最为典型。隋代窟室人子披或覆斗形窟顶上绘有连珠纹和诸佛题名的，大约有十余处之多。三阶教创始人信行（540—594年）禅师撰有《七阶佛名》，包括十方佛、过去七佛、贤劫佛、五十三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当来下生弥勒佛等。灵泉寺大住圣窟开凿于开皇九年，正是信行自安阳云门寺被荐入京那一年，三阶教自此迅猛发展。敦煌发现过三阶教经卷，壁画中有不少表现一乘世界的壁画。431窟窟檐乳栿彩画表现一百多位诸佛并题名，又和连珠纹组合，正表明是隋初和隋以前这一时代的特点。多佛供养在北魏石窟中也屡有所见。莫高窟北魏开窟不少，隋代开的窟更超过以前几代的总和。431窟是一座典型的北魏石窟，窟檐至迟不晚于隋初，它的内檐彩画，连额枋和立柱上都画有束莲纹彩画，还有其他许多早期特点，如斗栱栱身的分瓣卷杀，斗底下欹的不同于唐代中晚期以后的做法，既不是晚唐至宋的杀曲线，也不是明清的斜线，而是上斜下直，显然是一种古老的做法。连萧默都说，竟与251窟、254窟北魏斗栱近似，显然是一种古老的做法。还有一点萧先生没有注意到，从《莫高窟形》的老照片上看，431窟内槽斗栱还有散斗下置皿板的做法。我国坐斗下设皿板的做法起源甚早，东汉已见实例，日本法隆寺金堂和回廊的坐斗下亦设有皿板，玉虫厨子上也有皿板。散斗下置皿板，431窟似为初见，427窟看不清，437窟未见内部大照片，444窟亦有之。
敦煌莫高窟第402窟人字披隋代彩绘
431窟开凿于北魏，按段文杰的分期，431窟相当于北魏三期，即东阳王元荣一家统治敦煌时，当公元524—545年。向达称431窟“原开于北魏，唐初重修，宋初又修建窟檐及门洞。”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称“此窟为北魏晚期窟，唐初将窟底下挖，重修下部。宋太平兴国五年阎员清建窟檐与前室。”实际上前室及门洞北魏末初凿窟时已有，前室窟顶现存有北魏彩绘云气飞天等。前室甬道洞口上方发愿文表功德记末一行有“龙口……廿日……开光立。”是后来记下的龙朔年间的一次开光。此窟原开于北魏末，至唐初用不着全面重修，前室和窟檐更不是北宋始建。阎员清题记题写在承椽方上，表明当时只是重修了屋顶的椽子以上。敦煌427窟开凿于隋大业年间，窟檐亦建于隋大业年间，与开窟同时。431窟的窟檐结构和内部彩画，明显都早于427窟，结构更为壮硕，斗栱更为雄大，彩画更为古拙，应该比隋大业早得多。东阳王元荣一家统治敦煌相当于北魏末至西魏时期，下至隋初开皇顶多五十余年。隋以前这一段时间不能开着前室没有窟檐，北魏末初开窟时的窟檐到隋初也用不着更换重建。此窟初唐时有局部整修，重绘前室部分壁画。北魏末到唐初龙朔初只有一百余年，窟檐内部梁枋彩画明显比427窟隋大业彩画更早。我这才最后认定，431窟窟檐建筑和彩画，都是北魏末至西魏初开窟时的遗存，因此才与隋大业所建的427窟窟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隋初至大业时短短一二十年，不应有如此之大的变化。431窟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开凿于北魏，以前还有隋之一说。窟檐与开窟同时，如隋说成立，则窟檐亦应是隋初所造。隋开皇九年灭陈以前仍属北朝，这一窟檐总归是北朝木构。敦煌还有北朝窟檐，事关重大，有关方面一定会高度重视，应该取窟檐结构之木样做C14和年轮学检测，以便把窟檐的精确年代认定下来。
六 莫高窟第427窟隋大业前檐木构建筑
427窟为一大型中心柱窟，但与以前的中心柱塔庙窟有所不同，是一座典型的隋窟。按敦煌学者樊锦诗等人的隋窟分期，属于隋第二期，大约在大业五、六年以后隋末以前。此窟是敦煌第一次出现四天王二力士造像，因此更引人注目。从石窟寺考古、宗教考古和美术考古的角度着眼，此窟最为明白，从建筑考古的角度着眼，其实原本也并不复杂，只是因为有错会宋人题记和宋建之误说的干扰，这才出现误解和歧说。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窟檐立面剖面图
此窟后室设中心柱，但已不是早期那种四面设龛绕中心塔柱礼拜的塔庙式窟。中心柱的正壁平直而不开龛，在正壁前形成较大的矩形空间，上面是人字披顶，形成一个佛殿式的空间格局，其中的像设则为典型的三壁三佛式，樊锦诗女士认为是现在过去未来三佛。前室为矩形空间，设四天王二力士，四天王下踏地鬼。这样的布局正好是后来一般佛寺正殿和前面设天王殿（或山门兼天王殿）的组合。安阳宝山灵泉寺隋开皇九年开凿的大住圣窟，窟内三壁三佛是以卢舍那佛为主，东西两壁是弥勒和阿弥陀佛，体现的是一乘世界众生礼卢舍那佛思想。两天王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则雕刻在窟门之外。427窟窟檐木构建筑亦是面阔三间，与431窟颇为类似，当然也是小八角柱，柱头上六铺斗栱，斗栱总高度亦较为接近，427窟的斗栱总高还高一些，不过因为窟室体量较高大，斗栱与柱高的比例反而降低了。斗栱栱身下欹等做法，则与431窟相同。431窟原开凿于北魏末，没有隋代所开的427窟为大。427窟也是面阔三间，进深较大，也是设两道承椽枋。在当心间的承椽枋下有红地墨书题记称“维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正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曹元忠之世剙建此窟檐记。”乾德只有五年，八年当开宝三年（970年）。伯希和回梁先生信未说起此窟和此窟题记，后来我国人士受了伯希和错认431、444两窟的影响，错认此窟窟檐为宋初所造。此窟宋初确是重修过，隋窟前室彩塑四天王像等皆装銮新绘，椽子以上经过重修，编笆泥墙上的彩画也重画过。宋代这样焕然一新，后人未察。四十年代向达著《西征小记》称此窟为宋乾德八年所造，并且说四天王像是宋塑精品，实大误。后来五十年代有几位建筑专家赴敦煌考察，陈明达亦称此窟檐建于宋代为970年。六十年代萧默调入敦煌工作十余年，亲手做了测绘，已发现宋人题记是在承椽枋下，可惜还是囿于伯希和等人的错说，没能认识到宋人只是重修了上面的屋檐。《敦煌建筑研究》上收有孙儒僩先生临摹的427窟内檐彩画，画面上看到的外檐内侧的彩画确是经过宋代重绘，编笆泥墙部位尤为明显。但是从《莫高窟形》上所收的两张窟内老照片上看，乳栿和劄牵上的彩画图案十分老旧，上面有不少漏雨浇过的痕迹，承托承椽枋的斗栱和替木上的彩画也很老旧，并且明显是和431窟相似的图案纹样，栱背上刷白的燕尾。再从柱子之作小八角，以及都用六铺作品字斗栱，斗栱分瓣砍杀和斗底下欹之上斜下直等，又都和431窟窟檐做法相似，只是乳栿和劄牵上的彩画图案不同。431窟乳栿和角乳栿上是连珠纹和诸佛题名的组合，为隋代典型做法，有些隋窟的人字披上也可见到。从两张珍贵难得的老照片上看，427窟窟檐的乳栿和劄牵上画的是藤蔓分枝四出忍冬纹，忍冬纹是一种植物变形纹样，起源甚早，洛阳卜千秋墓壁画云彩中出现了最早的忍冬纹，武威汉墓出土的屏风上也有之。忍冬纹在南北朝时为主要纹样装饰，一直使用到唐初，并且不断地有些变化。常见的有单叶忍冬纹、双叶忍冬纹，多带藤蔓分枝组成连续图案，四出忍冬纹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第296窟北周壁画天宫伎乐画出几组四出忍冬纹，但不带藤蔓。427窟窟檐乳栿劄牵上的四出忍冬纹带藤蔓分枝，图案丰富饱满，和开窟一起，和前室塑造四天王二力士像一起，定为隋大业年间，是毫无疑义。这一套藤蔓分枝四出忍冬纹纹样本身已可自证自述其年代，后面主室人字披正中的水平宽带上又绘有藤蔓分枝双叶忍冬纹图案，因为图案宽大，在每一双叶忍冬纹图案围成的花环中，还绘有伎乐天人和宝珠宝屏等图案，更加繁丽饱满，是忍冬纹图案的最妙手笔，和前室木构件上的彩画忍冬纹正是同时，只不过是前室在等级上只相当于天王殿或山门，级别要低一些，乳栿劄牵的高度也有限，只能如此。就凭427窟窟檐上这一套藤蔓分枝四出忍冬纹彩画还是与开窟同时的隋大业年间原绘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已足可认定宋初创建此窟檐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宋初确是重修了屋顶椽子以上，并上下重新彩绘，但是不曾换过构架。梁架彩画重描只是在原底子上重新见新，宋代当时的彩画早已没有这种四出忍冬纹的图案。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实测图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前檐内部结构老照片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窟檐内檐彩画
