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僚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百万余字，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其中对宅园“静圃”营建过程及园居生活的记录，谋求真实呈现晚清文人相地、建宅、营园以及园居雅集的详细过程及多维图景。同治四年（1865）七、八月间，赵烈文前往江南考查各地区的屋价及风水，终定家址于常熟九万圩处。随着人口增加，静圃格局渐具明显的宅、园分区，以天放楼等藏书空间为核心的建筑空间和以静溪为核心的园林空间占据数次改建的重心。赵烈文于静圃的园居生活则表现为以光绪三年（1877）、光绪四年（1878）间写仿辋川的溪北斗诗之举为代表的雅集诸事。
Zhao Liewen’s Gardening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as Reflected in His Nengjingju Riji
李晓 阴帅可
赵烈文（1832—1894），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号能静居士。陈乃乾先生为其编撰《阳湖赵惠甫（烈文）先生年谱》可大略知晓其生平。他的第一部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记录了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六年（1856）间的生活。由于生活中的异见异闻，所获颇多也易旋得旋失，时隔两年赵烈文再次提笔。第二部日记集为《能静居日记》，前后跨度32年，所呈现的情感、事件，特别是其宅园静圃从无到有的空间信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陈从周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常熟遗存园林有一个整体的调研认知，认为赵园水面较广，衬以平圆小阜，其后虞山若屏，借景甚宜。燕园及曾园、赵园得以修缮和维系后，列入常熟市文保单位。赵烈文所营之“静圃”，即为现在的“赵园”，与其东曾氏虚廓园合称“曾赵园”。以赵烈文所写日记，或能如实还原其相地、购宅、营园之过程，从而翔实具体地了解晚清文人的宅居生活及园林雅集。相宅的过程需考虑诸多因素，既复杂又存在巧合。赵烈文一直任职于曾国藩处，薪资亦由曾国藩发放。同治四年（1865）夏，赵烈文从常州出发，孤身前往江南各地相宅建园，《复沅圃宫宝书》中记载了其东下选宅的概况：“自七月东下，先至故乡，井邑雕阐残，不堪托足。遂决诣虞山之下，相择僻地，八月杪始得一所。”赵烈文走水路乘舟南下扬州、无锡、木渎、常熟等地，同各处好友分别在扬州西盐局、苏州、常熟城内外等地相宅数十处，大部分因不惬意、不肯赁、价太昂而被舍弃（表1）。在综合考量价格、地域、风水、景色等因素后，赵烈文在常熟城外西庄空地与城南九万圩吴园旧址之间来回斟酌。西庄同时被好友冯式之和薛安林推荐，其址在常熟城外，能“看山甚得远近之宜”。吴园旧址在常熟城西九万圩，“其地临水，西山翼然如张翅，向之全城无此胜境。见荒土一片，南一大池，有老叟持插其上。余姑问业主何姓，乃云故吴氏芷园”。因家道中落，吴家业主吴宝书欲将其售出。最终令赵烈文决定择取吴园旧址的契机仅是吴园业主先给了答复。同年十一月，赵烈文在《上曾相书》中向曾国藩诉以近况，感谢曾国藩对其生计的关心与支持：“烈七月东去，旋常熟虞山之下，聊托一椽。九月内旋秣，直至日内始得摒挡成行。生计承李少帅体念，许抵苏后挂名冷局，月余廿金，窃维古义周之则受，素怀无忝，因不牢辞。”表1 赵烈文同治四年（1865）相地过程
