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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啸

老罗 一慈苇航 2022-01-05

黄万里: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


史上的不幸之人,可能因怀才不遇而抱憾终生;可能因潦倒一生而郁郁寡欢;可能因蒙冤负屈而仰天长啸;可能因屡遭谤议而灾连祸结……。人生之不幸,岂必一至于此!此处要说的莫非是古代至忠至贤的屈原?

 

不!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黄万里,他并非当代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却不失为知识界普遍景仰的贤者。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开国领袖时代知识人苦难史的一个縮影。至今,那“万里长啸”的袅袅余音,依然在善良的人们耳际回响。

 

黄万里的故事,要从他父亲黄炎培说起;而黄炎培的事迹,则关涉到开国领袖的一件著名往事——这样的开头,想必会使你倍感蹊跷!但不这样不足以彰显黄万里悲剧的深度。

 

1945年,已临近中国命运的决战时刻,大多数人或许还浑然不觉,但开国领袖肯定已盘算在心。恰好此时,身为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造访延安。开国领袖喜出望外,立即将其召至家里,留下那个意义胜似隆中对的窑洞对。

 

那时,开国领袖最关切的事情是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到国统区,尤其是传递给知识界,让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那些人知道:中国的希望在毛而不在蒋!因为只有开国领袖才有对民主的透彻理解与坚定信念;只有开国领袖才是将中国从专制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望!开国领袖情真意切地告知黄炎培:要打破王朝循环的历史怪圈,只有实行民主!

 

话说到这一步,开国领袖的民主与蒋的独裁命运如何,就再无悬念了。

 

但一定得有人向外界传递此信息,此人非黄炎培莫属!黄果然不负所望,将“窑洞对”带出窑洞,传到了全国,也传到了全世界!自此,举国都知道民主大旗在延安而不在重庆;这对于即将开展的国运之战,影响有多大?简直无法估量!因此,开国领袖之所以得天下,说黄炎培立了首功,亦不为过。

 

黄炎培既然先得天机,当然知所选择:他自己及家人此后都是左派,其次子黄竞武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暗杀,三子黄万里立即从甘肃水利局长任上脱身,1949年又从上海去了东北。对即将坐天下的开国领袖来说,黄家算得上是一门忠烈了。

 

开国领袖将如何酬报这位立下首功的人呢?黄炎培本人系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首领,照例安排了位置,并不算什么优待。最匪夷所思的是,黄家在1957年竟然收到了三顶右派帽子,给黄炎培尚在的三个儿子全部戴上。或许,只有到这时,老先生对于“窑洞对”的真实含义才心有所悟,感慨如何,恐怕就难以对人言了。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国学习水利工程,获伊利诺大学博士,曾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历任各种技术职务;1953年任清华教授。1949年就成了东北水利总局顾问的黄万里,如果有意从政,一官半职唾手可得,也不必沾老父的光。但他潜心技术,志在治河,一生都扑在黄河长江上,心无旁骛,祸福得失都与两河连在一起。

 

对水利工程,论学历他是中国第一人;论资质,他自1937年起就一直在治河,也可以说是第一人。在水利界大展宏图的有利条件,似乎无人可比。

 

但仅仅一个不利之处,使上述优势全部归零!这就是:黄的意见恰恰与领导层相左,而他又不能圆通处世,竟事事直言,因而当了一辈子的“黄河长江反对派”!而黄河长江岂是一般的河流?自古都与帝王功德联系在一起,稍通中国文化的人岂不明白?但黄万里却只谈技术,不能领悟政治,岂不惹祸!谁都知道,“黄河清圣人出”是千古秘传,哪个站在巅峰之上的英雄豪杰会不在意?而黄万里却坚定主张:黄河不能清也不应当清!开国领袖指望长江“高峡出平湖”,彻底降服长江而建万世之功,而黄万里却认定长江绝不能建高坝!这就无异于直接抗旨了。

 

对付黄万里这样一介书生,简直如同踩死一只蚂蚁!罪名小得多的人尚且难逃厄运,何况黄万里如此拂逆圣意,还能不当右派?给黄万里戴上右派帽子,本来小事一桩,一个小办事员都可搞定,但开国领袖竟忍不住亲自批下字来!知道这一层,就能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了。

 

这是一个屈原式的悲剧吗?并非如此。


首先,黄万里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完全不介入政治。他多次上书中央,都是开门见山,只谈技术问题,完全没有什么政治语言。其次,黄万里蒙冤之后,就像没事一般,更不像屈子那般行吟四方,如哭如诉!黄万里只是全力以赴地干一件事:比以往更投入地研究黄河长江!他知道,这两条大河要么将是国之大利,要么将是国之大害!或许千载祸福,就在他的奋力一搏!他能不置荣辱沉浮于不顾,谤而愈忠,辱而愈勤?按古人的说法,真所谓皇天可鉴,日月同悲了!

 

1956年,三门峡工程上马已经是一个政治决定。1957年起工程全力进行。他曾去工地劳动,住在工棚里,甚至是扫厕所——想象力丰富的开国领袖发明的专治知识分子的办法。但黄万里仍然每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计算、写作,探讨着黄河治沙之道,写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重要论文。这个治河天才一辈子都没悟出一个道理:一个被钦定为国家罪人的人,用力愈勤,就愈招恨!

 

1961年大坝建成后的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灌入库中,库区淤积,潼关一带的河床被淤高4.5米,渭河水位抬升,直接威胁西安的安全。事态几乎一丝不差地按黄万里的警告发展,工程近乎报废!如果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人,黄万里应当意识到,这绝不是他的翻身之日,而恰恰是大祸来临之时!这哪里是什么国家利益,而是政治博弈:让大人物大失颜面的人,还想有好下场? 

