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让一个失范的社会加速崩塌
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抱走了，她都来不及看一眼，听医生说是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小女孩被护士快步送到在门外焦灼等待的白人男子手上，他们很快就会飞去澳大利亚。这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再见到这个怀了十个月的小女孩了。
万妮35岁，她的丈夫万坤36岁，三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2岁，一家五口挤在满布锈斑的铁皮屋里。铁皮屋是两居室，上下两层，一层放着神龛和电视机。屋子外的天线有点歪，门前停着一辆旧摩托。这里的泥路常年有水坑，路边晾晒着的衣物底下堆满了塑料垃圾和碎砖头，一口废弃的大缸里长满红色的小虫。
万妮（左）和她的嫂子，后者也做过代母，躺着的小男孩是万妮的小儿子
在柬埔寨，代孕是违法的。而且自从2014年隔壁泰国的代孕丑闻闹成国际头版头条长达一年多之后，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对代孕风声鹤唳。2016年10月，柬埔寨一口气端掉了50家代孕机构，其中就有万妮所在的公司。
这家公司叫Fertility Solutions PGD，创始人是个澳大利亚的护士，叫Tammy Davis-Charles。公司开张一年，接到了25单“生意”，平均一单5万美元，一年的流水约一百万美元。Tammy49岁，是6个孩子的母亲，被柬埔寨警方抓住之后不仅资产被冻结，还会在金边监狱蹲两年。这是世上最拥挤、条件最恶劣的监狱之一。
老护士被抓走之后，她手下的代孕妈妈因为害怕而纷纷窜逃到乡下。二十几个代母，有的已经快要临盆，有的刚刚植入受精卵，可能会产生排异反应。警方不会逮捕她们，反而非常担心她们就那样消失在热带丛林里容易出现意外。任何意外都不堪设想。
这些完全法盲和文盲的农村妇女，都是老护士连哄带骗带到自己的小诊所。像万妮一样，她们都是为了一笔可观的快钱。万妮家里欠了好几千的高利贷，给母亲办葬礼需要钱，孩子上学也需要钱，柴米油盐更需要钱。代孕一次可以拿到1万美元，每个月还有400美元的生活补助，邻居去工厂打工的月工资都只有128美元。
万妮不会考虑做高龄产妇的危险，也不会犹豫代孕是否剥削了自己的身体。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生孩子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唯一让她迟疑的是，佛教教义并不支持代孕。但是赤贫的家庭推着她走，她当然是“自愿”地出卖了自己的子宫。“是否自愿”是个伪命题，就像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一样，大多时候是个失去语境的无效讨论。几乎每一个代孕妈妈都是出于经济难题才铤而走险，你问她们是否有自由意志难道不显得荒谬？
很多代孕妈妈都曾经天真地以为在体内种植生命是一次性的行为，而实际上，几乎没有谁能彻底做个工具人。一般人多掉几根头发都耿耿于怀，何况是生下了一个孩子。
出钱买一条生命，怎么看都像贩卖人口。商品化的身体是在物化的基础上再多加一层枷锁，这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完美共谋，而处置对象是代孕妈妈和孩子。要知道，世上没有100%的产品合格率，所以就会出现“退单”的问题。孩子作为代孕问题的真正核心，被弃养是最残酷的一面。
“弃养”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子女婉言父母离世的书面语；二是抛弃养育，一般用在宠物上。在香港，如果你要弃养一只宠物，渔农署都会先问你8个问题。但是弃养一个代孕的孩子，似乎只要一句“不想要”。
Gammy是一个唐氏综合症患者，从一个泰国代母的身体里出生，他还有个双胞胎妹妹。但他的父母只把健康的妹妹带回了澳大利亚。Gammy变成了一个弃婴，尽管年轻的代母愿意收养，但根据泰国的法律，Gammy不具备泰国国籍，也就不能办理收养。所幸，媒体注意到了这个流浪儿，开始大规模报道，引起大量抗议的声音。作为回应，2015年，泰国立法禁止代孕。
Gammy和他的泰国代母
而消息传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当地很快就筹到了一笔钱捐给Gammy。他的父母定居在西澳大利亚的班伯利，一个只有七万人的小城市。也许是迫于压力，这对已经年过半百的夫妻在电视采访上哭着说他们愿意接回Gammy。但实际上，照顾Gammy的基金会一直没有听到过这对夫妻的消息，而另一方面，他们的亲生大女儿到处跟同学说他家以为Gammy早夭了。