1.2 静圃的购买与规划
赵烈文掌握着一家之薪，直接负责并参与土地买卖协商、地契转让等过程，同时主持宅园的规划与设计。“午间到三万畅茗楼晤冯式之，吴园业主吴宝书亦至，相与谐价。地及池约共四、五亩，索百数十缗，余允百缗，吴欲商之其侄，遂罢去。……业主吴宝书遣人来言，言询其侄百缗愿卖。”与旧主商价妥帖之后，赵烈文开始置办典产、与其他买家商议，并赎回各典契，一番签订之后，方与旧主及中介立图附契，设宴庆贺。苏州怡园主人顾文彬有记静圃概况：“移居常熟之西门，其地系某氏废园，惠甫以贱值得之，葺屋而居。”
房屋交易完毕后，赵烈文与工匠协商，绘制造屋图式，拟创格局为主楼五楹，上层放置藏书，下层为居住之所。另有平屋四楹，为祀先、会客之所。赵烈文规划完自家的楼屋之后，又拟建平屋四座给自己的四姊，形成主次空间。方案初定后，首要之项为置办木材。赵烈文另买一间严姓屋，将其木料用于静圃营建，可省财省力，留一部分不拆，则可用于放租，“地址在市心，非闲旷比，出晚必易，此奇货可居”。一切交代妥帖之后，赵烈文将督工之事托付给好友薛安林，嘱之监督工匠按图施工，然后与家人汇合。到达旧居后，赵烈文先检点家具遣人送往常熟，后携家眷、行李乘船迁往常熟新居，历时5月有余。
1.3 风水的考量
赵烈文不仅亲自当宅园建设的监工，还通过风水判断直接参与静圃建设。赵烈文笃信风水，熟悉掌握传统风水理论，对于风水书籍具备鉴伪能力，能进行卜卦占吉、相宅等风水实践操作。在翻新宅园时，赵烈文请地师秦元斋来为原建筑群定向，确定新的大门、内门、照壁、祠堂、书厅以及拟建北楼的具体朝向，“凌晨地师秦元斋来定向线，午刻开工，先祠堂，次内楼，次书厅，次照墙，均破土动夯筑脚”。然后树柱上梁，工徒兴作。此等事项常见于赵烈文的日记之中，他不仅邀请风水师协助勘探园中风水，自己也会在指导营建静圃的每一处时严格参照风水吉凶指示。其命卦“兑宫真命”以及静圃宅卦“艮宅”是判断静圃中各处吉凶的基础，决定了园中各建、构筑物的方位、大小，乃至具体的拆、建时辰，反映了晚清文人阶层对于风水的重视。
2 建宅营园
2.1 静圃之水道门户“柳风桥”
赵烈文以自己名号“能静”中“静”字为其宅园之名，此种方式在江南宅园中十分常见。光绪三年（1877）十月二十九日，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静圃”二字：“又同归静圃”，此时距赵烈文迁居此地已有12 年。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因吴秋农绘成《溪北斗诗图》，赵烈文以文记之，始提“静圃”之缘由：“民故号能静，遂名溪曰静溪，所居曰静圃。”
图1 柳风桥
静圃有水道门户一处，设于柳风桥下。由于静圃紧邻九万圩，两面环水，故此门是赵家主要进出口。同治六年（1867）二月初六，赵烈文改动静溪水口，“移水口近宅戽”，并于其上建桥一座，“余自乙丑岁卜筑斯地，即欲于水口为一桥，天道周星，始遂厥愿，缔构之功，亦云艰矣。”前后耗时三月方合龙，名之“柳风桥”。柳风桥为池口环桥，位于宅西。赵烈文经常从此门乘舟入园：“用舟载入静溪，省费也。”或与亲友乘坐小船至城门处，再换大船前往其他城市。此桥为小型南北向单孔石拱桥，矢高3.5米，中宽2.35米，两堍有踏步各12级，全长10.3米，为分节纵嵌式，桥顶面为花岗岩石雕花石板，两侧拱枕石上各镌有篆体“柳风桥”三字。此桥当为赵烈文所建之原址原貌，对于静圃基址范围及空间相对位置的确定十分重要（图1）。
