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
科学最初只是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方式，但随着宗教的衰落和实证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力量已经扩展到整个存在，外部现实是唯一的现实，客观的科学知识成了唯一的知识。
十一期间，读了《人类仰望星空时》，一本相见恨晚的好书。很少有书能让我做笔记一页做不下，故给了8.5的评分。这可不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虽然在我看来同样是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
作者乔·马钱特知识领域广博，从仰望星空这一人类的原始本能出发，从宗教、历史、科技等多个角度，深刻的论证了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
2022年7月
人类和宇宙彼此造就
这是一本科技与哲学的思辨作品，它在开篇提出，如果想了解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从何而来，找到人类原初信仰和身份的源头，就必须将旋转的夜空纳入我们的思考。
夜复一夜，季节更迭，天空周期循环往复，这些必定激发了古人类对“我们是谁”和现实本质的最初思考。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人类宇宙，它既是对天空景象的再现，也是人脑另类意识状态的产物。当意识状态转换时，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自然、地球与群星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人类和宇宙彼此造就，内心体验和外部现实纠缠不清，难以分割。
但从此以后，人类开始图谋与宇宙一刀两断。
距今12000左右的哥贝克力石阵遗址是世界上最早的石阵，它证明这里曾经有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哥贝克力石阵所在的位置恰恰是农业的发源地。生物学家已经确定，这块区域，是唯一新石器时代所有七种基础农作物（鹰嘴豆、一粒小麦、二粒小麦、大麦、扁豆、豌豆和苦豌豆）共同生长的地方。这很可能是因为几百人聚集在这里修建哥贝克力石阵，为了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使他们从狩猎采集转向了农业的尝试。
原始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巨大的石阵呢？科学家认为，建造者用石头将他们所理解的地球和天空的变化规律，转化为感官能够知觉的戏剧性时刻。
人们通常认为石阵和农耕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创新，但其实，这两样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转变——人类在精神上与自然界分离，并且具备操控和支配自然界的能力。人类不是简单地适应环境，而是主动控制，他们不仅建起一座座石阵，而且塑造了整个景观，给信仰和欲望赋予物理形态。
这场革命发端于哥贝克力石阵，6000年后，巨石阵的建造者为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动物神灵消失了，人类的祖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天文学诞生，占星术衰落
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是方位天文学的创始人。他似乎单枪匹马领导了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把希腊天文学从一种哲学艺术转化为一门实用科学。但是20世纪在巴比伦泥板上的考古发现颠覆了史学家原有的认知，证明了喜帕恰斯理论的基础来自巴比伦。古希腊和古巴比伦两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观在喜帕恰斯这里碰撞出火花。巴比伦人算术能力精湛，可以准确预测天体运动，却无法描述宇宙的三维结构；希腊人创建了宇宙的几何模型，但缺乏准确的数字支撑。可见，两种方法自身都无法对天空做出完备的描述，而当两者融合起来的时候，天文学就诞生了。
托勒密在喜帕恰斯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复杂但精确的天体模型，西欧学者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才取代了托勒密体系，建立起现代的日心天空观。
1543年，哥白尼提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不是地球。后来，伽利略将望远镜转向天空，发现金星跟月球一样也有相位，这是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1609年，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意识到天体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对这几位天文学奠基人来说，他们的动机和理论依然离不开群星影响命运的思想。伽利略定期给富人占星，给自己的几个私生女画星盘。开普勒希望加强和改革占星术这门“学科”，自称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直到1641年，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将精神与肉体、意识与物质分离，这是当时西方世界巨变的一部分，物理因果律逐渐成为唯一可接受的解释。从此，天文学和占星术分道扬镳，占星术的学术地位逐渐衰落。
在天文学史上，埃及人常常是靠边站的角色，因为就科学而言，他们远不及他们的美索不达米亚邻居那么先进。尽管如此，埃及人是西方宇宙学思想的根源所在。巴比伦人贡献了数学，埃及人的贡献则是形而上的“灵魂融入”。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最早提出灵魂不朽思想并对柏拉图影响至深的人，他曾在埃及的神庙学习过。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传播之下，人类灵魂归于群星的想法风靡整个希腊-罗马世界，人们因此抱有这样一种信念：思考宇宙能让我们更接近上帝。这种信仰后来随着宗教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
用物理重塑宇宙
1656年，荷兰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与钟表制造商所罗门·科斯特合造了第一个摆钟。过去，钟表需要经常校准，参照物是太阳。许多早期手表上的微型日晷便是用来与太阳校准的，而太阳在天空中微小的速度变化对校准影响不大。但现在，时钟比太阳更精确，换句话说，最初用来模拟宇宙的装置已经超越了宇宙本身，这给人类的思想带来了深远影响。
17世纪，笛卡尔阐述了如何在地图中使用数字坐标（现称“笛卡尔坐标系”）描述位置信息以及各种几何形状和线条，由此托勒密地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笛卡尔从根本上抛弃了物质宇宙，创造了纯粹的数学空间。空间不再由填充于其中的物理地点和事件来定义，而是沿着一个均匀的数学网格延伸开来。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将时间和上帝抽象化，我们也将地点抽象化。我们在客观的固定点之间移动，这种笛卡尔式观点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最终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技术进步。
