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历：天衣无缝的贪腐
“反腐永远在路上”，是多年来一直在讲的话。
看了吴志东先生写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对这句话的认识，确实是“永远在路上”，永远不会有“休止符”……经吴先生授权，本号发布此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来源：知乎
作者：吴志东
这个故事发生在体制内。
那年，我年近35岁，在社会上漂泊十余年，开始担忧自己不稳定的打工生涯对以后年老生活的不利影响。
幸得一偶然面试机会，过五关斩六将后，作为社会专业人才，被引进至一军工集团财务部。
得到最终offer时，我其实犹豫了好久，这份offer与之前的工作环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岸上”与“水里”是两种人生。
但最终还是听取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去考察看看”，接受了这份工作。
入职时，财务处正在处理一项国家审计署留下的审计整改问题：
单位有笔8000万的订单，其供应商是个壳公司，审计人员走访现场发现该供应商无与订单相匹配的人员、设备、技术，于是认定单位招投标程序有问题，直接将审计发现移交上级纪委处理。
后来，单位经办这笔订单的采购员被押送进了看守所。
在财务处长的要求下，我零星参与过这个项目，总体感觉是：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每个部门都不想与之有关联，能甩锅就甩锅，都想明哲保身。
该军工集团因为其业务特殊，国家审计署一直都没怎么“光顾”过。我去的前一年，风向变了，国家审计署对其展开过一次较为全面的审计，并且揪出了许多经济问题。
因为要接受国家审计，整个集团开始把审计工作看得无比重要，但以前没有相应的人员配备，于是，财务部先承担起了审计职责。
工作几个月，我的初步感觉是：
整个集团与社会有点脱节，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似乎没能引进来；整个集团配有住房、医院、学校等，几万人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可以与世隔绝；
集团内从社会上招揽的人较少，多数是几代人“世袭”，只是近年来由于形势所迫，才陆续向外界吸引少量的人才；
集团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是财政拨款，所以，“想方设法”研究如何花钱，糟蹋纳税人的辛苦钱。
作为没有背景的新人，自然被财务处长安排一些“难啃”的工作。
不久，我就被处长要求开展审计工作，完全不是应聘时谈好的成本岗。
业内人士都知道，审计工作太得罪人了，体制内利益与权力纵横交错，一不小心就会被“灭”。
我其实当初直接想拒绝，心想：“大不了不干了，哥还可以回炉社会，又不像其他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多年的人，离开体制，不好就业。”
但没有经得住处长的“PUA”：“先干着吧，你也看得见，我们这缺人，你先干着，把审计工作先开展起来，到时再调换。”
看在钱的份上，我忍了。
第一个项目是审计食堂。
我按照教科书式的审计流程开展工作，先了解被审计单位，评估风险，制定审计计划，下达审计通知书，获取审计资料，现场审计（访谈、穿行测试、实质性测试），撰写报告，与被审计单位交流，下达审计整改通知。
一天上午，我正埋头写一些无聊的工作报告，一位漂亮的女士敲门并探头问道：“是吴老师吗？”（本人姓吴，集团内对搞不清对方身份的统称老师）
“是的。您好！”
“我是我们研究所综合部食堂管理办的，姓周，我的主任让我把审计资料给您送过来。”
只见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放下手中的文件夹：
“您发的审计资料清单，有一小部分我还没准备好。这个U盘装的是一些电子资料，我是编外人员，所里（军工集团总部称为“*研究院”，子公司成为“*研究所”）保密系统的输入输出系统对我是不开放的，只能用U盘拷给您了。”
“没关系，多谢了！我先研究下，回头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好的！”说完，她就告辞了。
后来接触多了，我才知道周姐是某个领导的老婆，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入编，以合同工的形式被安排在了食堂管理办。整个管理办干活的就周姐一个人。
据周姐介绍，所里为了减编与省事，把食堂承包给外面的A公司运营。
合同是一切市场行为的起点，所以我先翻看了食堂的承包合同：研究所每年支付A公司120万管理费，食材由A公司代为采买，研究所按一定标准支付给A公司食材采购款。
我又让所里会计办提供了近一年支付给A公司的食材采购款明细，一看数据，吓一跳：约1个亿。
直觉告诉我，这一个亿的流水，得有多少利益纠葛在里面哟！
再细查当时所里采用的招投标流程，竟然采用的是邀标方式。按照国家采购相关法规，500万以上必须公开招标了。
食堂管理办主任的说辞是，我们当时是按120万的金额来选择适用的招标程序的，所里办公会也是同意的。（言外之意是，这个是整个高层的一致行为，别深究！）
食堂管理办主任，50来岁，在所里工作几十年了。他是典型的官僚作派，待人礼数周到，让你挑不出毛病，但又感觉有点虚情假意；说话官方，滴水不漏，说了等于没说；说话干事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习惯性忽略不利因素。
审计期间，所长捎人传话，让我查一查当时的所办公室决策程序，是否按照“三重一大”流程操作的。
所长几乎可以称得上“一把手”，尽管名义上还有所党委书记压着，但就只论实际职权，所长权力要大些。