图2 赵烈文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赵烈文举家乘船迁往常熟，此时静圃共有楼屋上下十间，平屋十二间。之后赵烈文前往曾国藩身边从幕，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静圃格局一直未加以大改，具有居住、藏书、会客、祭祀等主要功能。房屋住所随着妻妾子女的增加顺势增建。除正妻南阳君之外，赵烈文（图2）另陆续娶小妾四人（其中遣回一人），育有子女六人（图3）。其中二子成人礼聘后，又各有配偶，子息繁衍，“南阳君归余室今三十四年，子孙女媳有十二人，惟长子实客游在外，余皆环绕膝下”。厨仓等仆从住室，为生活所需；兄弟姐妹若无后人照料，亦需援助；聚会宴请，也需备有留宿他人之处。
图3 赵烈文家世支脉及家庭构成
赵烈文建园的客观现实因素以及营园的主观情感表达，无不体现着计成“地有异宜”和“人有异宜”的考量。由于地势所限，静圃整体分为宅与园两个部分，宅在东北，园在西南。
a）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三年（1874）
b）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四年（1878）
c）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六年（1880）
建成之初，静圃的建设仅限于满足居住之需，即衣食住行所承载的现实功能，集中于静溪之北，而另外三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建设，但陆续增加了土地并修建围墙：“增阔东皋地数弓，朱、戈二姓也，滨彭家场地，沿环秀衖造墙至南河，今日动工。”赵烈文分别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四年（1878）、光绪六年（1880）开始静圃的三次改建及翻新，其格局变迁如图4所示，大致可见赵烈文对东北住宅区域楼阁廊亭的有序增加，以及以静溪为中心“一洲、一堤、二岛”园林区域的丰富景观。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二十八日，为静圃全园合龙完工之吉日。赵烈文在日记中颇为感慨：“余得斯地已二十二年，力薄身孱，每云此生不能副愿，今竟一举成功，老妻举手称贺，并制米圆合家食之，以庆斯喜。凡住宅及园中楼堂亭榭共为屋一百二十间，走廊内外通共八十余间，石山难堆，大小桥六架，果树花卉以千计。亦可谓大观矣。”静圃最终格局就此落成。门榜“静圃”二字为隶书，“是日易门榜‘静圃’字为隶书”。顾文彬在《过云楼日记》之中记录了其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游览静圃的概况：“中有一池甚大，厅堂、书室、上房俱在池南。屋后即虞山，池通外河，池东有石桥一座，以栅栏为界。池北有楼，有亭榭，有长板桥通往来，并无墙垣，以篱槿为樊。”其描述恰好与实际情况颠倒，但景色相符（静圃之中柳风桥留存至今，可以确定位于园西）。赵烈文答赠顾文彬一首：“……吾园有山青峨峨，上下曲径成旋螺。吾园有水风不波，旁带荇藻中蕖荷。吾园有石积玉珂，鹏搏凤起龙腾梭。吾园有树绿骈罗，松杉手种交枝柯。中有五百城之秘册，宝章剧迹恣编摩……”园林开园营利在晚清已成为常事，赵烈文翻新静圃后，将其园林部分开放，对外收资，以补家用。