莫高窟居然还保存下来两座北魏和隋代木构窟檐，最为难得。431窟窟檐比427窟为早，与开窟同时，早到北魏末至西魏。427窟窟檐亦与开窟同时，窟檐建筑与前后窟室的开凿以及像设和壁画的布置成一体设计，设计尺度的选择有极大的自主性。从测绘图上看，柱高正等于斗栱总高，明间的开间也等于柱高，次间开间正等于正心枋至后一道承椽枋的距离，使45°斜乳栿正交于节点上，进深等于通面阔的1/2，等等，显然都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是以材分为模数进行设计的结果。427窟窟檐可以确认是建于隋仁寿年间，比日本奈良法隆寺的初建年代还早，显见也是难得的国宝。
七 莫高窟437窟初唐前檐木构建
敦煌莫高窟第437窟窟檐立面剖面图
敦煌莫高窟第437及444窟前檐木构外观
敦煌莫高窟第431及437窟前檐木构外观
437窟为中心柱窟，开凿于北魏，龛内坐佛经后世重装，中心柱经西夏重修。一般都错认为是宋代重建窟檐，窟檐上没有发现题记，但是甬道南壁西向有宋代供养人题名称“……归义军……西平王曹元忠供养”，字迹多已不清。甬道北壁西向有“敕授凉国夫人浔阳翟氏一心供养”题名。向达《西征小记》未记此窟之事。陈明达、萧默都错认是宋代建的窟檐。萧默说，437窟窟檐上部构件撤换，没有留下题识。据供养人题名也可考定其大致年代。又说窟内有供养人曹元忠题名，与427窟情况相同，“可大致认定二窟窟檐是同时建造”，“即在公元970年，至迟不会晚于曹延恭继曹元忠为节度使的974年。”他说的同时是同建于宋初实际上两窟不但都不是宋建，原本也不是同时。437窟与431窟面阔相差不多，橑风槫顶至柱底面的高度也相差不多。但431窟用六铺作斗栱，437窟用五铺作斗栱。431窟斗栱雄大，斗栱高与柱高之比也远大于437窟。431窟窟檐的年代大约北魏末至西魏，427窟窟檐亦用六铺作斗栱，年代在隋大业中。435窟窟檐要比盛唐444窟为早，应该是初唐遗构，也许会早到隋末。444窟窟檐亦用五铺作斗栱，437窟444窟的坐斗斗欹亦一同431、427窟，也是上斜下直。这四座北朝隋唐窟檐的年代序列应是431窟、427窟、437窟、444窟。
八 莫高窟444窟盛唐前檐木构建筑
敦煌莫高窟第444号窟檐立面剖面图
敦煌莫高窟第444窟木构窟檐内部现状
444窟是一座典型的盛唐窟，伯希和编为第120A，张大千编为C224。梁先生当年向伯希和问起130窟（今431窟）窟檐的年代，还问他有没有所见檐廊的全部照片，有没有几处木构窟檐的史料，伯希和回信说照片只有那一张，“不过可提供两点资料”，一条是关于130窟的，另一条说的就是此窟。伯希和说此窟其中一梁“有开宝九年岁次丙子曹延恭之世创建，这一处檐廊的年代所以是九七六年。”这里伯希和犯了和431窟同样的错误，题记本来是在当心间的承椽枋上，不是“其中一梁”。444窟窟檐也是三间四柱，但屋顶不厦两头，即后世所称的悬山顶。一共有四条乳栿，乳栿上的承椽枋只有靠后墙的一道。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上面的题记是“维大宋开宝九年岁次丙子正月戊辰朔七日甲戌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曹延恭之世）建记。”近人这一著录文字正确无误，但是也误以为是“窟檐题梁”，叫错了构件的名称部位。题记称“曹延恭之世剙建记”，说是“剙建”，连“窟檐”二字都未用，更是好大喜功的虚夸浮词，好像连石窟本身都是他那时创建的。444窟窟室为方形，无中心柱，顶部为覆斗形，后壁带半圆形龛，是一座佛殿式窟，开凿于盛唐，向达认为是初唐不确。我没有找到四十年代此窟的内部照片，从《敦煌莫高窟》等书的窟内照片看，几道乳栿的侧面彩画已很古旧，且不太清晰，上面有明显的因漏雨而造成的痕迹。屋顶的椽望彩画较新，做工粗糙。此窟初开于盛唐，窟型已可自证年代，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敦煌陷入吐蕃，与内地隔绝数十年。从盛唐开元之际到北宋初开宝九年，前后不过二百多年。不能设想盛唐开的窟一直空开着口，也不能设想盛唐的窟檐二百多年后会全部更换重建，所谓开宝九年“曹延恭之世剙建”自然又是虚浮之词。北宋初年显然只是重修了上面的屋顶。从窟内的照片上看，主体构件上的彩画至今还保持着盛唐彩画的面貌。此窟窟檐建筑虽然较小，又是不厦两头，与其他几座隋唐窟檐的屋顶做法不同，但是立面造型身段比例并无太大的不同，栌斗斗欹的做法更与其他三座窟檐建筑上的栌斗相同，尤其是外部造型和内部主体部分时彩画，都显现出盛唐的面貌，里里外外难得这样一致，并且和窟形及造像壁画所表现出来的年代特征，亦全无不合。这也就是说，此窟窟檐木构建筑确认为盛唐，与开窟同时，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前边说过，431窟窟檐内部的柱头铺作的交栿斗下见有皿板，444窟内槽柱头铺作的交栿斗下又见到这种皿板，还比斗欹的下直部分出了一点头。盛唐窟檐交栿斗下还有皿板之设，也是十分难得的发现。可惜今人的测绘没能注意及此测绘图说起斗栱时也没有说到。柱头柱身有彩画束莲装饰，今人所拍外景照片上还可以看出痕迹。今人所拍内景照片只可见柱子的上部，柱顶有彩画束莲的痕迹还非常清楚。
444窟窟檐在敦煌现存四座完整的隋唐窟檐之中，体量最小，年代最晚，它的价值却仍然很高，不可小看。444窟窟檐建于盛唐，与开窟同时，年代确凿无疑。迄今以前，我国山西发现的几座唐代建筑，南禅寺佛光寺都是晚唐建筑（南禅寺旧说建于建中三年，据我考证实为大中六年重建），盛唐建筑国内迄无发现，敦煌窟檐也仅见此一例，自然十分可贵。日本现存相当于我国唐朝以前的木构建筑有二十几处，也没有这种带斗栱的大式建筑又不厦两头的实例。这座窟檐的屋顶不厦两头，以前山西发现的唐代木构建筑都是四阿顶和九脊顶厦两头，不厦两头的窟檐在敦煌也仅此一见，于是也就更显珍贵。
敦煌莫高窟这四处唐以前窟檐，北魏一处，隋一处，初唐盛唐各一处，是一组重大的考证发现。这四处窟前木构建筑的年代前后连贯，跨越二百年，各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由于一百年前伯希和的一个鲁莽的错说，我国人士误信不察，一直都跟着人家硬说这四处窟檐都是宋初所造。这一错说去事实甚远，其误显然，但是大家却一直深信不疑，人云亦云，有足悲矣。我们应该翻然悔悟，自竖脊梁，努力进取。我国现存的唐代建筑，只有中晚唐实例。现在发现莫高窟有比南禅寺、佛光寺更早的四处木构建筑窟檐，是建筑史上的大事。两座北魏和隋代窟檐还比日本法隆寺的初建年代为早，更是极为难得的国宝。
九 敦煌莫高窟第136窟晚唐木构窟檐（残）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晚唐窟檐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实测图
莫高窟第136窟为晚唐开凿的背屏式大窟，因为没有后来题记的干扰，梁先生早年的文章和陈明达五十年代的考察都已认定为晚唐，此窟已是一座典型的佛殿窟。造像设在凹字形床台上，窟檐斗栱做法与前四处隋唐窟檐已有较大不同，忠实地反映出晚唐时代的特点。这些过节都还应该有深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浅层层面上。
伯希和1907年老照片上的196窟