牛顿结合观察与推理，证明了人类可以用同一套数学公式预测宇宙万物的运动。牛顿不仅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看法，也颠覆了人类的自我认知。17世纪早期，伽利略透过望远镜观测天空，观测结果打破了腐朽地球与神圣、完美天空之间的界线。伽利略通过研究物体运动得出一个基本观点：宇宙是一个机械系统，受物理定律支配，不为上帝意志所左右。
这些关于宇宙的思考，深深影响了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政治思想家。
在1651 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将物理定律应用于政治和社会，拒绝承认国王的神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
1688年光荣革命时，洛克参与起草了旨在限制君权的《权利法案》。跟霍布斯一样，洛克也主张舍弃一部分个人的自然权利，去换取统治者的庇护，但不同的是，在洛克的理论框架中，统治者没有绝对权力，侵犯人民权利的暴君理应被推翻。
启蒙运动之后，统治者的权力不是源于神的意志，而是由民意与理性决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这一过程为“祛魅”，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将其描述为上帝已死。
当然，上帝还没有死，但宇宙的权柄已交由他者。物理学成为新的最高统治者，天地万物，皆受其治。
对星空闭上双眼
伽利略将望远镜对准星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难以想象的多彩宇宙带进了人类的视野，世人奉他为科学英雄。从夫琅和费到哈金斯的光谱学发展历程同样具有革命性，因为光谱学让天文学家不再仅仅记录天体的外观和运动，而是走得更深、更远。光谱学把整个宇宙带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读懂隐藏在星光中的秘密。
正如夫琅和费的墓志铭所言，光谱学先驱们拉近了群星，但讽刺的是，他们的工作也令人类体验和了解星空的方式出现了一道深刻的裂痕。如今的天文学家靠仪器和数据观测星空，却不再“看到”星空。
科学最初只是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方式，但随着宗教的衰落和实证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力量已经扩展到整个存在，外部现实是唯一的现实，客观的科学知识成了唯一的知识。
探索物质本质的科学家开始怀疑：宇宙真的像人类自文艺复兴以降所构建的那样坚实、可预测吗？与此同时，画家和诗人也举起反叛的大旗，反对可见表象的幻觉，挑战逻辑和理性的主导地位。他们先是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艺术惯例，并且最终试图再造宇宙。俄国先锋艺术标志性人物马列维奇在1920年预言了一种未来，在那里，至上主义机器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来回穿梭。他用一个俄语词称呼这些机器——“sputnik”，意为“旅伴”。马列维奇激发的想象最终使他的祖国在太空竞赛中击败了美国。1957年10月，世界首颗人造卫星“伴侣1号”（Sputnik 1）发射升空。
1954年2月，美国生物学家弗兰克·布朗发现，牡蛎会根据月球的引力状况改变摄食时间。这项发现是如此惊世骇俗、神秘莫测，以至于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当时，科学家刚刚意识到，生命过程会随着环境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领域，其他重要人物都确信，生物的活动周期归根结底是由生物体内的生物钟调控的，只有布朗坚持认为，生物与神秘的宇宙信号有联系，这令他备受鄙视。布朗不仅是在挑战生物计时的本质，他的观点还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哲学分歧，即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地球以及广袤的宇宙之间究竟有着何样的关系——我们是自主且自动的机器吗？还是说，生命与地球、太阳、月球乃至恒星始终保持着恒定而又不易察觉的交流？
论战中布朗最终一败涂地，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被认定是有缺陷的，根本不值一提。时间生物学从此大放异彩。人们发现，生物体内有一个复杂的分子齿轮网络，它可以在细胞层面计时，赋予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预测太阳周日运动和季节运动的能力，生物学家将它命名为“昼夜节律”。
1993年，研究果蝇的生物学家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取名隐花色素，它会在蓝光的照射下形成自由基对。隐花色素普遍存在于生物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于一些物种，隐花色素的确参与了磁感应和导航。
人类也有隐花色素。这个发现说明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地球磁场的存在，我们的身体仍然能够感知它。其实，隐花色素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它是磁传感器，而是因为它是生物钟的重要部件。
1983年，布朗辞世。在他的对手靠生物钟研究改变生物学面貌的时候，历史却将他记载为时间生物学界的一个蠢老头。然而，在他离世之后，他的许多发现从笑柄变成了科学。
早在20世纪初，量子物理学家就意识到我们无法跟宇宙割裂；现在，生物学家也被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细菌和幼苗到海龟和人类，太阳、月球甚至群星的运动不仅是我们观察到的遥远事件，它们的运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周遭环境以及我们自身。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正常工作，我们需要感知光、温度和磁场的变化规律。
天文学家估计，仅银河系就可能有大约88亿颗地球大小、潜在宜居的系外行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样性超乎想象的行星世界，一个行星数量多于恒星的宇宙。不管在系外行星上找到生命的希望多么渺茫，我们知道，仅在银河系中，生命出现的机会就有几十亿次。
与此同时，生物学家意识到，生命本身比我们想象中要灵活、坚韧许多，不管是在极热还是极寒的地方，都有生物的痕迹。至少在地球上，哪怕只有一滴液态水，就有生命存在。“我们过去认为生命不可逾越的物理和化学障碍，”生物学家于2001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说，“如今看来，是又一个容纳嗜极生物的生态位。”
无论我们看向何方，所见的证据似乎都支持一种观点，即生命在宇宙中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研究纯粹的物质现实，这是科学的基础。通过将主观经验剥离出去，我们可以探索真实的存在而非头脑中的想象物，这无情地导致了“万事万物皆为物质宇宙”的世界观。然而，科学发现却将我们悄悄引向另一种可能，即宇宙中不仅存在其他生命，还存在其他意识。科学家开始思考一个观点：意识或者说经验不是化学进化的一次性副产品，而是宇宙的基本特征。我们正在拨开云雾窥见一个生机勃勃、日益觉醒的宇宙。
读罢此书，会让读者了解人类是怎样对星空闭上了双眼。现在，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再次睁开双眼。我对这本书心有戚戚焉，作者劝诫当下的人类莫要忘记人类的灵性部分，正如我一直所言：简单地相信当下的科学，就是无神论造神。
（作者为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