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也不是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那同样是一个各种学说思想争鸣、一较高下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更深入了解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以便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以及近代中国的乡村变迁。
这不是一本很容易看进去的书，它看上去既不像文学批评，也不像阅读札记，更不像人物传记，确切地说，它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孙德鹏天马行空的联想和仿佛梦呓般的个人感悟，也很可能吓退一部分读者。一些文字会时不时跳上前，成为阻碍我们继续阅读的拦路虎，比如第三章“记忆”的开头：“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唯一的入口在梦中。确切地说，我想是破晓时分的梦。起初我梦到一片荒原，像南英格兰威塞克斯的乡间模样，多雨、泥泞，偶尔点缀些绵羊之类的软弱生灵，人烟稀少。不远处，有哈代小说中的古老街道，都是百年的宅院，除了人的离去，眼前的一切都凝结了。黄昏的景色很美，有一种粘稠感，但缺少生气。可是，只要我们在这条接到上站得足够久，就有机会与哈代先生攀谈，他会告诉我们身处某一国度但偏远地区意味着什么，或许，他还会告诉我们怎样走出荒原。”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孙德鹏/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不用再举例了。这些像意识流一样有感而发的句子，充斥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的字里行间。它们像许多漫无边际、毫无规律和方向可言的云，飘在喜欢的人那里，会成为好看的风景；而在不喜欢的人那里，则会成为痛苦的源泉，以及笼罩整个阅读过程的阴云。读者在书页间跋涉得那么辛苦，难道是要作者来聊自己的梦吗？而这一切和沈从文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者的某些叙述，有些个人化了。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有可称道之处。哪怕即使是它的弱点和不足，也在告诉我们：沈从文的传记可以有另外的写法，不一定都必须如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或者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那个样子。他专列一章，花大量的笔墨分析沈从文和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中的乡下人形象，试图讲述“乡下人”代表更普遍的人性，但如果拿掉该章，对全书也没有影响。或者，如果换一个角度，比较沈从文和其他民国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在乡下人思想和创作上的异同，或许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有更多帮助。书中一再强调沈从文“乡下人的情结”，这不是作者孙德鹏的发明，已是很多沈从文的研究者的共识。但孙德鹏希望借助“乡下人”这个意象，来讲述近代中国的诸多问题。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很多新的思想观念进入中国之后，沈从文正是以此来认识他的湘西，他所身处的世界。“在进化主义的语意场中，似乎没有乡下人的位置，他们被遗忘了。在都市知识人眼中，他们不足以成为改变国家的力量，也不足以成为善恶的主体。与国体问题、政体问题的重要性相比，他们还来不及去思考乡下人的处境。避开时髦理论，真正把乡下人的生活植入历史记忆的，是一位自称乡下人的作家。” 孙德鹏在书中如此写道。和一般研究者不同的是，孙德鹏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沈从文的文本世界里徜徉。他坚信，沈从文走了不同的路，“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文本中，隐藏在那些有温度、有质感的故事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里看到沈从文作品的大段摘录和赏析，因为这是作者孙德鹏看重的。在这本书的所有章节里，最难忘的是第三章：“记忆”。孙德鹏敏感地抓住了沈从文和他所处时代任何其他人的不同，就是他带着独特的记忆走上了文坛。作为来自湘西的“乡下人”，无论何时何地，沈从文都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他的笔也始终和乡下人站在一起。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孙德鹏说：“从保存人类记忆的角度来看，沈从文与奥德赛拥有一样的孤独旅程，面对相似的身份危机。他们共同的旧方式是借助旅程，通过让他人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来重拾记忆。”孙德鹏也看到水对于沈从文写作和经历的深刻影响。在第三章“记忆”里，有一个部分“拜水”，是集中讲述这个问题的。湘西多水，多对水的崇拜。而水，也是沈从文灵感、经验和智慧的源泉。他所写的故事，也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他文字中的气氛，是水带给他的。孙德鹏用了一个词，比喻沈从文文体的特点，叫“液体性”。孙德鹏写道：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整个世界仿佛是被浸润在水中的样子，如此才值得人们记忆，如他所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某种程度，沈从文用他的笔保存了近代湘西的记忆。打开沈从文的书，仿佛能看到湘西从沈从文所有书页中走出来，“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他不停地超河流走去，乘坐的桃源划子也旧了，有两千年那么旧，像一张被江风，被岁月摧残的脸。”在近代中国，不仅沈从文，许多人也都深受乡村影响。他们有的以启蒙者自居，乡村时常是他们居高临下俯视的对象。也有人则认为，乡村是封闭，保守，蒙昧的象征。但所有的观念，都和沈从文心目中的乡村并不一致。在《乡下人》这本书里，孙德鹏通过对沈从文众多作品的梳理，提炼出许多个关键词，各列一章来阐述沈从文“乡下人的特征”：小兵、统领官、初出茅庐、都市、落伍、村姑、山路、诡道、新与旧、乡评、食色……。有些关键词很好，展开的内容也好。但有些关键词，如果换一换，也许更好。比如“村姑”这一章，换成“爱情”，也许主题会更集中，也更能提炼出沈从文湘西世界最核心的精神气质。就像《边城》里，翠翠与傩送一生都没有向彼此表明心意，那是沉默的爱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还有《夫妇》里的爱情，一对年轻乡下人是一对夫妇。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气太好，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情，而这在外人的眼里却被看成伤风败俗，他们被人捉了奸，直到最后被释放。还有《从文自传》里写到的，沈从文见证了一个卖豆腐乡下男子的爱情。他和一个女子的尸体在一起睡了三天，最后被发现，要被处死了。临刑前，年轻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作这件事？”他笑了笑，当沈从文是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又自言自语轻轻说：“美得很，美得很。”沈从文永远记得这个微笑；而沈从文自己，也是乡下人追求到爱情、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写给张兆和的情书，连同那句著名的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流传到今天……还有妓女的爱情。这一点，作者孙德鹏也提到了，只是他把它放在“食色”一章里。孙德鹏以沈从文《小砦》中的妓女桂枝为例，写道：“历史上不乏红颜祸水的歧视，人们斥责女性的堕落，让她们为国族的衰败担责。妓女自然被塑造成母性形象的对立面，指向疾病与死亡，而不是生育、抚养、仁慈等柔美气质。她们没有任何清白的征兆……沈从文的‘桂枝’自然不是什么文明的裹尸布，她和沈从文小说中的众多女性一样，都是隐匿的受害者。”沈从文见过无数“桂枝”这样的年轻女子，他带着悲悯的心情写下：“好几次在渡船上见到这种女子，默默地站在船中，不知想些什么，生活是不是在行为意外还有感想，有梦想。谁待得她最好？谁负了心？谁欺骗过她？过去是什么？未来是什么？唉，人生。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广宽泛，无边无岸。”岂止是妓女，岂止是女子，整个湘西，在沈从文的眼里，人本来都是大海，宽广深厚，无边无际。《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对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研究，还可以再深入。近代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其实更复杂，而沈从文也不是唯一被边缘化的人（不管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关于近代中国，也不是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那同样是一个各种学说思想争鸣、一较高下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更深入了解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以便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以及近代中国的乡村变迁。但同样也想谢谢孙德鹏，不管是对于这本书的不满，还是对于这本书的意犹未尽，是他让更多人想继续行走，继续在沈从文和近代中国的路上探访下去。那么，在出发之前，让我们再重温一遍沈从文说过的话：“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