萧默说第196窟是晚唐时一个叫作何大法师的人开凿的背屏式大窟，“在甬道壁上曾绘有何大法师的供养像。后来，供养人像又经重绘，把一度篡夺过张氏政权的索勋像画了上去。”“所以后来又称此窟为索勋窟。索勋与何大法师约略同时。”“据《索公纪德碑》知朝廷的任命颁于景福二年。次年即乾宁元年，李明振发难杀索勋，政权复归张氏。此题名及索勋像应成于公元893—894年之间，何大法师凿第196窟时应在公元893年稍前。”今按向达《西征小记》未记196窟题记。但是关于索勋在第196窟（向先生按老编号记为P63/C305）和第9窟（P167/C155）的题记，另在《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转〉补正》中有详细研究和考证。向先生称景福元年朝命索勋为河西道归义军节度使，不是景福二年。向先生又指出，第9窟索勋题名结衔为“□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蕃落营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与第196窟题名署衔称“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诸使定□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不同，是第9窟题记在前，第196窟题记在后，第196窟题记不能早于景福二年（983年）。又据近人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的考证，何法师造窟画供养人像并题名，与画索勋像并题名，应是同时。何法师□智为窟主，索勋为大功德主。196窟之建造应是在景福二年，而不是景福二年公元893年稍前。据贺世哲文载，196窟东壁南侧第一身供养人题名“窟主管内释门都法□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阐教三法师沙门□智一心供养”，东壁北侧第四身供养人题名“故父纸匠都料何员住一心供养”，此外窟内尚存七身何姓供养人题名，足以证明是何家窟，窟主是何法师。何法师题名为敦煌管内释门都法师。贺文又记载，索勋供养人像是在甬道北壁西向第一身，第二身供养人题名“男故太保孙朝仪郎守沙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承勋一心供养。”“男”是对索勋之子的称呼，“故太保”指张议潮，承勋是他的外孙。贺先生此文记载翔实明确，何大法师供养像和造窟题记题名与索勋供养像并题名是同时画上去写上去的，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两者不是在一个地方，此窟窟主何大法师是敦煌地区最高佛教首领，具有京城临坛供奉大德的出身背景，大施主索勋更是敦煌的最高军政长官，196窟的建造非比寻常。
196窟窟檐与造窟同时，年代准确最为难得。196窟窟檐虽然也表现出唐代特征，但是斗栱做法已与437、444两座初盛唐窟檐不同，栱身的端线已经圆和，看不出分瓣，斗欹已砍为圆和的内，不再像437、444窟斗栱那样上斜下直，更已没有下面的皿板，这些特点都已和中晚唐的南禅寺、佛光寺斗栱相同。按测绘报告，乳栿的前端不再伸出为第二跳华栱，而是将背部砍为斜面，是为的给下昂留位（梁先生文中后配的文研所测绘图乳栿端头是破损成斜而不是原本砍为成斜面），因为认定原是使用下昂，斗栱用下昂正是晚唐佛光寺始见。总而言之，196窟的斗栱做法正是晚唐的典型特点。一百年来人们一直错把莫高窟的四座早期窟檐错认做宋初，唐代特征又无可否认（以前不会有人认为还会有北魏和隋代窟檐），只好认可是唐式，然后巧为解释，说是敦煌僻远，宋初尚用唐式，这种解释与事实大相背谬，做学问最怕这种思维假释。196窟建在唐末，已与初盛唐窟檐做法大不相同，正表明是在紧跟历史的脚步。
敦煌现存四座早期窟檐，都是与开窟同时建造。两座更早的不说，两座唐代窟檐，444窟是受地段的限制体量太小，不好比较。196窟和427窟体量都较大，建筑样式和做法大体相似。两者的明间面阔都正等于柱高，次间的面阔都小于明间，高宽比例也完全相同。屋顶都是结为四角，196窟角乳栿不存，但是乳栿上留孔部位至正心枋间距离又正与次间的面阔相等，进深尺寸又正相当于通面阔的1/2。更难得的是两者的斗栱栱身断面的尺寸，又是12.5厘米×18厘米，也就是材分也取得相同。这样看来，196窟窟檐显然是参照427窟窟檐的模式建造起来的。只是196窟窟檐更高大，斗栱的总高怎么也不可能像427窟窟檐那样达到柱高的1/2。据说正对乳栿后段岩面的上方残留有劄牵的孔眼，劄牵的标高定下来，劄牵出到柱头枋以外成为斗栱部件，再上面的高度也就可定了。乳栿出头砍为斜尖（一说是残破之状）表明是用了下昂。下昂又正出现于晚唐，采用下昂不是为的增加总高，而是希望增加出跳总长。出跳的总长和427窟差不多，427窟窟檐斗栱采用六铺作，但是上面没有用令栱和耍头，因此也就和五铺作用令栱耍头的总高是一样了。这个判断应该不误，于是196窟窟檐便可以据此复原。196窟虽已残缺，年代也较晚，仍然很为宝贵。
十 敦煌莫高窟428窟北周至唐前檐木构（残）
428窟为典型北朝中心柱窟，初开于北周，五代重修。窟较宽大，也很重要。前窟宽1127米，据《莫高窟形》记载，东壁上列第二身题名“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第五身题名“晋昌郡沙门道贺供养”。南壁下列第一身题名”大羌公帐下都督冯谦供佛时”。余多不清。石璋如说可能是莫高窟中供养人最多的一窟。《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亦记有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吉、道宾供养，又有凉州沙门比丘道㻌□养等甚多。据敦煌人士考证，庆仙为北周天和时人，天和四年（569年）为人题经卷，见S2935。天和六年于义之弟于萛任凉州总管，开窟大约在天和年间。428窟经五代重修，甬道南壁画曹议金父子供养像，曹议金在后唐同光二年（923年）以权知归义军留后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判史检校司空，曹议金卒于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窟檐建于何时还不清楚。现在木构建筑已残，仅存乳栿和斗栱以下。萧先生说，乳栿以下的构件是唐宋时物，以上是临时安的窗子，直抵顶部，没有屋檐，从柱子和栌斗看它的形制同于196窟是晚唐构件，但从泥道栱华栱和乳栿看又同于宋初窟檐，而且乳栿大小不等，彩画或有或无，虽均属宋绘，但又各不相同，柱下又垫有它物，檐柱一线也不是原来的位置，故知此窟檐是杂用不同时期的构件凑合起来的，已不能反映完整建筑的情况。我没有找到428窟的老照片和新照片，除了石璋如测绘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再也没有找见后来的测绘图，石先生的测绘图虽然不太符合建筑专业的制图规范，但是还很清楚细微，尺寸也注得较全，它的原真性很是可贵。四根柱子有一根方的，应该也是如实的表现。只是乳栿斗栱部分交代不够明白，我也未能找到任何一张照片能把这一部分看个明白。此窟檐虽然残缺不全，剩到现在的又有些杂凑混乱，其实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比如此窟开凿于北周末，很是高大，从现存前室高高的人字披窟顶来看，北周当时的前壁也许是略如麦积山北周石窟之凿出前壁。428窟木结构窟檐始建于何时？过大的高度怎么处理？萧默说柱子和栌斗同196窟晚唐构件，而此窟五代曹议金时又重修过，晚唐去五代曹议金时已不远，曹议金时又去宋初曹元忠等人之重修窟檐屋顶部分不远。428窟木构屋檐残体的年代考证虽然头绪很乱，残存斗栱和木构架本身一定会含有不同时代的一些信息，应该是最有研究价值，且不可轻易放过。
敦煌莫高窟213（今428窟）剖面图
敦煌莫高窟213（今428窟）平面图
十一 正定开元寺晚唐钟楼
开元寺钟楼梁先生调查老照片
开元寺钟楼1989年重修后新照片
1990年9月开元寺钟楼下地宫出图初唐彩绘浮雕舍利石函
开元寺钟楼上悬挂的唐代铜钟
开元寺钟楼梁先生最早写入《正定调查纪略》，称作那次调查“意外的收获”。纪略中写道，“钟楼三间正方形，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结构，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先生第一次去正定调查是1933年，后来又去过一次，未见对钟楼再有说法。1942年先生著《中国建筑史》，将开元寺钟楼列入隋唐实物，说是“已大经后世修改，其外貌已非原型。外檐下层似为金元样式，上层则为清代所修。内部四柱则极壮大，其上斗栱雄伟，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论，大有唐代遗构之可能。”梁先生这一说法很精辟也很客观。因为外形不大好认，开元寺钟楼的年代问题似乎成一悬案，后来的几种建筑史上再也未见提起。文物部门则一直比较重视，后来报请国务院于1988年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105，年代定为唐至清，并于同年由国家拨款落架大修，上部按唐代样式复原。
