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网）
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在大约2500年前就理解了后真相状况。而他在现代社会中最勤奋的学生就是李普曼。
如果把李普曼不仅当做记者，而是认定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家，我们更需要了解李普曼的思想脉络。围绕权力政治，人们一直进行着广泛的尝试来理解国家的兴衰。在世界大战的推动下，政治学家和战略家在1930年代发展了一种理论，并在1940年代流行起来，相信它是观察世界的唯一现实方法。也因此，这个理论流派的通称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直接追求是国家利益：一个放弃自我保护作为政策主要动机的国家，会冒着生存的风险。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建立对国际事务的现实主义解释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1948年，他发表了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认为争取权力的斗争是国际事务的本质。摩根索从旧世界带来对人的天性和世界状况的悲观情绪，而他的学术研究使他相信关于政治的客观真理可以通过人为的理性发现。他提出追求权力是国家行为的根源。无论国家的最终目标是自由、安全还是繁荣，其近期目标都是权力。权力是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而政治权力意味着“人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权力也是“行使权力的人与被行使权力的人之间的心理关系”，这种关系使某些人可以通过命令、威胁、说服或这些方式的组合来控制他人的行为。摩根索对道德情感或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没有丝毫耐心，认为追求权力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他在1946年的《科学人与权力政治》（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中写道：“成功地采取行动是政治智慧。绝望地知道政治行为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但却仍然采取行动，是道义上的勇气。在几种权宜之计当中选择最不邪恶的一种是道德判断。通过政治智慧、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的结合，人将其政治本性与道德命运融为一体。”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反对者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从不同的伦理视角看待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悠久传统中，包括许多哲学家和作家将美国日益崛起的世界影响力不是归因于外部力量，而是归因于社会的内部示范。他们反对欧洲的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道德主义者意识到过去的世界大国都是帝国和君主专制，因此认为美国不应模仿它们采取不道德的举动，而是要通过展示自身民主社会的成功来指出一条改革之路。在持道德观点的所有发言人中，伍德罗·威尔逊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思想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他的信念深深扎根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督教和加尔文主义神学的道德标准。他的信念是民主和宪政政府将缓和大国的操纵行为。现实主义者反驳说，威尔逊设想“为民主创造安全的世界”，但他却不得不依靠美国军队实现自己的目标。威尔逊当然充分认识到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意义，但是他想根据民主的道德原则帮助塑造凡尔赛的和平。他于1919年返回美国后，在洛杉矶宣布：“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是势力均衡的时代被甩在身后的一天。”然而美国国会却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国联除了其成员国资格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既无法阻止日本在中国扩张，也无力干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希特勒对凡尔赛和约的公然蔑视。这些危机使美国对世界的思考陷入动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推动了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传统。战争结束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可能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无数人遵循了他为世界事务提供的框架。现实主义进入了政府和外交领域。将理论应用于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是历史学家、外交官、政策分析师和苏联事务专家。凯南认为，美国政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所谓的“对国际问题的法治-道德路径”。他将这种取向称为“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将美国法律和政治的共识概念投射到了国际关系中。凯南在从莫斯科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强烈敦促（与他后来的著作，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一样）将与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置于“现实和事实的基础上”，“不是以道德或利他主义为指导，而是以国家的优势和劣势为指导”。此后的美国总统一直沿着一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连续体行事。不过，在外交政策上，李普曼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导致他有些时候支持某位总统，另一些时候反对另一位总统。他很少对其他国家的内部镇压表现出愤怒，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国家间实现势力均衡以维护国际和平。到1965年，李普曼75岁，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伟大的努力。斯蒂尔写道：“他没有介入美国干涉越南的道德争论，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从不将外交政策视为道德问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和对国家利益的冷漠计算。”