后来澳大利亚十分慷慨地赋予了Gammy澳籍，基金会的支持足够给他买一套房子以及生活起居，很多志愿者会去陪他玩。一次引起轩然大波的伦理危机看似体面地解决了，但他仍然是一个孤儿。医生说，Gammy至少到七、八岁的时候才会说话。他可能这辈子也不能理解“被抛弃”这回事。
2020年7月，62岁的父亲David Farnell死于石棉肺，再也没有人问他什么时候接回自己的孩子了。
乌克兰是明确代孕合法的国家。因为合法，代孕产业明目张胆地蓬勃生长，规模大到成为乌克兰的一个GDP增长点。跟东南亚阴暗潮湿的小诊所不同，乌克兰的代孕机构看起来“很正规”，有官网、有数据库、有私立医院的合作，比较成熟的机构还会经营酒店，给代孕旅游的客户下榻。更夸张的是，有的机构会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打开乌克兰的代孕机构的官网就会发现，他们常常以一副乐善好施的慈善家面孔出现，宣传语的字里行间都在标榜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渴望孩子的家庭。最大的机构之一，NEW LIFE UKRAINE的创始人在她的创业故事里强调了自己也曾饱受不孕不育的痛苦，但是通过代孕获得了三个孩子，“组成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乌克兰官方对代孕产业的美好想象，被去年的疫情完全打碎。隔离封锁导致国际航班取消和签证受阻，数以百计的代孕新生儿被滞留在乌克兰大大小小的代孕机构里，造成一个诡异的“婴儿囤积”现象。
他们被迫在宾馆或者公寓里搭建临时育婴堂，聘请奶妈。一个手头“囤积”了四个孩子的中介焦虑地说感觉像握着四个定时炸弹。万一奶妈不靠谱，万一孩子感染了新冠，万一客户弃养了，无论是哪个“万一”，中介都承受不住。
这些孩子短则滞留数周，长则半年。长时间被当成孤儿、弃婴来照料，缺乏父母和家庭的呵护，会不会对这些孩子造成早期的精神创伤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些整齐排列的婴儿床就像超市里的货架，头一回那么鲜明地让人感觉到，这些会哭会闹的婴儿是一个个定价的商品。在“代孕生意”中，代孕妈妈和她的孩子都完全失去了自主权，更谈不上话语权。两个商品可以被随意处置。
法国是最早一批立法禁止代孕的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基于“人体不能随意支配”的原则通过了《生命伦理法（Loi Bioéthique）》。不仅禁止在境内进行代孕活动，而且境外代孕所获的婴儿不能取得法国国籍。禁止得很彻底，完全斩碎了所有关于代孕的争议。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15年，修订这项针对医院和医疗工作者的禁令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完全禁绝一切代孕行为，二是修订严密的法律来开放无偿代孕。给代孕中介留下灰色空间，也许是这两种意见的折衷处理。
国内最大的同性平台也兼做代孕中介
其中一个乌克兰的代孕机构滞留的46个婴儿里，有一半是中国客户的孩子。
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代孕客源国之一。
一是中国的不孕不育率逐年上升，从1995年的3%上升到2018年的15%，大约有5000千万适龄人口不孕不育。二是中国人的生育愿望太强烈了，强烈到仿佛是一个民族胎记。矛盾制造需求空间。在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稍稍转一圈，你就能迎面碰上这个国家最疲惫而绝望的人群之一。当这些人为了生孩子而倾家荡产吃药、做化验、打催卵针的时候，有一群光鲜的人只要出国填几个表格，精心挑选一个子宫，旅游着就把孩子问题给解决了。
确实，我国禁止代孕，但只筛选掉了不孕不育的穷人，无意间助长了富人的特权。有钱人照样出国拣选、猎取、消费女性的子宫，花一笔钱就能组成他们的美满家庭。阶级固化的问题就是这样越来越顽固的。
生育问题，是维系家庭观念的关键问题。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再到成长，整个过程由家庭成员来完成，这在家庭本位的社会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生育外包，那就意味着家庭组织的开端不成立，也就意味着在此基础上的伦理观念都相继失效。于是就会产生无休无止的代孕纷争，代孕妈妈保留孩子、代孕孩子被弃养、代孕报酬的争吵等等。你会对这些问题感到陌生，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兆。
代孕，只会让一个失范的社会加速崩塌。
作者丨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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