当地文物部门的同志刘友恒、聂连顺在《文物》1995年第6期上发表《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初唐地宫》一文，因为钟楼下地宫的发现，进而对钟楼的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文中的大意是说，关于钟楼的始建年代，现存资料中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可从寺内现存最早的资料——三门楼石柱上的刻铭中进行分析。唐如意年间高僧日宝建正定开元寺三门楼，柱为石质（现均残断，存正定隆兴寺）。唐大历十二年（777年）藁城县主簿李宥撰《三门楼赞并序》刻图于柱上云：“如意中高僧日宝弃世从道，秉心安禅，乃亲自杖锡诣乎山林，寻乔松求巨石……后雕朱粉镂文彩，基上为门，门上为楼，三门之意其大矣哉。”“三门楼北有雁塔建于齐朝，香刹上凌青云，登陟迴（逈）超三界，为苍生大栈（栰），令迷津自达彼岸。”“大宝宝公能安禅，至今日乎（兮）一百年，过门楼乎（兮）金刹前……”。这一段考证最后说，据此可知唐大历十二年时开元寺内建筑有三门楼、法船正殿和塔，钟楼尚未建。“另外钟楼本身结构颇具晚唐建筑风格，古建专家梁思成、祁英涛、罗哲文等考察后也都认为钟楼为晚唐建筑。因此钟楼的年代应定为晚唐。”钟楼下发现砖砌地宫和舍利石函，石函上刻末罗童子举床擎持舍利的形象，石函中置镏金铜函，铜函内置木函，木函内置金函，正是舍利塔下之珍藏。石函雕刻具有明显的初唐风格，地宫内又出有“开元通宝”钱。钟楼下之地宫及舍利石函，显然应是初唐之物。我后来又查到清人梁清远《祓园文集》卷二《真定开元寺重修浮图记》云：“正定之浮图有四，而在开元寺者独岿如巍如，考其始建则贞观十年也，其倾圮也在顺治十八年。”梁清远所指开元寺重修之浮图，即今尚存的九层砖塔，是顺治年间原塔倒塌后之重建者。此砖塔之前身始建于唐贞观十年，据说也是出过舍利石函。钟楼与砖塔左右并立，钟楼下出土的唐初地宫及舍利石函，无疑是塔下之物，钟楼之前身本为唐初古塔，古塔成双并立，则钟楼前身之古塔亦应是唐初贞观十年所建，双塔当初都应该是方形木塔。
钟楼在开元寺中的位置
钟楼平面及地宫位置图
当地同志的考证大体无误，推定钟楼建于晚唐亦大体可从。梁先生当年只说钟楼有建于唐代之可能，还不曾说定是建于晚唐。按大历时人的记载，当时还没有钟楼，则钟楼之出现应在中唐之后，应该是在晚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记平康坊菩萨（提）寺云：“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李林甫为盛唐时人，钟楼在东当时已成定制。开元寺钟楼建在寺之东部，正与唐代制度相合。段成式同书卷六又记宜阳坊奉慈寺为“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为癉平公主追福奏置”，“成后二年司农少卿杨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韵诗题此寺……云‘日月金轮动，旃檀碧树秋。塔分鸿雁翅，钟挂凤凰楼。’”奉慈寺建成于会昌三年，杨敬之小女咏诗云云受到皇帝垂赏并敕赐衣，诗中以塔与钟楼对举，二者并是寺院中枢部分之高型标志建筑。唐人诗有“双楼夹一殿”之句，敦煌莫高窟237窟中唐绘天请问经变中佛殿之前正是两座楼阁东西对縚。日本有几处早期钟楼实例，年代较晚，多是钟楼与经楼对峙于佛殿之前。开元寺钟楼建在法船殿前之东，面朝西，与当时尚存的西塔并峙，成西塔东楼之格局，应该是一时权宜之计。唐人白敏中还有一篇文章说到一座寺院是钟楼与幡竿对峙。
开元寺钟楼1989年重修前实测剖面图
开元寺钟楼1989年复原重修设计剖面图
开元寺钟楼建在晚唐而未得确年，《正定府志》卷九称开元寺“唐乾宁五年重修，寺钟可闻十里许。”钟楼可能是此时重建，也许还要早一些。钟楼建成即有挂钟之事，清初人陈廷敬《午亭集》卷十一有《开元钟》诗，序云“后唐李嗣昭守上党胜梁，范铜为钟在开元寺，后置玄妙观。”诗云“苍茫陵谷开元寺，古钟犹有开元字。”李嗣昭在钟楼上换新铸的钟，与晚唐建钟楼亦正能相合。开元寺钟楼不仅是我国发现唐代钟楼的唯一一例，而且是发现唐代建筑的破天荒第一例。梁先生1933年正定调查是刚刚走出去寻找华北古建筑不久，还在发现佛光寺之前。钟楼被后世修得面目全非，先生还是做出了一个果敢的认定。现在得到确认，不但为建筑史增添一处唐代家珍，而且新增知一个珍稀的唐代建筑品种。日本现存古代钟楼以法隆寺钟楼为最早，建于10世纪后期。开元寺钟楼比它要早一百年以上，体量也远比它雄伟壮观。开元寺钟楼于1988年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落架大修，下层内部结构保持原状，上层清代维修部分恢复唐代式样，外观力图复原唐代样式，可惜还不够理想。修复之后，聂连顺、林秀珍、袁毓杰三人合写《正定开元寺钟楼落架和复原性修复》一文，发表在《古建园林技术》第42期和43期上。文中发表有此次修复前的实测图和修复设计图，修复前的实测图正好验证了梁先生早年所说，上层已为清代所修，下层内部四柱极壮大，斗栱雄伟，月梁短而大。因此梁先生当年判定下层内部“大有唐代遗构的可能。”梁先生的判定不误，照我看来，下层内部完全可以认定确是唐代遗构。可惜二十年前的复原重修做得不好，未能显现唐代钟楼的神采。
说起开元寺钟楼的年代，梁先生之后还有其他说法。《叩开鲁班的大门》记莫宗江晚年一段回顾说，“正定开元寺钟楼梁先生判断为五代作品，刘先生则认为它是宋代。尽管它已被后代修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肯定它是唐代重建的。它的斗栱、月梁和佛光寺不同，比较接近日本早期的建筑，所以我认为它是唐代早期的作品。”陈明达《山西——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又把开元寺钟楼列入五代，后面打了个问号。这两个后立的别说，都与事实不合，值得商榷。
十二 连江宝林禅寺唐大中六年大殿石柱和殿基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寺庙宝典》一书有福建连江宝林禅寺的一段记载，文字不多，只有半栏四行。说是宝林禅寺位于福建省连江县丹阳镇东平村，独觉禅师始建于唐大中六年，现有法堂、西归祠、斋堂、僧寮等。重要文物有唐朝石佛、石柱、独觉禅师塔、普同塔及石碑二通。书中收有三幅彩照，依次为唐代遗留僧人洗菜池、唐代祖师塔，和唐代大雄宝殿遗址。大雄宝殿遗址一幅可见石柱9根，立着的8根，倒在地上的1根，前排还有露出的素面方石柱础两枚。照片右部未能收全。平面左右对称，左边的一半已照全，整个平面布局也就可以弄清楚了。柱子都是砂岩制成，圆形平面，隐刻八道瓜棱，比较粗壮，柱身稍有收分，上端没有卷杀，下端稍放粗如喇叭裤脚形，柱底带有一段低矮的直。柱的顶端开有豁口，是为安置木制阑额凿出的卯口。照片所收柱列虽然取景不全，还能看明白是面阔三间，当心间较大，进深显三间，开间相等。当心间东西两缝为减柱造。上面的结构无疑是六架椽乳栿对四椽栿用三柱，柱子同高（不计生起），是属于所谓殿堂式的平面格局，总共14根石柱。
令人非常惊奇的是，这座佛殿的结构，竟然和早年林徽因先生、梁思成先生发现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的格局完全相同。更为有趣的是这座殿佛的石柱，是直接立在素平的柱础石上，没有覆盆柱础。榆次雨花宫的木柱也是直接立在地平面上，下面也应该是有素平的柱础石。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连江宝林禅寺大殿建于唐大中六年（852年），后先相差一百五十多年，竟然有如此之相似。
还要往前推去，唐代南禅寺大殿也是面阔三间，进深显三间，当心间独大，两次间的开间尺寸与显进深间相当，也就是说开间进深的比例完全相合。仅有不同的是，宝林寺大殿是六架椽乳栿对四椽栿用三柱，南禅寺大殿是四架椽通檐用二柱，相比之下少了两根柱子，只有外围的12根柱子。又让人惊奇的是，南禅寺大殿初建于建中三年，大中六年重建，宝林寺相传始建于大中六年，年代恰巧相合。会昌灭法之后，宣宗复法，大中初年至六年重建佛寺最盛。
连江宝林寺唐代大殿遗址上的石柱柱列
连江宝林寺唐代大殿遗址大中六年14根石柱柱网