出于同样的考虑，李普曼支持那一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领，不是因为需要“到处制止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就在美国的后院，而越南显然不是。随着美国人的参与加深，李普曼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错误。他认为对北方的轰炸行动是徒劳的。因为越南人“不珍惜他们的财产（本来就很少），甚至不珍惜他们短暂而不幸的生活”。他对整个反越战运动的情绪很少共鸣，那种情绪认为，对美国而言，轰炸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最终，他和反战人士的结论是相似的。斯蒂尔总结道：“以势力均衡的名义进行干预是合理且必要的；为了支持遥远的且不稳定的附庸政权而进行不加选择的干预，既是一种浪费，又会带来危险。”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深层回声，也就是当他谈到那块遥远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相同的现实主义使李普曼在1938年就认为张伯伦是明智的，因为面对更强大的力量，他行使了“权宜之计”：“与这些以战士面貌出现的政治家打交道，民主国家在掂量自己是否要进入战争时，决不能以存在任何不流血的廉价的替代物的想法来欺骗自己。集体安全、经济制裁、道德压力，只在那些愿意在必要时开战的国家那里才有效力。如果不存在战斗的意愿，那么张伯伦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他必须设法与独裁者达成可以容忍的条件，而这样做是对的。”这堪称最纯粹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它提供了李普曼著名的教义，即可行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国家承诺和国家力量之间取得平衡，最后保证适度的力量储存”。在力量（包括国家意志）受到限制的地方，承诺也应做相应的限制。今天，如果我们说，英国、法国和美国最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决心，即在1930年代中期坚决抵抗德国的侵略，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民不愿冒重新爆发战争的危险，这显然是一种后见之明。与李普曼的严酷现实主义相比，没有人知道，当时如果采取了这样的联盟政策，在每个国家引发的政治风暴会把世界带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慕尼黑最后导向了哪里。当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时，李普曼写道：“在日本宣称拥有优势的整个区域，我们没有自己的特别政治利益需要保护。如果要采取某些一致行动，那么就让政策出自在该地区具有绝对利益的各国政府——俄罗斯、中国、欧洲列强。这是‘现实主义政策’ 。”与东方相比，欧洲却完全不同。李普曼很早就为“马歇尔计划”背书，的确，斯蒂尔的叙述表明，欧洲的复苏计划最好称为“李普曼计划”。至少，他的专栏帮助赢得了足够的公众支持，使该计划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如果欧洲变得强大起来，这种实力再加上对俄罗斯保护自己与附庸国边界的合法关注的认可，会导致该地区真正的势力均衡，并且，如果西方避免过分致力于维持其他地方的不稳定政权，那么和平是可能的。他写信给朋友：“我坚信战争或和平问题取决于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而不是取决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地方性防御力量。因此，我从来不相信国务院所倡导的遏制政策。”如此想法促使李普曼提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西方承认并尊重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影响力，该地区被认为对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他认为，苏联的主张不算破格，毕竟，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也拥有“特权区”。大国需要友好的缓冲区。他纯粹从领土利益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相互承认将确保和平。如果俄国人让人感到困难，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对他们发起了敌对行动，决心否决历史表明为他们所需的霸权缓冲地带。李普曼认为，给予苏联势力范围将减轻他们的焦虑，并使和平成为可能。问题不是出在苏联固有的冒险精神上，而是出在苏联的恐惧上。所以，杜鲁门演说和艾奇逊政策中出现的“全球主义”令他格外生气。斯蒂尔的传记对李普曼在这方面的看法是矛盾的。他钦佩李普曼对现实政治的坚持，即李普曼总是使用“军事力量、势力范围和大西洋同盟”一类的语言，而不是去寻找一种难以捉摸的“安全感”；然而，他同时指出，这种取向自有其局限性。斯蒂尔写道：“他批评某些美国政策……之时尽管很有穿透力，却始终局限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自我强加的限制内……除了实用主义之外，他没有坚定的指导方针，缺乏哲学方法或意识形态承诺，不愿接受经济需求或帝国野心可能在解释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正因如此，李普曼无法对他所谈论的话题采取首尾一致的态度。”比如，他“在似乎涉及势力均衡的情况下，也会以接受遏制的逻辑而告终”。李普曼从1930年代开始发表的评论一直在呼吁人们承认限度：承认自己的力量和根本利益的局限性。承认同等强大的势力也有根本利益，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维护其利益，以保持安宁。这不是绥靖的建议，在李普曼看来，它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一直支持殖民主义，并一再谴责民族自决的思想。他的外交政策通常围绕着如何最大程度地削弱苏联和实现美帝国主义霸权的主题。正是基于此，李普曼率先提出“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这是冷战的基本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就如此主张。与此相对应的是，李普曼坚持移民中的种族配额原则，认为加勒比海的居民是“劣等种族”，对第三世界感到无聊和不自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李普曼有一针见血的批评：在李普曼那里，“平衡和超然无私不是产生于公平和对人的关切，而是源于一个阶级的视角，它从大西洋西部张望世界，依靠毫无疑问的特权与财富力量为自己提供视野的焦点，其他人都在它居高临下的俯视之下。”萨义德很严厉地指责说：“考虑一下，一个人从事政治和新闻事业，但却从未被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弄脏，其含义是什么。再考虑一下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他为大众写作，但他对大众的看法往好了说也是傲慢的，往坏了说是充满鄙夷的。或者，此人几乎被每个人都视为一位伟岸的知识分子，但除了反对越战之外，他无法以良心为由维持一个他认为是对的立场。”萨义德最后这段批评把我们带到讨论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的第三点原因上。