“继念苏之刘园、顾园等，均放游人取赀，余素陋之，以为两园主皆巨富，安用为此？而余则家况日落，且廿载诛茆，力为之疲，神为之瘁，若及身而见其倾圮，殊觉不能忘情。不如悉索敝赋以成此园，然后师苏人之所为，数年后填还筹款，即行亭止，似尚非失节坠行之比。因与家众熟商，均以为然。”明清时期宅园建设的风潮之一表现为在园中建藏书楼，社会环境的小风潮也反向影响宅园主人的决定。自宋、元至明代前期，常熟有影响的藏书家就有40多位，明后期开始涌现大量藏书家及藏书楼，常熟也就成为当时全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元代虞子贤“城南佳趣”，明代杨梦羽“七绘三山房”、孙子羽“映雪山居”和赵用贤父子“脉望馆”都颇有名气，钱牧斋的“绛云楼”和毛子晋“汲古阁”更是以富足的藏书而名满江南。继这二者之后，各家藏书楼相继出现。赵烈文从常州迁居常熟之时，检点书籍便为要务，后历经数十年修建其宅园静圃，并在静圃之中建藏书楼“天放楼”二处，现存《天放楼书目》，是研究常熟藏书文化及文人群体的重要史料。
图5 赵烈文刊印《石鼓文纂释》
赵烈文从小便爱读书，尤喜藏书，每次出游，赵烈文都极爱逛书肆，并购买珍本善本藏于新、旧天放楼。章钰在其文章中赞叹赵烈文藏书之多：“天放楼金石图书之富，标映南中。”赵烈文晚年喜金石文字，听闻他人有金石碑帖都要拓本考订、修正前人的错误，并将多年的研究心得撰成《石鼓文纂释》《畿辅金石略》《天放楼金石跋尾》等著作。顾文彬称赞赵烈文诗、古文、词皆佳，尤深于金石，“出示所蓄金石拓本十余册，多有考据，即此略见一斑。”藏书印有“惠父寓目”“能静图书”“烈文私印”“天放楼”等（图5，图6）。
图6 赵烈文楷书对联
赵烈文次子赵宽亦喜收藏古籍。因长子赵实入赘他家，赵宽继承天放楼藏书。赵宽又建小脉望馆，在其父去世之后，誊录校改其日记。现有《小脉望馆书目》存世，共计有书籍22958本，藏书后归入南京图书馆。明清时期书斋以及书斋庭院承担了文人独处时的大部分活动，是隐逸文化与士大夫人格艺术体系发展的产物。常熟藏书繁盛，赵烈文甚爱藏书，静圃中的藏书空间十分丰富，有天放楼二处，见微书屋二处，另有书屋、书舍若干间。初建宅园之时，虽仅有天放楼一楼，但整整一层皆用于放置书籍，赵烈文在《卜居十八首》中感慨“平生囊箧藏，四壁罗图书”。除天放楼楼下有能静居一间外，黛语楼楼下亦为能静居，其明间、东间设置文案书具：“生平所得经书名画、金石图籍，择最精者藏诸，俯仰是间，足以望老。”赵烈文时常会邀请友人前来鉴赏书帖：“邀孝拱登余藏书之天放楼，视余书帖等。”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南楼建成于南洲之上，赵烈文移天放楼之名名之，新天放楼楼下之堂为蛾时术斋，为纪念其先府君并作劝学之用：“余八岁时，先府君名其斋曰‘蛾时术斋’以劝学，迄今垂五十年，学业无成，修名不立，负训多矣。南楼既成，以之额楼下之堂，示不敢忘云尔。”楼西有方亭一间与西堤长廊相连，额曰“学蔀通津”，是到南洲新天放楼的必经之路，也是劝学之路。原见微书屋位于静溪北岸，与远心堂相连。新见微书屋临水而成，位于青林堂堂前。青林堂为书堂，是静圃中重要的观景场所，亦可以作留宿他人之用。其上有题联：“清泉碧嶂茂林，离世乐道者宜有；诵读论议教诲， 大雅宏达之所群。”日记中多有“书室”“书阁”“书塾”“书舍”“书厅”“书堂”“书楼”等字样，虽大多未能确定其具体空间位置，但这些词语所暗示的藏书、读书空间，皆反映了赵烈文对藏书空间的高频使用，并且随着宅园格局逐渐变化，天放楼之名亦随格局而转移，始终以藏书空间占据建筑及景观环境优越之处，保持核心地位不变。