连江宝林禅寺1984年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现为省级文保单位。这座石柱大殿，当地人士一直认为是唐大中六年建，别无异说。新编《连江县志》记载，宝林禅寺唐大中六年独觉禅师创建，历代住持僧众经营，先后建有大雄宝殿、天王殿、观音阁、伽蓝殿、地藏殿、祖师殿、钟鼓楼、藏经楼及法堂斋堂等10多座殿宇，占地30多亩，鼎盛时僧众共千人。唐代县内第一位进士张莹曾在寺内读书，中试后官至礼部尚书。庆元四年（1198年）前后朱熹曾隐居寺里讲学，留下诗词墨迹。康熙三十八年御书“敕赐大中宝林禅寺”，碑石犹存。现存十数根高大石柱，基座残留大量动物花鸟石雕，还有5尊唐代石佛，现存法堂僧房均为宣统三年重建。宣统《连江县志》卷七记载，“宝林寺在宝林山（唐大中六年建，宣宗时独觉禅师居其中，后祈雨屡应。宋咸淳元年旱，知县宋日隆躬诣石室，迎像至邑，大雨随至。寺内有虎跑泉，因高僧法诠欲建盭而苦乏水，虎跑而出之故名。）”下又引宋邑人李弥远诗，宋知县宋日隆诗，宋寓贤朱晦翁诗，陈旺诗等。独觉禅师事迹亦载见同书卷三十三《方外》，称唐僧独觉，中鹄里杜棠人，俗姓张，元和七年母郑氏寡，梦吞白莲有娠，及生祥光满室，乡人异之。七岁皈依宝林寺，二十祝发易名法诠。宣宗时与涅槃、怡山、大沩诸禅师为法空友。以下又记峰顶有巨石如覆盆，诠颂偈以杖指之，一夕风雷大作移石山下俨成一室，诠禅栖其中。岩有猛虎中猎诠为去其镞，虎既愈跑泉以谢云云。独觉禅师法名法诠，元和七年（812年）生，七岁皈依宝林寺，可见宝林寺原是一座旧刹，推测是在会昌灭法时毁去，大中六年重建，独觉年四十。大中六年正是宣宗复法后重建旧寺最兴旺的一年，五台南禅寺据我考证也是大中六年重建。县志引宋人陈旺诗称“独觉高名自昔尊，宝林遗迹至今存。”康熙三十八年御题“敕赐大中宝林禅寺”，都表明是后世人的正确认可。寺院附近雷移石、降虎峰相传皆独觉故迹。据说寺中旧存唐代石刻佛像更是寺建于唐代的一个证据。当地又传说现存大殿殿基上所立巨大石柱与后世常见的石柱不同，大殿石造台基须弥座上雕刻的狮、虎、花鸟更具有典型的晚唐特点。历史文献记载和当地口碑所传相合，石造的殿基和殿柱，都是大中六年独觉禅师建寺时的遗构。
山西榆次永寿寺宋初雨花宫平面及剖面图
《中国寺庙宝典》上的祖师塔够不上唐代，位置也不对。唐代祖师塔是在寺后，今尚存，但上部塔身已是近世重修。所称唐代洗菜池器形饱满，雕凿精整，应该是唐代遗物。说是大殿须弥座上雕刻的狮虎花鸟有晚唐的特点，未见原址上的现场照片。后来据宝林寺的住持悟演法师提供的照片资料和相关数据，我这才知道，大殿旧址上已经重修扩建为面阔五间带前廊的重檐大殿。从照片上看，大殿须弥座上的雕刻仍存晚唐式样，但已非晚唐原物。寄来的一组僧塔照片，塔身作覆钟形，有晚至顺治时所建者。但是寺北一座石塔的八角须弥座，束腰上亦有狮虎等雕刻，下面的门和座腿的做法还和大殿的台基须弥座做法相同，应该是晚唐独觉禅师的墓塔基座，上面的塔身已属后世重建。祖师塔基座的发现，足以证明现存大殿石雕须弥座确是晚唐样式，它的前身正应该是大中六年所造。
连江宝林寺唐代僧人洗菜池
连江宝林寺大殿殿基唐式须弥座（后世维修仿唐）
连江宝林寺大殿殿基唐式须弥座（后世维修仿唐）
福建发现有福州华林寺五代大殿，现在又发现连江宝林寺晚唐所建大殿的全数14根大型石柱柱列，上面支撑的原是一座六架椽乳栿对四椽栿的木构殿顶，可算是江南地区唐代木构遗迹和唐代石柱柱网柱列的一个破天荒的重大发现。这处唐代石柱支撑的殿堂，柱网柱列的布置竟然与宋代早期的榆次永寿寺雨花宫的结构格局完全相合，雨花宫虽晚至宋初，却仍存唐代制式。更有甚者，这种面阔三间进深显三间的格局，又见之于唐南禅寺大殿，南禅寺大殿是四架椽前后通檐用二柱，又小一号，都是唐代三间小殿的典型做法。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前槽空廊，两端设袖壁。连江宝林寺的前廊不知原来是否有两边的袖壁。北方发现的唐筑，东西两山和北面都是厚厚的墙壁，立柱埋入墙中。连江宝林寺的石柱全是一体一式的精作，因此可知，两山和北面的围护墙体，应该是竹笆或荆笆抹石灰泥墙，柱子全是露立的，和日本所见飞鸟、奈良时的做法一致。这也是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我国南方没有发现过唐代建筑，最早的仅有福州五代华林寺大殿。连江宝林寺大殿建于大中六年（852年），比华林寺早一百多年。采用石柱的唐代建筑，全国也仅见此一例。宝林寺大殿的下份台基须弥座和中份14根石柱和柱网柱列的格局前此尚在，只缺上份屋顶部分。有了柱高和开间进深的尺寸，上面的屋顶部分很容易推定和复原出来。大殿现已重建，扩大了规模，唐代石柱虽然用了上去，但是旧位都已改变。新建大殿的样式，已经不伦不类。宝林寺早已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唐代大殿的石柱柱网平面尺寸，在建立文保档案时，应该有原始记录，14根石柱和下面的础石还在。我国古代建筑的样式做法，分下分，中分和上分。连江宝林寺现存14根石柱是中分的主体，下分亦存遗物遗迹，仅缺上分不存。按唐宋法式做法，六架椽屋上平槫距地面的高度是柱高的两倍，参照榆次雨花宫的实例，宝林寺大殿的上分屋顶部分还可以复原出来。我国传世唐代建筑甚少，稀如麟凤，江南地区仅此一见，石柱殿堂全国也属仅见，又是六架椽用三柱的典型一例，价值连城，希望国家主管部门能认识到位，批准立项，如此宝贵的唐代宝林寺大殿应该恢复重建起来。
十三 长清灵岩寺鲁班洞考为唐初法定祖师墓堂
长清灵岩寺在泰山西北四十余里，古称玉符山，相传竺僧朗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初止于琨瑞山，尝往来于此说法，猛兽归服，乱石点头，灵岩所由名也。北魏正光初高僧法定复兴拓建，曰灵岩寺。旧址在甘露泉西，唐贞观时徙于西南麓今址，仍额灵岩。灵岩寺发展到唐代，被李吉甫誉为“域中四绝”之一，与天台国清寺，江陵玉泉寺，南京栖霞寺并称。寺内现存唐以来的文物和遗迹主要有鲁班洞、般舟殿、证明殿、石窟造像、慧崇塔、辟支塔、千佛殿、李邕撰并书灵岩寺颂碑等。灵岩寺早年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又随泰山一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灵岩寺的鲁班洞是唐代贞观年间灵岩寺自甘露泉西旧址迁徙于今址的第一座建筑，一说是灵岩寺从前的山门，实不确。这座建筑在灵岩寺寺史上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因为结构精致设计奇巧很不一般而被称为鲁班洞。康熙《长清县志》卷十四载“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也，在长清灵岩寺作五花殿，天葩玲珑瞞繤奇巧似神运鬼输，有非人力所能者……今灵岩鲁班洞，乃其墓也。”道光《长清县志》卷十五则云“按灵岩鲁班洞乃竺僧朗墓也。俗呼鲁班墓，且谓寺之五花殿为班所造，故后葬班于此，此讹传也。”清人《泰山道里记》云，弥勒殿“又西地洞深邃，或曰鲁班洞，亦曰巨和洞也，上为十王殿。”称鲁班洞为鲁班墓纯属讹传，称是竺僧朗墓仍不确。张巨和是竺僧朗时的居士，称巨和洞亦不能合。我根据寺中所存元至正元年（1335年）《明德大师贞公塔铭》的记载，称贞公“塑观音两堂，以严千佛般舟二殿，次改祖茔。更石像而改塑法定大祖师一龛，左右侍者二。”从而认定，鲁班洞原来是灵岩寺开山法定大祖师的茔墓。
灵岩寺鲁班洞全景照片接片透视有调整
现在的鲁班洞，原来是自西沟口可以进入，南北辟一石洞，洞内后接的西壁立有李邕撰并书《灵岩寺碑颂》。自洞内北登数步台阶可达一石室，石室北壁设石门，后封死，门口有二石狮把门。封门乱石墙后是石砌的地宫。洞内石室左右两侧各辟一登梯口，通过石梯可达上层殿内。这种结构，石洞本来是墓道，石室相当于前室，石室左右两侧的登梯口相当于左右耳室，石室后的石砌地宫相当于墓室。上层的木构殿堂今已不存，两梯口之北是一座东西满砌的
这座鲁班洞本是法定大祖师的墓堂，建于初唐贞观年间。这种高僧茔墓的形制，还是第一次发现。下层砖石基台，正中辟门洞，洞内为墓道和前室，直通墓室前的石门，这种做法略同于唐和唐以前的墓葬，上面建有三开间木构殿堂，使得南立面好像是一座城门楼，和山西蒲城李宪墓道北壁所画门楼和礼泉长乐公主墓第一过洞门上方的门楼壁画大体相似。后世误传为灵岩寺山门，从外观造型上看确是有些相像，下面是城墩和门洞，顶上是三间广楼样式的木构建筑。实际上却是一座墓葬，而不是山门，不能从门洞直接进入寺院。墓洞上面有建筑的表现，又见于华阴北魏杨舒墓的砖砌墓门。我在日本见到过岩手县中尊寺金色堂，木构建筑全包金箔，是一处非常华丽高贵的建筑。始建于天治元年（1124年），建成后依次葬入清衡、基衡、秀衡、泰衡四代遗体。堂内设清衡、基衡、秀衡三坛，也是以佛堂为贵族墓堂。像鲁班洞这样的二层混合结构，下层为墓道墓室，上层为纪念殿堂的，则是建筑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例。
灵岩寺鲁班洞上层平面下层平面及剖面实测图
灵岩寺鲁班洞下层墓道，左壁为李邕碑
灵岩寺鲁班洞下层墓道台阶和中心室
灵岩寺鲁班洞墓道券顶
灵岩寺鲁班洞墓门石狮