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李普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说新闻是匆忙的历史，那么李普曼的新闻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大西洋月刊》打了一个比方：“他游历在拥有财富和影响力的群岛上，与居住在这些岛上的统治阶级成员共进晚餐，但并不关心群岛间的海域中的人的生生死死。”他对大萧条时期普通美国人的苦难的评论是无情的。他说，人们应该节俭，控制自己的食欲。他反对最低工资法，并谴责1935年的《全国劳资关系法》，而后者所确立的劳资集体谈判对整个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与推动作用。很多记者和编辑心中有个信条，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李普曼从来不这么想，以至于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辛辣地讽刺说：“我记得李普曼想要的唯一报道形式是偶尔去对国家元首举行红地毯访问，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坐在用高级护墙板装饰的办公室的编织椅子上，亲口吞下高贵的官员的官方谎言。”然而，公平地说，李普曼从未将自己视为记者，而是评论员或政治哲学家。他以自己的写作参与并尝试影响公共事务。他一生中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过是在政治系统中那一个个非常精巧的小角落里。然而，如此行事符合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中他写道：“必须把公众放在其位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每个人都免于迷惑的羊群的践踏和嘶吼。”
在李普曼的眼里，“迷惑的羊群”是民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李普曼的书强烈批评了民主理论中有关“公众”概念的误解，例如相信它由拥有主权的和全知全能的公民组成；“人民”是一种具有意志和思想的超人，或者是“具有统一性的有机体，其中个人是细胞”；公众指导事件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具有固定成员资格的可确认的机构；它体现了世界性的、普遍的、无私的直觉；它是法律或道德的散发者。李普曼反驳说，公众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而仅仅是“幻像”，即嵌入“虚假哲学”中的一个抽象物，而虚假哲学则依赖于有关“社会的神秘概念”。他辩驳说，民主理论模糊地认为，公众可以胜任对公共事务的指挥，而政府的职能代表着人民的意愿，然而这种公众能力不过是虚构。李普曼认为社会是由两种人组成的：行动者和旁观者（也称为局内人和局外人）。行动者是可以“执行”自己的意见以解决问题实质的人，而旁观者是公众，只能旁观行动。只有足够熟悉问题实质的人才能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采取“执行措施”。没有人时刻都具有执行能力，这是无所不能的主权公民的神话。现实是，个人随时在这些能力中移进和移出：“一件事情中的行动者是另一件事情的旁观者，而人们则在他们作为执行者的领域与作为公众成员的领域之间不断地来回移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区别。”但是，公众只是“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私人事务和个人关系的兴趣要大于对社会事务的兴趣。但是，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公众在社会动荡或“失调危机”期间可以进行干预，此时，公众具有一种特定的作用和一种特殊的能力。舆论由此登场，其职能是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武力的使用。舆论通过投票决定是让一个政党还是另一个政党来回应政府管理的失败。然而，公众采取这种行动不是凭自己的意愿，而是由局内人领导，他们可以识别并评估其处境。公众无法理性地决定是否存在危机：“舆论不是理性力量……它并不推理，调查，发明，说服，讨价还价或解决。”它只能通过判断哪个团体更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对那些可以采取直接行动的人施加力量：“当人们就他人的目的而采取立场时，他们就是公众。”对专断性武力的制止是公众最大的期望。这是舆论的高度受限的“特殊目的”。李普曼可以说是一位公开的精英主义者。尽管他写了数本以公众为主题的著名著作，他的社会理论却是“把信任安置在直接相关的个体”（也即内部人而不是“公众”）身上的理论。他们是发起者、管理者和问题解决者，应该尽可能使他们免受来自无知的和爱管闲事的的局外人也即公众的干扰。这种社会安排“使人作为公众的注意力得到了节约，并要求他们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上尽量少加掺乎”。由于它“限制了人们作为公众的努力……这样的干预措施，可以帮助减轻（社会）骚动，从而使人们回到自己的事务中，由于那是对特殊事务的追求，因而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正如斯蒂尔所解释的那样，李普曼的这些想法象征着他坚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对的：大众，远非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设想的，构成了共和国的良性骨干，实际上，他们是无知的暴民，必须保护共和国免受其侵害。李普曼在他的前几本书中都发展了这个主题，为这位年轻作家赢得了极大赞誉。他问道，一国的命运赖以安放其上的广大人民，如何拥有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和世界中作出清醒而明智的政治判断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最著名的是他的核心论点（尽管后来他予以否认），即只有一个知识渊博且训练有素的精英阶层才能抵御大众的善变热情，并最终可加以信任来引导国家事务。再向上追溯的话，李普曼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相信真理，但不相信民主。李普曼于1922年发表《舆论》（Public Opinion），一开始就引用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结尾处完全放弃了新闻界或公众可以辨别然后重视真相的想法。相反，他想建立“政治观测站”（我们现在称之为智库），将专家的建议提供给饱受感激、不知所措的政治家，使新闻界和公众都在政府决策中扮演次要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在大约2500年前就理解了后真相状况。而他在现代社会中最勤奋的学生就是李普曼。《舆论》乃是始于柏拉图的洞穴。阴影似乎是真实的，对于那些留在山洞中的人来说，知识是不可能的；而那些逃出来看到真实东西的解放者所展现的图景，对于许多人来说要么可笑、要么令人恐惧。李普曼否决了公众可以被启蒙的民主教诲，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行民主制度，可以教育公民成为政策或治理的理性参与者。对于公民组成社区而致力于某些更高公共利益的想法，他实施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之一。（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未完待续）