园林的模仿发生于对前人作品的欣赏或尊崇，或取营园意境，或仿园居活动，但皆具自身独特的风格。明万历监察御史钱岱年四十四时，疏请终养，回到家乡常熟，在城西南营造第宅，因雅慕王维之为人，将一切台阁亭榭，皆以辋川诸胜命名，并用“小辋川”名其园。陈恪评其为隐居之所：“岱有经世材，而不得施用，故以园林第宅、妙舞娇歌消磨壮心，流连岁月。”屠隆为小辋川撰记，称其为“绝类王右丞蓝田辋川。”清嘉庆吴蔚光有《九万圩》一诗，一句“穷檐华阀今无数，悉是钱家小辋川”显小辋川面积之辽阔。时人多认为小辋川酷似王维之“辋川别业”，屠隆则在文末替钱岱辩驳一番，一则认为由钦慕而模仿有何不可，且千古而下，也仅此一处“辋川”而已；二则王维喜好理禅，孤居三十年，而钱岱园中有舞女声伎，以享乐为主，二者心境不尽相同。数年后，在同一片土地上，迎来了对王维的又一次追崇，而此次更多的是对“记录”这一行为的模仿。赵烈文因吴谷祥所赠的溪北斗诗图而甚为惊喜，感叹于王维《辋川图》犹存于世，亦欲以图册的方式留下静圃胜概：“昔王维居辋川，图其胜概为二卷，流传至元明间犹存于世。……余逃世名， 终年戢影于蓬庐之下， 顾炫诸君之美富，以忘其丑，将欲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乎？”宅园不仅是赋诗赏景的清雅之地，也是官员、士人们谈论政事、协商要务的场所。从幕期间，赵烈文经常与曾国藩及其他官员在宅园之中谈论政事：“下午，涤师来谭。晚又要至后圃纳凉，谭至二鼓。”“归署后，闻涤师圃至不值，遂入内园，园中新构露台落成，与涤师及蔡贞斋、谭月卿乘凉入台。”
图7 清代鱼俊绘逸兴山房雅集图卷（28.6厘米×62厘米）
明清绘画中有不少以园林为主题的作品，画家们常常被邀请至园林作画，文人、士人们则赋文以和。鱼俊《逸兴山房雅集图卷》（图7）描绘了远处的虞山、辛峰亭，中心隐于古松翠柏之间的“逸兴轩”，以记录他与友人宴集于常熟西门外吾谷，赏枫宴饮、赋诗之雅事。赵烈文虽未亲自作画，却也在南亭内设大镜写照虞山，将实景“成画”于园中，“建大镜于南亭，为溪山写照”。他也会邀请好友前往园中鉴别画作及墨迹，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二十五日，“赵作人来，揭示王石谷《虞山十二景》，绢本，康熙乙亥所作，的真无疑。又明人墨迹，首《洪武敕书》，以下凡数十人，有真有伪，二册，索百元，余酬六十元，属为利会。”光绪三年（1877）末至光绪四年（1878）二月间赵烈文邀请海虞名士来园观赏吟诗作对，模仿王维辋川图册，记录宅园的第一次改建。
图8 吴谷祥《溪北斗诗图》（引首：32.5厘米×79.5厘米， 画心：40厘米×149厘米，尾跋40厘米×1200厘米）
吴谷祥绘《溪北斗诗图》赠予赵烈文作为新宅贺喜，此画成于光绪三年（1877）（图8），赵烈文、杨沂孙、曾之撰、曾宝章、杨恩海等人多次于园中题跋唱和。赵烈文写下《溪北斗诗图序》总结其家园概况。因仲冬亭成，又遇大雪，赵烈文邀诸友前来宴饮，好友作诗以表庆贺。好友曾君静认为“是会当有图”，又邀请吴秋农另为一图。赵烈文亦颇有所感，“斯图也，以斗诗而斗，诗不可以形，乃形其亭。则亭之当何地，居何人，始何年，不可以不明。《春秋》之义，名从主人，宜列亭所昉而名之曰‘溪北斗诗图’”。继第一图序后，赵烈文又写下“溪北斗诗歌第二图序”“溪北斗诗歌第三图序”及“溪北斗诗歌第四图序”以记录当时盛况。其中提及的图册多不可考，仅两图留存至今。光绪四年（1878）二月，吴大澂游虞山并拜访友人杨沂孙、曾伯伟，此时“静圃”第一次修建刚刚结束，赵烈文邀请吴大澂游园观赏，吴大澂绘《静溪图》（图9）以答谢，图题“静溪图”三字。前述二图与现存老照片相比有诸多相似之处，足见二吴的描绘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实景，较为真实地记录了此阶段静园实况。光绪六年（1880）六月初二，赵烈文在其词《八声甘州》中记其邀请好友赏荷，仿名园宴饮，“仿名园高宴赏清歌，骤雨打新荷。喜投簪倦客，题襟旧侣，共乐槃阿。”