我在前些年路过济南，前往灵岩寺考察，鲁班洞已经过清理发掘，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有报告发表，更不知道清理发掘得出的结论。直到最近才查出，1996年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和1977年的《济南年鉴》上都有鲁班殿清理发掘的报导。《中国考古学年鉴》上的报导说，发掘确认鲁班洞“是灵岩寺早期进寺山门，建筑为石砌券门，沿门洞石阶蹬至洞顶，再由洞顶大门进入寺院。”“其建筑年代约在隋至初唐之际。”《济南年鉴》上的报导说，鲁班洞“实为始建于隋或隋以前的灵岩寺入寺山门。”两处报道一致认为鲁班洞是山门，年代断定则稍有出入。一说建于隋或隋以前，但一般都认为灵岩寺是唐初贞观年间始迁于今址。这座法定祖师的墓堂，无论是墓葬考古还是建筑考古，都是一个重大的、前所未见的发现。
十四 长清灵岩寺般舟殿初唐须弥座
般舟殿在长清灵岩寺正北山脚下，殿已不存，仅存基址。基址保存完好，已经过清理发掘。现存殿基分上下两层，下层为石砌须弥座全高106厘米，上面又用325×160×50毫米青砖平砖平砌九行，始为上层地平。上层地平上可见是面阔五间，进深显四间的一座佛殿，仅存一些残断的八角石柱，北壁存一低矮残墙。下层石砌须弥座朝南一面全都清理出来，上下叠涩各三层，中间束腰露身高41.5厘米，用隔身版柱，柱内平起，不作起突壸门。平起束腰和隔身版柱上有宋人题刻六起。自东向西依次为“天禧元年”“□□絜家还愿饭僧讫回乙酉仲秋”“曾观贼迹”“因观圣景”“天圣六年九月十八”“景祐三年丙子十月初二”。这一石砌长条须弥座的中部，对称设置双阶，是在须弥座上留出位置，双阶各为一石，共分七个踏步，都已断残且已不在原位。值得注意的是台基东面的南部尚存一平石甬道，连接在殿基的东面，大体与长安西明寺清理出来的遗址情况相合，应该是大殿通向东廊的一段甬道，表明般舟殿当初原有周围廊。现在见到的般舟殿殿基是两次叠加起来的，下层石砌台基须弥座为唐代遗构，上层砖砌平直基座和上面清理出来的地表，是宋代遗存，后来一直使用到明代。
般舟殿是灵岩寺重要的佛殿，一般都认为现在灵岩寺的前身为北魏正光元年法定祖师重开山，法定时寺址在今寺东北一公里左右的甘露泉附近，唐初贞观年间改迁今址。般舟殿的始建年代记载不一，元泰定三年（1326年）《寿公禅师舍财重修般舟殿记》称“至后魏正光元年建殿，经今千余载。”此说有误，北魏正光年间的灵岩寺不在这里。宋代灵岩寺住持僧仁钦《灵岩二十景诗》有《般舟殿》诗，金人劳堪《次苏颍滨韵二首》云“灵岩突兀方山曲，古殿般舟枕岩腹。”元至正元年（1335年）《明德大师贞公塔铭》称贞公“望观音两堂，以严千佛般舟二殿。”这些记载表明般舟殿宋金元时一直都在，金代已称古殿，但都无助于考证始建之年。近人编《灵岩寺志》所列《灵岩寺年表》称“唐中期营建般舟殿”，当地有此一说而未作举证。据我所知，乾隆《历城县志》载《大唐（金刚经会碑》有南灵台禅大德僧□方“太和六年受灵岩寺请命诣关，进本寺图，将谢圣旨，再许起置镇国般若道场之鸿泽。”唐代中期灵岩寺这场举动是“再许起置镇国般若道场”，不是新建般舟殿。清人施闰章《国朝重修般舟殿记》称“掊地得唐宋碑碣如山，累为屏壁，鳞次而绣错，凡一百一十通。”清代清理出来的唐宋碑碣，有一些至今还镶嵌在殿旁东山上，也都未见有般舟殿创建年代的消息。现在还得回过头来寻找现场的信息。般舟殿前立有前些年清理修复起来的一座唐代密檐小石塔，东面一座上面刻有唐开元年二十三年（753年）“临淄郡王处简敬造石浮图一所”的题记，并《石浮图铭并序》，《石浮图铭》之后又有天宝二年魏郡馆陶县张凤鰎题刻。这座小石塔正对着般舟殿双阶的东阶，小石塔建于开元二十三年，般若殿至迟应在这一年前建成。般舟殿现存石刻台基须弥座设有双阶，佛殿台基设双阶的形象材料有大雁塔门楣石刻佛殿图，还是永徽四年玄奘初建大慈恩寺塔时的实物遗存。般舟殿设双阶，比照大雁塔门楣石刻，有可能是初唐遗制，比大雁塔门楣石刻还要早一些。《灵岩寺志》引李光祖《游灵岩寺记》称“般舟殿殿榜乃唐太宗御书。”般舟殿和千佛殿同为灵岩寺今址上最早最重要的佛殿，千佛殿也有原建于贞观年间的说法。般舟殿建于贞观年间，曾有唐太宗题榜，这一记载应该是属实。
须弥座一词见于《洛阳伽蓝记》，云冈石窟的雕刻中已有。塔下设须弥座实例有东魏末北齐初的佛光寺祖师塔。我国佛殿采用须弥座的，一说始于中唐，一说始于盛唐。图像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盛唐148、172窟壁画，其后便屡见于中晚唐各窟壁画。灵岩寺般舟殿至迟始建于盛唐，可能是始建于初唐。我国发现的南禅寺、佛光寺、五龙庙等几处中晚唐建筑都是方直阶基，没有须弥座，般舟殿这一大唐石造须弥座，可是我国建筑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重大发现。日本现存飞鸟、奈良时代相当于我国唐代时候的木构建筑不少，但是在他们那边，也未见有这么早这么好的唐代须弥座。灵岩寺西香霏岩墓塔群北坡上有唐天宝年间所建的慧崇石塔，塔身下的须弥座和般舟殿须弥座是一式，也是上下各三层叠涩，束腰设隔身板柱。须弥座下另有一层宽出的基座，原来应该是埋在地面上的散水，近年重修清理地面做过了头。不算这一层，慧崇塔的须弥座和般舟殿须弥座，可以说完全是一式。慧崇塔一称建于贞观中，一称天宝年间建，据我近日之考证，应为天宝初年所建。
灵岩寺般舟殿唐代须弥座和殿前唐代小石塔
更有可进一步再作讨论者，这座大唐须弥座的上面，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显四间的木构殿堂，面阔五间当心间独大，台基上设双阶位在东西两次间。中间四缝都是八架椽前后乳栿用四柱。这也就是说，这座般舟殿的结构格局，居然是和大雁塔门楣石刻所表现的初唐木构佛殿一模一样。大雁塔门楣石刻佛殿图完全是写实，至此也得到一个坚强的对证。发现一处如此美好如此完整的初唐佛殿基址和须弥座，其意义仅次于发现一座当时的殿堂，而初唐盛唐时的木构殿堂，显然是再也不可能有所发现了。如此重要的唐代般舟殿遗址和台基须弥座的发现，亟盼有关方面能够知委，进一步重视起来，希望能够请批立项，把宋代殿址下叠压着的唐代殿址全部清理展现出来。
灵岩寺般舟殿唐代须弥座上的双阶留口
慈恩寺塔唐代门楣石刻上的唐初五间佛殿出双阶
十五 高平羊头山清化寺北朝佛殿遗址
高平在山西省晋城市北部，战国长平地，两汉置玄氏县，北魏建州设长平郡，治高都城，领泫氏、高平二县。羊头山在高平县北部，传为神农氏教民种百谷之地，附近有羊头山北魏北齐石窟，北魏和唐代石塔，清化寺在羊头山下东南不远，是一处北齐以来的著名寺院。距今四百多年前，明代著名科学家、乐律学家朱载堉到羊头山取黍样，由黍累尺以求乐律，在他所著的《乐律全书》《律学新说》卷二附录有他亲赴羊头山进行科学考察后所写的《羊头山新记》，记中提到“山之正东稍南一里余，有泉甚清，泉西半里许有梵刹曰清化寺，建自后魏孝文帝太和之岁，初名定国寺。北齐改名弘福，隋末寺废。唐武则天天授二年重建，改今额有碑，乃唐乡贡明经牛玄敬撰并书。”朱载堉说武则天时改名清化寺，实际上清化寺之名至迟北齐已有。道宣《续高僧传》多次提到高僧慧远在北齐后期于清化寺传法，如卷十五《智微传》“住本州清化寺，依随远法师听涉经论，于《大涅槃》徧洞幽极……常讲《涅槃》《十地》《地持》《维摩》《胜鬘》，用为恒业。”卷十五《玄鉴传》“后住清化寺，依止远公，听采经论，于《大涅槃》深得其趣。隋运末龄，贼徒交乱，佛寺僧坊并随灰烬。”卷八《慧远传》载，北齐后期，慧远“乃携诸学侣，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众缘欢庆，叹所未闻，各出金帛为之兴会，讲堂寺宇，一时崇敞。”慧远是北齐昭玄大统邺都地论师法上的高足，也是北齐至隋的一代义学宗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慧远的传法活动对于这一地区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带来了邺城地区的佛教义学，改变了北魏以来偏重禅观的旧习。因此这一时期羊头山也主要侧重于寺院的建设和讲经论义，很少再开凿石窟。羊头山主峰有北魏四面佛塔，周遭有不少北魏北齐石窟，附近建宁乡有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千佛造像碑，陈塸镇有开化寺，建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