 

但黄万里就是那种“九死而不悔”的人。他又在三峡工程上作毫无希望的战斗:一次次的上书,恳陈厉害,直言大坝绝不可建!他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意见之争。他竟然想不到:这个工程将是多少人的官场荣耀、历史地位、史上英名、眼前巨利所系!会毁掉这些人的梦想的这个执拗书生,还能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罪人!

 

无论对他的蔑视、封杀、刁难如何难以容忍,黄万里一概充耳不闻,几乎成了一头不可理喻的犟牛,仍然一往直前,继续着他的反对与抗争!他连续给时任领导写信,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大坝的危害,恳求对他的意见进行讨论。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与国家意志进行较量!

 

2001年,他年届90,已走近了生命的终点。他就在医院弥留之际,突然要家人拿来纸笔,他要写下遗嘱。你猜他写什么了?真值得照录如下:

 

万里老朽手启: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手笔候存。

 

这就是这位老右派的最后遗言,其中除了放心不下的治江之外,竟未提及一条私事。江河也会哭泣啊!我想象不出,看到这些文字的大小官员,将作何感想!他们会为之动容吗?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能超越这位一直被压在大山之下的人吗?

 

黄万里特别优秀吗?我宁可不这样看,他只是无数颇具本色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与其说是优点太多,不如说是恰恰有一个致命缺点:不会说假话。黄万里也并非天性特殊,生活在一个假话成了国粹的国度中,竟不会说假话。只是因为他自幼一心读书,又长期生活、学习在国外,没有多少侵染国粹的机会,就在这方面显得“低能”罢了。在中国这种低能的读书人固然不少,但笨如黄万里者恐怕也不多。

 

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她对黄万里的最初印象就是:童心未泯,天真诚恳,靠得住。那时丁玉隽还不明白,具有这种品性的人,其实并不适应一个残酷的社会,恰恰是靠不住的!黄万里刚刚进入新体制,就碰上了政治运动。他的同事被扣上贪污罪名,他对之直言:若有那事就承认,若没有就不要瞎说。这不是君子之言吗?却被人告发,从此有了立场不稳的记录。

 

1956年讨论三门峡工程规划方案。大家都知道,那是大人物已作了决定的事情,带耳朵去听着就够了,只有黄万里这种天真的人,才会误认为有一场辩论,就像古代经常有过的那种朝堂辩论一样;他竟然一点没注意时代已经变了!他也不管在场的全体官员、苏联专家、中国科技人员都是一个调子,只有他一人坚称:“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也不想想,这样的话得罪了谁?

 

即使不说假话,闭嘴总可以吧?但他做不到,一生的大难就此开始。就在第二年,清华就定了他的右派,他的反应是:“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如果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或许会成为千古流传的名人名言;但在中国,只能是加重惩罚的罪证!

 

1969年,清华、北大教师下放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改造——这也是只有开国领袖才想得出来的整“大知识分子”的办法。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竟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特务,给大女儿写信,要她帮助自己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这正是不会说假话的人的本色:即使已经神志不清,还是担心说了假话,就是不肯说不能认定的事。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事情能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有人认为,开国领袖指望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后会转变思想。这显然低估了开国领袖的智力,他还不至于天真到真的相信,这些学富五车的人,会那样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整个地换上一套新的思想。开国领袖的真正目标只不过是:臣服,懂得什么时候闭嘴,或者按官方要求说话。在开国领袖看来,这无疑是在他的时代知识分子必守的底线。像黄万里这样不会说假话的人,连臣服都不肯,那就很危险了,岂能还想得到宽恕?

 

到过杭州的人都知道,岳王庙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还不是岳飞的神像,而是秦桧夫妇的塑像。今天,黄万里还没有到被修庙的时候,但与之配享的角色则早就准备好了,他唤作张光斗,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特别可爱的标本。

 

至少在某些方面,张光斗与黄万里相似到了极点,而这就最适于进行对照。张光斗比黄万里仅小一岁,也是江苏人士,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同样赴美学习水利工程,获哈佛硕士。回国后在政府任职,1949年后任清华教授,与黄万里共事。两人都被邀参加了三门峡工程的规划设计。但从此时起,两人的表现就截然不同,因而命运亦迥然有别。

 

张光斗的所有好运,都起自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黄河清圣人出!而独有黄万里却力主黄河不能清。

 

对张光斗的丰厚回报接踵而来,使他达到了一个中国学人能够拥有的荣耀之顶峰。1956年,开国领袖直接布置了张光斗入党。此后职务与职衔都节节攀升。他是两院院士、中科院主席团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黄河水利委员会与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

 

所有这些头衔,黄万里当然不可能沾边。他终其一生,仅有两个头衔:教授与右派!就是连一般教授能有的那些权利,也被剥夺。就在右派摘帽之后,这个中国水利工程的顶级权威,清华大学居然仍然不给他授课权,更不给招收博士生权;经他自己及学生反复抗争之后,才于1998年给了他一门研究生课程,而此时他已经87岁了!

 

两个学人的命运竟然如此悬隔,不啻天上地下!一个拥有一切,一个失去了一切,包括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一个笑到最后,一个苦到最后!

 

给张光斗的一切,是给一个有成就的学者的应有酬报吗?非也!且不论张光斗的贡献是大是小;在中国贡献突出的学者多矣,有多少得到应有表彰?整个地说,只不过是一笔ZZ投资而已,其目的就是竖立一个人人能看到的标杆:顺应权势者所得如何,而违拗权势者其结局又将如何。中国人何等聪明!岂能看不明白,知所取舍?能有人学黄万里吗?大家当然都学张光斗去了!

 

于是,黄万里从此绝迹,而何处没有张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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