一个准“一把手”会对具体的审计项目作出明确指示，实在令人深思。
所长有明确指示，我自然高度重视，仔细看了看相关资料，原来这家A公司已经承包食堂多年，比现任所长的任期都长，看来所长是对A公司有些“想法”了。
再调看办公会决策文件与招投标程序文件，发现发标文件早于办公会决策文件，也就是办公会“形同虚设”，经办部门“先斩后奏”了。
按理说，所长可以直接在办公会上提出异议呀，为何要等到审计时再暗示，除了所办公会成员之间的权力斗争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原因。
我让周姐提供了A公司全年采买食材的进销存记录。
周姐说是要等几天，因为资料得让A公司准备。看来周姐以前都没管过A公司的采买记录。
审到此时，我感觉食堂管理办的心也真大，管理也太粗放了，对进销存都不关心，实在是匪夷所思。
几天后，周姐把A公司的进销存记录发了过来。
首先，我感觉A公司提供的这个账目就是个假的，因为每月的金额分布太均匀了，完全看不出食材价格的波动性。
其次，账目显示A全年采购共计9700万，但所会计办支付的全年食材费用为1个亿，中间相差300万，再细看合同，这里有个3%的损耗率。
这就奇怪了：你说你买了1个亿的食材，然后只有9700万被所内员工吃进肚子，损耗了3%，我都可以理解，但所里给了1个亿，你进货环节直接损失3%，只支出了97%，这就难以理解了。
唯一的解释：账做得太突然、太假，没考虑清楚细节。
这个问题与食堂管理办主任交流，他直接回避了问题焦点：
“我们是直接管理的员工每日的菜成品分量、质量，卡住了最终环节的质量，也就控制住了整体效果。
至于3%的损耗，我们没有关注这个细节，我们也没有对A公司的进销存进行管理。”
不能说其回答有明显漏洞，只能让其提供对终端的管控记录、方式、方法。
几天后，提供的资料显示，偶尔会对成品菜进行称重，很少对价格进行调研，只有那么1次2次市场询价记录。
按照这个逻辑查下去，管理办责任顶多是因人手不够而管理不善、不精细。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问题核心，但你就是逮不住实际的把柄。
在现场盘点时，还发现一个过期发霉的猪脚放在冰箱里。这种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大问题，甚至比经济问题更大。
所以，主任这次并未打马虎眼，而是明里暗里要求在审计报告里不要反映。
主任也许有背景吧，敢直接对审计提条件，我因是初来乍到，不想过多地纠缠于政治斗争中，直接将是否写进报告的决策权交给了财务处长。
审计程序基本走完了，下一步是撰写审计报告。我以为审计工作接近尾声了，其实，最核心的权力游戏才刚刚开始。
审计报告在财务处长的要求下，我改了20稿以上，一会觉得证据不够充实，一会觉得“定罪”过重，一会觉得“定罪”过轻，一会觉得牵连的部门太多，一会觉得就应该把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
这说明财务处长始终在如何平衡各种势力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我可以理解财务处长的难处：他上面还有各种厅局级干部在把持一方，有时候“马蜂窝”捅大了不好收场；所长似乎也不怎么支持财务处长的工作。
报告改了大概3周，时间上拖不起了，只能进入下一阶段：与被审计单位——食堂管理办及其上级领导部门（行政部）讨论审计报告。
行政部领导是一位女士，我们称其为B领导吧。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江湖传言，刚调任现职时，一顿饭局，直接“喝趴”了所有所领导，从此人送外号“女中豪杰”。
B领导认真审阅过审计报告，且十分拎得清审计发现问题的重要与否，开会首先发言：
“我觉得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先给予一定肯定），为我们今后的改进食堂管理提供了指引方向（这里直接将问题定性为管理问题），但有些数据或者说法令人感觉到“惊悚”（这个用词已经很严重了），比如300万的事情。”
说实话，我听了B领导发言后，只感觉B领导底气比财务处长足多了，感觉他们不是在接受审计，而是请我们写了一份咨询报告。
会议全程，财务处长都比较“唯唯诺诺”，完全没有私下在财务处里的“霸权”作风。双方背后的实力悬殊，一目了然。
这一下把我给整“无语”了，这审计工作以后还怎么干。
后来又经历过几次类似的沟通会，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重新修改报告用词，重新润色，真正的直击要害的话不能明说。
我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也能想明白：
审计工作，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专业能力上的，但对被审对象来说，他们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耗在单位了，也不可能重新开始了，就是“生死考验”，尤其是手脚不干净的，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动了人家利益，不跟你拼命才怪。
没多久，我综合其他因素，离开了体制，跳出了这个利益漩涡。
据说，我走后几个月，才最终敲定审计报告向全所公示，报告对300万的事只字未提。
至于事后食堂管理有没有改善，我没有继续关注。
外界只看到体制内管理落后，效率低下，实际上进入体制内的多数都是社会精英，智商情商称得上社会顶流，背后的利益算计才是根本。管理不善、效率低下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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