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毕业，取你初夜”背后的权力差侵扰问题
写在前面
前几天看见中大法学院女孩写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杨教授骗了我的初夜，如果我不说还会有下一个》这篇文章时，我就想一定要专门用一片文章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当一个年轻的女孩，明显处于一段不对等的权力差关系之下时，她是否可以把这段关系里发生的性关系，称之为“性侵”和“骚扰”？
当一个受害人不够完美，且对加害者产生爱慕情感后，我们是否可以因为她的“动机不纯”，就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加害者的错误可以轻判？
不对等权力差关系下导致的侵扰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一
今年3月，有一个女孩找到我，她说她在社交网路上公开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对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辩手。
这个人在辩手圈非常有名，我在b站搜索关于他的名字时，随便一个打着他名字的剪辑个人cut，就有近30万的播放。
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一直是谦逊的、敏锐的，可以带着队伍走向胜利奖台的队长。
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在我朋友听见他的名字的第一瞬间张大了嘴巴对我说：“天呐…怎么会这样，他看起来那么那么好”的人，在已知的两个受害者17岁时，对她们进行了诱奸。
我问那个女孩儿，“他入狱了吗？”
她对我说：“没，好端端的”。
我问她为什么，她对我说，“因为诱奸这个事，没办法有可以定罪的证据，权势性暴力更是，就是一个不对等关系下看似合意的性行为。”
什么叫做“一个不对等关系下看似合意的性行为”呢？
在同样处境的受害人中，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他们指责受害人不够完美，认为是“臭味相投，各取所需”，甚至指责受害人的动机。
但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并非普通的恋爱关系，这是一个学生在面对她的导师，是一个尚未出校园的女孩和一个“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包括一些已婚人士”的风月老手打交道。
当我们指责受害人不够完美之时，不过是另一种重点的转移。
在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应该被反复强调的，难道不是责问加害者：作为老师、作为一个身处高地的人，为什么如此没有师德？为什么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出：
不喝酒的女学生不适合出席。
法学院的学生太自重了。
你的脸上写着两个字——‘道德’，我这个人私德比较差，我只要不违法就行了。
这样的话？
二
从这个女生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见，杨教授第一次约该女生吃饭，就对她说：“只不过我们认识的场合不对，如果我们是在饭局里认识，我今晚就带你去开房。”
在酒后，杨教授再次询问女生是否能来自己这里的时候且遭到“你不尊重我”的明确拒绝时，还说：“法学院的学生太自重。”
关于“动机”，其实女生在自述中同样坦诚过，她对杨是有爱慕心理的，而杨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甚至清楚地知道，女孩儿对他的爱慕，一定有“导师”滤镜的作用。
如女孩自己所说：“相识，始于学术崇拜”，所以杨教授会担心，会说“不过如果我们不是在学校里认识，你还不一定看得上我”。
“杨教授知道他老师的身份是有光环的，如果不是基于一种崇拜和信任，我不会轻易产生好感。”
所以，在他们相处的过程里，杨其实恰恰是一直在利用这种爱慕心理的动机，去Pua一个女生。
最开始的时候，女孩认为：“他在法学院任教这么多年，老师的人品应该是有保障的，他不敢也不至于有多坏的，就降低了自己的戒备心。”
而杨同样深谙此道，他从一开始，就会把别人分析他的文章发给女生，用于在女生心里塑造某种高大的形象。
这种高大的形象，即“年轻有为的教授”，成为了某种万金油，当他说“如果我们是在饭局里认识，我今晚就带你去开房。”而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会说：“自己是年少得志，是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所以说话比较狂傲。”
作为高校法学院的教授，却能够堂而皇之的对女学生说出“我这个人私德比较差，我只要不违法就行了”这种话，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些行为不道德，但绝不违法，所以他还是做了，且是带着高校教授的光环，有意识地在做。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不明白为何还会存在受害者有罪论的责问存在。
在杨教授的行为准则里，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带的学生是学生，不是女人，不能睡。”
可是他仍然会说：“每逢在饭局里有女人喊他杨教授，他就不禁要多喝几杯。”“那个学生很能喝酒，饭局上服务意识很强，他甚至有点恍惚间把她当作女人。”
当这种行为准则贯穿关系的始末的时候，我们能看见的，就是一个人，知道在“恋爱关系”里的性暴力不构成强奸，所以，他在关系里的不戴套，在暴力性的性行为结束后说：
“你是我睡过的第一个处女，我杨X的人生也算圆满了”。他当时抱着我说“你要记得我是你第一个男人”。
当时我发现出血太多被子都浸湿了，他说我太学生气，把大爷伺候好了这算什么，说：“把这个床单给我留着”。
这一切，都不违法。
像女孩在最后所说的：“喜欢不是错，无底线地欺骗玩弄感情才是错。”而明知不道德却仍然要以“高校教授”的名号吸引年轻女学生的爱慕再玩弄，更是大错特错。
当一个人身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时，TA会天然地惧怕那个身处权力高地的人，尤其是对于从小就被教导“尊师重道”的学生而言，老师天然地具有某种威严性存在。
如果一个老师，一个高校教授，深谙此道甚至以此作为制胜砝码大行其道，这件事又有多可怕？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懂为什么还有人要去苛责受害者的动机，这其中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提出责问——
作为一个老师，为什么能做出这种事？
错了就是错了，哪怕受害者动机有问题，也不能成为脱罪的缘由。
无论受害者是否完美，加害人的罪行，都不应该也不能以受害人的无辜与否作为判罪标准。不问责加害人而是苛责受害者这件事，最后的直指地，一定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了加害人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