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1969年年初，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这时，一个绝密的通知从上边传达到位于黑龙江北满的某大型钢厂的革命核心领导小组。内容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要求这个工厂选派一名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参加大会。这当然是件大事。因为上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 “八大”）从1956年召开之后，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一般人都知道，根据党章规定：党代会应该5年召开一次，为什么“九大”迟迟没有按时召开，一般人都不了解。现在突然要开会了，选派代表的事就迫在眉睫了。

这样重要的大会让谁去参加呢？要是在往常，当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希望去出席的。可是，现在是工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准备在近期正式成立厂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骨干们都想在革命委员会中得到一个重要位置，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工厂，那些重要位置可就没有你的份了。再者，很多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不符合上面的条件。因此，讨论了很久，这个代表名额总是落实不下来。眼看开会的日期临近了，上边催得很紧，要求尽快上报。怎么办呢？经过核心组多次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选派一个绰号为“王八蛋”的造反派出席大会。

当然，“王八蛋”并不是此人的真实姓名。他本名叫王白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闯关东的农民。当时，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甚至连树根树皮都扒下来充饥，还是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于是，人们便纷纷外逃，寻找生路。那时，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地多人少，成了人们逃荒的首选之地。王白旦就是这样随大流来到北大荒的。正好赶上某钢厂刚刚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开始时，让他在炼钢炉前搬运材料，干的是纯粹力气活。后来，他跟炼钢工们混熟了，人们觉得他干活肯卖力气，在家里还读过两年书，就给他“升格”当了“炉前工”。不过，这个人的性格有点 “二愣子 ”，名字王白旦又和“王八蛋”谐音，所以人们便以此称呼他，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习惯了，别人这样叫他，他也就顺口应承，原来的名字反倒没有人叫了。

“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成为正式工人，不知从哪里获得的灵感，竟然是首先跟着一些人起来造厂领导反的先知先觉者，算得上响当当的造反派了。但是他不是核心组成员，不掌握实权，以后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然而，选派“九大”代表，他却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因此，送代表进京也没有多大动静，人们都不知道。

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人们才知道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了这样隆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公报除了宣布毛主席仍是党的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某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中央委员名单中居然有王白旦的大名。一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岔了名字——凭他这块料，怎么会攀上那样神圣的职位？可是连续听了几遍之后，便确信无疑了。于是，有好事者便奔走相告：听见广播没有？“王八蛋”一步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了！

不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整个钢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倾城出动，欢迎王白旦的回厂。人们现在当然对他刮目相看了，核心组的人都有些后悔了：当初怎么这样缺乏远见，竟然把这样的好机会放掉！

有些与王白旦平日比较接近的人不由好奇地问他：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轮到你老兄的头上？

王白旦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大会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传达了这样一条最高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一经摸底：王白旦正合这个条件：本人身在钢厂，又是炉前工，特别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足见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因此，立即被大会有关部门挑选上了，经过“无记名”投票，以“全票” 当选。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其身价自然陡然高涨起来。于是，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遇，令多少和他一起造反的人羡慕得嘴里流哈喇子；核心组成员们吃的后悔药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仍然称他为“王八蛋”，实在有些不恭了。

特别是，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北京，飞进了中央常委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觉得这个绰号实在是不雅，有损中央委员的崇高威望。凭着他天才的脑瓜，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就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

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王白旦变成王白早，于是，“王八蛋”中央委员，就此成为历史了。

可是，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林副主席炮制“天才论”，惹恼了最高领袖，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他的名字是陈伯达给改的。他为此很苦恼。

幸好，他的“苦恼”被“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当然是最珍爱造反派战友的，一向急造反派所急，想造反派所想。就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

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于是，中央委员王白早立刻变成王百得，并且很快传播开来。理所当然，在他荣归“故里”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头上又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那样地璀璨，那样地荣耀。可是，有许多人对此却嗤之以鼻，他们挖苦地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名副其实，他就是“白得”一个中央委员嘛！王百得非常大度，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笑置之。偶尔还说上一句：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王白旦，后改名王白得，河北井陉人，中共党员。20世纪50—70年代曾是山西太原钢厂工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工人。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曾担任中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早年 

王白旦原名王白蛋，1935年出生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名字“白蛋”意思是又白又胖，像石头一样结实，老辈最大的希望是他长大后成为顶门立户的好庄稼汉。后来乡村的私塾先生根据谐音把他的名字改成了“王白旦”，预示他将来如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字面上少了土气，多了文化味儿。

再后来，王白旦从农村到了城里，又从山西太原钢厂到了黑龙江的北满钢厂，他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并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

王白旦做梦也没有想到被选为中央委员，更没有想到竟会有“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议政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参加了，他听了周总理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如此，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总理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没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后说：“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旦很不情愿，他想：“又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联上，下次，谁又能为我说话？”不过，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当时他还是服从了“中央决定”。以后，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成为100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

1978年，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家庭袭来。他那段被陈、江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结果，电视台机构变动时，于淑彦的职务还是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弃官为民 

终于，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市委副书记，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

为了工作方便，“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断了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炼钢人生的决心。

晚年 

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每月只有300元退休金。老伴也退休了，退休金1200元。王百得曾开过一段饭庄，小本经营，利润不大，不到一年就亏本停业了。以后，他赋闲在家。近年，他的退休金已逐渐增至600多元，但自从老伴得了胃癌，他患上了糖尿病后，家中经济状况就每况愈下。

2005年初，他的老伴于淑彦患胃癌去世。被糖尿病困扰多年的他又患上了病毒性疱疹，疼痛难捱、行走不便，王百得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黑龙江省委闻讯后很关心，嘱北钢予以照顾，北钢领导亲自上门探望，并补助了他3000元。一辈子第一次拿补助金的王百得羞愧难当，他说他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如今，王百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由在市电视台工作的儿子照顾着安度晚年。

“九大”选举中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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