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加州大逃亡

加州大逃亡

十月七日，特斯拉CEO马斯克在股东大会上突然宣布，特斯拉将会把总部从加州硅谷的Palo Alto搬到德克萨斯州奥斯丁近郊。同时，投入巨资在奥斯丁建立庞大的整车和电池生产园区。

特斯拉扎根加州18年，对于突然搬家，马斯克给出的解释是：目前湾区的产能有限，有如午餐肉罐头般拥挤。同时硅谷的房价实在太高，导致特斯拉的员工只能在较远的地方安家，这样花在路上的通勤时间太长，影响到了生产力。

特斯拉并非逃离加州的孤例。甲骨文、惠普和同为汽车业旗帜的丰田汽车美国总部，最近也从加州搬到了德州。实际上，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公布的一项最新分析，自2018年初以来，加州已有265家公司将他们的总部迁出该州，其中2021年上半年就有74家公司搬离，2020年有62家，2019年有78家，2018年有58家。

这种“逃离”发生在制造业、航空航天业、金融服务业、IT、房地产业、化工业、医疗保健和技术等多个行业。甚至连好莱坞电影业这种招牌产业，也纷纷迁走，像Netflix和NBC环球集团（NBC Universal）这样的大型制作公司去年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建立工作室。墨西哥州仅承接加州外迁的电影业就新增了6.2亿美元的税收。企业逃离加州的趋势如此剧烈，以至于被称为“出加州记”（模仿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典故。California Exodus）

除了企业，加州居民也在大规模的逃离加州。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中，在全美人口整体增长的情况下，加州的人口出现了建州170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人口下降了18万）。人口外逃如此剧烈，甚至导致加州在美国国会中分配到的议席都下降了一个（美国众议院各州的议席数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确定，人口多则议席多，每十年调整一次。参议院议席数是固定的，每州两名，不论大小）。

加州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和居民要逃离加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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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高税收

加州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坐拥全美最强的经济实力和税源，可以用较低的税率取得很高的财政收入。但是加州作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一，自由主义泛滥，庞大臃肿的州政府和有如无底洞一般的福利支出，使得加州不得不设立高额的州税税率来平衡预算。结果就是，左派当政的加州和纽约，成为全美税负最高的两个州之一。

加州个人所得税的州税税率高达13.3%（除了州税还有联邦税），而德州州税并不包括个人所得税。一进一出，差距巨大。熟悉NBA的朋友，可能知道NBA各支球队都有工资帽，但是考虑到税率的差别，休斯敦火箭队的顶薪拿到的钱可能比金州勇士队的同样顶薪合同多数百万之巨，这也变成了火箭队引援的一个潜藏优势。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加州的资本利得税也高达13%，而德州不征收资本利得税。

也难怪马斯克在把公司总部从加州搬到德州之前，去年先把自己的税务归属地改到了德州，毕竟德州既没有个人所得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这两项加在一起，可以给世界首富省下几十亿美元的税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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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与滥管制

其实马斯克对加州的不满，已经由来已久。加州是全美奉行大政府与强管制最严重的州。当年马斯克在加州佛利蒙特建厂的时候，就没少受加州各种繁文缛节和官僚监管的气。今年疫情中，加州又是全美执行封城令最严格的州之一，直接影响到了特斯拉工厂的运营。今年3月底，在加州政府宣布居家令之后，特斯拉工厂拒绝遵命停产，受到州府多次警告，才在一周后被迫关闭。5月初，在没有得到阿拉米达郡卫生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马斯克又指示特斯拉工厂强行开工复工，并且高调宣布“要抓人就抓我”，甚至炮轰加州政府的管制是法西斯行为。

如果疫情限制开工还情有可原，那么加州复杂的审批体系、严格的劳工及环保等监管政策和高企的用工成本则是无可回避的问题。

马斯克曾经毫不留情的以球队比喻加州的懒政与官僚：“如果一支球队赢了太长时间，他们往往就会有点自满，有点自以为是，然后他们就再也拿不到冠军了。加州已经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他们有点想当然了。加州曾经有十多家汽车制造厂，加州也曾经是航空航天制造业的中心。但现在，我的公司是仅存的唯一两家。”

左派管理之下的加州，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之盛，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国知名的笑星，Bill Maher就曾经在他的脱口秀节目中表示，他向州政府申请在家里装一个太阳能板，竟然经过1131天才获得批准。试想如果要申请开个工厂该是什么样的光景。

《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威尔曾在文章中写了一段有趣的对比：美国在大萧条时代花了410天建起帝国大厦，在战时花16个月建造了五角大楼，如今在无比干旱的加州圣迭戈造一座海水淡化厂都需要花9年时间才能刚刚拿到审批文件，遑论开土动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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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失能

加州对干预市场运行和干涉企业经营非常热衷，但对于政府本该负责社会问题反而撒手不管。犯罪猖獗、基础设施崩坏、无家可归者暴增、山火干旱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加州当局则完全无动于衷。