清化寺初建于北魏，北齐时已称清化寺。羊头山北魏四面石塔是就本山岩石就地雕琢，岩石基座上雕一绵羊头，成为羊头山的标志。清化寺寺院建筑不存，佛殿遗址上尚存石佛像三躯，石柱两根（一倒一立）。山西同志说，清化寺遗址上的三尊石佛像，和北魏四面佛塔一样，也是利用本山山岩就地雕刻而成。此事极其重要，我从山西同志拍摄的遗址照片上看，三尊石佛像不是一个时代，中间一尊年代最早，像座已埋入废墟中，两旁的佛像均有高起的莲花座，好像是后配的。石柱为方形，收分较大。这一佛殿遗址附近，还有一巨大的莲花座宝珠石柱残件，具有明显的北齐特点。北齐佛教雕刻纹样中的莲花宝珠柱最为盛行，响堂山石窟中尤为常见。这种巨大的莲花宝珠柱，其实就是最早的幢柱。《太平广记》卷九十一《异僧五》载，稠禅师“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可见北齐所建之幢体量相当宏大。我根据清化寺佛殿遗址上就地凿出的佛像和殿前倒断的北齐莲花座宝珠的石幢，对照道宣《续高僧传》所记载慧远师徒在羊头山清化寺讲经宣扬义学的事实，认定现存的清化寺遗址废墟中还掩埋着一座至迟是北齐清化寺的佛殿基址，甚至很可能还是北魏时的佛殿基址。而殿前的北齐巨大莲花座宝珠石幢，更是非常难得和少见的北齐遗物。一般都认为石幢兴起于唐代，而这么大的石幢单体，基座上的复莲瓣和上面叠涩层上的宝珠纹样，都是典型的北齐做法，本身已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么宝贵的一处北朝佛殿建筑遗址和北齐宝珠莲花幢柱，竟然没有引起建筑史界和文物考古界的重视，实在是令人伤心疼楚的事。
羊头山清化寺附近的北魏石窟
清化寺遗址倾圮莲花宝珠柱
北响堂中洞窟外角柱上的宝珠
南响堂第1窟中心柱正壁上的莲花宝珠柱
羊头山地区魏唐古塔、魏齐石窟和建筑遗址遗物连成一片，相传这里又是远古炎帝神农氏的故墟，羊头山正是神农氏羊图腾的发祥之地，这片地区显然应该列为一处大遗址保护区，加强研究和保护。清化寺建筑遗址应尽早列项，进行全面的清理发掘，年代如此之早，保存如此之好的佛殿建筑遗址，实在是绝无仅有。
十六 朝阳北塔下的隋仁寿敕建舍利塔塔基柱列
朝阳北塔下隋仁寿梵幢寺塔基柱础排列平面剖面图
朝阳北塔地宫辽代第三度重修题记砖拓片
朝阳北塔是一座辽代方形十三级密檐砖塔，塔下有排列整齐的柱础，四角础石有方覆斗式和覆盆式，上刻剔地隐起的龙凤、虎等图案。这个情况是早在七十年代中我初到辽宁博物馆工作时在现场发现。朝阳北塔1988年定为国保单位，随后朝阳文物部门进行清理发掘，挖到天宫地宫，出土大批辽代文物，发现辽塔里面还包了一座唐代砖塔。塔下埋藏的雕花柱础素平础石，除已暴露的14枚以外，也都已探测清楚。他们写了报告，刊载在《文物》1992第7期，近年又出了专书。发表报告和出专书时，我已调离辽宁。
我最初发现雕花柱础，考为北魏冯皇后思燕浮图旧址，那时已注意到其地又是隋仁寿二年全国五十余州敕建舍利塔时营州梵幢寺所建的一座，当年是由高僧宝安主持，事见《续高僧传》卷三十六宝安传。朝阳这次清理发掘在地宫内发现1块刻有“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第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随文帝敕葬舍利未获，请后知委。”可见辽代重修时已确认此塔的前身是宝安法师奉敕所建之舍利塔，砖刻上说“随文帝敕葬舍利未获”，是他们当年没有做到位，仁寿地宫还在辽代和唐代塔基的下面。
隋仁寿二年敕命五十余州建塔，营州梵幢寺所建正是其中之一，这一重要关节朝阳发掘和写报告的同志先前全然无知，发掘出有宝安奉敕葬舍利事的砖刻也未能在意，仍不知是宝安所建的仁寿舍利塔，还说“推测是一座唐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基础，有可能是进深与面阔均为五间或七间的方形木结构楼阁式塔基。”报告中发表的柱础石平面图本是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外圈檐柱柱础20枚，内圈金柱柱础12枚，排列整齐，作典型的金箱斗底槽格局。南面正中当心间的前面，还另外出有两枚柱础。总共有柱础34枚。报告中说“础石排列有序，未经扰动。”四角雕花础石的柱高底部和素平方础的顶面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可见雕花础石也是当作一般素平柱脚石用了。遗址的实物发现明明是面阔进深俱五间，且“未经扰动”，不知为什么又说是“进深与面阔均为五间或七间”？ 明明是五间，又说是“七间”，也许是因为五间成方之外，又另出两枚础石，他们不明所以，就自己闹糊涂了。
凤翔法门寺塔基下隋仁寿凤泉寺塔基柱础石排列平面图
像这样一类的木塔塔基，此前不久在陕西凤翔法门寺倒塌的明代砖塔下面，也曾发现过一处，陕西同志认定是唐代塔基，唐代塔基不可能被唐人扰乱，其实正是凤泉寺隋仁寿塔旧基。外围檐柱础石也是20枚，内圈金柱础石经过唐代扰动，已然不存，但是仍可判定正是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的格局，只是开间更大一些，通面阔约21米。这是因为岐州是近畿大州，又是仁寿元年第一批敕建舍利塔，所以比营州梵幢寺这一处大一号。法门寺塔的前身是隋仁寿元年敕建的岐州凤泉寺舍利塔，塔基础石全是素平的柱脚石，可见当时的木柱是直接立在柱脚石上，和营州梵幢寺塔的做法一样。更为有趣的是，岐州凤泉寺塔下的础石排列，恰恰也是在外圈南部当心间之前另有2枚础石，表明这两处木塔的前面入口处原都建有一龟头屋，可见两处都是按当年统一设计的塔样，只是尺度大小有不同。因知当时的标准化定型化设计，已是按统一的材分制和模数制，样式相同而有大小之分。
参与探测清理发掘的同志始终不知道这是一处隋仁寿二年塔基，更不知道金箱斗底槽是怎么一回事，报告中说“至于中心部位是否还有一周（4个）础石，抑或中心柱式的1个础石，已难考察。”我国南北朝时的木塔，确曾有过设塔心柱一直到顶的做法，我国未有实例发现，日本现存法隆寺五重木塔设中心塔柱一直到顶，原来是我国南朝木塔式样的一种，经过百济传去日本的。日本方面新近测出法隆寺塔中心塔柱的木材采伐年为公元594年，比法隆寺初建年代还早，可见还是法隆寺西院伽蓝失火后从别处移来重建的。公元594年还是飞鸟时代，相当于我国隋开皇十四年，当时还是百济匠工按我国南朝式样建造起来的。实际上我国至迟在隋朝开皇年间，已经有了不设中心塔柱使用双层筒式结构金箱斗底槽布局的多层木塔，仁寿年间敕建的舍利塔正是这种新结构成熟后的普遍推广。因为有了法隆寺中心塔柱式木塔实例的年代干扰和我们自己认识的失误，往往会认为像应县木塔那样的不设中心塔柱的空心双筒式结构，起源较晚。而仁寿年间统建的这种新塔结构，因为实物早已荡然无存，塔基柱列格局新近才有发现，不但下面的人茫然无知，就连新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上也还是推测说，隋文帝仁寿年间按统一样式敕建的舍利塔“是立有中刹柱的木塔”。朝阳发掘的人士见到这种不设中心刹柱的仁寿塔基，未免发懵，也就不足为怪了。陕西主持法门寺发掘和执笔撰写报告的都是考古方面的名家，他们也没有认出这种仁寿塔基。
像营州梵幢寺和岐州凤泉寺这样的仁寿木塔，都是面阔进深俱五间。梵幢寺塔开间2.76米，则通面阔13.8米，立面也应该是五层，另带四个夹层。岐州凤泉寺塔比它大一号。隋开皇年间文献皇后为尼华晖令容所立之法界尼寺双木塔、开皇十年陈国公窦抗所立静法寺木塔、开皇十三年宇文恺所建扬州长乐寺五重塔等，也都应该是这种形制的木塔。法界尼寺双浮图连基坛各高130尺，静法寺塔全用梨园梨木建成，高150尺。扬州长乐寺塔明确记出是五重。这些木塔显然都应该是同一类型，可以登临，不设中心塔柱。隋仁寿三年在都城还建有更高大的禅定寺木塔，“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三年建大禅定寺塔，唐初武德元年改称大庄严寺塔和大总持寺塔。景云二年闰九月九日唐睿宗率大批重臣词馆文臣和侍从，还有皇家乐团登临大总持浮图，塔顶层还有僧人乐团奏法乐欢迎，一时君臣赋诗唱和，传为盛事。大总持寺这样大型木塔，君臣和乐队可以同时登临，必有广阔的塔内空间，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中心刹柱了。这种形制的木塔，到隋开皇仁寿年间已高度成熟。这种木塔的结构做法竟然与应县木塔完全相同，但比应县木塔早了450多年。这种结构隋开皇仁寿时已普遍采用，经过百济传到日本的南朝中心刹柱式，只是当时一种小型木塔的做法。隋开皇年间建议和建造禅定寺木塔的是检校将作大匠宇文恺，建扬州长乐寺五重塔也是宇文恺。仁寿元年、二年和四年三次敕命在全国一百多个州统建舍利塔是“有司造样送往本州”， “有司”只能是指将作部门，应该正是检校将作大匠和将作大匠宇文恺主宰其事。
后 记