图9 吴大澂《静溪图》（34.5厘米×70厘米）
赵烈文经常邀请名仕于园中游览，于亭中、高台、楼阁之处赏月、饲鱼、观花、赏雪、煮茗，或是参与养动物及拍照等新鲜活动。听曲要隔水而听：“命歌者至南亭度曲，坐北亭隔水听之，音节嘹亮，觉荷香柳色益增芳丽。”饮酒要另寻他处：“无锡人徐月庄工琵琶，吴中称最，赵次侯邀来余园亭奏技。会者十人：季君梅、李升兰、赵作人、次侯、杨滨石、书城、思赞、曾君静，主人及徐也。下午咸集余之东堂，徐抽弦转拔，始为《霸王卸甲》一曲，似有金铁声。既阙，饮于远心堂后之瑞蕖轩。薄暮罢酒，复集于北亭，为《龙舟竞渡》一曲，声情维肖。”这些名仕普遍对静圃评价颇高，认为赵烈文风流不羁，淡泊名利。杨沂孙一句“非仙非隐且非儒，可官可佛亦可道” 写出了赵烈文辞官之后的生活状态及追求。有赖于发达的水上交通，赵烈文外出十分方便，他经常乘船外出至城中剧院、茶楼观戏饮茶，也会携家人前往其他宅园参加友人举行的雅集活动，游玩的同时前往虎丘、山塘街花肆购买植物，或者书肆淘买典籍书册，活动格外丰富。初步统计赵烈文与其亲友就游览过狮子林、刘园、钱氏园、上园、端园等17处园林。赵烈文评价网师园“甚华而不俗”，拙政园“境地幽绝”，寄畅园虽颓废甚久，但其中曲池古木所营造的幽秀之境“绝非时贤布置所及”。赵烈文对怡园及沧浪亭评价一般，认为二园匠气颇重。其中怡园佳石甚多，但树木过少，与拙政园有“鹤鹜之别”：“细观布置，大氏甚患逼窄，无送目处。”由于后世经营不力，静圃逐渐破败，最终转手他人。赵烈文虽因为价格、地域、风水等因素选择常熟城西旧园，但其对于宅园的设计皆是源于“自我”的创造与表达，“静圃”一名亦来自于其名号“能静居士”。作为园主人，赵烈文全程参与静圃的购买、设计与营建过程，其对于风水的重视也时时反映于静圃的布局之间。人口的增加直接导致宅园的改建与完善，私园的艰难维系使宅园开放收费成为必然。但整个宅园始终不变的建造核心是赵烈文个人的喜好，对藏书的喜爱使得园中有多处藏书空间，对王维辋川的追崇与雅慕而举办持续几月有余的溪北斗诗盛事。宅园更是生活的重要场所，绘画、作诗、听曲、赏景，乃至谈论时事，无一不是发生于宅园之中。对于江南宅园研究个例而言，静圃基址尚存，且具有园主人第一视角的翔实言行记录档案，其文字所呈现宅园信息的真实性显得尤为珍贵。由赵烈文生平事迹及《能静居日记》所映射的江南宅园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及园居事实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士人、文人切实的生活图景。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1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李晓，阴帅可. 从《能静居日记》看赵烈文的营园实践与宅居园趣[J]//建筑史学刊，2022，3（1）：13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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