自由派对犯罪一直持怀柔态度，加州颁布了一系列轻罪免罪措施，比如加州47号法案，如果抢劫的财物不到950美元，则不追究刑事责任，给“零元购”活动大开绿灯。

对毒品管制的松懈和高昂的房产税，产生了大规模的无家可归者群体，以至于旧金山市区经常飘着莫名其妙的尿骚味（无家可归者随地便溺），很多街区天一黑就不敢涉足。

过分追求种族平权，要求各公司雇佣的员工中，黑人和拉丁裔必须达到相应的比例，否则就是种族歧视。甚至连大学考试也要求按照种族来划分数线，搞出来一个所谓逆境分的东西（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和种族，给予额外加分）。如果你来自黑人单亲妈妈家庭，那么你就可以拿到几百分的逆境分加分，如果你是亚裔家庭幸福认真上学的年轻人，那么你的逆境分就是零。使得SAT（美国高考）分数的作用大大下降。甚至出现所谓“学好数理化，不如没有爸（逆境分加分）”的诡异局面。

后来反对声音太大，逆境分被迫取消，但是又搞了一个所谓Landscape score（全景评分），换汤不换药。

基础设施崩坏也是加州的一个大问题。加州的州政府预算，过去三十年中，翻了七倍，2021年的预算达到了惊人的2220亿美元。但是绝大多数预算用在人头费用和滥发福利之上，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非常有限。再加上浪费严重，加州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加州2005年原计划建设一个长为800英里（合1287公里）、时速可达220英里（354公里）的高铁网络。工程还没开始，预算就如脱缰野马一般失控。加州当初规划高铁建设费用约330亿美元，后来估价640亿美元，然后2018年又攀升至770亿美元，最新的估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1亿美元。整个项目计划了15年，仅仅建成短短的170公里线路。如此低效和浪费，连财大气粗的美国联邦政府都看不下去了，跟加州政府打了多年的浪费公帑官司。（铁路开工没动静，律师费倒是到位的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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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与自由主义退潮

左派和右派，原本起源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议会的座位排布，右边的是维护王权的议员，强调权威、秩序和传统；左边的则是反对皇权，强调平等平权的议员。左右派的基本理念就此分野。

然而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孤悬海外）、异常强大的宗教势力（美国基督教徒的人数和比例全球领先）和独特的两党体制，使得美国的政治光谱跟传统的左右派的区分不同。

美国的左派，或者说自由主义派（liberal），以民主党为代表，主要的观点是：大政府，强监管，优待移民，多元化和种族平权，LGBTQ权利，身份政治，支持政府干预市场，禁枪，自由堕胎，轻刑罚（包括对于普通犯罪及毒品监管）。美国的右派，或者说保守主义派（conservative)，以共和党为代表，主要观点是：小政府，弱监管，反对移民，不支持LGBTQ平权（以宗教理由），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拥枪，反堕胎，重刑罚（严厉打击犯罪，维持死刑，严格打击毒品）

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天然是保守主义的温床，因此美国历史上一直非常偏右。比如美国废奴比英国晚了几十年，女性投票和黑人平权也比欧洲也晚了几十年。

事情发生变化是在90年代初，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在冷战过程中，美国一直压制资本，通过工人福利等建立庞大的中产阶级，以求在两极对抗的过程中，维持国内稳定，此时美国的劳资关系相对对等。等到苏联崩溃之后，美国再也没有了对手，也就不用再顾虑基本盘的稳固，劳资关系的天平再次倒向了资本一边。通过全球化，资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而因为全球化工作转移而受损的劳工，则积怨深重。

这个时候，美国的资方突然发现，左派思潮对他们有巨大的帮助。多元化可以名正言顺的引入移民，世界主义可以为向海外转移产业提供合法性。身份政治将不同群体按照族裔纵向划分，以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转移劳资分配冲突。黑人平权、政治正确、LGBTQ代替了劳资矛盾，变成了社会舆论讨论的主体。白人，特别是白人男性（white guilt)成为了愤怒的弱势群体的撒气筒，仿佛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都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跟劳资分配毫无关系。

从此美国的大资本开始有意的培植和宣扬自由派思想。从舆论图谱可以看出，除了福克斯新闻，几乎所有大资本掌控的媒体，都是偏左的。

左派思潮，主要关注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左派占据了政治主动权之后，通过一系列过度的多元化和平权运动，反过来又反噬了包括资本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利益。大政府强监管之下，产业投资处处受限。向所谓的“种族弱势群体”发放的大量福利，孳生出超高的税收和巨大的浪费。过度强调多元化，导致外来移民激增，产生了大量的文化摩擦和冲突。以种族平权为口号，毒品和犯罪管制不断松懈，带来了全社会的混乱。

在自由派道路上狂奔了三十年之后，其破坏力逐渐显现。如同“加州大逃亡”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居民开始用脚投票。美国左派的掌权的新英格兰地区如纽约州，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和企业逃离。而后疫情时代的“在家办公”（work from home）浪潮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不光在美国，即使在左派思潮的大本营西欧地区，左派也在退潮，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都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工党在英国更是一败涂地。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正是左派溃败的标志性事件。

西方过去三十年的自由派思潮，曾经给予我国不少助力。在过去，我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最差的情况也不过是“政冷经热”，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当稳定的外部环境。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退潮，预示着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和逆全球化的抬头，应当预见到，我们未来的外部环境，将会持续的劣化和毒化。过去三十年中各种单纯依靠“经济考量”的发展策略 （比如“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全球大分工”），单纯依靠“质优价廉”进行市场扩张的惯常做法，可能未来都将失效。中国企业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毕竟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愿意聊聊宇宙洪荒的朋友，可以来群里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