我研究北朝砖石古塔最大的收获是考出嵩岳寺塔建于唐代，且有准确纪年，是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我在已发的前文中考列的隋以前砖石古塔一共是九项，其中嵩岳寺塔、所谓“北齐双石塔”和所谓“隋塔第一例”，都应该淘汰出局。剩下的六项都是隋以前砖石古塔的重要发现。其中的四门塔和佛光寺祖师塔，后来又有新的认识。梁先生原定佛光寺祖师塔为“魏齐间物”，这次又进一步考证认定，还是净土宗开山祖师昙鸾大师的纪念塔，建于东魏末至迟北齐初。并且进而认定佛光寺原是昙鸾大师早年削发出家和最初扩建寺院的所在。日本净土宗一直以石壁山玄中寺和长安香积寺为祖庭，殊不知佛光寺才是昙鸾大师净土宗的最早发祥之地，这不但是建筑史也是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重大发现。北魏高僧志湛单层墓塔，北齐两座七层高型砖塔幽居寺塔和珙峪寺塔，都是上一次的新发现。新补写的六处，又都是北朝重要砖石古塔的发现，如高平羊头山四面佛塔是利用本山山岩就地雕琢而成，建造于北魏太和年间，还是公元五世纪的石塔，又是最早的四面佛塔。秀骨清像，宽衣博带，双盘全跏趺坐，两手前凭扶几，和附近北魏石窟造像极为相似。西魏权氏叠石造像塔是新发现一个前所未知的古塔类型，有了这个发现，才进而认出沁县南涅水窖藏发现的四面造像石刻一千多件，原是北魏东魏北齐时候这种叠石造像塔的各层塔身，塔座塔檐塔刹没能保存下来，配上塔檐塔座，修配成完形可以还原成二百座叠石造像塔。这该是建筑史和文物考古史上的一个多么重大的发现。南涅水一地一次发现这么多的造像石塔塔身构件，在魏晋南北朝考古和佛教考古领域，应该是仅次于秦汉考古之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叠石造像塔这一固有的专名，也是我这次才考证出来的，有实物和文献两个方面为证。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北齐四面佛四门石塔早年流失海外，在国外名声很大，但是外人一直未能有深入的考证，国内也未见有人提起。隋以前砖石古塔后来补写出来的几处，都是我最近很重要的发现，连同上次写出的几处，去伪存真，我所认定的我国隋以前砖石古塔的家底，至此也算较为可观较为丰富了。
唐以前木构建筑的情况比隋以前砖石古塔要好一些。1937年梁先生、林先生骑着骡驴前往五台山寻找唐代木构，发现佛光寺大殿，是建筑史学史上最伟大的丰碑。唐代木构建筑新中国成立又发现三处，南禅寺旧定建中三年，据我考证是建中三年创建，大中六年重修。平顺天台庵旧定唐代，我考定是五代之后唐，并非李氏大唐。我国唐代木构存世甚少，大家都知道珍贵难得，殊不知我国居然还存有唐代以前的建筑。晋阳北齐库狄迥络墓发现三开间小木作棺床小帐，为河清二年（563年）下葬。可惜考古人员，未能完整地清理出来。后来我又从杂志上发现，武山拉哨寺大型摩崖造像顶上有木造斗栱支撑的遮檐，斗栱还是北朝做法，椽子和遮椽上满绘彩画也是北朝特点，大像造于北周明帝三年（559年），遮檐是同时所造。受了北周遮檐这一发现的启发，我后来反复琢磨反复考证，这才又发现，敦煌现存木构窟檐第431窟、第427窟、第437窟和第444窟，旧日都是根据伯希和之误说，错定为宋代窟檐。根据我先前的考证，当时认定都是唐代窟檐，其中一座可能早到隋，这个认定我已写在前言里面，及至后来又反复推敲，其中有两处还早于唐代。431窟居然是北魏至西魏时的遗存，与开窟同时。427窟为隋大业年间，亦与开窟同时。另两处唐代窟檐，有初唐一处，盛唐一处。五龙庙、南禅寺、佛光寺等地面上的建筑都是中晚唐遗存，还有梁先生早年认定的晚唐正定开元寺钟楼，总共已有十处。新发现和认定的北周遮檐和隋唐窟檐，都比佛光寺南禅寺等为早，北周遮檐和隋代窟檐又都比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传世的木构建筑法隆寺等为早。伯希和到我国新疆甘肃盗掘文物，他不懂中国古建筑，叫不出建筑构件的名称。宋人重修题记都是写在承椽枋上，表明当时只是重修了上面的屋顶。伯希和错说成是题在大梁上，因此做出错误判定。梁先生想去敦煌亲自考察而未能成行。唐以前地面上的完整木构建筑，也许再也不可能有了，但是像北齐库狄迥洛墓那样棺床小帐，也许还会再有发现。我还见过东汉墓中出土木构建筑构件的报导。唐以前木构建筑遗迹和遗址，还应该有更重要的发现。我这次补写，偶然发现福建连江宝林寺还存有一处晚唐大中六年的殿堂遗址，现存14根粗壮的石柱柱列，正是晚唐原物。这次补写进来的还有长清灵岩寺的鲁班洞遗址和般舟殿遗址上的唐代石刻须弥座，两处建筑都是初唐贞观__时的遗存。鲁班洞究竟是一处什么建筑，当地一直没有认定出来，这种建筑形制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般舟殿的年代一直无考，初唐石刻双阶须弥座更是首次发现。有了这一台基设双阶的发现，可进而推断出上面原是和大雁塔门楣石刻一样的五间木构大殿。朝阳北塔下发现隋仁寿二年敕建舍利塔的柱下基石，排成面阔进深俱五间的金箱斗底槽柱列。它上面的木塔显然是空心双筒式结构，不设中心塔柱，和应县辽代木塔是同一结构模式，比应县木塔早450多年。据此又可考知，仁寿舍利塔也应是高五层，带四层平座。我关心和扫描唐以前木构遗址，还发现高平清化寺尚存一北齐甚至可能是北魏的一处早期殿址，地上的遗存已很丰富，如经清理发掘，必将有更大的收获。这些遗迹和遗址的考证和发现，虽然不可复见早年木构的全貌，但是在建筑史上的价值，仅次于甚至不亚于是再有一些完整的唐代木构实物之发现。日本现存飞鸟奈良时代相当于我国隋唐时期的木构建筑二十五处二十六座，我国现存唐代建筑，建筑史上只写有四处，少得可怜。照我现在的考证，唐以前木构建筑，算上有残缺的遗构已有十七处，其中莫高窟北魏末至西魏一处窟前木构建筑、武山拉哨寺一处北周摩崖造像遮檐和莫高窟一处隋仁寿窟前木构建筑，都比日本法隆寺的初建年代为早。竟然是距今一千四百多年以上的寿星木构，是前所未知的国之瑰宝。初唐、盛唐的木构窟檐，距今也已有一千二百多年。这五处盛唐以前的木构，都是顶尖的重大发现。其中最顶尖的一处是敦煌431窟北魏末至东魏窟前木构建筑，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我国古代建筑遗存的无比骄傲。敦煌莫高窟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山拉哨寺木构遮檐建于北周明帝三年（559年），也应该和摩崖造像一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林徽因先生说，建筑史的核心环节是精确断代，梁先生、林先生始终督意于此。梁先生还说过一句幽默的话，考证古建筑的断代，好像做侦探。梁先生、林先生出去寻找发现佛光寺，正确考出建于大中十一年，是建筑史永久的丰碑和榜样。可惜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意此事。我在海峡两岸开出建筑考古学的新课，正是面对这一现实，锐意强调古建筑的精确断代。建筑史上仅就隋以前砖石古塔和唐以前木构建筑而言，就有这么多的伤痛，我自己掩卷长思，也不免大吃一惊。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梁先生他们开创的建筑史学科，我们投身其中付出一生的代价，还有这样难堪的局面，怎能让人无动于衷。隋唐三阶教有一句至理名言，叫有病服药。我在自学史源学年代学考证，在高雄树德技术大学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古建筑专业创开建筑考古学新课之后，从寻找发现山东长清北魏衔草寺高僧志湛墓塔算起，数年时间内，在隋以前砖石古塔和唐以前木构建筑这两块领域，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和发现。我一直牢记史学大师陈垣的名言“勿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其根本要义就是要自己做考证。陈垣先生又说“不为乾嘉做殿军”，做考证还要不随人后超越前人。陈先生又说，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我在本文所叙这两块课题领域，能够做到和已经做到的，回头来看，虽然不敢说是“竭泽而渔”，大体也算是尽我所能了吧。迄今所知，隋以前砖石古塔，唐以前木构建筑，恐怕也就只有这么多了。我投身建筑史，劳人半生，在建筑考古和精确断代方面的奉献，主要也就是这么一些了。若是还能走出去寻找，应该还会有不少发现。此外还有唐辽砖石古塔，也有不少发现，因为内容太多，本文未能涉及。许多唐、辽古塔研究的子课题，已经做了一些，还在一个一个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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